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收购滨州古来就有养猪习惯，但养猪多为积肥。生猪交易，均靠集市进行。生猪买卖，多为本地屠户，一部分由猪贩运往外地牟利。价格由双方面议，随淡旺两季增减。1949年供销社建立后开展生猪自购自销。1952年收购仅948头；1953年后为国家代购，当年收购1277头；1955年2235头。1956年后农村实行合作化，户养猪下降，当年收购1394头。1957年降为506头。1958年生猪收购，硬性派购，收尽收绝，不顾再生能力，当年收购2490头。1959年增至3131头，但多数体小膘瘦。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集体个人均无养猪能力，收购明显下降。每头生猪60公斤即达收购标准，再按肥瘦分为1一5等和等外6个级别。1960年收购876头，1961年仅58头，1962年142头。1963年农业丰收，收购政策采用派购、议购、奖售办法，当年收购2512头。
1966年滨县食品公司成立。生猪收购销售不再由供销社经营。当时提倡农民养猪，生产队采取按猪奖励饲料粮，猪肥作价（有的折工分）等措施，使生猪饲养量回升。到1975年收购量为7496头。1977年增至27504头。
1978年后，改进农村养猪政策，国家发放预定金，并规定交售1头猪奖布票3尺，1.75公斤毛猪奖粮0.5公斤，每头奖标准化肥7.5公斤。以后，历年稳定在年均收购26000头左右。78年后，改进农村养猪政策，国家发放预定金，并规定交售1头猪奖布票3尺，1.75公斤毛猪奖粮0.5公斤，每头奖标准化肥7.5公斤。以后，历年稳定在年均收购26000头左右。
1982年个体屠户大增，食品公司出现“买猪难”问题。为此，食品部门采取下乡收购，验猪到圈，增奖化肥等办法，也难挽回下降局面，当年收购20349头。1984年仅收购6089头。1985年猪肉价格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当年收购只有3600头。1987年春调整了奖粮标准，每收1头猪奖粮40公斤。8月以后提高到120公斤，每头猪粮食差价补贴达17.75元。但仍未扭转收购下降局面。1988——1990年公司直接参与生猪贸易，当地收购量仍呈下降趋势。1988年公司仅收购3400头，1990年收购2200头，只占社会收购量16000头的13%左右。
肉食供应当地城乡人民的肉食消费，原由自由市场经营。1956年以后，肉食消费处于紧张状况，名为敞开供应，实则长期“买肉难”，挨号排队现象司空见惯。1960年后猪源减少，猪肉供应更趋紧张，农民只在重大节日有少量计划供应。对城镇居民则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军队特需供应，则由部队提前提出计划安排供应。石油井下作业工人、高温作业工人、病人、产妇、高级知识分子、高干等给以定量之外特殊照顾。
1974—1982年生猪来源充裕，供应紧张渐趋缓和。1975年销6415头，1980年增加到17909头。1982年后个体屠宰户大增，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并存，大大缓解了供应紧张状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肉出现厌肥喜瘦现象，供应方法则采用肥瘦分割、部位分割定价的办法。1985年猪肉价格放开后，对城镇居民供应采用指导价格和当地财政补贴办法。
1987年后除重大节日对城镇居民凭票供应外，城乡均实行议价销售。大批猪肉供应依靠调入。1988年调入308469公斤，1989年调入24.7万公斤，1990年调入25.5万公斤。对城乡居民的销售量达1409吨。
