一、博兴县旧志序
明万历博兴县志序
博兴故无志。而未始不有志。载于《诗》、《书》、《春秋》、《国策》、《史记》及管晏诸书，可考镜焉。爽鸠伯陵邈无论矣，至殷为蒲姑氏国，周成王灭之，以益封师尚父，遂为全齐。五传而胡公徙都其地，献公迁临淄。又数传而桓公，用管鲍诸臣，修尚父之烈，为五霸称首。田齐虽篡立，若遵兆祥而有之，所由来渐矣。迨秦以后郡县变置不常，博昌之名始于汉，后唐以庙讳改今名。当是时或隶千乘、乐安，或隶北海。隶千乘、乐安者，博昌、利、安平；隶北海者，并入博昌。总之所言千乘、博昌之间者，近是。始未尝不表见，见后稍湮微也，岂非载籍轶而故实亡耶。夫肩摩毂击之俗，非遥也；冠带衣履天下，非偏壤也。窃怪夫谋节概经术之士，于博不少概见焉。何哉？博兴地势平衍，疆域易于混淆，独临淄绳、般、济之所经流，又数迁徙，今按籍求之，实古青州地，又为乐安故趾。然则《汉书》所称千乘，《齐乘》所称齐人者，焉知非博产乎？而世远人亡，物随时变，又奚怪乎？千载而下，疆域寥寥也。嗟夫，国无贤豪国之耻也；纪载而使名湮没无闻，有司者之责也。余不敏，承乏兹士，入俗问政，欲一观诸要，难，乃询学博缙绅士，而得其遗稿若干编，遂忘其固陋，谬加诠次，以备遗亡云尔。若所谓绍明世，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小子何敢望焉。
明万历知县陆南至撰。
清康熙十三年博兴县志序
康熙十三年，岁在癸丑，我国家混一区宇，普天頫伏三十年矣。钦惟皇上已告成功于祖庙。凡隶职方奏风俗之书，贡王会之图，乃所司要务也。云于是岁季春之季，奉命来官，即承檄修志，猗与休哉！欣逢盛典敢不殚心以襄厥职。但任未浃旬，曷能周知，脱有遗失，贻讥非细。寅集邑之缙绅 士，迨及黎献耆硕，再四询咨，广为采搜。凡疆域形势，寸壤尺地，皆属朝廷之版籍；而财赋输将一铢半缗，尽为百姓之脂膏。利有当兴，害有当除，务详务悉。著于今，将期垂于后。善则当彰，不善则瘅，风厥往所以励厥来。其撰著也，以实不以文；其纪载也，以真不以赝。可图者图，可志者志，为条为约各有定式，或去或取通无成心。书成剞厥以献，聊仿附庸述职之遗义，以示无敢旷鳏之夙心云尔。如谓以一人之识，浃旬之吏，遂足尽百里，内数千年之故实，及数千年来亿万人之履历，挂漏必多，云实惴惴而惧，延望博物君子将伯之助矣。
康熙十三年知县万云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序
博，岩邑也，厥田下下，厥赋中下错，为济清所由入海故道，洼下沮洳，河伯肆虐无常，故民多失业而鲜盖藏。齐俗雅号富庶，此其贫寡者与。又兵燹后，官舍劫灰，学宫鞠为茂草，城陴痹圮恶陋，荒郊茅苇，泽无陂，川无梁，而文献又勿论已。余于丙申承乏兹邑。其时值夏秋霪潦，河水浸灌，茫茫百里，不见禾黍，捐瘠号呼，至无虚日。余请蠲请振，百计谋所以噢咻之者，几于束手无策。幸上宪咨询民瘼，加意拯?。而又洞见河道利害原由，为之捐金疏濬。两年以来河患既除，乃得泰然耕凿。而民气以之稍复。余因补罅苴漏，草创衙署，整理宫墙，增葺城堞，一切桥梁道路悉为捐俸修除。方在绸缪阴雨，拮据未遑之秋，又奚暇从容考订，留意编摩，为润色太平之事哉？顾念守此土治此民于方舆，则有刍牧捍卫之职；于建置，则有修废举坠之职；于赋役，则有稽核均平之职；于典礼，则有修明嫠定之职；于官师、人物、艺文，则有表彰、扬扢以为风励之职。至河渠一役，固各宪之丕绩攸昭，即余亦尝竭蹶从事，其所关系非第吾一博之生命而已。倘竟荒于载笔，一概付之逝波，后起无徵，良可叹悼。一旦輶轩下指采风而问俗焉，守土之官，惟以不知敬谢，夫宁不羞啬夫之口，而汗绛侯之衣乎？按博旧志，一修于胜朝万历癸已，再修于国朝康熙壬子，顾修之昔者，虽不与宣鼓秦碑同焉，磨灭亦复如《汲壕》、《穆传》，残蠹不全。修之今者，又以奉檄通行取辨，俄顷，草露布于马上，赋滕王于席前，大体略具，而挂漏实多。况三十年为一世，今一世又过其半，其间沧桑变更，人事代谢，少者老而老者稀，失今不考，倘日复一日，天宝之宫人尽去，宣和之遗献无存，纵世不乏有心君子，又安能从声销响寂之后，作乌有先生之言与，亡是公之传也耶？元伟念此心焉，惧之，是用谋之，荐绅士夫与二三耆旧，远稽往谍，博采方言，原本旧志，而补亡订误，属稿之后，质之吾友王君石庵，复为删繁秩乱，别类分门而各弁以叙言，以付剞劂。虽不若名都大邑，有山川之壮丽，物产之宏多，人物之奇伟与。夫功名事业，翰墨文章之彪炳日月，命阅者目炫耳荧，骇其俶傥瑰玮；而街谈巷议，布帛菽粟，语详而事核，亦足为弹丸传信之书。自兹以往，君子参伍以通其变，小人法守以修其业。因俗以行政，省方以立教，不出寸牍，而周知百里之故，用存杞宋之一线焉。此则，余成志之初心也，倘以为纂言排事，饰美誇新，谓是余之汲汲于名也者，则余心不滋惧乎哉？
康熙五十八年知县事安成李元伟撰。
清道光重修博兴县志序
昔朱子知南康军，未至，而徵郡志于有司，岂曰文献宜亟哉？盖民生之利害，人材之盛衰，吏治之得失，皆可于是观焉。为政者所以考往古，而籍以谨当时，告将来也。自有明以来，尊朱子之教，故万历中勅天下郡县，皆为志，僻壤小邑，无不具焉。我朝康熙十三年诏复修之。此陆君南至、万君云两志之所由作也。迄康熙五十九年粤东李君元伟继为之，体例不尽法乎古。陆万旧志遂不可复见，然时事亦颇赖以传。斯民利害与在官得失，可略究焉。姑举其大端言之。邑固齐泽国也，利害莫重于河渠。明县丞郑君安国教民穿小清河为沟漏以灌田莳稻者，至今赖之。庙祀郑君于无穷也。李君元伟濬支脉沟，当时称之。至今民以为害，何者？郑君相地宜以制法，不拂乎水性；李君所濬，南不因小清，北不由城阴故道，初无岁修之需，而思学禹。厮二渠载行高地，故渐淤不可久。夫郑君固以兴民利，李君亦岂欲以厉吾民哉？乃彼声施到今，而此以贻讥后来者。稽古多疏，无以协地势之宜，至为鲰生所訾，病有刘魁之议（见河渠志序），不亦重可痛乎？夫长吏民父母也，古人后人所监考也，操之在一身，而施之在一邑；为之在一日，而传之在百年。以李君旧志所载，兴废举坠，赫然可观，而不能掩其失于斯民之口，岂其下之好诽与？抑以利害之重责，有攸归焉尔。近今方志秉笔者，于名宦人物类，多议而不论，余故因序而论之。使后莅斯土，览斯志，知是非之公，尚有存于事功文字外者，宜自兢兢也。若夫禀古酌今，考沿革，辨伪讹，明制度，则详具例文、每卷小序中，无庸再赘云。
道光二十年十月中浣，博兴县知县昭文周壬福书。
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序
博兴在昔为蒲姑旧壤，太公五世孙胡都蒲姑，后乃徙临淄。汉初为博昌县，属齐郡。武帝后属青州，后唐改称博兴。以今地舆证之，东濒广饶近海，西联高苑，南邻桓台、临淄，北接利津、蒲台，实青郡边陲之要区。其间疆域之沿革，人民之辐辏，物产之丰盈，与夫政教之得失，固官斯土者，所宜周知而熟计也。（其丙）以乙亥秋月承乏斯土，莅任伊始，亟取邑乘读之。其书为道光时教谕李君所纂，距今已近百年，往古之事虽具，而近代之事则阙，文献无徵衋焉，伤之。适奉省令饬各县续修县志，已由邑人王君凤山、王君毓檀分任编纂，草册粗具。窃虑一隅之见，质之通都大邑，未必悉有合也。爰携原稿至省，就正省府秘书任君奉刚，以公冗介绍历城耆儒张君幼坪司其役，考据润色，删繁就简，自春徂秋方告竣事。（其丙）覆阅之，视初稿周备整齐多矣。窃因有感焉，博邑之有志，始自前明陆君南至，洎有清一代，康熙时万君云修之，李君元伟修之，道光朝知县周君壬福、教育李君同复重修之，其人皆服官于此土者。（其丙）自愧不文，斯事无能为役，顾念昔日诸君修志时，皆值国家承平无事，民康物阜，得以政事余暇，启发篇章，校理秘文，以润色鸿业。兹则非其时矣，承政体改革，而后地方多故，元气未甦，司民牧者，瞻伤察创，修废举坠，仆仆焉，日事奔走抚字催科，案牍劳形，无片刻休，岂复能得暇召集邑中耆旧，相与徵文而考献。邑志年久失修，其来殆有渐矣。今幸时局粗定，年岁丰稔而重修邑乘，得于此时告成。邑中近数十年事约略悉载，禀古酌今，体例备具，俾后之览斯志，无缺而不备之憾。而（其丙）两年来备员兹邑，得免陨越以贻羞者，亦籍是可考见一二，此可告无罪于邑人。己抑又思之县志失修既久，以一二人之见闻，追述百年以前事，挂漏讹谬均所难免，日居月诸，事类积薪，后有好学深思之儒，宜及时为之，勿令历时逾久，如今日搜辑之为艰，此又余之厚望也夫。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博兴县县长云南石屏张其丙序。
二、考文选载
麻大湖考
麻大湖系孝妇河、郑潢沟、潴龙河、涝溜河、乌河众水下流所汇而成，中隔金刚堰分为二。堰迤南曰新城麻大湖，迤北曰博兴麻大湖。《青州府志·山川篇·高苑志》载:“麻大泊在高苑、博兴、新城三县之间，俗名官湖，又名锦秋浦，即鱼龙湾。周回五、六十里，蒲苇丛生，芙蓉如锦，亦一大观也。”夫府志不曰“麻大湖”而曰“麻大泊，”以非麻大全湖也；又曰“俗名官湖”，以其跨在三县之间也；又曰“锦秋浦”，以其风景如锦秋也；又曰“即鱼龙湾”，以其在金刚堰北系麻大湖之一半也。往昔入此泊之水系孝妇河主流（入湖之口名曰霸头），与郑潢沟北支流（入湖之口名曰于家堤），故桓台新志《方舆志》载：“郑潢沟北支流由于家堤西北行迳唐山村，复歧分为二，东由小邢家庄北迳前后七里庄至诸葛庄入湖；其东支流则入新城麻大湖。”新城旧志《方舆志》载：“郑潢上流泛溢，则城东为壑，故作堤捍之是也。”自此郑潢沟之支流折而东入时水，故新城旧志又云：“往者邑殷富，自知县王秉彝分郑潢沟入时，而民日贫。”新人有见于此，又于城东北十八里筑埠以防郑潢下流，名曰吕家埠。新城旧志《方舆志》载：“吕家埠盖土人筑，以防郑潢水下流者是也。”自此郑潢下流专力于北至新城之髙王庄，折而东，由麻大湖中间迳流金刚堰上而成河势，至华沟入新、博、高三县间之麻大湖。该湖来源既有孝妇主流，又益以郑潢下流，水大难容时常溃决（如本县湖滨孟家桥、逯家桥中间、龙王庙子中间等处），淹涝广饶、寿光等县，下流告发，上宪申斥，故博兴长官於详文呈文内多有“新城麻大湖”字样，实指华沟迤南之麻大湖也。
