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冬，全县组织27个工作组分到16个区（镇）条件较好的27处初级社试办高级社（共7582户，占总户数的6％）。1956年开始大办，许多初级社经过整顿，合并升为高级社，到年底，全县达526处，98680户，占总户数的75％。高级社的建立，对发挥集体经济有一定优越性。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381.3万元，提高到1956年的5752.5万元，增长70％；粮食单产由1949年的82公斤，增加到1956年的127.4公斤，平均年递增6.5％。1957年将526处高级社、347处初级社的绝大部分合并为799处高级社，到1958年夏，高级社合并为758处。高级社在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高潮中，仅存在两年半时间，组织尚未完备，制度并未健全，经验教训还没总结，优越性未得到充分发挥，便仓促成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 1958年秋，阎庄乡在加入高级社农户达到99.3％的情况下，全乡20处高级社愿以全国劳模吕鸿宾所在的爱国社为主，成立爱国人民公社（全社有78个自然村，8131户，37000人，耕地9万亩）。1958年8月22日，莒县向山东省委、临沂地委写出试办爱国人民公社的报告，9月10日在阎庄乡长安坡召开成立大会。之后不到半月，其他25处乡镇将738处高级社合并，一乡镇成立1处人民公社，全县实现公社化。
人民公社设党的委员会和公社管理委员会。党委设书记1人，副书记、委员若干人。公社管理委员会设社长1人（副书记兼任），副社长2-3人，下设农林部、畜牧部、财务部、劳动福利部、公社事务部、文教卫生部、武装部等（以上各部除武装部外，1959年取销，恢复原来机构设置）。公社下辖管理区（初称大队，1959年改称管理区），规模一般在千户左右。管理区为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核算单位，设半脱产民政、兽医防疫、会计、农技推广、林业、农机、广播网长等八大员。1984年，管理区撤销。生产大队，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1958年称生产队，1959年后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改称生产大队，大队设党支部委员会、管委会，支部设书记1人，副书记1-2人，委员3-5人；管委会设大队长1人（一般支部副书记兼任），副大队长1-2人，会计1人，保管1-2人。大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向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量的积累，办一些工副业项目；至1984年改队建村，大队名称取销。生产队原称生产组或作业组，1959年，成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一般由25户左右组成，设队委会，由队长1人，男女副队长各1人，保管、会计各1人组成。
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大搞“一平二调”、大刮“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给全县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山场、林木毁坏殆尽，生产工具大部被毁，社员生活用具基本砸光，牲畜大量减少。1957年，全县大牲畜49129头，1960年减少到28842头；生猪由129171头，减少到47711头。同时粮食高征购，1959年粮食总产13861万公斤，征购5371.5万公斤，占总产的38.8％，扣除饲料、种子，社员人均口粮仅有96.7公斤。1960年，全县有1030个村因口粮严重不足而患干瘦、水肿病者达69047人，占总人口的10.9％，有的地方甚至饿死人。据1960年12月统计，在“五风”中，全县搞各种大办（如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交通、大搞养猪、大办学校等）平调物资折款5466万元，平均每人85.8元，相当于近两年的人均收入，使全县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大伤元气。
1959年春，开始纠正“五风”，对平调的东西进行退赔，但时过不久，“反右倾、鼓干劲”开始，纠正“五风”的积极分子被说成是“翻身忘本”，“反对大好形势”，有的被扣上“右倾”帽子。1960年冬，县委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开始纠正公社化初期存在的问题，解决“大跃进”中的“一平二调”，撤销公共食堂。1962年，贯彻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即生产资料分别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明确各级的所有权、自主权。生产队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分组作业，责任到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公社化初期那种超越实际的错误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在农业技术上，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推广农业新技术。1962年，农业总产值3526万元，1966年增长到5919万元；粮食单产由1962年的85公斤，增长到1966年的148公斤。
