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托运动 1939年春，鲁东南地区开展肃清托洛斯基派运动（简称“肃托”），1940年10月基本结束。由于主观主义，心中无数，盲目从事，刑讯逼供，造成错案，一些革命者被当成“托派”而遭枪杀。当时，莒县因“托派嫌疑”遭迫害致死的有刘克诚（原莒县高坊乡抗敌自卫团团长，时任南沂蒙办事处二科长），被处死的有李国典（莒县七、八区青年中队政治指导员）、庞海曙（莒县八区武装中队指导员）。
1985年10月，中共莒县县委根据198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的政策规定，经过调查，决定对刘克诚、李国典、庞海曙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减租减息（“双减”运动） 莒中县“双减”从1940年开始，当时由于有敌伪据点存在，群众存有怕字，又加思想教育不深透，工作不得法，出现了明减暗不减，帐减粮不减，白天减晚上又送回去的现象。“双减”没有开展起来。1941年，根据《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中：减租为“照原租减少五分之一”，“地租一律不准交”；减息为“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的规定，在部分村庄又进行了“双减”。
1942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改革政策的决定》和3个“附件”中规定，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当时统称“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同时，雇工开始增加工资，工资由货币改为实物，一般以高粱175-200公斤的为增资标准。
1942年3月，中共滨海地委在莒南县介墙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会后县内即广泛地开展“双减”。为了深入扎实地掀起“双减”运动，县委派了一批干部去地委直接掌握的“双减”点——大店进行学习。县委以这些干部为骨干，由县各救会长赵均平、青救会长严维璈带领到垛庄、河南等村进行“双减”试点。通过试点，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双减”经验，在全县推广。1943年夏季，全县“双减”运动全面展开。开始，先对群众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将农民养活地主的道理编成歌谣普遍学唱，其歌词是：“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没有穷人开荒山，财主家哪里来的千顷田；没有穷人来耕种，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没有穷人把屋盖，财主哪能住楼台瓦舍一片；没有穷人丝织染，财主家哪有绸缎布匹穿。想一想，算一算，咱穷人养活财主多少年？不信神，不靠天，把封建制度连根端。”同时，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算帐对比，使群众认识到是农民用血汗养活了封建地主几千年。群众觉悟提高后，与反对“双减”的顽固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为了执行统一战线原则，党和民主政府引导群众，把斗争只限于“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增加工资”的范围内，达到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目的。
1944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又组织干部开展“查减”工作。检查减租减息是否搞得彻底。“查减”、“双减”工作的开展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时称“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执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中共莒县县委于5月在城南邹家庄子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传达中央“五四”指示，莒县土改运动全面展开。8月，县委又下达了进一步贯彻“五四”指示的决定，要求：①组织农民进一步算剥削压迫帐，启发他们诉苦申冤，克服盲目乐观情绪；②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阶级团结教育，克服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③克服部分干部、农民存在的斗了地主任务完成的单纯任务观点，使土地改革进一步开展起来。9月，县委贯彻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在土地分配上要求掌握4条原则：①优先满足贫雇农，中农一般不分给土地；②分配时不按自然亩，而按中中亩（根据地质好坏，地级高低的折合亩）计算，以达到公平合理，对荣军、无劳力户的烈军属和鳏寡孤独户，在分配土地时适当照顾；③村干部多分的土地，动员献出来给人口多、分地少的贫农户。对思想落后或历史上有问题的贫农户同样分给土地；④不留团体地，不留果实尾巴。分配土地后，立即进行反黑人、反黑地，实行合理负担。及时立新契、换旧约，使翻身农民分得果实合法化。
在县委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深入健康地进行，除给地主、富农留出一定数量的土地、房屋、生产农具外，其它土地、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分给贫苦农民。到1947年6月，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全县从3312户地主、富农户中，没收土地60万亩，房屋7752间，价值66.36万元的浮财，分给39678户贫雇农。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要求。