（原文载博兴民国县志，傅振寰考）
锦秋湖考
锦秋湖在县城东南角下，今涸。其命名取义原委已详邑乘，勿庸赘述。按《青州府志·山川志·博兴山川志》载：“锦秋湖绕南城下，支脉沟汇入其中，芙蓉菱芡如锦。元中统间，邑人建亭于城上，今改建湖中。俗以麻大作锦秋似误。”是锦秋湖之在博确有证据，而锦秋之非麻大亦勿庸赘辩。独新城旧志《方舆志》载：“锦秋湖俗曰马踏湖，又曰官湖，去县东北五十里，在时水西，居新城、高苑、博兴三县之间。”并引元人于钦赋诗以实其名，引其邑人王象春《北湖游记》以实其形，势是直以麻大作锦秋耶！其谬误已被青州府志所指摘，况元时淄、时、般、泺诸水汇入马车渎以入海，博兴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鱼稻成市。于钦过此，爱其风景绝类江南，赋诗亭上（即邑人所建锦秋亭）。有“霜风收绿锦，万顷水云秋”之句，其为博兴锦秋湖而咏，可以断定。至王象春《北湖游记》因初游系自吕家埠遵郑潢沟之委流而东。其文曰：“及暮止届诸葛庄，东望华沟邈在天末，询之黄头，云：‘此湖如葫芦，今所到自颔及项，去中隔与其阔腹尚远’。”盖指马踏会城言耳。不知，黄头之所谓葫芦颔项是指华沟迤南之麻大湖而言，所谓葫芦阔腹是指华沟北之麻大湖而言，所谓中隔是指华沟迤东之华沟庄、鱼龙湾庄、夏庄，华沟迤西之傅家庙庄、五刘庄、荆家庄，因其紧束两湖，如葫芦中间之细腰而言。故二次游湖自巩桥发舟，遵时水北行二十里许，始西转入湖。其文曰：“北视博姑城，才十里，舟高于墉数尺，城之南门有亭翼然，点苍曰‘锦秋亭’，元中统间邑人所建。”是此次王氏所至，不过立舟于鱼龙湾庄北，锦秋湖只在其望中耳。锦秋湖之在博兴于王氏游记亦足证明。更可异者，新城旧志误以麻大作锦秋，既如上述，而其新志附桓台县境全图，于麻大湖南滨华沟东西一带庄村迤南绘一湖泊，周回与麻大湖相等，注曰“锦秋湖”，不知，此湖系桓台境内郑潢沟、潴龙河下流所汇而成，即王象春初次所游之葫芦颔项也，与麻大湖息息相通，以故华沟东西一带庄村迤北博人称之曰“博兴麻大湖”，桓台人称之曰“北湖”（详见王象春《北湖游记》。华沟东西村庄迤南，桓人称之曰“锦秋湖”，博人称之曰“新城麻大湖”，是一湖也而二、三其名，一名也而二、三其地。故余于锦秋湖并论之，以备参考。
（原文载博兴民国县志，傅振寰考）
博兴县历史沿革浅考
博兴县历史悠久。利城、村高、曹家等地的龙山文化古遗址充分证明远在四千多年前，博兴县这块土地上就闪现出了东方文明的曙光，并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文明史。
据《博兴县志》记载，远在二十一世纪前，“少昊时，博兴为爽鸠氏封地，虞夏时为季荝封地，殷时为逄伯陵封地，殷末为蒲姑氏封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对齐景公说：齐国，“昔爽鸠氏居此地（杜预注云：少昊氏之司寇也），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吕尚）因之。”《太平寰宇记》亦载：“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氏，汤时有逄公伯陵，殷末有蒲姑氏居之。”
在清道光二十年与民国二十五年两部《博兴县志》的沿革表中，“陶唐”及“夏”栏内为“失考”。《续山东考古录》载：“上古至殷末，爽鸠氏、季荝、逄伯陵、蒲姑氏递有其地。”即是说：中间并无间断，或别氏族间隔。季荝氏既为舜时始居此地，那么陶唐时应仍为爽鸠氏所居。逄伯陵在殷商时，代季荝氏，那么早于商的夏代应仍为季荝氏所居。又《太平寰宇记》有“虞夏有季荝氏”之说，康熙及道光时的《博兴县志》亦有“虞夏有季荝封地”之载，《续山东考古录》亦云：“季荝，虞夏诸侯。”史书中“虞”，即指虞舜，亦称“有虞氏”，故“虞夏”，明指有虞氏及夏后氏，即历史上舜及夏两个时期，那么夏代当然是季荝氏居地。故“陶唐”与“夏”两代不为“失考”。
爽鸠氏是以爽鸠鸟（一种老鹰）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杜预考为少昊的司寇官（管司法），似乎于理不合。少昊以鸟做为官职的名称，确有记载，如玄鸟氏（燕子），为司分官；伯赵氏为司至官；祝鸠氏（鹁鸪），为司徒官；鴡鸠氏（水鹰），为司马官；爽鸠氏（老鹰）为司寇官……。但爽鸠氏族是否是少昊的司寇却难于认定。从地理位置上说，爽鸠氏族居住今山东中北部，而少昊氏则在山东西南部，不在同一活动范围；从部落来说，少昊亦号凤鸟氏，即以凤为图腾的部落，不属同一氏族。爽鸠氏族是以爽鸠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非指专人。少昊以鸟为官名，其司寇官用了“爽鸠”，与爽鸠氏族图腾暗合，杜预则误以爽鸠氏为少昊的司寇官。后人以此为据，恐误。
季荝，逄伯陵，均为人名，姜姓；前者为虞夏诸侯，后者为殷商诸侯。
蒲姑，一作簿姑（如《尚书》、《括地志》、《史记》等书），在殷商后期代逄伯陵而居此地。后随管、蔡、奄、商四国助武庚抗周。周公东征，灭以上诸国，蒲姑氏居地封太公吕望为齐国。初封营丘，后徙临淄（一说营丘即临淄）。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周成王即位时年幼，由其叔周公旦摄政。管叔（文王子、一名叔鲜，封于管，今河南郑州）、蔡叔（一名叔度、武王弟、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商（微子封地，都商丘），奄（赢姓，今曲阜）四国及蒲姑助武庚（殷纣王之子）反周，周公东征，二年（一作三年）平定。武庚、管叔等被杀，蔡叔、奄君被逐。大举分封诸侯。周公灭奄，封其子伯禽于此，为鲁国；灭蒲姑，居地封太公望，为齐国。
蒲姑城究在何地，说法不一。《续山东考古录》载：“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蒲姑既灭，国已不存，此“蒲姑”当为蒲姑城，非指蒲姑属地。又云：“今县东北十许里有奄城，俗曰嫌城，即奄君所迁。”这即是说:嫌城即蒲姑城，迁奄君以后呼为奄城。《括地志》云：“蒲姑在博昌东北六十里，殷末蒲姑氏旧都。”《齐乘》注曰：“博兴东北，俗呼嫌城。”其明指“嫌城”（即今博兴镇之贤城），故疑“六十”二字颠倒，为“十六”之误，这样与贤城位置相近。又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蒲姑”条下注曰：“古故城地名，在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北。一名簿姑，成王灭奄，迁其君于此，作簿姑。”可见，今贤城为殷末至周之蒲姑城无疑。
《续山东考古录》又载：“蒲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今柳桥。”“蒲姑城与博昌城隔时水而甚近。”“蒲姑城在博昌西北数里耳。”博昌城“在齐城西北五十里”，即今寨郝村南（有出土文物可证）。按《辞海》时水，发源临淄西南部，至临淄西北分为两支，一支入济水。以上“时水”即指此。济水，包括两部分。河北部分在今温县西南入河，近代入河处为黄河堤所阻，已折入漭河。河南部分，于济南泺口以西同今黄河河道，泺口以下，略同今小清河河道。《齐乘》载：伪齐刘豫“堰泺水东行，入济故道，名曰小清河。”时水既入济水，可见“隔时水而甚近”中的时水，即今小清河河道。由此可知史书所载蒲姑城遗址在寨卞村北，小清河之阳。其遗址群众传谓“旧城子”，现尚存一土丘。省考古所曾在此探到城墙夯土层。此处当为殷时蒲姑初都。
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历代沿革旧治合图中，于嫌城东北又绘一蒲姑城址，并注“周蒲姑齐胡公都”。未注与县城距离。民国二十五年《博兴县志》将此图并注文照搬于“疆域志”中。图中注为“周蒲姑”。那么周当有两个蒲姑城。据史书记载，蒲姑在周存国不到十年（武王灭商二年而死，成王继位。初，成王幼，周公摄政七年。蒲姑，为周公摄政时所灭），时间甚短，几年内而建双都，实难置信。图中又注“齐胡公都”，据《续山东考古录》载：“殷蒲姑，周齐胡公迁都于此。”可见寨卞村北之蒲姑城遗址即胡公迁都之所。我县县志凡五种，明志已佚，康熙十三年及五十八年两部县志均无是图。疑此蒲姑址是据《元和志》“蒲姑在东北六十里”所画，“六十里”已误，故此蒲姑址又误也。