禽蛋收购家禽、鲜蛋收购，受国家政策和禽疫制约，收购数量起伏不定。50年代初，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近，群众愿意交售。1952年供销系统收购鲜蛋169担，活禽29600只。1954年分别为1074担，29500只。1958年禽病流行，鲜蛋收购1319担，活禽23500只。1960年分别为151担和1100只。1961年鲜蛋收购空白，只收活禽400只。从1968年，供销系统受商业系统委托代购。收购方式为硬性派购，按户摊派，当年收购3283担。到1972年降为192担。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民购买力提高，鲜蛋活禽收购不再执行派购办法。价格放开，多渠道经营，缓解了供需矛盾。1988——1990年除重大节日外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90年家禽收购153700只，鲜蛋收购811吨。
市区食品供应1982年滨州市建立后，惠民地区食品商店交滨州市，更名为滨州市食品公司。自此后，市区内中央、省、地、市、部队等450个单位10万非农业人口的食品供应任务均由市食品公司承担。市食品公司无屠宰场地，依靠商品调入销售，其猪、牛、羊肉及禽蛋货源主要从北镇冷藏厂购进，其次，从博兴、桓台、滨县、平度等地购进鲜白条猪。1982年调进305400公斤，1983年542400公斤，1984年423200公斤，1985年362750公斤，1986年132600公斤，1990年46100公斤。每年从冷藏厂购进鲜蛋16万公斤左右。
市区供应历年偏紧，食品公司根据财政补贴和货源情况，采用发放票证计划供应（1982年缓解卖猪难，曾敞开供应）。对部队、高空、高温工作者、高级知识分子、体育教练及学员等照顾供应，供应量超过一般市民1倍以上。平价肉禽蛋，除重大节日外，不销往农村。1982年建市至1985年执行计划倒挂供应体制，按人按日定量供应，财政补贴经营，最高补贴年份高达130万元。1985年后生猪价格放开，财政补贴逐年减少。公司实行微利保本经营，财政补贴实行减半制，仍实行票证供应，部分议价经营。随财政政策和市场情况变化，市民供应量历年不一。1982年销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是年销售肉201万公斤，鸡蛋20万公斤，销售总额516.4万元。1983年持续旺销，销售猪肉161万公斤，鸡蛋25万公斤，销售总额596.6万元。是年羊、牛、鸡及各种熟制品也较充裕。1984年略有下降。1985年市场价格放开，财政补贴减少，猪肉供应采取平价、议价两种价格。羊、牛、禽取消平价供应。当年销售猪肉10万公斤，鸡蛋8.5万公斤，销售总额430万元。1986年销售猪肉41万公斤，鸡蛋5万公斤。1987年销猪肉51万公斤。
1988——1990年除重要节日发放少量票证，享受补贴供应外，常年议购议销。1980—1990年间市场调节大大缓解了城市供应状况。
蔬菜购销滨州人历来有种菜习惯，除自食外，均依靠集市贸易销售。由于种植技术落后，品种均系大路菜，诸如茄子、辣椒、韭菜、大葱、黄瓜、豆角及葫瓜类。因受季节影响，淡、旺两季分明，价格也因此有高低之分。
1952年后惠民专署迁来北镇，市区不断扩大，非农业人口逐年增加。自1955年后国营商业、供销系统、合作店组先后建立蔬菜商店。1977年地区蔬菜公司建立。1982年，北镇蔬菜商店改为滨州市蔬菜公司，1990年下设8个蔬菜门市部，担负着驻地居民的蔬菜供应任务，兼营酱菜、调味品、果品等。
