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县检察署对竹园煤矿劳改队实行检察，建立健全犯人劳动、生活、上课、点名、汇报等制度，加强了对犯人的思想教育，纠正了个别管教人员打骂犯人的行为。
1953年，经检察发现：在押人犯中有36.5％的犯人久押不判，管理制度不严，为此制定了改进措施。
1956-1958年，侧重于对犯人的管理，先后对看守所检察12次。
1959年，经检察发现重新犯罪的8人，经审查决定起诉加刑的5人，给予训戒的3人，同时配合公安、法院对1954年以来的48名保外就医犯人进行检察，发现病好应收监的12名，继续犯罪的3名，表现一般的31名，逃跑下落不明的2名。
1960年，共检察监所12次，发现犯人重新犯罪13人，经审查决定起诉加刑的3人，建议从严处理的2名，给予训戒揭发的8名。
1961年，检察12次。上半年，发现在押人犯表现坏的8名，其中监内3人盗窃，2人逃跑，3人破坏、造谣，经审查后决定起诉3名，批评、斗争5名；下半年，发现盗窃3起，破坏、造谣6起，越狱逃跑1人（被击毙）。
1962年，会同公安、法院对监所检察11次。1963年，监所检察由专人兼管，年内检察11次，发现拘留人犯无法律手续的3名，拘留后未登记的1名，拘留不当2名。通过检察，制止在押人犯企图自杀、逃跑2起，串供1起，煽动、破坏5起。
1964年，会同公安、法院检察监所11次，发现干警违反政策的3人，拘留不当7人，经检察后得到及时纠正。
1965年，检察监所10次，因干警思想麻痹，致犯人逃跑1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监所检察停止。
1978年，监所检察工作恢复，在看守所设检察员办公室。至1985年，在政策法律教育方面属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上课共计12次，属监所自行上课48次，属个别教育85次。受理申诉84件，纠正违法53起，自行检察973次，检察长检察15次，联合检察66次，召开联席会议21次。
1986-1996年，对在押人犯进行法制、监规、形势政策教育，检察长上课12次，检察员上课87次，个别教育2072次。检察长检察88次、自行检察3269次，联合检察37次。排除隐患30起，纠正违法行为79次，对监外罪犯考察2620人次。
第六节 监所检察
1951年，县检察署对竹园煤矿劳改队实行检察，建立健全犯人劳动、生活、上课、点名、汇报等制度，加强了对犯人的思想教育，纠正了个别管教人员打骂犯人的行为。
1953年，经检察发现：在押人犯中有36.5％的犯人久押不判，管理制度不严，为此制定了改进措施。
1956-1958年，侧重于对犯人的管理，先后对看守所检察12次。
1959年，经检察发现重新犯罪的8人，经审查决定起诉加刑的5人，给予训戒的3人，同时配合公安、法院对1954年以来的48名保外就医犯人进行检察，发现病好应收监的12名，继续犯罪的3名，表现一般的31名，逃跑下落不明的2名。
1960年，共检察监所12次，发现犯人重新犯罪13人，经审查决定起诉加刑的3人，建议从严处理的2名，给予训戒揭发的8名。
1961年，检察12次。上半年，发现在押人犯表现坏的8名，其中监内3人盗窃，2人逃跑，3人破坏、造谣，经审查后决定起诉3名，批评、斗争5名；下半年，发现盗窃3起，破坏、造谣6起，越狱逃跑1人（被击毙）。
1962年，会同公安、法院对监所检察11次。1963年，监所检察由专人兼管，年内检察11次，发现拘留人犯无法律手续的3名，拘留后未登记的1名，拘留不当2名。通过检察，制止在押人犯企图自杀、逃跑2起，串供1起，煽动、破坏5起。
1964年，会同公安、法院检察监所11次，发现干警违反政策的3人，拘留不当7人，经检察后得到及时纠正。
1965年，检察监所10次，因干警思想麻痹，致犯人逃跑1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监所检察停止。
1978年，监所检察工作恢复，在看守所设检察员办公室。至1985年，在政策法律教育方面属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上课共计12次，属监所自行上课48次，属个别教育85次。受理申诉84件，纠正违法53起，自行检察973次，检察长检察15次，联合检察66次，召开联席会议21次。
1986-1996年，对在押人犯进行法制、监规、形势政策教育，检察长上课12次，检察员上课87次，个别教育2072次。检察长检察88次、自行检察3269次，联合检察37次。排除隐患30起，纠正违法行为79次，对监外罪犯考察2620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