周代春秋时，境内已有博昌邑与乐安邑，战国时期置为县。几部《博兴县志》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山东通志》、《青州府志》等书，都载我县是从汉代开始置县。但出土文物及其他历史资料已证其非。
1982年《文物》第三期刊载，《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所附出土瓦片影印件上有“博昌居此（訾）用里不更余”，“博昌去疾”等文字。秦行郡县制，我县地已置博昌县，此可证。《续山东考古录》在《例言》中说：“汉县大约因秦之旧，但秦无地志，迳据汉志。”可见诸多志书与史书中所载汉县多为秦或秦以前置，因秦无地志，而以汉志为据，断为汉置县。博昌县应在其例。实则，境内置县时间还早一些，战国时期已置县。春秋时期已有博昌邑、乐安邑。《中文大辞典》载：“博昌，春秋齐邑。”《新唐书》载：“田书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讲到：春秋时有些诸侯国已开始设县，到“战国时，各国都采用郡县制。”齐国也已采用郡县制。不过齐国的郡称为“都”。《通史简编》中说:“晋、齐县制齐整，优于楚国的大县制。”可见齐国县制完备，范围较小。据以上记载和范文澜先生的论证，春秋时的博昌邑和乐安邑在战国时改置博昌县、乐安县是正确的。故我县应是战国时置县，秦时仍沿袭博昌县、乐安县，属齐郡。县名的由来，《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势平博，故曰博昌。”《续山东考古录》亦载：“汉志博昌下应劭曰：昌水出东菜昌阳，臣瓒曰：从东莱至博昌，经历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博昌县故城在东南二十里许。”今寨郝村南，遗址尚存。乐安县名由来不详，其故城即今县城。
西汉时期，今县境内置六县一国。县境东部为利县，包括今广饶一部分，县治在今店子乡利城村南。《续山东考古录》云：“利县故城在东南四十余里今利城。”县境东南部为博昌县。南部为延乡侯国，包括桓台一部分。县志载：“水经注千乘有延乡城，世谓之从城，盖野沟水出此，西北入时水……汉元帝封李谭延乡侯，俗又云会城。”城址在今湖滨乡安柴村西一里。县境西南部为高昌县，包括今高青县一部分。其故城在今湖滨乡湾头村南二里。《续山东考古录》云：“高昌县故城在西南五里”，下注曰“纪要称在利城东北，谬。”县境中部为乐安县，其治所即今博兴县城，其北为千乘县地。北部为湿沃县，治所在蒲台城。诸县中，除利县属齐郡、湿沃县属渤海郡外，其余皆属千乘郡。
东汉时期，境内博昌县、乐安县、利县、千乘县地属乐安国，县境北部仍为湿沃县地。
三国魏时期，《博兴县志》（道光二十年），有盖县，其下注云“《三国志》国渊，乐安盖人，后汉乐安无盖县，当是魏置。本朝（指清）洪稚存《三国疆域考》遗此县。”注中甚明：东汉无此县，《三国疆域考》魏亦无此县。康熙《博兴县志》亦无此县。查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盖县”条下云“汉置。战国齐郡，故城在山东沂水县西北。”是知此县不在我县境内。《续山东考古录》明述“后汉青州乐安国乐安县、博昌县、利县，魏（即三国曹魏）因之。”又《博兴县志》三国时无利县，而《续山东考古录》考定三国北魏因袭东汉制，有利县，从之。
晋代，我县境内置博昌县、乐安县与利县。《博兴县志》（清道光二十年本）境内有高苑县。查高苑县志，当时高苑县主要包括今高青、邹平、桓台部分县地，其治所在今邹平苑城，是否包括我县一部分，不详。《中文大辞典》载，高苑在桓台县，桓台县的志书亦有此记载。因苑城与桓城相距不远，曾属今桓台县地是可能的。
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博兴县志》境内为博昌县与东高苑县。据其他资料载，此时，境内无东高苑。《中文大辞典》载：“高苑……有东西二城，西高苑在今山东省桓台县（注：治所在苑城），东高苑在桓台县东十二里。”并载，到隋时移狄城（今高城西北二里）。《博兴县志》在“东高苑”下亦自注云“按《晋书》无东高苑之文，《水经注》始加东字，而魏《地形志》、宋《州郡志》亦均不载，祇是石段慕容符氏所置，但无可援据定属何氏矣。”可见，说东高苑在我县境内并无根据，实则不在我县境内。
《博兴县志》载：刘宋时境内二县，即博昌与长乐，并在“长乐”下注曰“《宋书》即晋长乐郡，《通志》云析东高苑置长乐，《魏书·地形志》渤海郡注，本临淄，刘义隆置，内有长乐，疑晋《太康志》后曾析高苑、临淄为长乐郡，今不可考耳。”注中所述是郡，非县也。如析东高苑而置长乐，东高苑既不在本境，长乐当然不在本县境内。《续山东考古录》载：“刘宋侨置长乐于临济城。”临济为狄县沿革而来，狄城在今高城西北二里处。可见说刘宋时我县境内置长乐，无据。
《续山东考古录》载：今博兴县境“刘宋侨冀州乐陵郡、乐陵县，又阳信县地，博昌移置于今寿光地。”很明显，刘宋时期，我县境内已侨置乐陵县和阳信县，属乐陵郡，博昌县移置于今寿光，治所在寿光县城（一说城北一里）。乐陵郡城在今陈户镇冯吴村。1976年在陈户镇张官村出土的石造像碑，有铭文，时间为天保年间，出土地点在“乐陵郡城东南二里许。”从出土地点向西北二里左右，正好是乐陵郡城遗址，即冯吴村，现地面上满布瓦砾。乐陵县治所在蒲姑旧址。《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均载“今县东十二里乐陵故城。”《续山东考古录》亦载：“侨乐陵县故城在唐初博昌县东十二里。”“今县”，应指今县城（因为唐武德八年已并乐安于博昌，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移治所于乐安故城，即今县城。《元和志》撰于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寰宇记》则是宋代乐史所撰，均在博昌移治之后）。从今县城往东十二里，正与蒲姑故址相合；再则，考蒲姑城址一带，未发现有其他旧城址，非它何属。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乐陵”下注云：“《地形志》有姑城，姑上脱薄字。”当即“薄姑城”。可见乐陵县治所在蒲姑旧址无疑。阳信县治所在博昌故城。《地形志》有千乘城、博昌城。《续山东考古录》云“阳信有博昌城。”故认定其治所在原博昌城。
北魏时县境东部又有般县。我县现存诸本县志，此期无般县，《元和志》、《寰宇记》、《续山东考古录》亦均无是县记载。《山东通志》载此期博兴境内有般县。前几年在店子乡般若寺出土的造像碑下有铭文，记述此碑镌于北魏正光六年，捐刻人“般县王世和……”等。此可证北魏时我县境内确有般县。
北齐沿袭北魏制。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与《续山东考古录》、《山东通志》并云高齐改乐陵为乐安。《太平寰宇记》载：“隋开皇三年罢郡（指乐安郡），乐陵属青州，十六年改为博昌县。”1976年张官村出土的造像碑为“天保”年间，正是北齐年号。罢郡在改县之先，可见高齐时，并未改乐陵为乐安。《太平寰宇记》载：高齐“仍自今县东十二里乐陵故城移乐陵县理于此（即今县城）。”因为《寰宇记》为宋代志书，故“今县”当指现在县城。这即是说，高齐时期，乐陵县治所已从旧蒲姑移到今县城（即乐安故城）。
隋朝初期，调整县制。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置博昌县，治所仍在博昌故城。《博兴县志》于隋代“博昌”下注曰：“《隋书·地理志》旧曰乐安，十六年改。”《续山东考古录》也说“开皇十六年改乐安为博昌。”在此以前，境内为阳信、般县、乐陵县。《博兴县志》（道光二十年）据隋志判定隋以前高齐曾改乐陵为乐安，否则，与隋志不合。但我县出土高齐天保年间造像碑铭文确证高齐未改乐陵为乐安。开皇二十年曾置新河县，大业初，废，入博昌，属青州部北海郡。《博兴县志》及《续山东考古录》具有此说。县志为“新阿”。其位置有两说。其一，《广饶县志》引《纪要》云：新河县“在县西，考隋置新河，以博昌东北土宇辽阔故也。”按此，新河县应在广饶西南，我县东部，店子乡一带。其二，《续山东考古录》认为“博昌东南去县（指广饶县）及临淄皆不过三、四十里，何须别置一县乎?”，“新河县故城在北（指广饶城北）少东一百里，今新河镇。”按《续考古录》所云，新河县应在今广饶县东北一百里。中间隔广饶，当时何能并入博昌县，实不敢从。