自1965年商业部门开始发展蔬菜生产基地。当年在赵四勿、刘家口、谢家建立3个蔬菜基地，有菜田1020亩，年上交任务250万公斤。1968年又增加了扈家、纸坊、韩声杨、陈家台、大刘家、宋黄家等22村为蔬菜生产基地，菜田面积增加到3500亩，年交售鲜菜500万公斤。1976年黄河漫滩，秋菜绝产，市区蔬菜供应特紧。只好调整蔬菜基地，在彭李乡11村发展菜田1500亩。原基地只保留了赵四勿、扈家、纸坊、韩声杨、宋黄家5个村。1987年基地菜田面积3732亩。
对菜农交售蔬菜实行奖励办法，每交售价值0.25元的蔬菜供应粮食0.5公斤，50公斤粮食随供食油0.25公斤。超交蔬菜加价20%收购。凡交蔬菜100公斤，供应平价柴油0.75公斤，豆饼0.5公斤。交售蔬菜30公斤，供尿素0.5公斤。年交售蔬菜5万公斤大户，奖售自行车1辆、缝纫机1台。
外地调入大秋菜，每调入5000公斤供应柴油50公斤，尿素325公斤。每5万公斤另奖自行车1辆。1985年蔬菜价格放开后，供应粮食改为30%平价，70%议价，其他优惠供应基本停止。
在发展蔬菜基地的同时，利用发放贷款、技术培训等形式，发展塑料大棚等种植技术。1986年发放贷款11万元，177户菜农建大棚259个。此项措施，使蔬菜上市提前，蔬菜市场淡季不淡。
1965——1985年实行包购包销制。1985年价格放开后，公司与菜农之间由产销合同制改为“议购议销”，“肥菜换购”、“店队挂钩”等形式。收购春夏季蔬菜多是议购议销，高进高出，低进低出。大秋菜实行合同订购，冬储大白菜享受财政补贴（每0.5公斤0.007—0.012元）。
1970——1980年菜价制定按混合价格执行，均低于农贸市场价格15%—20%，每担菜均价4.00元左右。销售价格，本着稳定菜农收入，稳定市民生活的方针，购销差价为15%—20%。1985年后，除重大节日外不实行倒挂补贴供应。为平抑淡季蔬菜价格，丰富市场品种，1980—1987年公司从章丘、寿光等地每年调入大葱75—90万公斤，从邹平、桓台、惠民、寿光等地调入大白菜300—350万公斤，由外省调入蒜台、大蒜、圆葱、土豆等20万公斤以上。
1988年蔬菜基地稳步发展，有塑料大棚134个，占地804亩，小棚占地2000亩。蔬菜品种向精、细发展。近年来采取“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外埠调节，保证供应”的购销办法。1990年市蔬菜公司经营各种蔬菜349.5万公斤。1990年实行限价销售，以低于市场价25—30%为准。
烟酒糖茶清末民国间全境仅有烟商40多户，酒商90多户，杂货100多户。1928年后卷烟进入滨州市场，烟商增多，仅北镇、滨城就有大小烟商30多家。解放前，烟酒茶商各不跨业兼营，品种单一，糖类多由杂货商兼营，糕点为自制自售。
1950年境内有烟商183户，酒商320多家，杂货170多家，糕点制作46家。
1951年酒类实行专卖，1953年实行卷烟专卖。私营烟商，实行凭证承销。酒烟实行计划批购和联购分销制。国营商业各公司在北镇建立后，糖业烟酒批发和零售业务由国营公司取代。
烟类：清末当地人多吸旱烟和水烟。民国后，渐见卷烟，50年代普及。境内所需卷烟主要从益都、青岛、济南等地进货。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因货源短缺，干部、职工实行凭票证供应，最少时每人每月1.8盒。土烟叶又兴起一时。1980年前城乡购买力低，低档烟供不应求，丙、丁、戊级卷烟占销量的90%以上。在市区内，1981年青州产“丰收”烟（每盒0.20元）年销量8113条，“金鱼”烟（每盒0.15元）年销58794条，济南产“大众”烟（每盒0.09元）年销量26289条。精装“前门”和“琥珀”烟因货源少而为市场抢手货。
1982年国营商店卷烟销量下降，城乡多为个体烟商取代。当年销售310500条，1983年139000条。
1984年卷烟销售档次增高，城镇居民多为每盒0.50元左右的“云门”和“前门”，农村多为0.20—0.30元的卷烟。
