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光绪以前，莒地商业只有肩挑手提的集市摊贩。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有黄县一家商人来莒城南关置地建起当铺。随后潍县、博山、昌乐、安丘等地的商人来莒州，办起了布庄、运庄、钱庄、油漆、药材等商店。他们资金充裕，经营得法，商品迎时，获利丰厚。在他们的引导下，当地富豪争相开设店铺，做起买卖。至1928年县城商店达154家，其中外地商号50家。城里设店有108家（外地商店39家），主要分布在南门里和东门里，是最繁荣的商业闹区。四关店铺以南关最多，南北大街两侧有店铺35座（外地商店12座）。东关有商号7座，北关4座。莒城商业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出名的恒兴、广兴、居仁堂、同泰、广裕、同成功、裕成祥、兴昌、豫昌、益香斋十大商号，除5家外地商号，其它均是当地富豪名流所经营。如汀沟于经武的“同成福”、“同成功”；于疆辰、孙明为主要股东的“居仁堂”，张家围子张绪基的“同泰”等。其他还有小窑管廷宽的“元兴祥”，大店庄英的“农工银行”等。这些商号的股东，不是士绅，即是官宦名流，既是莒城商业经济的支柱，也是莒城经济的把持者。
在商号中，坐商以批发为主，批零兼营，均出钱帖，亦作银付生息。坐商中绸布业18家，以布匹为主，兼营绫罗绸缎。以潍县人居多，故有潍县庄之称。
杂货坐商39家。“居仁堂”伙计30多人，有内掌柜在各大集镇办理业务，商品采购多系上海、南京、大连、天津等地。经营糕点、酱菜的，多是前店后厂。当时“馥兴园”、“益香斋”两个大酱园，有大缸上千口，生产的什锦咸菜别具风味，远销上海、南京。
运庄19座，收购当地生米、生油、白条猪肉等商品运往青岛、石臼、安东卫等口岸。当时年出口生米1000万公斤左右，生油二、三百万公斤，生猪4万头左右。一般年份从口岸运回洋线约600件，洋布约2000匹，洋火（火柴）约3000箱及其他工业品转手批发，从中获利。
药店有12家，中药出名的有江西人开设的“万春堂”，河南人开设的“承太公”。西药有1923年桑园葛树仁开设的“同仁药房”，安丘人王德一开设的“济生药房”，还有郭家园李福民开设的“民生药房”。
酒店有9家，兼营油坊。屠宰业有9户，从业42人，以护城官庄为首户。其他鞋业、澡塘、照相、海货等一应俱全。没有盐店，历来吃私盐，均由摊贩经营。
随着县城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带动了各大集镇商业的发展。当时形成了4个商业大镇，即：南有大店、十字路，北有招贤、石埠子。
大店镇，是当时莒县中南部商业大镇。该镇明、清两代官宦多，财丰势大，在本镇和周围集镇设商号120多处，行业齐全。
十字路是当时莒县南部大镇，商业比较兴盛，有大型坐商13家，外地潍县布庄1家。以上两镇，于1941年划归莒南县。
石埠子镇，是当时莒县最北部的商业大镇，全镇有坐商铺号40多家。行业齐全，繁荣兴盛。该镇于1941年划归安丘县。
招贤镇，是当时莒北中部的大镇，民国时期，商业繁荣，有坐商47户，杂货、糕点及饮食摊点72户。原来每逢三、八大集，后改为一、六逢大集，三、八逢小集。既是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地，对繁荣当地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军侵占招贤后，商号大部倒闭，小贩歇业。全镇惨淡经营的商号仅剩5处。
民国时期，虽经军阀混战，县城各商号在战争的间歇夹缝里艰难经营，但仍见繁荣景象。日寇侵占莒城后，杀人放火，不少商号人亡号倒，如“永泰公”药铺7名店员全部被炸死，店房被夷为平地，所有商号关闭外逃，外地商人携资逃命，城里只剩下几个小型店铺，是莒城商业最凋零的时期。
日伪时期，实行强化政策，除日人设公司外，还大搞汉奸商业。日本人设立隆东公司、复原公司、东大公司、增兴洋行、兴华洋行、有限合作社等6处洋行和公司，大量倾销日货，独霸土特产品收购，还收购银元、铜钱，疯狂进行经济掠夺。当时全城商号41家，其中在南关、东关残存小型民间铺号35家。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兴起庞大的跑单帮的商贩队伍，转入各集市进行贩卖，流亡在农村的难民也做起小买卖维持生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在县城设的洋行全部没收归公；8月13日省政府发布《关于保持民族工商业的命令》，指出：“中国人民之工厂、商店均予保护，并助其恢复生产，恢复营业，立即召集商人成立商会，安定买卖，暂不收税，迅速调剂粮食、油盐等类日常用品解决人民生活困难。”莒县民主政府认真贯彻省府指示，大力宣传、落实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使大多数倒闭停业的工商业户重新开业。迁到乡下的也回到城里，个体商贩也开始买卖，县城个体商户128户，饮食业103户，超过战前水平，城乡商业初见繁荣。
建国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党和政府认真贯彻扶持私营商业的政策，私营商业发展较快。到1955年全县私营商业3870人，其中纯商业2256人。20世纪50年代初，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总额的70％以上。