唐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乘州（治所在千乘，即今广饶县城），复置乐安县（治所仍在乐安故城）、新河县。乘州领五县：千乘、博昌、乐安、寿光、新河。《旧唐书》于“千乘”下云“武德二年，于县置乘州，领千乘、博昌、寿光、新河五县。”《续山东考古录》批曰：“明言五，而数则四，乐安与乘州同置同废，其属乘州可知，则此处适脱乐安二字亦无疑义。《博兴县志》引《新唐书》乘州领三县，误。《唐书》及《续山东考古录》具载“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州废，省乐安、安平二县入博昌，属北海郡。《中文大辞典》“安平”下注曰“南朝宋置，本战国齐安平邑，田单受封为安平君即此，汉置东安平县，以其西有安平县（河北省，饶阳县西）故加东字。南朝宋去东字，北齐废。故城在今山东省临淄县东。……安平城，县（指临淄）东十九里。……北齐废入临淄，唐武德四年复置安平县，属青州，八年，废。”可知，安平县为武德四年复置，在临淄东，距博昌甚远，武德八年废安平县，何以入博昌？姑存待考。此时，境内北部沿黄为蒲台县（隋以湿沃改），大部为博昌县地。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博昌县移治所于乐安故城，即今县城。《续山东考古录》、《新唐书》及《博兴县志》均有载。又骆宾王《致博昌父老书》云：“又闻移县就乐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骆宾王，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人，“初唐四杰”之一，生于公元640年，约终于公元684年，其父曾任博昌县令，骆宾王随父在博昌，大约二十四岁时离开博昌。十五年后骆路经博昌，以书致父老。由此，总章二年移治所于乐安故城是可信的。
从唐以后，我县沿革变动不大。
五代时期，《博兴县志》载：“梁因唐旧，后唐改博兴县。后晋、后汉、后周因。”《续山东考古录》载：“五代，梁因之，唐改博兴，晋、汉、周因之。”具属青州北海郡。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子，为避献祖（存勖祖父，本名朱邪赤心，咸通十年，唐懿宗因其镇压戍卒有功，赐名李国昌。《博兴县志》为唐昭宗赐名李国昌，误）讳，改博昌为博兴，历代相沿至今。
宋代因之，《博兴县志》为“属东京东路青州北海郡。”《续山东考古录》为“京东东路”。查《历代职官表》，知后者是也。
金代因之，属山东东路益都府。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又有“博昌镇在今史家口，金所置镇名”之载。其下注曰“《齐乘》云不知何代博昌。按史记正义引杜预曰‘蒲姑在今博昌’。唐李吉甫《元和志》云，‘蒲姑在东北六十里’。此本杜说，唐博昌即晋县治所，云六十里者，与今博昌镇合，当是指此。晋于县置东高苑，其博昌当在北。元魏废东高苑置乐陵，其博昌当仍晋旧。又汉博昌既在县东南，此镇为晋后博昌无疑也。”此段文字疑点甚多：其一，杜预曰“蒲姑在今博昌”，是说蒲姑在博昌县境内，并非说蒲姑城即博昌城。其二，《元和志》“蒲姑在东北六十里”，说的是蒲姑，非博昌，况“六十里”已误（前已作考），拿来作据，更误也。无论如何，六十里与史口也不相合。其三，注文曰：“唐博昌即晋县治所”。唐博昌治所始为汉博昌故城（今寨郝南），总章二年，移治乐安故城（即今县城）。《续山东考古录》载：“唐总章移治后至今未再徙。”说此镇为晋后治所，显然无据。但史口一带确曾有博昌镇。据县志载，清朝有博昌镇，距今县城一百一十四里，方向东北。民国时期，此镇尚存。但此博昌镇究竟何时所置，何时取消，与原博昌有何关系，不明，待考。
元朝初年，升博兴县为博兴州，属益都路总管府。《博兴县志》、《续山东考古录》、《元史》等书所载具同。
明朝始因元旧，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博兴州为博兴县，属山东布政司青州府。诸书所载同。
清朝沿袭明制。
民国时期，仍为博兴县。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设道，博兴县属岱北道，民国4年（公元1915年）改属济南道，民国14年（公元1925年）改属淄青道，17年（1928年）道制废，直属省政府。民国27年（1938年），全省设十七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博兴县属第十四行政督察区，直到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博兴县改属惠民专员公署。1958年冬，省桓台县入博兴，改属淄博专员公署。1961年复置桓台县，博兴县又改属惠民专员公署，1978年惠民专员公署改为惠民行署，博兴县仍属之。
（高汉君）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
董永与天仙女的故事，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加工宣染，在我国广为流传，近两千年来有口皆碑，经久不衰。作为一个平民布衣出身的孝子，不但群众爱戴，视为楷模；而且一些文人也在诗词、戏曲中加以歌颂，引为重要的创作素材。如曹植的《灵芝篇》、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可见，董永其人在我国的影响何等久远和广泛。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董永，对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董永是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何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一
董永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汉代，至今已两千年左右。汉朝建立以后，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极力地推广和倡导，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成为社会生活中各阶层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直到东汉乃至后代，其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象董永这样的孝子，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现存的资料也证实了历史上董永其人的真实性。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的武氏墓群石刻历史文物就向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其中的武梁石室第三石第二层右数第三个画面即刻董永鹿车载父，田间劳作情景：树下一鹿车，上有小罐，大概是田间劳作盛水之用，一老人坐于车上，左手执鸠杖，右手前伸，似是指点董永劳作。老人上方刻“永父”二字。其左为董永，右手执农具，回首望其父，身旁刻“董永，千乘人也”六字。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鸟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氏祠、武氏石室等，是东汉时武氏家族的墓地。清代陆续出土。武氏一家，是东汉末年的官僚地主家族，“世代为官，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故有条件修建富丽堂皇的墓祠”。武氏祠，据其石阙铭文记载，建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数十年落成，竣工至迟不晚于公元200年。墓群石刻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武氏祠的石刻画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如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二桃杀三士等。其修建时间，与董永同代，时间甚近，而且点明了董永的故里，证实董永确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是可靠的佐证。再者，武氏祠中的董永石刻画面的内容，与一些文字记载是一致的，故董永实有其人是可信的。
三国时期，魏曹植在《灵芝篇》中也写了董永的故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我国最早取材于董永故事的、有署名的文艺作品。可见，远在三国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广为流传。