1986年过滤嘴烟畅销。过滤嘴“青州”同“云门”、“前门”、“丰收”平分城乡市场。1987年过滤嘴“青州”烟每条16.1元，在市内当年销量20200条，其他过滤嘴烟也畅销。不带过滤嘴的卷烟，农村仍旧畅销。
1988年到1990年间，社会上出现超前消费现象，馈赠之风大兴。尽管烟价上调，过滤嘴上等烟在城镇仍畅销不衰，城镇待客多是5元以上的石林、云烟、良友、555等名牌香烟，自吸多为1元以上带嘴香烟。农村待客多为1元左右带嘴香烟，自吸多是无嘴金鹿和丰收牌。次等金鱼、勤俭之类已无销路。1988——1990年间社会卷烟销量分别为6002箱、6956箱和4555箱。价值分别为1781万元、1598万元、1117万元。
酒类：解放前，只有蒲台北关一家酿酒作坊。酒类货源大部分依靠酒商从外地运进。
建国后酒类实行专卖，国营公司主要靠济南、青岛、安丘、桓台、诸城等地调进。1960—1977年货源紧张，主要调入散装原酒勾兑装瓶供应市场。1977年销售地瓜干白酒417吨、啤酒20吨、露杂酒15吨、粮食酒50吨。
1980年后货源充裕，品种增加，经营渠道多，个体户大增，酒类供应大于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的消费档次逐渐提高。啤酒渐为人们所赏识，名优白酒供不应求，低度白酒受人青睐。1985年前每瓶1—2元的畅销。1986年每瓶3—5元的畅销。名优酒成为馈赠礼品。1976年各类酒年销量只有245吨，1980年增至414吨，1983年440吨，1987年603吨。
1988—1990年酒的消费量日多，且档次越来越高。地方名优产品如滨州老窖、武定府特曲、范公特曲等为人们所青睐，高级宴席上茅台也不鲜见。近年，包装装璜渐为人们重视。啤酒在夏、秋间更为人们所喜欢。当地以“琥珀”“青岛”、“趵突泉”最畅销。
农村宴席以每瓶5——10元白酒居多，自饮者多为每瓶2——3元居多。啤酒、果酒渐为农村年轻人青睐。
1988年各类酒销量为1325吨，1989年1348吨，1990年1887吨。
食糖：货源均由外地调入，自1958年起食糖紧缺，1960年后开始计划供应，城乡均实行票证。城镇居民每人每季度0.25公斤，婴儿加倍，产妇凭医院证明信供应1公斤。肝炎病患者及医药用糖适当照顾。农村食用糖，每户每季度0.25公斤，由供销社供应。重大节日，城乡均实行加量优待供应。
80年代货源充裕，食糖批发对象扩至个体商贩。1984年敞开供应。1987年货源紧缺，城镇居民食用糖实行定量供应。
食糖消费虽然偏紧，但历年逐渐增多。1976年城乡消费只有223吨，1980年增加到380吨，1983年586吨，1987年543吨。
1989年食糖敞开供应。消费量增长，1990年达753吨。
茶叶：当地人爱喝茶，主要消费品种为各级茉莉花茶，单寺、堡集一带爱喝黄大茶。
1980年前茶源紧张，供不应求，花色品种少，且质量低。1980年后货源充裕，经营渠道多，敞开供应。1984年后价格骤增。1987年购进16000公斤（不包括其他渠道进货）。
1988——1990年间茶源宽松，内、外茶商渐多，且花色品种增多。当地人所青睐的浙江、福建各级茉莉花茶均充斥商柜，城乡以每公斤5——20元者畅销。1990年销量最高，达1079吨。
糕点糖果滨州制作中式糕点糖果历史悠久，且有里则大蜜饯和常家芝麻酥糖享名省内外。1953年前糖果糕点供应，主要靠点心铺和糖坊自制自售或商贩从外运进。
60年代，当地兴起食品加工，农村供销系统均有自己的食品厂。市区商业部门也有了自己的食品工业。主要生产饼干、桃酥、蛋糕、蜜食、糖果等。1980年后外地产品进入滨州，花色品种约100种。1984年前凭票供应，年销量约17.5万公斤左右。1984年后，糕点糖果日趋高档，由粗转精，向礼品化、营养化发展，销售数量逐年增加。1987年共销售33万公斤（不包括供销社及个体商销售数）。
1988——1990年间，糕点糖果更趋高档，巧克力、奶油制品包装精美更为人喜欢。1990年糖果糕点销量为450吨。