1967年，随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定额管理被批判，“大寨记工法”推行，在农村大批“工分挂帅”、“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许多单位搞穷过渡，将生产队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1979年，开始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实行“大包干”，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失去存在价值。1984年秋，公社、大队撤销，改建为乡镇、行政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77年夏，推广“统两头、包中间”的劳动管理办法。1977年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试行。1979年春，推广中楼公社黑涧大队“三统五定一奖”、“四定一奖”劳动管理办法，夏季试行招贤一大队“以产定工，五业平衡，多劳多得、各计奖惩”的生产责任制。东莞、库山两公社则试行将口粮田包给社员，收入归己的办法。1980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有联产到组、到劳、到户。1981年发展到“大包干”。1982年粮食亩产501.5公斤，首次过千斤，总产4.05亿公斤，人均分配253.82元，农业总产值3.29亿元。
联产到组 1980年秋，占总生产队24％的队开始推行联产到组责任制。将生产队分成几个组，将土地包到组，实行“三包一奖”（即包产量、包工分、包成本、超奖减罚），年终由生产队统一核算。
联产到劳 1980年，有656个生产队实行，根据劳力强弱分为一、二、三级，将土地孬好搭配，全部包给劳力，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奖减罚，年终由生产队核算。
包产到户 1979年，试行口粮田包到户，1981年，全面推广。即将土地分别包到户，由各户耕种收获。生产队定好产量、用工等，年终根据承包土地的产量交队参加分配，余者归己，缺者由户承担。农业税、提留、积累等由生产队负责。
大包干 1981年夏，有9.6％的单位推行，至1983年，全部实行。即生产队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户（开始分劳力地、人份地两部分，劳力分地多些），自由安排种植，农具成本一律由户自担并负责上缴农业税和粮、油征购，各项提留后，全部归己。1983年，开始对土地划等定级，发证到户，并宣布土地将长期归户使用。1984年生产队撤销，土地调剂由村委会掌握。为防止过于频繁的调动土地，各村留有机动地，增加人口，每隔1-2年从机动地予以补充。留出的机动地分别包给农户，规定每年每亩缴付一定数量的承包费。
专业承包 大包干后，原集体的林、牧、渔等多种经营项目和大队、生产队的工副业，从1981年起，采取专业承包，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将一项事业承包给一户或几户，根据往年收入情况，定出上缴利润，超产上缴利润不增加，全归承包户；减产利润不减，由承包户负担并签定合同（一般3-5年）。
第二节 集体所有制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冬，全县组织27个工作组分到16个区（镇）条件较好的27处初级社试办高级社（共7582户，占总户数的6％）。1956年开始大办，许多初级社经过整顿，合并升为高级社，到年底，全县达526处，98680户，占总户数的75％。高级社的建立，对发挥集体经济有一定优越性。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381.3万元，提高到1956年的5752.5万元，增长70％；粮食单产由1949年的82公斤，增加到1956年的127.4公斤，平均年递增6.5％。1957年将526处高级社、347处初级社的绝大部分合并为799处高级社，到1958年夏，高级社合并为758处。高级社在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高潮中，仅存在两年半时间，组织尚未完备，制度并未健全，经验教训还没总结，优越性未得到充分发挥，便仓促成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 1958年秋，阎庄乡在加入高级社农户达到99.3％的情况下，全乡20处高级社愿以全国劳模吕鸿宾所在的爱国社为主，成立爱国人民公社（全社有78个自然村，8131户，37000人，耕地9万亩）。1958年8月22日，莒县向山东省委、临沂地委写出试办爱国人民公社的报告，9月10日在阎庄乡长安坡召开成立大会。之后不到半月，其他25处乡镇将738处高级社合并，一乡镇成立1处人民公社，全县实现公社化。
人民公社设党的委员会和公社管理委员会。党委设书记1人，副书记、委员若干人。公社管理委员会设社长1人（副书记兼任），副社长2-3人，下设农林部、畜牧部、财务部、劳动福利部、公社事务部、文教卫生部、武装部等（以上各部除武装部外，1959年取销，恢复原来机构设置）。公社下辖管理区（初称大队，1959年改称管理区），规模一般在千户左右。管理区为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核算单位，设半脱产民政、兽医防疫、会计、农技推广、林业、农机、广播网长等八大员。1984年，管理区撤销。生产大队，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1958年称生产队，1959年后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改称生产大队，大队设党支部委员会、管委会，支部设书记1人，副书记1-2人，委员3-5人；管委会设大队长1人（一般支部副书记兼任），副大队长1-2人，会计1人，保管1-2人。大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向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量的积累，办一些工副业项目；至1984年改队建村，大队名称取销。生产队原称生产组或作业组，1959年，成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一般由25户左右组成，设队委会，由队长1人，男女副队长各1人，保管、会计各1人组成。