土改复查运动 1947年7月7日，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中要求，“彻底克服富农路线，消灭封建残余，必须进行土改复查。应该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的农民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规定。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需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需再经任何机关核准。”根据“七·七”指示和中共滨海地委的要求，莒县县委作出复查工作决定，要求在复查中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由贫雇农当家作主，各级领导干部到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要先向农会交权。结果造成对发生的不符合政策的问题无权干预，放弃了党的领导的状况。出现了对地主扫地出门，乱杀乱砸，对地主的说理斗争变成严刑拷打，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变成了肉体上消灭地主分子的现象。许多地方侵犯了中农及工商业者的利益。有的村坏人掌权打死了烈军属、荣誉军人和革命干部，激化了敌我矛盾。全县不法地主分子653人，逃亡的359人，得不到惩办，反动的还乡团人数增加，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1947年12月21日，中共滨海地委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停止土改复查，莒县土改复查运动随之结束。土改复查中，从1444户地主（原材料为1522户，结束土改报告中为此数，今从后者——编者注）、2105户富农中，复查出土地752512亩，房屋25840间，粮食949420公斤，大牲畜438头，农具455465件及其它大宗浮财，分给44087户贫雇农。
结束土改运动 1950年9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结束土改工作的指示，莒县县委制定了结改工作计划，从9月20日开始训练干部，进行典型试验工作，月底全县结改工作普遍展开。到1951年11月，结束土改工作完成。全县1444户地主，其中不法地主653户（罪恶轻者倒算果实，重者杀害人民群众及革命干部），除逃亡未归的359户（359人），其他294户（294人），群众均向其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其中，被政府判处死刑的27人，判处徒刑的23人，关押的6人。政府宣布交群众管制的166人。对反动富农，群众也展开了斗争（共斗争26人），并全部交政府法办，其中，判徒刑的23人，关押的6人。对一般倒算果实的富农斗争了120人。在政治上，封建阶级已彻底被打垮。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也被彻底打垮，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新中农与贫农每人平均有耕地2.43亩，地主平均每人占1.47亩；新中农与贫农平均2.5户一头耕畜，地主则30户一头耕畜；新中农与贫农每百户占有农具80件，而地主仅占2.6件。
果实分配公平合理，注重补偿中农利益。全县没收地主财产与清算果实尾子，土地5206.29亩，粮食99241.5公斤，房屋6010间，牲畜46头，农具254件。除向贫农、新中农分配外，对324户中农，补偿土地632.7亩，粮食9154.5公斤，房屋578间，牲口2头。其他尚安置地主、富农38户119人。
在结改中，认真执行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的政策，对错划成分的950户中农予以改正，有条件的予以补偿。对工商业者原来侵犯的都予以退还。全县共退还油坊25处，窑业1处，杂货商业1处，车行2处，织布机2架，弹花弓4架，药铺9处，其它42处。
随着结改工作的进行，在农村中划阶级、定成分、颁发土地证，使农民分得的土地合法化。
莒县土改前后各阶级土地占有量一览表 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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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名称 │时间 │户 │人 │土地 │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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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户数 │％ │人口 │％ │耕地(亩) │％ │户(亩)│人(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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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 │土改前│44087 │58.7 │202196│57.8 │115251 │10.4 │2.61 │0.57 ┃
┃ ├───┼───┼───┼───┼───┼─────┼───┼───┼───┨
┃ │土改后│44087 │47.5 │193968│46.2 │486893.35 │43.78 │11.04 │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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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 │土改前│27400 │36.5 │123304│35.2 │274000 │24.6 │10 │2.22 ┃
┃ ├───┼───┼───┼───┼───┼─────┼───┼───┼───┨
┃ │土改后│44917 │48.15 │208892│49.7 │591649.28 │53.2 │13.17 │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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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 │土改前│2105 │2.8 │15750 │4.5 │278036 │25 │132.08│17.65 ┃
┃ ├───┼───┼───┼───┼───┼─────┼───┼───┼───┨
