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月林
在五莲山、九仙山一带，有许多有关邱月林的传说，说他祖籍为邱家店子（今户部乡邱家店子村），是父亲死里逃生与猩猩所生，小时候在九仙山读书，狐仙助学，进京考中，后来得道成仙等。
邱月林（1516—1585），诸城人，名橓，字懋实，号月林。其先世为寿光人，始祖彦成迁居诸城县之柴沟，传五世，至橓，家境贫甚。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大无畏的意志和性格。稍长，即负笈就师友学，发奋读书。明嘉靖二十年（1543年）举乡试第二，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刑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南京太常少卿，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卒赠太子太保，是朝廷的二品官，“其风裁为世所仰望，次海瑞吕坤之间，人以为俯仰无愧云”。
邱橓跨慧入宦海之时，正是大明江山日下的年代，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邱橓以“誓扫除积弊”、“大奋乾纲”为己任，廉沽奉公，小畏强权，屡屡上疏奏劾误国权臣，抨击弊政。上任不久，便奉命册封宗藩，因拒收贿赂而受到赏识，擢刑科给事中。嘉靖三十四年年（1555年），倭寇兵逼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和侍郎陈洙等“闭门不敢出”。在朝廷追查责任时，张时彻支吾其辞，为自己开脱罪责。邱橓挺身而出，“劾其欺罔”。揭露了他们贪生怕死、逃敌辱国的可耻行径，二人皆被罢官。接着他又直言朝政久废、严嵩弄权这个重大问题，主张“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首劾严嵩党羽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给嵩党以沉重打击。为此，严嵩怀恨存心，欲加罪于邱橓，然无隙可乘。
嘉靖末年，严嵩专横日甚，“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其党羽“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邑吏膝行蒲伏”；“置酒高会，日费万金，虐杀无辜，怨咨载路”。眼看明王朝将倾覆于这班蠹虫之手。在这危亡关头，邱橓不畏权势，再次上疏弹劾严嵩父子，其他敢于直言的正义言官，亦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奸贼。这强大的舆论，终于使昏庸的世宗帝猛醒，将严嵩罢官废为平民，其子世蕃被“斩于市，籍其家”。仅从严世蕃家就搜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
严嵩父子的倒台，进一步坚定了邱橓扫除积弊的决心。此时他已迁兵科都给事中，成为名望极高，举足轻重的大臣。他果决地“一屏权阉属托”，不遗余力地肃清嵩党余孽，先“劾由嵩进者顺天巡抚徐绅等五人，帝为黜其三”；劾罢向他行贿的湖广巡抚方廉，又劾以行贿升官的南京兵部尚书李遂、镇守两广的平江伯陈王谟、锦衣指挥魏大经，“王谟革任，大经下吏。”素以贪暴令人发指的浙江总兵官卢镗，在捞足了不义之财后，“托疾请老，帝许之，”而刚正不阿的邱橓却敢再“发其八罪”，终至“褫职”。
正当邱橓欲“大奋乾纲”，一展雄才的时候，却受不白之冤而离开政坛。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侵犯通州，总督杨选被逮，“橓偕其僚陈善后事宜，指切边弊”，不分皂白的嘉靖皇帝“以橓不早劾选”为由，将他“杖门十，斥为民”。“橓归，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
1567年，穆宗朱载垕继位，更号隆庆，他很敬佩邱橓从政廉洁，刚正不阿的气质，感慨地说：“邱给事幸无死哉！”于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下令起任礼科，还未赴任，又擢南京太常少卿，晋大理寺少卿。遗憾的是，邱橓因丧子致疾，只好卸职回乡。
1573后，神宗皇帝朱翊钧即位，言官荐邱橓再次出仕，因吏部左侍郎“张居正恶之，不召”。此时，大明王朝的满朝文武，大小官吏，旧病复发“赃秽狼藉”，达崩溃的边缘！
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万历十一年（1583年）秋，神宗帝下诏再一次用邱橓为右通政，尚未赴任，又升左副都御史。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邱橓迫不及待地“以一柴车就道”。刚一入朝，即将自己数十年中的“目击耳剽”，痛切地直“陈吏治积弊八事”，抨击了在选举任人，考察官吏政绩，执行法律等方面盛行的不正之风，建议朝廷“痛惩吏弊”，“以挽回久坏之人心，振作方新之士气”。“疏奏，帝称善，敕所司下抚按奉行，不如诏者，罪”。然而，诏下三月，却依然是“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恣，四方赂遗如故”。这使邱橓认识到，有了朝廷的诏书明令，还必须依法付诸实施，否则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于是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即刻上言直陈朝廷执法不正的大量事例，最后，他还沉痛地说：“我这次入阁，本想誓扫积弊，可连您的旨意都难施行，怎能不叫人忧虑啊！”此时邱橓已任刑部右侍郎，他恳求罢斥自己的官职‘以儆有位”，言辞激切诚恳，连神宗皇帝亦为动容，“优诏报之”。遂“召时亮、世选、橓、复聘、汝桂还，削应昌、堪、一鲲、一夔、琏籍，贬岱三秩”。未几，邱橓奉命去荆州籍没已于万历十年死去的原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家，因为当初有人推荐邱橓入阁，曾受到张居正的诋毁和阻挡，人以为邱橓会公报私仇，“持之必急”，然而邱橓“唯坐王篆，曾省吾数家，余无蔓者”。自荆州归来，即转左侍郎，不久又拜为南京吏部尚书，年七十，卒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