此外，各类调料俱全。
第二节 食品购销
生猪收购滨州古来就有养猪习惯，但养猪多为积肥。生猪交易，均靠集市进行。生猪买卖，多为本地屠户，一部分由猪贩运往外地牟利。价格由双方面议，随淡旺两季增减。1949年供销社建立后开展生猪自购自销。1952年收购仅948头；1953年后为国家代购，当年收购1277头；1955年2235头。1956年后农村实行合作化，户养猪下降，当年收购1394头。1957年降为506头。1958年生猪收购，硬性派购，收尽收绝，不顾再生能力，当年收购2490头。1959年增至3131头，但多数体小膘瘦。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集体个人均无养猪能力，收购明显下降。每头生猪60公斤即达收购标准，再按肥瘦分为1一5等和等外6个级别。1960年收购876头，1961年仅58头，1962年142头。1963年农业丰收，收购政策采用派购、议购、奖售办法，当年收购2512头。
1966年滨县食品公司成立。生猪收购销售不再由供销社经营。当时提倡农民养猪，生产队采取按猪奖励饲料粮，猪肥作价（有的折工分）等措施，使生猪饲养量回升。到1975年收购量为7496头。1977年增至27504头。
1978年后，改进农村养猪政策，国家发放预定金，并规定交售1头猪奖布票3尺，1.75公斤毛猪奖粮0.5公斤，每头奖标准化肥7.5公斤。以后，历年稳定在年均收购26000头左右。78年后，改进农村养猪政策，国家发放预定金，并规定交售1头猪奖布票3尺，1.75公斤毛猪奖粮0.5公斤，每头奖标准化肥7.5公斤。以后，历年稳定在年均收购26000头左右。
1982年个体屠户大增，食品公司出现“买猪难”问题。为此，食品部门采取下乡收购，验猪到圈，增奖化肥等办法，也难挽回下降局面，当年收购20349头。1984年仅收购6089头。1985年猪肉价格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当年收购只有3600头。1987年春调整了奖粮标准，每收1头猪奖粮40公斤。8月以后提高到120公斤，每头猪粮食差价补贴达17.75元。但仍未扭转收购下降局面。1988——1990年公司直接参与生猪贸易，当地收购量仍呈下降趋势。1988年公司仅收购3400头，1990年收购2200头，只占社会收购量16000头的13%左右。
肉食供应当地城乡人民的肉食消费，原由自由市场经营。1956年以后，肉食消费处于紧张状况，名为敞开供应，实则长期“买肉难”，挨号排队现象司空见惯。1960年后猪源减少，猪肉供应更趋紧张，农民只在重大节日有少量计划供应。对城镇居民则实行凭票凭证供应。军队特需供应，则由部队提前提出计划安排供应。石油井下作业工人、高温作业工人、病人、产妇、高级知识分子、高干等给以定量之外特殊照顾。
1974—1982年生猪来源充裕，供应紧张渐趋缓和。1975年销6415头，1980年增加到17909头。1982年后个体屠宰户大增，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并存，大大缓解了供应紧张状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肉出现厌肥喜瘦现象，供应方法则采用肥瘦分割、部位分割定价的办法。1985年猪肉价格放开后，对城镇居民供应采用指导价格和当地财政补贴办法。
1987年后除重大节日对城镇居民凭票供应外，城乡均实行议价销售。大批猪肉供应依靠调入。1988年调入308469公斤，1989年调入24.7万公斤，1990年调入25.5万公斤。对城乡居民的销售量达1409吨。
