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滔滔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奔流而下，一泻万里。在她即将汇入大海的地方，有一座飞架南北的大桥，就象母亲脖子上一条美丽的金项练。这条金项练的一端镶嵌着一颗闪光的明珠，这就是滨州市。
滨州市，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东邻东营市，西接惠民、阳信两县，北连沾化县，南界博兴、高青二县。面积1040.06平方公里，人口555756人。密度为平方公里534人。
滨州市，本汉之湿沃县，隋之蒲台县，唐之渤海县地。五代后周显德间于县置滨州，领渤海、蒲台二县。明初省渤海直隶于州，兼领利津、沾化、蒲台三县。清雍正间方降为散州，与县同级。民国初改称滨县。1982年建市，袭旧称名滨州市。今辖6镇、8乡、3个街道办事处，918个村民委员会，58个街道居民委员会。
市区，原名北镇，位于市域中南部，黄河北岸，是一座发展中的新兴城市，为惠民地区（今滨州地区）行署机关和滨州市人民政府机关所在地。205国道与220国道两条公路干线于此交会。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发展前景广阔。
滨州市地处黄河下游鲁北黄泛冲积平原，地势西南部偏高，东北部偏低，以七千分之一的比降缓缓倾斜。黄河从市区南端穿境而过，徒骇河在市域西北部过境向东北流去。气候属温带季风气候，大陆性较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均气温12.5℃。夏无酷暑，冬无奇寒，雨热同期，年均降水量583.2毫米，无霜期205天左右，适宜于自然生物繁衍生长。
市域内土地资源丰富，广阔平坦。黄河过境流量1500秒立米，徒骇河流量可达350秒立米。地下矿藏石油、天然气储量甚丰，为胜利油田重点开发区之一。
二
滨州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过去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经济发展缓慢，工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经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滨州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县逐步发展为一个以轻纺和化工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
滨州的农业，在历史上即以生产优质棉享誉省内外。明万历间《滨州志》就有“种棉者十之八九”的记载。粮食作物以小麦、谷子、高粱、大豆、玉米为主。但是，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频繁的战乱，主要生产资料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阶级长期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困境中，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45年本境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先后进行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1957年粮食总产达5366.8万公斤，棉花总产（皮棉）达773.5万公斤，农业总产值达5291.7万元。但是，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浮夸风”、“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降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低点，1962年农业总产值仅2126.4万元。1962年以后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粮食总产恢复到5930.3万公斤，棉花总产（皮棉）恢复到841.1万公斤，农业总产值达5918，6万元。可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刚刚复苏的农业推向了徘徊不前的困境。1975年粮食总产805.9万公斤，棉花总产（皮棉）下降到386.5万公斤，农业总产值5626.4万元，比1965年下降5%。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局面，粮、棉产量大幅度上升。1991年，粮食总产2.3亿公斤；棉花总产（皮棉）230万公斤；水果总产60万公斤；水产品367.7万公斤，大牲畜保有量6.95万头，猪羊保有量12.65万头，家禽保有量145万只，肉类年产量787.5万公斤，禽蛋年产量950万公斤。农业总产值47025万元。
滨州的手工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万历间《滨州志》有“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而贸于市，乡间比户抒轴之声相闻”的记载。滨州土布大量销往东北各省。此外，弓坊、染坊、磨坊、油坊、粉坊、豆腐坊和铁匠、木匠、瓦匠、银匠等遍布城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形成较大的企业。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农民发展农业方面，工业发展比较缓慢。1952年工业总产值仅38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7%。1958年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运动中，许多厂子盲目上马，虽然得不偿失，没有取得相应社会效益，但滨州的工业生产总是艰难起步了。至1965年，工业总产值上升到150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3%。1966年青岛国棉四厂来北镇筹建新厂（今滨州第一棉纺织厂），北镇化工厂（今滨州、北工厂）也在同期内建成，奠定了滨州工业以轻纺和化工为骨干企业的发展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滨州工业开始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至1985年工业总产值达39044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6.4%。目前全市已有各类企业316家，逐步形成了纺织、化工、电子、机械、造纸、印刷、建筑、食品、油棉加工等行业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主要产品317种，其中有40多种产品获部优、省优、地优等荣誉称号。1991年工业总产值达8.17亿元。同时，积极发展外向型企业，1991年与外商签定了6项投资合同，达成合作意向10多项，其中外商投资达270万美元。在此期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市乡镇企业总数已达到12589个，总收入达到9.4亿元，总产值达8.29亿元。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91年底全市第三产业产值已达15098万元，占社会生产总值的24.2%。全市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达7.8万人。形成了以饮食服务、道路交通、邮电通讯、商业、物资、供销、金融、保险等门类齐全的服务网络。市区公共汽车营运长度达65公里；直通北京、天津、青岛等重要城市的滨州长途汽车站和个体汽车站，年客运量在40万人次以上。张（店）——东（营）铁路博（兴）小（营）支线直达黄河以南的小营镇。1992年底开通程控电话7000门，并接入国际电话网，开办国际、港、澳、台直拨电话业务。全市城市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6.8亿元；保险公司开设人身、财产、车辆等50个险种，保险金额达27亿元。全市现已有商业网点6889个，集贸市场57处。其中大型专业批发市场9处。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副食品批发市场——姜家市场货源充足，销货面覆盖华东大部分地区。新建的六街蔬菜批发市场，日批发量达25万公斤，日市场交易额猛增到30万元，蔬菜远销东北及京津地区。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市区有滨州医学院、滨州师专、滨州教育学院等高等院校三所，各类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1处，普通中学63处，小学806处。市区16处中小学全部达到国家规范化学校标准。全市初等教育基本普及。市区有京剧团、吕剧团、民间业余剧团等文艺团体；有影剧院15座，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20多家；倶乐部、放像厅、艺术馆、图书馆等文化娱乐设施齐全；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完备。全市有体育场3个，大型室内运动场、训练房、风雨操场5座。18个医院布局合理，其中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烧伤湿润暴露疗法、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技术在全国乃至海外都享有盛誉。市区有专门科研机构8处七五”期间，取得科研成果102项，其中34项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98个科技项目得到推广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建市10年，市区由一个乡村小镇变成了一座美丽的新兴城市。到1991年城市建成面积已达14.9平方公里，规划面积达65.5平方公里。从前被人们认为不能兴建大型建筑物的黄河冲积平原上，而今高楼林立。城市服务设施齐全，现市区内共铺设沥青路面54公里，供水管线86公里，城市日供水能力达8.3万吨；排水管道61公里。市容整齐清洁，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市区南缘有全省面积最大的公园——蒲园，园内儿童乐园、旱冰场、游乐场、游泳池、赏月亭、唐赛儿纪念祠等与大河东去、铁桥飞架、三千亩蒲湖浑然一体。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被国家爱卫会命名为无鼠害市，1990年被评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1991年夺得“齐鲁杯”，1992年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鉴定，被誉为黄河三角洲上的一颗明珠。