西汉末年，刘向的《孝子图》亦有董永的记载。此书已亡佚，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仅见唐《法苑珠林》和宋《太平御览》的引文。《太平御览》引文如下：“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有人以为刘向为前汉人，他怎能予知有后汉呢？怀疑《孝子图》系后人伪托。《法苑珠林》卷六二对《孝子图》的引文稍有不同：“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此段文字与《太平御览》所引《孝子图》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苑珠林》的引文中没有“前汉”二字，这就不好说《孝子图》为后人伪托。《南史》卷二十二中有这样记载:“慈字伯宝，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资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可见南北朝时尚有此书，如果说只有对董永的记述是后人妄增，似乎证据不足。《太平御览》引文中的“前汉”二字，是否为当时编者不慎误增，也不无可能。刘向是西汉末年人，如果《孝子图》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董永当是西汉人。再说《孝子图》既使是后人伪托，也是比较早的，亦有重要价值。
东晋史学家干宝把董永故事收在自己的《搜神记》里。他根据民间传说，经过加工整理，写成了《董永》篇：“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首段文字与《法苑珠林》所引《孝子图》如出一辙。后边就是董永葬父后，道遇仙女，求为妻，俱至钱主，十日织缣百匹，助永还债，事毕，凌空而去的故事。董永故事经过干宝的加工已比较完整丰满，其情节、人物，都有所发展，为后来的戏曲等文艺创作取材所本。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一是董永其人正史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二是董永故事属神话传说。诚然，董永故事有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这也不能成为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往往将自己敬仰、爱戴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以浪漫手法编成神话故事加以传播，以劝化人们积德向善，也表达了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敬爱之情。而有些民间传说，也往往是根据历史上实有的人物，经过艺术加工成为完整故事的。如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拯探阴曹、关公显圣等等，都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董永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就否定董永其人的真实存在。董永也正是依赖这浪漫的民间传说，才流传下来的。
二
董永既然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千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千乘郡与千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
高青县现存志书中，均无有董永的记载。《博兴县志·人物志》中载：“董永墓在今崇德社（今陈户镇）去墓数里有董家庄，永故宅也。”董家庄在今博兴县陈户镇，位于县城北二十余华里，西去汉千乘县城遗址三十余华里，在汉代属千乘郡千乘县地。董家庄即董永故里，博兴县志所载与上文辞书、类书、武氏祠等诸说是吻合的。
董家庄原有董公庙，《山东通志》说“董公庙在城（今博兴县城）东北三十里祀董永”，即指此也，今庙已不存。《通志》还说:“仙孝祠在西门内，祀汉孝子董永。”仙孝祠建于何时不详，明代王为邦《仙孝祠记》中说：“本邑在董仙旧址，当日鬻身葬父、神女助织，孝声至今著也。我侯建祠绘象……”。文中，我侯，即指当时博兴县知县翁兆云。原祠已圮，明代知县翁兆云重修。康熙四年博兴知县蒋维藩又重建，现已无存。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载，董永墓在崇德社。今属陈户镇，原有墓碑，因日久年深，碑已不存。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张其丙重立墓碑一块。此碑尚存。
以上资料，充分证实了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即汉孝子董永故里。尽管旧的地方志有乱拉名人的积习。但是，一些县志仍然肯定了董永原籍为山东省博兴县。如山东省的《鱼台县志》载：“董永墓，旧志载，治西南三十里。按“董永，青州博兴人，流寓德安，佣身葬父，感仙姬为偶事脍炙人口；虽妇人女子咸能言之，而葬鱼台无考。”这里肯定了董永为博兴县人。再如湖北省的《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博兴县。……”一九八三年，孝感地区编写的《孝感地区概况》在“著名人物”栏中写道：“董永，东汉末，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因黄巾起义，由山东流寓今湖北孝感……。”孝感市于一九八四年在市内所建“董永公园”中，在“孝子祠”前介绍说：“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省博兴县。……”董永故事在湖北孝感县流传甚广，影响颇深，并建园立祠纪念他。但是从《孝感县志》到《孝感地区概况》，只说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都肯定董永原籍是山东省博兴县。
当然，把董永说成本邑名人的地方志亦有之。如清雍正年间的《乐安县志》（今山东广饶县），即把董永视为乡贤。该志“古迹”篇中载：“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家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乏。”查志中所说董永祠位于今广饶县西部，在汉代当为利县地，而利县属齐郡，而非千乘郡。广饶县到隋代始侨置千乘县，比董永生活的年代晚了五百多年。说董永故里在今广饶县，显然无据。再如江苏省《东台县志》载：“董永，西溪镇人。”所载董永故事基本引用《搜神记》原文，只是改“千乘”为“西溪镇”。并说“今西溪镇永与父墓并在。”但志书的编者又在后面的按语中写道：“永事见《太平御览》所引刘向《孝子图》，其辞云：董永千乘人，……今向《图》不传，史家亦不著于录，而千乘郡乃今山东青州府北镜，何以又为县之西溪人耶？”志书的编者对董永为西溪人的说法就提出了异义，持否定态度。这一说也难以自立。
综上所述，董永故里为山东省博兴县已无疑问。但是，清道光二十年《博兴县志》的编者没有进行实地考查，以为旧志董永墓一说在崇德社，一说在龙河洼，而对董永故里博兴提出了质疑。经实地考查，博兴县境董永墓只有一个，其地当时属崇德社（现陈户镇），而群众习惯上称为龙河洼，是同一地点两个名称。该志中此谬误，是由当时志书编者的浅陋和粗疏造成的。
三
董永的传说遍布我国数十省，董永遗址与纪念物，如董永墓、董永祠、董公庙等等，也不胜枚举，尤其江淮地区，流传更广，影响也颇深。
既然董永故里在山东，那么董永的传说何以在江淮地区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呢？董永是否曾经南徙，众说不一。
《中国人名大辞典》主张董永曾经南徙，其“董永”条下载曰：“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中文大辞典》亦采此说，“董永”释文与《中国人名大辞典》相同。这里只说“奉父避兵”，没有说明董永南徙的年代。清康熙三十四年《孝感县志》载“董永，青州千乘人，今山东博兴县。早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徙……”清光绪五年《孝感县志》又照搬了此段文字。这里“避兵乱”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比较明确，“兵乱”指黄巾起义。然而，黄巾起义暴发于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比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修建时间晚了三十多年。董永是不可能在黄巾起义时流寓安陆（今孝感）的。现尚未见到其他资料有董永南徙的记载。但并不完全排除董永有南徙的可能。
