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管理 清末民国时期，牙人以中间人身份，评价议值，参与买卖双方交易，
从中收取“佣金”，操纵集市交易。城镇的商行、货栈、店铺，由商会管理。
1945年解放后，县政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进行保护，资金困难者予以贷
款扶持，适应了支援解放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1950年工商管理科贯彻政务院发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办理私人工商业的
开业、歇业、变更手续。通过行业组合，实行联购分销，由国营单位进货，按零售牌
价明码交易，对有困难的手工业户，采取收购产品、加工订货、调整税收等措施予以
扶持。对棉花、食盐、海产、小枣、土布、木材等，把收购价格和分配、调拨权置于
政府管制之下，并实行集中交易。1954年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着重维护粮食、油料、
棉花统购、派购政策的实施。针对场外交易、黑市经纪、偷漏国税、掺杂使假等违背
工商政策的现象，对全县的工商业进行清理整顿，遏制了不法行为。
1956年以后，全县建立了29个粮、棉、油市场。规定二类物资一律由国营或供销
社收购，私商经批准只能为国家代购，不允许自营贩运；凡国家派购的三类物资应首
先保证完成交售任务，其剩余部分必须持有自产自销证进入集市交易; 外来推销产品
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批准，指定推销地点和单位; 严禁买卖粮、棉、油、布、
煤等票证，严禁掺杂使假、粗制滥造、偷工减料、短秤少两、抢购套购等不法行为。
这些措施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的统一，保护了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但由于对农民的
家庭副业限制过死，集市渠道一度被堵塞，造成商品匮乏、供应紧张、物价上涨。
1961年，开始恢复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副产品上市，调剂余缺，市场交易趋于
活跃。
1966—1976年期间，集市贸易又被当作“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批判，限制农民
赶集，控制产品上市，对农民的家庭副业、小买小卖、修理缮补等也进行限制，造成
市面萧条，供应紧张。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放宽了贸易政
策，集市贸易日渐繁荣。开始在集市、商场推行“编号定位、凭号入市、划行归市”
之法，倡导公平交易，严禁欺行霸市。为了方便交易，设置包括公平秤、标准尺、筐
箩、簸箕、口袋、绳经、针线在内的服务台，同时，禁止迷信、野医、占卜、赌博活
动，检查金银、文物走私。1987—1990年查处假冒伪劣商品440个品种，总值130. 81
万元，焚毁霉变商品价值5万元。
查处投机倒把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形势还不稳定，有些
不法分子趁机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或倒卖金银，贩卖毒品，造成市场混乱。县人民
政府一面通过国营商业采购和调拨物资，供应市场，平抑物价; 一面于1952开展‘反
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
动，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54年后，对抬高粮价进行黑市交易
的不法商贩进行严厉查处，稳定了粮价，也抑制了其他物价的上涨。
1960—1962年，粮、棉、食品价格暴涨，而大牲畜、木材、家具价格猛跌，日用
百货供应紧张，套购倒卖、私售粮票布票等非法活动又趋抬头。1963年市场管理加强，
查获投机倒把案23起。
“文化大革命” 期间， 由于社会秩序混乱，投机倒把活动泛滥，名目繁多。据
1971—1976年不完全统计，查获大案要案近百起，涉及粮食20.4万公斤，油料2300公
斤，布票面额12300米，棉花1900公斤，金属6500公斤，木材240立方米。此外还破获
了一批内外勾结，转手倒卖钢材、木材、机器及零部件的重大案件。由于“左”倾错
误的影响，把运销三类农副产品、私人经营作坊、摊点等，也作为投机倒把、地下工
厂、地下商店进行查处。对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复查，纠正了有关错
案。
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以后，有些人趁机钻经济改革的空子，
走私黄金、白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甚至行贿受贿，倒卖钢材、木材、石油、化肥、
彩电等紧销物资。从1982年起，开展年度大检查。是年，查处投机倒把大案19起，其
中移交政法部门处理的2起，移交纪委处理的1起，共罚款、没收款6.25万元。1987年，
检查国营、集体企业377家，个体商户5474家，其中违法的共253家，查获冒牌自行车
203辆， 假茅台酒577瓶，变质啤酒38663瓶，发霉糕点900公斤，淫秽录像带520盒，
假银元20块， 同时取缔无证商贩55户。 1988年—1990年共查处违章、违法经济案件
4356起， 其中千元以上大案180 起; 万元以上大案11起，罚款、没收款67.23万元，
保障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