三
滨州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远在南宋初年，滨州人民即自发组织起抗金军事武装忠义巡社，为反抗外族入侵、保卫家园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蒲台县民妇唐赛儿领导了旨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大起义，给明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1866年（清同治五年）徒骇河决，知州曹大印无视民情，激起民变。堤上胡村民胡大水率众痛打曹大印，捣毁州衙，破仓分粮。1900年为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小范村村民在范永昌率领下举起了义和拳的大旗。1911年牡丹台私立小学堂堂长郑钦联合武定府属各县辛亥革命志士夜聚牡丹台，策划反清自治，拥护国民革命。1937年冬，日军进犯滨县，当地人民配合当时国民党驻军发动了著名的“郎林阻击战”，揭开了滨州人民抗日斗争的序幕。1939年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入滨境，领导滨州人民组织起抗日革命武装，依靠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给日伪军以重创。1945年6月发动蒲滨战役，蒲滨大地全境彻底解放，沾、利、滨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渤海地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战胜利后，滨州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剿匪、反奸、除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滨州7000余名青壮年参军参战，1000余副担架、3000辆大车。一万余名民工开赴前线，为人民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又有无数优秀青少年奔赴朝鲜战场和祖国边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半个世纪以来，为国捐躯而载入《滨州市革命烈士英名录》的有1672人。他们的光辉业绩，彪炳千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滨州曾涌现过无数优秀人物。除以上所述革命志士外，尚有战国时代为谏秦王而甘赴鼎镬的高士茅焦；宋代学问渊博、敢于抨击时政利弊的状元胡旦；元代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延祐进士韩镛；明代著名散曲家刘效祖；凊代以品学著称的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及其子、力阻慈禧垂帘听政的顾命大臣杜翰；敢于蔑视权贵，谏止穆宗修圆明园的总督仓场侍郎游百川。现代则有参加过著名的北伐战争，力主进步与抗日的八路军平原纵队参谋长王明恕；爱国进步知识分子林占鳌、张立吾；爱国天文学家程庭芳；舍生掩护抗日志士的李国荣大娘；解放战争中的独胆英雄韩银祥；转战大半个中国、屡立战功的李守敬；三代治黄世家傅历卿父子；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眼科大夫游为贞；农民艺术家李仙峰、赵秋春、赵恒英等等，都深受人民敬仰。新中国建立后，更是人才辈出。仅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滨州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及党政干部即不下数百名。在市内从事各项专业工作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就有4400多人。这些人才都是滨州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四
新中国建立以来，滨州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335.84万元，是1949年的13.88倍。这个成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失误和教训。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一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由于人民刚刚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对人民有利的经济政策，生产力得到解放，国民经济发展较快。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4%。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由于“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以群众运动代替科学管理，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57年下降59.87%。1963—1965年，遵照党中央指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逐渐协调，生产逐步回升。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2.74倍。第三、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5）期间，正当“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搞政治评分，吃大锅饭。工业上则陷于无政府主义。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14120.4万元，比1965年增长90.2%。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工农业生产开始稳步上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滨州人民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农村到城镇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认真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在加强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第五、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5）期间，全市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58829万元，比1975年增长3.17倍。1986年开始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继续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加强改革开放意识，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农村经济则由单一的种植业逐步向综合经营过渡，乡镇企业迅速发展。
滨州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优越条件，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原材料、能源供应不足；地方财政困难，资金短缺；劳动力素质较差，人才匮乏；投资环境有待改善。这些不利条件，严重制约着滨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目前，滨州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在总结过去几十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面对现实，努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市委、市府制订了“43210”工程作为滨州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力争在第八个五年计划之末，国民生产总值突破十亿大关。确定强化第一产业基础地位，突出第二产业中心地位，迅速改变第三产业滞后地位的基本工作思路。富有优秀革命传统和开拓精神的滨州人民，一定会在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用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发挥优势，克服困难，坚持改革开放，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团结奋进，使滨州这颗黄河三角洲上的明珠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