1951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登记，取消一些不需要的行业、对私营工商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进行限制。
1953年对粮食和食用油进行统购统销，取缔粮商粮贩，同时取缔个体饮食业。
1954年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经营棉布的商贩进行整顿、限制。全县棉商202户，转入农业的57户，继续经营的145户。
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县纳入各种改造形式的私商2974人，占私商总数的92.6％。过渡形式有：一、过渡到国营、供销社为正式职工的429人，其中公私合营1处6人。二、过渡到合作商店、饭店的41处168人，其中合作商店26处90人；合作饭店14处55人，服务业合作社1处23人。三、代购代销的889人。四、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209个1488人。全县仅有238人自营。
1958年对私营商业实行大过渡，大部分转入人民公社经营或合并到供销社，合作商店改为国营商店。1959年底全县私营商业只剩326人。1961年经“调整”，恢复了合作商店，恢复和安排个体商业1104户，分属15个行业。其中百货业124户，杂货业178户。1964年全县个体商业扩大到1556户，1780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大部分个体商贩被迫停业，少数商贩由明转暗，经营零星小商品，1978年有证商贩只有499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倡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政策，鼓励个体商业发展，1980年全县个体商业恢复发展到1966户，“开放、搞活”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全县掀起经商热，个体商业得到迅速发展。1990年个体商业增到11211户，比1980年增长4.7倍，从业人员19562人，个体商业社会商品零售额占总额的12.3％。1995年个体商业21820处，比1990年翻了一番，从业人员61775人，比1990年增加98％，其中个体批发1500处，从业人员6750人，个体零售17715处，从业人员45463人，个体饮食业2605处，从业人员9562人。个体商业零售额占全县销售总额的41％。
第一节 私营商业
在清光绪以前，莒地商业只有肩挑手提的集市摊贩。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有黄县一家商人来莒城南关置地建起当铺。随后潍县、博山、昌乐、安丘等地的商人来莒州，办起了布庄、运庄、钱庄、油漆、药材等商店。他们资金充裕，经营得法，商品迎时，获利丰厚。在他们的引导下，当地富豪争相开设店铺，做起买卖。至1928年县城商店达154家，其中外地商号50家。城里设店有108家（外地商店39家），主要分布在南门里和东门里，是最繁荣的商业闹区。四关店铺以南关最多，南北大街两侧有店铺35座（外地商店12座）。东关有商号7座，北关4座。莒城商业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出名的恒兴、广兴、居仁堂、同泰、广裕、同成功、裕成祥、兴昌、豫昌、益香斋十大商号，除5家外地商号，其它均是当地富豪名流所经营。如汀沟于经武的“同成福”、“同成功”；于疆辰、孙明为主要股东的“居仁堂”，张家围子张绪基的“同泰”等。其他还有小窑管廷宽的“元兴祥”，大店庄英的“农工银行”等。这些商号的股东，不是士绅，即是官宦名流，既是莒城商业经济的支柱，也是莒城经济的把持者。
在商号中，坐商以批发为主，批零兼营，均出钱帖，亦作银付生息。坐商中绸布业18家，以布匹为主，兼营绫罗绸缎。以潍县人居多，故有潍县庄之称。
杂货坐商39家。“居仁堂”伙计30多人，有内掌柜在各大集镇办理业务，商品采购多系上海、南京、大连、天津等地。经营糕点、酱菜的，多是前店后厂。当时“馥兴园”、“益香斋”两个大酱园，有大缸上千口，生产的什锦咸菜别具风味，远销上海、南京。
运庄19座，收购当地生米、生油、白条猪肉等商品运往青岛、石臼、安东卫等口岸。当时年出口生米1000万公斤左右，生油二、三百万公斤，生猪4万头左右。一般年份从口岸运回洋线约600件，洋布约2000匹，洋火（火柴）约3000箱及其他工业品转手批发，从中获利。
药店有12家，中药出名的有江西人开设的“万春堂”，河南人开设的“承太公”。西药有1923年桑园葛树仁开设的“同仁药房”，安丘人王德一开设的“济生药房”，还有郭家园李福民开设的“民生药房”。
酒店有9家，兼营油坊。屠宰业有9户，从业42人，以护城官庄为首户。其他鞋业、澡塘、照相、海货等一应俱全。没有盐店，历来吃私盐，均由摊贩经营。
随着县城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带动了各大集镇商业的发展。当时形成了4个商业大镇，即：南有大店、十字路，北有招贤、石埠子。
大店镇，是当时莒县中南部商业大镇。该镇明、清两代官宦多，财丰势大，在本镇和周围集镇设商号120多处，行业齐全。