禽蛋收购家禽、鲜蛋收购，受国家政策和禽疫制约，收购数量起伏不定。50年代初，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近，群众愿意交售。1952年供销系统收购鲜蛋169担，活禽29600只。1954年分别为1074担，29500只。1958年禽病流行，鲜蛋收购1319担，活禽23500只。1960年分别为151担和1100只。1961年鲜蛋收购空白，只收活禽400只。从1968年，供销系统受商业系统委托代购。收购方式为硬性派购，按户摊派，当年收购3283担。到1972年降为192担。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民购买力提高，鲜蛋活禽收购不再执行派购办法。价格放开，多渠道经营，缓解了供需矛盾。1988——1990年除重大节日外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90年家禽收购153700只，鲜蛋收购811吨。
市区食品供应1982年滨州市建立后，惠民地区食品商店交滨州市，更名为滨州市食品公司。自此后，市区内中央、省、地、市、部队等450个单位10万非农业人口的食品供应任务均由市食品公司承担。市食品公司无屠宰场地，依靠商品调入销售，其猪、牛、羊肉及禽蛋货源主要从北镇冷藏厂购进，其次，从博兴、桓台、滨县、平度等地购进鲜白条猪。1982年调进305400公斤，1983年542400公斤，1984年423200公斤，1985年362750公斤，1986年132600公斤，1990年46100公斤。每年从冷藏厂购进鲜蛋16万公斤左右。
市区供应历年偏紧，食品公司根据财政补贴和货源情况，采用发放票证计划供应（1982年缓解卖猪难，曾敞开供应）。对部队、高空、高温工作者、高级知识分子、体育教练及学员等照顾供应，供应量超过一般市民1倍以上。平价肉禽蛋，除重大节日外，不销往农村。1982年建市至1985年执行计划倒挂供应体制，按人按日定量供应，财政补贴经营，最高补贴年份高达130万元。1985年后生猪价格放开，财政补贴逐年减少。公司实行微利保本经营，财政补贴实行减半制，仍实行票证供应，部分议价经营。随财政政策和市场情况变化，市民供应量历年不一。1982年销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是年销售肉201万公斤，鸡蛋20万公斤，销售总额516.4万元。1983年持续旺销，销售猪肉161万公斤，鸡蛋25万公斤，销售总额596.6万元。是年羊、牛、鸡及各种熟制品也较充裕。1984年略有下降。1985年市场价格放开，财政补贴减少，猪肉供应采取平价、议价两种价格。羊、牛、禽取消平价供应。当年销售猪肉10万公斤，鸡蛋8.5万公斤，销售总额430万元。1986年销售猪肉41万公斤，鸡蛋5万公斤。1987年销猪肉51万公斤。
1988——1990年除重要节日发放少量票证，享受补贴供应外，常年议购议销。1980—1990年间市场调节大大缓解了城市供应状况。
蔬菜购销滨州人历来有种菜习惯，除自食外，均依靠集市贸易销售。由于种植技术落后，品种均系大路菜，诸如茄子、辣椒、韭菜、大葱、黄瓜、豆角及葫瓜类。因受季节影响，淡、旺两季分明，价格也因此有高低之分。
1952年后惠民专署迁来北镇，市区不断扩大，非农业人口逐年增加。自1955年后国营商业、供销系统、合作店组先后建立蔬菜商店。1977年地区蔬菜公司建立。1982年，北镇蔬菜商店改为滨州市蔬菜公司，1990年下设8个蔬菜门市部，担负着驻地居民的蔬菜供应任务，兼营酱菜、调味品、果品等。
自1965年商业部门开始发展蔬菜生产基地。当年在赵四勿、刘家口、谢家建立3个蔬菜基地，有菜田1020亩，年上交任务250万公斤。1968年又增加了扈家、纸坊、韩声杨、陈家台、大刘家、宋黄家等22村为蔬菜生产基地，菜田面积增加到3500亩，年交售鲜菜500万公斤。1976年黄河漫滩，秋菜绝产，市区蔬菜供应特紧。只好调整蔬菜基地，在彭李乡11村发展菜田1500亩。原基地只保留了赵四勿、扈家、纸坊、韩声杨、宋黄家5个村。1987年基地菜田面积3732亩。