董永故事所以在江淮流域流传甚广，只据现已掌握的资料从其流传的过程进行考查。其故事的传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汉代，儒家学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以“孝”教化其民，作为孝子的董永，也就成为人们道德上效仿的楷模，很快流传开。董永故事首先在山东流传，继而在黄河流域广为传播。山东省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董永画面，三国魏曹植的《灵芝篇》，即是董永故事在山东继而在黄河流域传播的反映。在三国以前，尚未见到江淮流域有关董永故事的记载。
东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袭，黄 河流域战乱频仍，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定， 大批士族和平民相率南迁，到长江流域定居 下来。这样，也就将董永的故事带到了我国 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董永故事也就从黄 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广 为流传。《搜神记·董永），亦在这个时期出 现了。这应是董永故事流传的第二个阶段。
南朝刘宋建立以后，元嘉三十年（公元 453年）宋文帝的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改 元太初，历史上称其为“元凶”。宋文帝第三 子武陵王刘骏起兵讨劭。因劭弑父，刘骏以 “孝”为号召，收买人心，兵力大盛。刘骏沿 江东下，到达新亭（今南京南）即位，其年 号也以“孝”名，为“孝建”，死后谥号“孝 武帝”。刘骏凡二十八子，其“字”也以 “孝”排，如孝师、孝德、孝良、孝烈、孝贞、 孝善、孝英……等。由于刘骏出于政治上的 需要，提倡孝道。所以，为“诸德之本”的 孝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在孝建元年，析安 陆置孝昌县（后改孝感），亦倡孝之意。作为 孝子出身的董永，当然地成为社会上最受推 崇的历史人物之一，董永故事得到了进一步 的传播，董永墓、董永祠、董永庙等有关董 永的遗迹和纪念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 出现。由于南朝宋的统治者以行政手段进行 倡导，所以董永故事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董 永遗迹、纪念物之多，都超过了黄河流域。
高汉君 戴延久 许连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 考证》的意见书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于一九八七 年四月五日、六日在山东省博兴县召开。参 加会议的有安作璋、朱绍侯、高敏等十名教 授、专家；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丁方明，惠民地委书记李聚馨，行署专员王道玉及地区有 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博兴县党政领导及有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由十名专家学者组成了董永论证委员 会，安作璋教授任主任委员，朱绍侯教授、高 敏教授任副主任委员。
会上，博兴县政府高汉君同志宣读了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论文。经过认 真讨论，反复论证，一致认为：文章观点明 确，立论可靠，资料充实，有较强的说服力。
武氏墓群石刻董永画像，魏曹植《灵芝 篇》及东晋干宝《搜神记·董永》等资料，充 分证实了汉孝子董永确有其人。武氏墓群石 刻、《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续山 东考古录》、《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及 《博兴县志》等对千乘区划沿革的记载，充分 证实了董永为山东省博兴县人。
尊敬老人，赡养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研究汉孝子董永，对于继承发 扬这一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 现实意义。
关于董永是否南迁，董永其人由历史人 物演变成神话传说的过程，及其它有关问题 尚须进一步研究。
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论证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
论证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安作璋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研究所所长
副主任委员：
朱绍侯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高 敏 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委员：卢传贞 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逄振镐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副研究员
郭墨兰 《东岳论丛》编辑部副研究员
李永先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宏生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徐景元 滨州师专副教授
孙向忠 惠民地委党校副校长
孙武故乡在哪里？
孙武是我国春秋时代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是山东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孙武一向被尊为武圣，《孙子兵法》也被誉为兵学鼻袓。
然而这样一位功业显赫、声名彪炳的军事理论家，却由于历史文献记述得过于简略而至今里籍待考，成为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现略作评介。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只是讲“孙子武者，齐人也。”宋代学者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讲到孙武的祖父孙书时说：“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人们说孙武里籍在乐安，都是根据《新唐书》的这个记载。
考我国古代以乐安命名的地名，何止二三十个。即以大类而言，即有乐安山、乐安河、乐安墟、乐安铺、乐安州、乐安县等十大类。以乐安县而言，也有十多个。因之考定古代齐地乐安，不能不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重在齐地，排除外地。
（2）注重时代背景。齐地的乐安，建置有早晚，变化很大。考证孙子里籍，应紧扣孙子先人封邑的时代，从中选出与受封时代相当或相近者。
（3）乐安即为大夫封邑，则显为地区名称。而山、河、墟、铺之属，概应排除；大夫采邑，面积不大，显然与后世郡、国、州、府没有直接关系。理应从乐安县中，重点考察。
（4）应当以充足的文献、准确的史料为依据作结论。
（5）应实地考察。古代地理事物，年代久远，面目全非，但有些尚有遗址可考、遗迹可查。有的则有口碑传说，可作佐证。
（6）应考虑乐安封邑与齐国国都距离的远近，土地的丰瘠，距海的远近等。另外，对于孙子成长的条件，生活的环境，也应认真考察。
根据上述原则，考察齐地乐安封邑，应重点从乐安县中比选。
古代齐地的乐安县，有以下三处：其一为西汉时置，治所在今博兴县城。晋废，唐并乐安入博昌县，但移治于乐安县城。其二为北齐时改乐陵县置，治所在今博兴南，隋代改为博昌县。其三为金改千乘县置，治所在今之广饶县城北，后移治今广饶城，历经元、明、清三代不改，至1914年始以与江西省乐安县重名，而改称原来的广饶县。