┃ │土改后│2105 │2.27 │10578 │2.5 │23194.72 │2.08 │11.02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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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地出租者│土改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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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后│78 │0.08 │125 │0.029 │492.81 │0.044 │6.3 │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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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土改前│1444 │1.92 │8750 │2.5 │444858 │40 │308.1 │50.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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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后│1444 │1.56 │6396 │1.52 │9418.95 │0.85 │6.52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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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土改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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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后│30 │0.03 │68 │0.016 │122.17 │0.01 │4.07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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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田 │土改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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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后│ │ │2 │0.0005│330.32 │0.0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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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土改前│75036 │ │350000│ │1112145 │ │14.82 │3.17 ┃
┃ ├───┼───┼───┼───┼───┼─────┼───┼───┼───┨
┃ │土改后│92661 │ │420029│ │1112145.8 │ │12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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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亦称双十指示）。县委于是年冬在全县范围内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次运动中，全县逮捕反革命分子、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伪军政人员、窝藏反革命分子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共784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根据严惩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
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全县共管制反革命分子642名。除在整顿管制工作中有37名撤销管制外，到1951年底，仍管制反革命分子605名。后经改造，有部分反革命分子陆续摘帽撤销管制。直到1978年后，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全部摘帽，撤销管制。
抗美援朝 从1950年11月开始，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全县有714个村和700多处互助组订立了爱国公约，有18万人签名拥护和平宣言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1951年5月1日，全县有14万人参加了“五一”大会，并举行大游行，声讨美帝侵朝罪行。为了支援朝鲜，打败美帝国主义，做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全县人民为买飞机、大炮，踊跃捐献，共捐献人民币12.4亿元（旧币）。同时青壮年踊跃参军，全县向部队输送兵员800名。
“三反”、“五反”运动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委于1952年1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运动开始后，将运动积极分子组成“打虎队”，进行打“虎”（当时将有贪污问题的人称老虎，贪污亿元（旧人民币下同）的叫“大老虎”，千万元的叫“小老虎”）。到1月26日，查出贪污分子50人，其中，亿元以上的“大老虎”5人，千万元以上的“小老虎”45人。计贪污20.7亿元。
县委连续召开两次坦白检举大会后，于4月17日召开坦白检举追赃大会。到会251人，有贪污问题者58人。大会实行指名交待的办法。交待彻底者，群众通过，立即从宽；抗拒者，立即从严。会上处理5人，2人从宽，3人绳之以法。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政策，震动了贪污分子。会上全部交待清的4人，部分交待的22人，要求交待的17人，不交待不坦白的15人。交待贪污事实的20人，计322条1.58亿元；交待赃款下落的19人，计102条1.28亿元。