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大搞“一平二调”、大刮“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给全县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山场、林木毁坏殆尽，生产工具大部被毁，社员生活用具基本砸光，牲畜大量减少。1957年，全县大牲畜49129头，1960年减少到28842头；生猪由129171头，减少到47711头。同时粮食高征购，1959年粮食总产13861万公斤，征购5371.5万公斤，占总产的38.8％，扣除饲料、种子，社员人均口粮仅有96.7公斤。1960年，全县有1030个村因口粮严重不足而患干瘦、水肿病者达69047人，占总人口的10.9％，有的地方甚至饿死人。据1960年12月统计，在“五风”中，全县搞各种大办（如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交通、大搞养猪、大办学校等）平调物资折款5466万元，平均每人85.8元，相当于近两年的人均收入，使全县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大伤元气。
1959年春，开始纠正“五风”，对平调的东西进行退赔，但时过不久，“反右倾、鼓干劲”开始，纠正“五风”的积极分子被说成是“翻身忘本”，“反对大好形势”，有的被扣上“右倾”帽子。1960年冬，县委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开始纠正公社化初期存在的问题，解决“大跃进”中的“一平二调”，撤销公共食堂。1962年，贯彻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即生产资料分别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明确各级的所有权、自主权。生产队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分组作业，责任到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公社化初期那种超越实际的错误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在农业技术上，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推广农业新技术。1962年，农业总产值3526万元，1966年增长到5919万元；粮食单产由1962年的85公斤，增长到1966年的148公斤。
1967年，随着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定额管理被批判，“大寨记工法”推行，在农村大批“工分挂帅”、“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许多单位搞穷过渡，将生产队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使集体财产受到损失。1979年，开始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实行“大包干”，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失去存在价值。1984年秋，公社、大队撤销，改建为乡镇、行政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77年夏，推广“统两头、包中间”的劳动管理办法。1977年后，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试行。1979年春，推广中楼公社黑涧大队“三统五定一奖”、“四定一奖”劳动管理办法，夏季试行招贤一大队“以产定工，五业平衡，多劳多得、各计奖惩”的生产责任制。东莞、库山两公社则试行将口粮田包给社员，收入归己的办法。1980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有联产到组、到劳、到户。1981年发展到“大包干”。1982年粮食亩产501.5公斤，首次过千斤，总产4.05亿公斤，人均分配253.82元，农业总产值3.29亿元。
联产到组 1980年秋，占总生产队24％的队开始推行联产到组责任制。将生产队分成几个组，将土地包到组，实行“三包一奖”（即包产量、包工分、包成本、超奖减罚），年终由生产队统一核算。
联产到劳 1980年，有656个生产队实行，根据劳力强弱分为一、二、三级，将土地孬好搭配，全部包给劳力，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奖减罚，年终由生产队核算。
包产到户 1979年，试行口粮田包到户，1981年，全面推广。即将土地分别包到户，由各户耕种收获。生产队定好产量、用工等，年终根据承包土地的产量交队参加分配，余者归己，缺者由户承担。农业税、提留、积累等由生产队负责。
大包干 1981年夏，有9.6％的单位推行，至1983年，全部实行。即生产队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户（开始分劳力地、人份地两部分，劳力分地多些），自由安排种植，农具成本一律由户自担并负责上缴农业税和粮、油征购，各项提留后，全部归己。1983年，开始对土地划等定级，发证到户，并宣布土地将长期归户使用。1984年生产队撤销，土地调剂由村委会掌握。为防止过于频繁的调动土地，各村留有机动地，增加人口，每隔1-2年从机动地予以补充。留出的机动地分别包给农户，规定每年每亩缴付一定数量的承包费。
专业承包 大包干后，原集体的林、牧、渔等多种经营项目和大队、生产队的工副业，从1981年起，采取专业承包，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将一项事业承包给一户或几户，根据往年收入情况，定出上缴利润，超产上缴利润不增加，全归承包户；减产利润不减，由承包户负担并签定合同（一般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