对菜农交售蔬菜实行奖励办法，每交售价值0.25元的蔬菜供应粮食0.5公斤，50公斤粮食随供食油0.25公斤。超交蔬菜加价20%收购。凡交蔬菜100公斤，供应平价柴油0.75公斤，豆饼0.5公斤。交售蔬菜30公斤，供尿素0.5公斤。年交售蔬菜5万公斤大户，奖售自行车1辆、缝纫机1台。
外地调入大秋菜，每调入5000公斤供应柴油50公斤，尿素325公斤。每5万公斤另奖自行车1辆。1985年蔬菜价格放开后，供应粮食改为30%平价，70%议价，其他优惠供应基本停止。
在发展蔬菜基地的同时，利用发放贷款、技术培训等形式，发展塑料大棚等种植技术。1986年发放贷款11万元，177户菜农建大棚259个。此项措施，使蔬菜上市提前，蔬菜市场淡季不淡。
1965——1985年实行包购包销制。1985年价格放开后，公司与菜农之间由产销合同制改为“议购议销”，“肥菜换购”、“店队挂钩”等形式。收购春夏季蔬菜多是议购议销，高进高出，低进低出。大秋菜实行合同订购，冬储大白菜享受财政补贴（每0.5公斤0.007—0.012元）。
1970——1980年菜价制定按混合价格执行，均低于农贸市场价格15%—20%，每担菜均价4.00元左右。销售价格，本着稳定菜农收入，稳定市民生活的方针，购销差价为15%—20%。1985年后，除重大节日外不实行倒挂补贴供应。为平抑淡季蔬菜价格，丰富市场品种，1980—1987年公司从章丘、寿光等地每年调入大葱75—90万公斤，从邹平、桓台、惠民、寿光等地调入大白菜300—350万公斤，由外省调入蒜台、大蒜、圆葱、土豆等20万公斤以上。
1988年蔬菜基地稳步发展，有塑料大棚134个，占地804亩，小棚占地2000亩。蔬菜品种向精、细发展。近年来采取“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外埠调节，保证供应”的购销办法。1990年市蔬菜公司经营各种蔬菜349.5万公斤。1990年实行限价销售，以低于市场价25—30%为准。
烟酒糖茶清末民国间全境仅有烟商40多户，酒商90多户，杂货100多户。1928年后卷烟进入滨州市场，烟商增多，仅北镇、滨城就有大小烟商30多家。解放前，烟酒茶商各不跨业兼营，品种单一，糖类多由杂货商兼营，糕点为自制自售。
1950年境内有烟商183户，酒商320多家，杂货170多家，糕点制作46家。
1951年酒类实行专卖，1953年实行卷烟专卖。私营烟商，实行凭证承销。酒烟实行计划批购和联购分销制。国营商业各公司在北镇建立后，糖业烟酒批发和零售业务由国营公司取代。
烟类：清末当地人多吸旱烟和水烟。民国后，渐见卷烟，50年代普及。境内所需卷烟主要从益都、青岛、济南等地进货。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因货源短缺，干部、职工实行凭票证供应，最少时每人每月1.8盒。土烟叶又兴起一时。1980年前城乡购买力低，低档烟供不应求，丙、丁、戊级卷烟占销量的90%以上。在市区内，1981年青州产“丰收”烟（每盒0.20元）年销量8113条，“金鱼”烟（每盒0.15元）年销58794条，济南产“大众”烟（每盒0.09元）年销量26289条。精装“前门”和“琥珀”烟因货源少而为市场抢手货。
1982年国营商店卷烟销量下降，城乡多为个体烟商取代。当年销售310500条，1983年139000条。
1984年卷烟销售档次增高，城镇居民多为每盒0.50元左右的“云门”和“前门”，农村多为0.20—0.30元的卷烟。
1986年过滤嘴烟畅销。过滤嘴“青州”同“云门”、“前门”、“丰收”平分城乡市场。1987年过滤嘴“青州”烟每条16.1元，在市内当年销量20200条，其他过滤嘴烟也畅销。不带过滤嘴的卷烟，农村仍旧畅销。