到6月26日，全县有贪污问题的329人，其中，“小老虎”56人，“大虎”6人。经查出现“假虎”。已定案的1人，专案的3人，悬案的4人，均系“小虎”。
到10月中旬，第三次审核后，确定有大小贪污分子244名。由于打“虎”采取边打边查边立案的办法，办案人员轻信口供，急于求成，因此，存在材料不实的问题。为此，县委组织13人的调查处理小组，经内查外调和反复分析后，退回商人部分款项；清退贪污分子多交的款项。经最后核实，有贪污问题的共82人，其中，有7人定为贪污分子被法办，有41人受党内处分，有34人受行政处分。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于1952年在县内开始。“五反”主要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先在城关镇309户工商业者进行，然后全县展开。县委组织5个检查组有重点地进行，查出“老虎”6人。由于掌握政策不稳，曾发生过逼、供、信的现象，后经核实只有“老虎”1人。
统购统销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出现了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为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物资的供应，打击、限制奸商抢购和囤积居奇等行为，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自1953年冬-1954年春，统购统销工作在县内全面展开。中共莒县县委利用各种方式，向全县广大群众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为摸取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还进行试点。首先选择典型，加以培养，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借以启发广大群众自觉卖余粮的积极性。由于广泛发动、深入宣传，加之政策对头、典型引路，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因之在较短的时间内超额完成统购统销任务。1954年全县共统购粮食1219万公斤，花生米1017.5万公斤。在统购的同时，也贯彻执行了统销工作。是年全县统销粮食1450万公斤；外调花生米850万公斤，小麦、大豆300万公斤。
由于对政策掌握不稳，工作中伤害了部分中农感情，打击了部分积极分子。同时存在对扰乱市场的粮商粮贩打击不力，供应不及时和工作中强迫命令，收购了过头粮等问题。
合作化运动 全县农业合作的最早形式是互助组。1943年，在抗日根据地，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临时性的搭犋组、插伙组等，到1944年，互助组就比较普遍。据莒中县7个区111个村的统计，互助组1034个。建国后，在县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互助合作形式逐步提高。到1950年全县互助组4036个。1951年，长年互助组建立，解决了“春组织，秋垮台，过了年再另来”的现象。1953年，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60％以上。到1954年，即为初级农业合作社所代替。
莒县从1951年11月25日开始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时阎庄区吕家庄农民吕鸿宾等3户农民，组织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3年与邻村尹家楼合并改称爱国村）。从1952年春开始，县委先后在全县办起15处初级农业合作社，他们是阎庄区伦家当门的陆月峰农业合作社，陵阳区刘家址坊的刘英农业合作社，中楼区白公山后于洪让农业合作社，城关镇东关一村鲁文春农业合作社等。这些社采取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14处，固定土地报酬量的1处。一年的生产实践证明，合作社对发展生产有很大的优越性。许多农民要求入社。因此，各地出现了一批未经批准而成立的“自发社”、“黑社”。1952年，为了提高办社水平，县委连续举办了5期互助合作训练班，培训办社骨干1500多人。从1953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开始，全县形成第一次农业合作化高潮。1954年3月，县委本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克服了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的倾向，对互助组、合作社普遍进行整顿、提高和扩大。秋，初级社即发展到274处，入社农民7751户，占总农户的6.3％。1955年春，县委先后举办农业合作社骨干训练班7次，共培训2477人。经过培训，能担任农业社主任的1604人，能担任副主任的613人。由于有了办社骨干，年底初级社发展到2074处，入社农民94000户，占总户数的73％；耕地37.8万亩，占24.47％。1956年初，全县入社农户122458户，占总农户的96.9％。大部分初级社经整顿后升级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还有348处。1957年底，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时，初级社仅剩23处，农户1558户。初级社的特点是，农民入社后，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仍归私有，土地入股分红，由集体统一种植，即当时所谓的半社会主义性质。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土地全归集体（取消土地分红），耕畜农具折价入社，当时是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全县从1955年冬开始试办。当时县委组织27个工作组，分别对16个区（镇）条件较好的27处初级社试办高级社。27处高级社共7582户，占全县总农户的6％。在试办的基础上，1956年开始大办高级社，大多数初级社经过整顿，合并升级成为高级社。年底，共办起高级社517处，入社农户94967户，占总农户的76.7％。高级社表现出了它的一定的优越性。195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5752.5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70％以上，年递增7.89％；粮食单产127.4公斤，比1949年的81.7公斤，增长55.9％，年递增6.54％。