十字路是当时莒县南部大镇，商业比较兴盛，有大型坐商13家，外地潍县布庄1家。以上两镇，于1941年划归莒南县。
石埠子镇，是当时莒县最北部的商业大镇，全镇有坐商铺号40多家。行业齐全，繁荣兴盛。该镇于1941年划归安丘县。
招贤镇，是当时莒北中部的大镇，民国时期，商业繁荣，有坐商47户，杂货、糕点及饮食摊点72户。原来每逢三、八大集，后改为一、六逢大集，三、八逢小集。既是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地，对繁荣当地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军侵占招贤后，商号大部倒闭，小贩歇业。全镇惨淡经营的商号仅剩5处。
民国时期，虽经军阀混战，县城各商号在战争的间歇夹缝里艰难经营，但仍见繁荣景象。日寇侵占莒城后，杀人放火，不少商号人亡号倒，如“永泰公”药铺7名店员全部被炸死，店房被夷为平地，所有商号关闭外逃，外地商人携资逃命，城里只剩下几个小型店铺，是莒城商业最凋零的时期。
日伪时期，实行强化政策，除日人设公司外，还大搞汉奸商业。日本人设立隆东公司、复原公司、东大公司、增兴洋行、兴华洋行、有限合作社等6处洋行和公司，大量倾销日货，独霸土特产品收购，还收购银元、铜钱，疯狂进行经济掠夺。当时全城商号41家，其中在南关、东关残存小型民间铺号35家。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兴起庞大的跑单帮的商贩队伍，转入各集市进行贩卖，流亡在农村的难民也做起小买卖维持生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在县城设的洋行全部没收归公；8月13日省政府发布《关于保持民族工商业的命令》，指出：“中国人民之工厂、商店均予保护，并助其恢复生产，恢复营业，立即召集商人成立商会，安定买卖，暂不收税，迅速调剂粮食、油盐等类日常用品解决人民生活困难。”莒县民主政府认真贯彻省府指示，大力宣传、落实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使大多数倒闭停业的工商业户重新开业。迁到乡下的也回到城里，个体商贩也开始买卖，县城个体商户128户，饮食业103户，超过战前水平，城乡商业初见繁荣。
建国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党和政府认真贯彻扶持私营商业的政策，私营商业发展较快。到1955年全县私营商业3870人，其中纯商业2256人。20世纪50年代初，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总额的70％以上。
1951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登记，取消一些不需要的行业、对私营工商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进行限制。
1953年对粮食和食用油进行统购统销，取缔粮商粮贩，同时取缔个体饮食业。
1954年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经营棉布的商贩进行整顿、限制。全县棉商202户，转入农业的57户，继续经营的145户。
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县纳入各种改造形式的私商2974人，占私商总数的92.6％。过渡形式有：一、过渡到国营、供销社为正式职工的429人，其中公私合营1处6人。二、过渡到合作商店、饭店的41处168人，其中合作商店26处90人；合作饭店14处55人，服务业合作社1处23人。三、代购代销的889人。四、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209个1488人。全县仅有238人自营。
1958年对私营商业实行大过渡，大部分转入人民公社经营或合并到供销社，合作商店改为国营商店。1959年底全县私营商业只剩326人。1961年经“调整”，恢复了合作商店，恢复和安排个体商业1104户，分属15个行业。其中百货业124户，杂货业178户。1964年全县个体商业扩大到1556户，1780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大部分个体商贩被迫停业，少数商贩由明转暗，经营零星小商品，1978年有证商贩只有499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倡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政策，鼓励个体商业发展，1980年全县个体商业恢复发展到1966户，“开放、搞活”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全县掀起经商热，个体商业得到迅速发展。1990年个体商业增到11211户，比1980年增长4.7倍，从业人员19562人，个体商业社会商品零售额占总额的12.3％。1995年个体商业21820处，比1990年翻了一番，从业人员61775人，比1990年增加98％，其中个体批发1500处，从业人员6750人，个体零售17715处，从业人员45463人，个体饮食业2605处，从业人员9562人。个体商业零售额占全县销售总额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