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莒县在广泛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统购；对缺粮户及城镇人口实行有计划的供应。同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黑市成交的投机粮商予以取缔，重者依法严办。根据“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分配任务与自下而上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农民卖余粮。为稳定市场粮价，安定人民生活，在组织余粮上市，大量收购的同时，积极组织粮源，投放占领市场，仅1953年即由国家调入莒县粮食461万公斤，1954年调入617.5万公斤。莒县贯彻统购统销政策采取四项措施：（一）对私人粮商组织联营，委托代国家收购。（二）从事粮食加工的工厂、个体户，由粮食部门统一领导，委托加工，原料和成品统一调拨，不得自行收购原料。（三）对私人粮商采取限量限价交易，市场粮价不得高于国家牌价的5％。（四）收购与销售结合。
1955年8月，实行粮食一定3年不变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定产”，是根据自然条件和经营条件，评定出常年单位面积产量。“定购”，是从定总产中扣除种子、口粮、饲料等，对剩余粮食实行统购。增产不增购，如遇大丰收年份，经上级批准可以增购，但增购数不应超过增产部分的40％。余粮户完成粮食缴售任务后剩余的粮食，自足户因增产节约多余的粮食，有权自由处理；如遇灾荒歉收，实行以丰补歉。“定销”，是对缺粮户每年评定一次，按照数量、时间及时供应。同时，对城镇居民、职工实行按人分等定量供应。
统购粮全年统算，分夏、秋两季缴售。统购粮的品种有小麦、谷子、玉米、大豆、薯类和小杂粮，且要求晒干扬净，水分、杂质、饱满粒应符合国家标准。1955年全县定购粮食2647.5万公斤。在执行“三定”任务的过程中，对全县社队，根据丰歉情况，逐年进行估产和任务调整。
1958年因“大跃进”，刮起“共产风”、“浮夸风”，追求粮食高指标，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吃饭不要钱，结果造成粮食大量浪费和粮食管理上的混乱，高指标、高估产导致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量占总收入的38.8％，油料征购量占总收入的69.8％，全县人均占有口粮51公斤。机关职工、城镇居民、农村社员，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许多农民不得不以树叶、糠菜充饥，出现大量水肿、干瘦病人和非正常死亡。1961年恢复粮食“三定”，1962年以后粮食状况逐年好转。
1965年实行粮食包购，坚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包购任务3年不变。是年，全县包购任务3603.5万公斤。1972年改为一定5年不变，全县包购任务3262.5万公斤。因经济作物的调整及粮田面积的减少，1979年包购任务调为3085万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包购任务调减为2900万公斤。农村政策开始放宽，粮食购销、调拨实行包干的办法。同时，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超购价格幅度。包购后的粮食超缴部分，由原来的加价30％提高到加价50％。合理调整粮食统购任务，提高了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从1981年起，国家确定提高大豆收购价格，取消大豆超购加价，大豆退出包购任务。1983年，全县核减粮食包购基数350万公斤。
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时，有时由于缺乏经验、余缺底子不清，购销安排不当，再加上级分配任务过大，只强调完成任务，不顾粮食实际产量，造成购过头粮现象。1959年征购4911万公斤，返销1768万公斤；1963年征购2771万公斤，返销1001万公斤；1971年征购2179万公斤，返销616万公斤。
1982年后，粮油征购任务由队缴售、队结算，改为户缴售、队结算（翌年改为户缴售、户结算），但具体执行办法不一。
第二节 粮油统购
1953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莒县在广泛发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统购；对缺粮户及城镇人口实行有计划的供应。同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黑市成交的投机粮商予以取缔，重者依法严办。根据“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分配任务与自下而上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农民卖余粮。为稳定市场粮价，安定人民生活，在组织余粮上市，大量收购的同时，积极组织粮源，投放占领市场，仅1953年即由国家调入莒县粮食461万公斤，1954年调入617.5万公斤。莒县贯彻统购统销政策采取四项措施：（一）对私人粮商组织联营，委托代国家收购。（二）从事粮食加工的工厂、个体户，由粮食部门统一领导，委托加工，原料和成品统一调拨，不得自行收购原料。（三）对私人粮商采取限量限价交易，市场粮价不得高于国家牌价的5％。（四）收购与销售结合。
1955年8月，实行粮食一定3年不变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定产”，是根据自然条件和经营条件，评定出常年单位面积产量。“定购”，是从定总产中扣除种子、口粮、饲料等，对剩余粮食实行统购。增产不增购，如遇大丰收年份，经上级批准可以增购，但增购数不应超过增产部分的40％。余粮户完成粮食缴售任务后剩余的粮食，自足户因增产节约多余的粮食，有权自由处理；如遇灾荒歉收，实行以丰补歉。“定销”，是对缺粮户每年评定一次，按照数量、时间及时供应。同时，对城镇居民、职工实行按人分等定量供应。
统购粮全年统算，分夏、秋两季缴售。统购粮的品种有小麦、谷子、玉米、大豆、薯类和小杂粮，且要求晒干扬净，水分、杂质、饱满粒应符合国家标准。1955年全县定购粮食2647.5万公斤。在执行“三定”任务的过程中，对全县社队，根据丰歉情况，逐年进行估产和任务调整。
1958年因“大跃进”，刮起“共产风”、“浮夸风”，追求粮食高指标，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吃饭不要钱，结果造成粮食大量浪费和粮食管理上的混乱，高指标、高估产导致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量占总收入的38.8％，油料征购量占总收入的69.8％，全县人均占有口粮51公斤。机关职工、城镇居民、农村社员，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许多农民不得不以树叶、糠菜充饥，出现大量水肿、干瘦病人和非正常死亡。1961年恢复粮食“三定”，1962年以后粮食状况逐年好转。
1965年实行粮食包购，坚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包购任务3年不变。是年，全县包购任务3603.5万公斤。1972年改为一定5年不变，全县包购任务3262.5万公斤。因经济作物的调整及粮田面积的减少，1979年包购任务调为3085万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包购任务调减为2900万公斤。农村政策开始放宽，粮食购销、调拨实行包干的办法。同时，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超购价格幅度。包购后的粮食超缴部分，由原来的加价30％提高到加价50％。合理调整粮食统购任务，提高了农民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从1981年起，国家确定提高大豆收购价格，取消大豆超购加价，大豆退出包购任务。1983年，全县核减粮食包购基数350万公斤。
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时，有时由于缺乏经验、余缺底子不清，购销安排不当，再加上级分配任务过大，只强调完成任务，不顾粮食实际产量，造成购过头粮现象。1959年征购4911万公斤，返销1768万公斤；1963年征购2771万公斤，返销1001万公斤；1971年征购2179万公斤，返销616万公斤。
1982年后，粮油征购任务由队缴售、队结算，改为户缴售、队结算（翌年改为户缴售、户结算），但具体执行办法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