1957年将517处高级社和348处初级社的大部分合并成为799处高级社。到1958年春，初级社即全部升级为高级社。随之出现办大社风，几个社、几个村，甚至十几个村办一个高级社，到1957年夏，高级社合并为758处。高级社在合作化高潮中仅存在两年半的时间。一些新合并的高级社，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尚未健全，致使1957年全县出现了闹社风波。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中央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全县从1956年春，开始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年底，全县组织生产合作社43处，生产小组6个，农业修配站7处，共有铁、木、皮、缝、陶、修理、砖瓦、席编、条编、制绳、鞋业、车行、印刷等行业，1110名工人加入到集体组织中去，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不少手工业者改造后，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从1955年8月开始，进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对私营商业进行摸底整顿。然后进行不同形式的改造。到1956年2月，全县私商3216人，已纳入各种改造形式的2978人，占93％，其中，过渡到国营与供销社的429人，公私合营的6人，合作商店26处90人，合作饭店4处55人，服务合作店1处23人，代购代销889人，自负盈亏的合作社209个1448人。未组织起来的自营户238人，占7.4％。到1956年夏，建起了县、区、村三级商业网。大部分村都设有商店或代销店。
“审干”、“肃反”运动 由于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的需要，新的机构与人员的逐年增加，干部调动频繁，一些部门在新吸收人员时缺乏严格的审查，加之革命胜利后，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滋长太平麻痹思想，警惕性不高，敌情观念淡薄，在使用人员上重才轻德，致使部分有严重历史问题、甚至反革命分子乘机混入机关队伍，趁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审查干部（简称审干）和肃清反革命（简称肃反）运动。
在县委审干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抽调21名审干干部，从1955年2月开始至1959年底先后分3批对全县党、政、群、机关、中小学、卫生、企事业单位的5517名干部进行了档案审查、材料排队，最后确定了569名审查对象。审查对象确定后，首先对其进行动员报告、讲明政策，使其认清形势，促其认真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然后通过内查外调、检举揭发，弄清了每个审查对象的真实面貌。
在审查中，经过排队，外调前已交代或基本交代问题的361名；过去隐瞒问题从未交代，审干动员报告后主动向组织作出交代的43名；在审干中被别人检举揭发与组织发觉的53名；过去曾被人检举、组织怀疑有问题而查无问题的16名；长期隐瞒历史，经过审查新发现问题的96名。就其性质而言，被捕被俘属四类问题的14名，反动党团骨干18名，反动道首骨干27名，土匪4名，伪、顽、军、警、宪骨干102名，伪造历史、隐瞒国民党、三青团身份的46名，脱党妥协的162名，叛党投敌的10名，特务外围组织6名。
依照有关政策，对上述各类人员分别作出处理，其中开除党籍的1名，留党察看的1名，撤销工作的3名，严重警告的2名，警告的3名，涉及到干部使用问题的18名，职务不适当需要调整的2名，不经长期考验不能担任领导职务的16名（其中县级1名，区级5名，一般干部10名），余者均作出不作党纪、政纪处分的结论。
1965年进行第四批审干，由于当时党内出现了极左思潮，导致产生一些错案。
“整风”、“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县委的领导下，年底整风运动在全县逐步展开。首先，在县直机关职工中开始，参加运动的997名。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1958年1月12日-3月4日，共鸣放出意见15962条，贴大字报3475张。从3月15日开始，机关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阶段，至3月31日，县机关被打成右派分子的84人。
1958年1月9日，全县教职员工集中整风、肃反、反右，1348名教职员工，经过50天的整风，共鸣放出19686条意见，贴大字报2945张（内有漫画409张）。在鸣放的基础上，展开反右斗争（同时结合进行肃反）。被打成右派的共51名。
在此之前，1958年1月13日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也进行整风，与会人员1245人（其中县机关860人），到2月11日共鸣放意见19610条。在农村26个乡镇，758个农业社中参加鸣放的102871人，鸣放意见179839条，大字报42640张。
在反右派阶段，由于将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犯有扩大化的错误，致使135名干部、职工被错打成右派分子，被当作阶级敌人而受到20多年的管制。1961年11月，莒县改造“右派分子”办公室为20名“右派分子”摘帽。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划的右派分子才全部甄别，部分人员重新安排了工作，其余均依照有关政策作妥善处理。
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 1958年秋，全县开始建立人民公社。首先，试办了爱国人民公社。1958年8月22日，中共莒县县委向山东省委、临沂地委写了《关于试办爱国人民公社的报告》。报告中说：“阎庄乡在党的领导下，自1951年试办初级社，至1955年合作化高潮后，全面实现了高级合作社，入社农户已达到总农户的99.3％，社的组织日益巩固和提高，为办人民公社，召开全乡干部、党员、积极分子3000多人的大会进行动员，经过充分酝酿辩论之后，在完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全乡20处社，以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所在的爱国社为主，成立爱国人民公社。”当时爱国社有78个自然村，8131户3.7万人，9万亩耕地。经省、地委批准后，1958年9月10日，在大长安坡村召开了爱国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爱国公社成立后，于10月1日将全县26个乡（镇）的758处高级社以乡（镇）为单位合并，一个乡（镇）成立一处人民公社，全县共建26处人民公社。26处人民公社下有197个大队，1048个生产队，公共食堂2363处，托儿所1481处，幼儿园829处，妇产院108处。当时片面强调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为扩大公共积累，把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无偿的收归公有，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统管全社范围内的工、农、兵、学、商，公社范围内的一切均归公社所有，由公社指挥，归公社分配。