关于孙武的里籍当在今何处，现主要有惠民说、广饶说、博兴说三种，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种说法的依据。
惠民说 惠民说约始于50年代，而后有些介绍孙武的文章多沿袭其说。《山东各地概况》也据此把孙武写为惠民县的名人。然今惠民之地秦为厌次县，西汉为富平县，东汉复为厌次，属平原郡。三国时为魏地，属乐安郡。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省厌次县入阳信县，属乐陵郡。隋开皇时复置厌次县，先后属于沧州、棣州及渤海郡。唐属乐安郡，宋代为避水患，迁县治于乔子镇（今惠民县城）。金属防御郡，元属棣州，明改乐安州，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改为武定州，清升州为府，置附郭县为惠民县。由上可见：从建置历史沿革看，惠民县除唐代曾隶属乐安郡，明代曾设置乐安州外，实与古乐安邑无重要联系，故此说论据实不充分。
广饶说 广饶说起源于80年代，一部分史学界的同志持此说。他们认为：广饶汉代即为乐安国、乐安郡之域，金代正式改设乐安县以后，历元、明、清三代不改，至民国三年（1914年）始复名广饶。乐安之名深入人心，历代志书，均为《乐安县志》，验之图籍，又有故乐安、今乐安之名；验之氏族姓氏，孙氏家族聚族而居者甚多，故认定今之广饶就是古之乐安。然广饶县为西汉所置之县，为齐郡下辖12县之一。此时另有乐安县置于博兴之城，为千乘郡所辖之县。由此可见，广饶远古与乐安邑并无直接联系。由此可见，广饶虽史称乐安，但为时较晚，广饶说也待商榷。
博兴说 目前持博兴说者不多，但我认为此说论据比较充分，不仅有史籍方面的记载，而且有遗址方面的佐证。主要论据是：
（1）博兴县置乐安县历史最早，时间最长。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初的西汉时代，今博兴县之域，即为乐安县及博昌县辖地，同属于千乘郡，而与博兴为邻的广饶县，则隶属于齐郡。东汉时代，博兴之域属乐安国，后魏属乐安郡。北齐时复置为乐安县。这时乐安县的治所，就设在今博兴县城。唐初复置乐安县，武德八年将乐安并入博昌，但县治却移至乐安故城，也就是今之博兴县城。五代时以避李国昌讳，遂改博昌为博兴。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春秋时已有博昌邑之设。因而很可能设在博兴县域的乐安县，就是由春秋末期的乐安邑演化而来的。又叶圭缓在《续山东考古录》中也指出：“汉县大多因秦之旧，但秦无地志，径据汉志。”由此可见：设置于西汉时代的乐安县，是齐地各乐安县中历史最早的。鉴于“汉县大多因秦之旧”，虽无秦代地志的明载，但博兴乐安是与春秋乐安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当无疑义，很可能二者之间有沿袭关系。
（2）博兴乐安，史有明载。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的“博昌”条写道“县南二十里，汉县治此。今县则汉乐安县城也。”意思就是说：博兴县城南二十里，汉博昌县就设治在这里。现在的博兴县城，就是汉代的乐安县城。该条接着写道：“本属千乘郡，后汉属乐安国。晋省，唐初复置乐安县。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省入博昌，仍移治乐安城。”这就是明确告诉人们：唐高祖武德年间虽将乐安并入博昌县，但却把博昌县城移到了乐安城。也就是说：合并以后的博昌县，治所就是古代的乐安城，也就是改名以后的博兴县城。对此我们曾于1991年夏进行了初步踏勘。发现今博兴县城南里许，即为古乐安城之旧城。城墙城壕，依稀可辨。西门的城墙内侧，汉代瓦片俯拾即是。至今这里的地名还以古城为标准命名。这一情况也为博兴城即古乐安提供了有力证据。若能循址发掘，定会有新的发现。
（3）验之《水经》，地望准确。《水经注·济水》条，“济水……又东北迳乐安县故城南……乐安与博昌、薄姑，分水倶同西北。薄姑去齐城六十里，乐安越水差远，验非尤明。……济水又经薄姑城北，又东北过利县西……又东北过甲下邑南，东历琅槐县故城北。”正如持广饶说的同志所说那样，郦道元曾到过临淄，并在周围地区做过实地调查，其记述应该是可信的。验之地望，也正是这样，济水（大致为今小清河河道）正是先经过乐安县城（今博兴县城）南，又经过薄姑城北，再过利县西向东流注的，根本不存在象持广饶说者说的有什么文字错简的问题。验之后面的文字，薄姑去齐城六十里，乐安越水差远，也正相符合，薄姑距齐都临淄正好60里路左右，乐安故城（今博兴县城南）要越过济水（意在济水以北）而距离略远。郦道元是公元五世纪时代人，又亲身到过这个地区。上述记载，不正是和历史事实和具体地望完全吻合无误吗！哪里有什么错简的问题？
（4）《通志》、《县志》，均有记载。《博兴县志》“乐安古城”条记载：“乐安古城，《通志》即县治，汉乐安故址也。”就是说：根据郑樵《通志》的记载，博兴县治，就是乐安古城，也就是汉代乐安城的故址。
由上可见，孙武祖父封邑乐安，博兴说的论据实较广饶说、惠民说更为充分。因此不妨暂且推定：孙武的故里当在博兴县。
翟忠义（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原载《地理知识》1992年第3期
孙武里籍乐安考析
孙武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被称为“兵学鼻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然而，孙武这位伟大先人的故里何处，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就资料所及，对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说同仁。
据欧阳修所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孙武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并被封在乐安。又据孙武从无田武之说，可知乐安即孙武的祖籍。清代经学家孙星衍（清阳湖人）在《孙子十家注·序》中也说：“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
然而，自孙书受封到《新唐书》问世，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乐安这一地名也多有废置和变迁。今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而又属齐地范围的乐安地名就有乐安国、乐安郡、乐安县、乐安亭、乐安州等。那么，欧阳、邓氏所指的乐安是何时何地之乐安，它的地理位置在今天何处呢？
按照《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的记载，乐安应该是孙书受封时的地名，即是先秦齐乐安。但有人认为现存史料中没有发现先秦乐安这一地名，所以《新唐书》指的是唐代的乐安郡（治所在今惠民县南）。孰是孰非，不能不详加考析。
虽然《新唐书》没有直接注明乐安是何时之乐安，但也并不是没有轨迹可循。
书中记载孙氏食采之地有三处：孙书“食采于乐安”；“孙氏，出自姬姓，卫康叔八世孙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为上卿，食采于戚”；孙武“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戚”、“乐安”、“富春”这三处食采之地中，“戚”只见于春秋时期，为春秋时地名。“富春”，据《中国地名大辞典》载：“吴越称富春，秦置富春县。晋避郑太后讳，改春为阳。”唐时仍称为富阳。《新唐书》称“富春”而不称“富阳”。可见《新唐书》所载“食采于乐安”也必然指的是先秦地名，而决不会是唐代的地名。
有人认为，欧阳修编撰《新唐书》依据的是《元和姓纂》，而《元和姓纂》中的乐安是指唐代的乐安郡。不能否认，《新唐书》依据了《元和姓纂》，但它记述孙武的家世比《元和姓纂》详细得多。我们不妨对《元和姓纂》作一番考析，看看它指的乐安是何时地名。
唐元和初，林宝受宰相李吉甫之嘱，编撰《元和姓纂》，并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成书。有人说“成书之时确有一个世人皆知的乐安，即乐安郡”。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唐乐安郡初置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16年后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改称棣州。又54年后《元和姓纂》问世。要说成书时有个世人皆知的地名的话，应该是棣州，而决不是已经撤销了半个多世纪的唐乐安郡。林宝如用当时地名，也应该用棣州，而不应该用乐安郡。因此，《元和姓纂》所指乐安也决非是唐代乐安郡。