1988年到1990年间，社会上出现超前消费现象，馈赠之风大兴。尽管烟价上调，过滤嘴上等烟在城镇仍畅销不衰，城镇待客多是5元以上的石林、云烟、良友、555等名牌香烟，自吸多为1元以上带嘴香烟。农村待客多为1元左右带嘴香烟，自吸多是无嘴金鹿和丰收牌。次等金鱼、勤俭之类已无销路。1988——1990年间社会卷烟销量分别为6002箱、6956箱和4555箱。价值分别为1781万元、1598万元、1117万元。
酒类：解放前，只有蒲台北关一家酿酒作坊。酒类货源大部分依靠酒商从外地运进。
建国后酒类实行专卖，国营公司主要靠济南、青岛、安丘、桓台、诸城等地调进。1960—1977年货源紧张，主要调入散装原酒勾兑装瓶供应市场。1977年销售地瓜干白酒417吨、啤酒20吨、露杂酒15吨、粮食酒50吨。
1980年后货源充裕，品种增加，经营渠道多，个体户大增，酒类供应大于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的消费档次逐渐提高。啤酒渐为人们所赏识，名优白酒供不应求，低度白酒受人青睐。1985年前每瓶1—2元的畅销。1986年每瓶3—5元的畅销。名优酒成为馈赠礼品。1976年各类酒年销量只有245吨，1980年增至414吨，1983年440吨，1987年603吨。
1988—1990年酒的消费量日多，且档次越来越高。地方名优产品如滨州老窖、武定府特曲、范公特曲等为人们所青睐，高级宴席上茅台也不鲜见。近年，包装装璜渐为人们重视。啤酒在夏、秋间更为人们所喜欢。当地以“琥珀”“青岛”、“趵突泉”最畅销。
农村宴席以每瓶5——10元白酒居多，自饮者多为每瓶2——3元居多。啤酒、果酒渐为农村年轻人青睐。
1988年各类酒销量为1325吨，1989年1348吨，1990年1887吨。
食糖：货源均由外地调入，自1958年起食糖紧缺，1960年后开始计划供应，城乡均实行票证。城镇居民每人每季度0.25公斤，婴儿加倍，产妇凭医院证明信供应1公斤。肝炎病患者及医药用糖适当照顾。农村食用糖，每户每季度0.25公斤，由供销社供应。重大节日，城乡均实行加量优待供应。
80年代货源充裕，食糖批发对象扩至个体商贩。1984年敞开供应。1987年货源紧缺，城镇居民食用糖实行定量供应。
食糖消费虽然偏紧，但历年逐渐增多。1976年城乡消费只有223吨，1980年增加到380吨，1983年586吨，1987年543吨。
1989年食糖敞开供应。消费量增长，1990年达753吨。
茶叶：当地人爱喝茶，主要消费品种为各级茉莉花茶，单寺、堡集一带爱喝黄大茶。
1980年前茶源紧张，供不应求，花色品种少，且质量低。1980年后货源充裕，经营渠道多，敞开供应。1984年后价格骤增。1987年购进16000公斤（不包括其他渠道进货）。
1988——1990年间茶源宽松，内、外茶商渐多，且花色品种增多。当地人所青睐的浙江、福建各级茉莉花茶均充斥商柜，城乡以每公斤5——20元者畅销。1990年销量最高，达1079吨。
糕点糖果滨州制作中式糕点糖果历史悠久，且有里则大蜜饯和常家芝麻酥糖享名省内外。1953年前糖果糕点供应，主要靠点心铺和糖坊自制自售或商贩从外运进。
60年代，当地兴起食品加工，农村供销系统均有自己的食品厂。市区商业部门也有了自己的食品工业。主要生产饼干、桃酥、蛋糕、蜜食、糖果等。1980年后外地产品进入滨州，花色品种约100种。1984年前凭票供应，年销量约17.5万公斤左右。1984年后，糕点糖果日趋高档，由粗转精，向礼品化、营养化发展，销售数量逐年增加。1987年共销售33万公斤（不包括供销社及个体商销售数）。
1988——1990年间，糕点糖果更趋高档，巧克力、奶油制品包装精美更为人喜欢。1990年糖果糕点销量为450吨。
此外，各类调料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