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成立的，并被赋予“归公社所有、归公社指挥、归公社分配”的权力，致“五风”和“一平二调”无节制地蔓延。
“五风”造成严重的恶果。山场、林木毁坏殆尽，生产工具大部被毁，社员生活用具基本砸光，牲畜大量减少。同时，浮夸风带来了高征购。1959年，征购粮食5371.5万公斤，占总产的38.8％，扣除饲料、种子，社员人均口粮仅99.15公斤。1960年，全县因口粮不足而患干瘦、水肿病人多达69047人，占总人口的10.9％。
在“五风”中，全县搞各种“大办”（如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养其猪、大办学校等）共平调各种物资折款24920943元。
1959年秋，开始纠正“五风”，对平调的东西进行退赔。后落实中共中央制订的农村工作《六十条》，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到1963年，三级所有制基本完善，“五风”才逐渐刹住。
“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 1961年6月-1966年间，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全县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主，逐渐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当时，省委组织庞大的“四清”工作队，到日照县搞“四清”，莒县也抽调科局、乡镇主要负责人参加。在本县，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到乡镇（当时称公社）和重点村庄（当时称大队）搞“四清”。同时面上的“四清”也同步进行。运动开始，先学习中央文件。在学习的基础上，各级干部“洗手洗澡”，检查问题；然后发动群众揭发问题，最后是落实处理。据1965年2月统计，全县29723名干部中，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3606人，占总数的14.9％，共计现金和实物折款31.5万元；有多占行为的15121人，多占现金和实物折款50万元；运动中已退赔的1.7万人，退现金17万元、粮食2.5万公斤，削减不合理工日15万个；同时清出帐外现金1.1万元，粮食22万公斤，油料7.5万公斤。在农村“四清”的同时，各级机关职工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革命。有620人主动退赔，退出现金7660元，粮食或粮票900公斤。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中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些人成为“四不清”下台干部，政治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予以纠正。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莒县县委和县人委还能正常工作。1966年6月27日，县委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莒县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董观涛任组长。小组办公室设在宣传部。此后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到一中等重点单位指导工作。当时主要抓“破四旧、立四新”。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提出斗争的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委于8月中旬撤出了派驻部分单位的工作组。10月，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莒县形成高潮。把撤出的工作组成员揪回去批斗，并开始批判各级领导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县内各中小学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组成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停课闹革命，开始大串连。到冬季，县、区机关，各厂矿、农村纷纷建起了“造反”组织。开始揪斗各级党政领导人。各级领导机构逐渐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
1967年1月，上海夺权后，县委、县人委机关中成立的群众组织“联合兵团”，宣布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刚过几天，“山师大”来莒县的沂蒙山串连队，组织一中、工师等群众组织，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声明“联合兵团”是明夺暗保，是县委、人委的保皇组织，夺权无效。随后“联动”于2月9日夺了县委、人委的权，建立了集党、政、财、文于一体的“莒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这时，驻日照部队守备二师部分指战员到莒县支持左派群众（简称支左）。
3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在全省发动“反逆流”运动。莒县参加夺权的一中、工师的造反组织，于5月份分裂，重新成立了6个组织联合体——联合作战部（也叫六大），以“反逆流”为名，反对筹委会。仍留在筹委会的8个群体组织（也叫八大）支持筹委会。两大群众组织用广播、传单互相指责，并不断发生武斗。7月13日，联合作战部组织部分中小学生到县人民武装部门前静坐绝食，要求武装部给予支持。7月15日，县武装部政委宋太清发表了支持联合作战部的三点声明，联合作战部势力得到加强。随之，群众组织武斗队，砸了县饼干厂，又砸了南关县生产资料部，各地武斗随之多次发生。另一派群众组织被冲垮，形成一派掌权的局面。