其次，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看。《元和姓纂》完本已亡佚，现据岑仲勉四校本摘录“孙氏”于下：
“乐安，汉有宾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吴郡富春，坚、策、权”。“唐尚书左丞孙彦高，广陵（人），云权后”。“富阳”，“唐浙州刺史也”。“曾孙处约，唐中书待郎”。“生侹、俊、儆、佺”。“侹，延州刺史富春男。”
所列《元和姓纂》的这段文字中，每个地名和人物的时代属性区别得很清楚，没有一条前后混淆、文理错乱。如“乐安，汉有宾硕”，汉有乐安县（即今博兴县）。唐一度设过乐安县和乐安郡，但这里指的是汉代人，用的当然也是他们生活年代的地名汉乐安。“富阳，唐浙州刺史也”，这是指的唐代人，所以用的是唐代地名“富阳”。又如“吴郡富春，坚、策、权”，这是指汉至三国的富春县。倘若《元和姓纂》叙及前人郡望时用上唐代的名称，那就得写成“余杭富阳，坚、策、权”，而不作“吴郡富春”。因为孙坚时代的“吴郡富春”，在唐代是属于余杭郡的富阳县。让我们再考析一下“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的记叙。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孙氏”条载：“……旃字子之，太原太守。二子：炎、历。炎字叔然，魏秘书监。生俊，字仲觚太官令，生道恭，字雅逊，晋长秋卿。二子：顗、芳。顗字士若。芳中书令。……顗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全唐文》卷313孙逖《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也有类似的记载。“武邑武遂”，汉置武遂县，属河间国，后魏仍为武遂县，属武邑郡，北齐省入武强县，唐就更没有武遂县了。这里用的也不是唐代地名。晋孙顗避居河朔（泛指地名，黄河以北的地方）的武邑武遂（属魏地），《元和姓纂》说他“故属乐安，因家焉”，是因为祖籍是乐安。那么他因袭之乐安是哪里呢？从《新唐书》孙武家世的记载看，孙顗乃孙炎的曾孙。陈寿《三国志》、《中文大辞典》、《辞海》、《山东通志》、历代《博兴县志》均载：“孙炎字叔然，三国魏乐安（今博兴县）人。”据此可以说，孙顗因袭之乐安，是其曾祖孙炎所居之乐安。这与《新唐书》、《元和姓纂》联系起来看，也不失为一条重要的佐证。不管怎样，晋人孙顗因袭祖籍，是不会因袭到唐代的乐安郡去的!分辨至此，也不难断定，《元和姓纂》所指之乐安，也决非唐代的乐安郡。
以祖籍为爵秩之名是古代封爵的通例之一。历史上孙武后裔的受封情况，也为我们考定孙书食采之乐安提供了依据。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新唐书·孙处约传》均载：高宗（公元650—683年）封宰相孙处约（亦名茂道）之子孙俊为乐安子。这在唐设乐安郡（公元742年）之前。由此也可以肯定，孙书食邑之乐安不是指唐代乐安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虽有孙偓之兄孙储被封为乐安郡侯的记载，但也并不能说明是以唐代的乐安郡封，因为孙偓曾被封为乐安县侯，故孙偓孙储兄弟不会以两个祖籍封爵。孙储受封之乐安郡只能指汉、三国魏时包括乐安县的乐安郡（治所在高青），唐代的乐安郡不辖乐安县。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有孙处约之子孙侹被封为富春男，因为孙武的儿子居吴国富春，富春是先秦地名，不是唐代地名。
至此，孙书食采之乐安的时间属性已经很清楚了，它既不是唐代乐安，更不是唐代以后的乐安，而是春秋齐乐安。剩下的问题是齐乐安的地望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近来，有人提出先秦乐安在今广饶县，并且指出在广饶城北之草桥古遗址即是。果真如此吗？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乐安”条载：“府北九十里，西至博兴县三十里，汉置广饶县，属齐郡。后汉属齐国。晋宋因之，后魏仍属齐郡。隋移千乘县治此，以广饶县省入属青州。唐武德二年于县治置乘州，八年州废，县属青州，宋因之。金改为乐安县”。在“广饶城”条云：“县东北二十里，汉置县于此。后汉至晋宋皆曰广饶。《水经注·淄水》又东北经广饶故城南是也。隋县废，改置千乘县。金人又改置乐安县于今治，初非汉时之千乘乐安矣。”就是说：广饶故城在今县（按明乐安县）城东北20里，即汉代的广饶县治。后汉至晋宋这里都为广饶县。《水经注·淄水》又东北流经广饶故城南，就是这个广饶城。隋代废广饶县在这里置千乘县，金代又在此改千乘为乐安县。但却不是汉代隶属于千乘郡的那个乐安县。验广饶县草桥故城址，位于今县城北20里许，与《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淄水》记载的广饶、千乘故址位置相吻合。这就说明，广饶称乐安只是金代以后的事，而在金代以前，则为广饶、千乘之地，今广饶草桥故址实属广饶、千乘之故址。明嘉靖《山东通志》亦说“（明）乐安县。（在）周，（为）广饶地，属齐。秦属齐郡。”所以，今广饶县在周代即称广饶，而不称乐安。广饶县与齐乐安毫无瓜葛。
齐乐安到底在哪里，由于春秋战国和秦代无地记传世。齐乐安的历史地理位置，尚无直接的佐证。有明确记载的乐安建置是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置乐安县为青州千乘郡辖十五县之一。《读史方舆纪要》“博昌”条载：“县南二十里，汉县治此。今县则汉乐安县城也。”意思是说，汉博昌城在今博兴县城南20里，现在的博兴县城，就是汉代的乐安县城。该条接着写道：“本属千乘郡，后汉属乐安国。晋省，唐初复置乐安县。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省入博昌，仍移治乐安城。”清康熙五十八年《博兴县志》卷一载：“按水经注云：济水西来，过乐安故城南，过博昌，过利县，东至广饶。又考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云，‘闻博昌移县就乐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博昌故城在今博兴东南同光寺，利县又在博昌之东南（此误，应为东北），所谓利城是也。据此则今之博兴应是当年乐安之地。数千年间，兴废迭更，离合靡一，姑记所可知者，其有愆忘俟之后来。”以上文献记载表明，乐安县自西汉至唐代，在博兴延续了800余年之久，现在的博兴县城就是汉代的乐安县城所在。
汉乐安在今博兴无疑。那么汉乐安与齐乐安有什么联系呢？我们认为汉乐安是由齐乐安衍化而来。主要根据是：
一、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制度、建置、地名多有因袭。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说：“汉县大多因秦之旧，但秦无地志，迳据汉志。”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春秋时已有博昌邑之设。又《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见1982年《文物》第3期）所附出土瓦片影印件上，有“博昌居此（訾）用里不更余”、“博昌去疾”等文字，证实博昌为先秦齐邑可信。博昌和乐安汉为邻县史有明载，则乐安县当为古乐安邑衍化而来。
二、上文已经论及，孙武后裔汉乐安有孙宾、孙硕，三国魏乐安有孙炎，孙炎曾孙孙顗虽避居武邑武遂，但因袭祖籍属乐安人，孙顗后世孙孙逖祖籍乐安，也“盖因齐大夫之后。”这里已经言明了齐乐安的存在。又孙武后裔孙俊、孙偓、孙储等，以属于乐安郡的乐安县封爵，这些都足以说明汉代的乐安县就是孙书的食采之地，汉乐安是由齐乐安治袭而来。
三、实地考察，今博兴县城南约里许，有古乐安城旧址，南去小清河（古济水）二里许，东南20里即为古博昌城旧址（今博兴县寨郝村南），与历代文献记载的位置相符。验之实迹，今博兴县城西墙内侧，汉代瓦片裸露。南城墙外侧，曾出土了战国豆等文物。这不失为博兴城即古乐安故城的有力证据。以上考析充分说明：孙书食采之乐安就是今天的博兴县，博兴县就是兵圣孙武的里籍所在。
牛万政 戴延久 高汉君
原载《中国地名》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