1968年3月16日，经临沂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莒县革命委员会，由王家柱任主任，宋太清、苗志国任副主任。在成立革委会的同时，支左部队对公、检、法实行军管。到10月，全县16个区、110个公社、1211个大队先后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县原有县、社、大队干部2796人，结合到革命委员会的1611人。县革命委员会将原县委、县人委50多个部、室、科、局减少为9个组，人员由216人精减为64人。对精减的127人和在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五七干部学习班”，下放农村劳动。对其他党政事业单位的“坏头头”、“黑老保”和全县所有小学教师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全部下放回家劳动。
1969年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批示下达（时称红十条）。原来被砸垮的8个群众组织又重新拉起了队伍，成立了联合总指挥部（当时称八大联总），要求根据“十条批示”的精神，对革命委员会进行“补台”。在“支左”部队和县武装部的主持下，10月30日制定出《补台修订方案》，11月17日补台。19日，原来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和新补的成员一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2月10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同意增补吕鸿宾、翟云芳、任树德、史儒贤、郭贤智5同志为莒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中共莒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10月4-6日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莒县县委。原革命委员会改为行政机构。这次大会贯彻执行了“九大”路线，进一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新县委成立后，抓了整党，落实政策，解放和安排老干部；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项工作，整个局面向好处发展。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县开展了批林（彪）批陈（伯达）运动。
1974年1月，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3月份县内部分人借“批林批孔”之机，在“反复辟倒退”，“反孔老二徒子徒孙”的口号鼓动下，再搞串连，占据了县招待所，以给县委和各级党委提意见为名，写大字报、印发传单，与各级党政负责人进行纠缠。部分公社党委和革委被部分人夺了权，有一些大队也被夺了权。一些机关、厂矿和农村大队陷于瘫痪。9月18日，县委下达了立即刹住夺权歪风的通知，明确指出搞夺权是非法的。从此，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1975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造成了部分干部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但由于人们对10年中无休止政治运动的厌倦，所以，“批邓”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动乱。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和“反对贪污、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3个通知精神，莒县开始“一打两反”运动。2月21日，根据省委通知精神，改为“一打三反”。运动到年底结束，历时一年整。初期，通过有线广播、大标语、布告等形式大造舆论，然后运动全面展开。进行中，先学文件，再进行自我检查，然后相互检举揭发。对重点对象组成围斗小组，进行攻心批斗。批斗对象分为7类：1.攻击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2.反军镇民，打、砸、抢、抄、抓；3.反攻倒算，阶级报复，翻案；4.贪污盗窃，投机倒把；5.实行打击报复；6.破坏集体经济、拆队、并队；7.道德败坏，流氓成性。
到9月13日，共揭出政治案件2147起，其中，大案要案20起。整个运动中定案处理672人，其中，定敌我矛盾的225人，逮捕108人，定人民内部矛盾的447人。由于受当时形势的影响，材料多有不实。
1974年，对“一打三反”运动落实政策。到12月30日，批准批斗的1126人，已结论处理1107人。定敌我矛盾的158人，复查140人，其中，错定改正的109人。原开除公职的44人，复查39人，改变结论恢复工作的34人。运动中自杀的56人，查明原因全部作了结论。
1978年，对“一打三反”运动进一步进行落实政策，除极个别的保留处分外，全部落实了政策，撤销处分，款项退给本人。
“清查”与“双打”运动 1976年夏季开始的“清查”运动，主要是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1977年11月份开始的“双打”运动，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和经济领域犯罪分子。
运动开始，以县委负责人为主，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成立了“清查”、“双打”领导小组。并成立了“清查”办公室和“双打”办公室。
“清查”运动开始。县直有关人员集中到招待所，成立了7-10人的揭批小组，对重点对象进行揭发批判。基层以公社为单位以同样的方法进行。经中共临沂地委批准在全县范围内点名批判的2人，其他经县委批准在公社范围批判，还有的在单位内部批判。运动进行近1年，转入对重点批判对象进行定案处理。到1979年，定案处理完毕。除1人受党纪处分外，其余全部作出免予处分的结论。
“双打”从1977年11月在县内全面展开，进行方法与“清查”基本相同。到12月底，23个公社中，13个公社办了重点人物学习班，共76人，其中贪污53人，其他犯罪23人。运动进行近一年即转入定案处理阶段，定案处理635件。1980年7月开始，县委组织344人的工作班子对“双打”案件进行复议纠正。到8月25日，635起“双打”案件，复议609起，其中，全错全纠的263人，占复议数的43.1％；部分错部分纠的251人，占41％；维持原结论的95人，占15.9％；未复议的26人。复议后，又有19人提出申诉，经再复议，重新结论的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