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水情深——回忆参加五莲实验县工作片段
范征夫
1948年2月，我和我的爱人高菲从部队调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因党校停办，要我们去五莲县参加结束土改和整党工作。我们在五莲县工作虽然只有10个月，但和当地乡亲们同甘苦共患难结成的深情厚意，至今难以忘却。
“你们是来发动群众，还是吓唬群众的？”
我们去五莲工作前，听说中共中央委员、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张鼎丞要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我们从党校出来约百多人到华东局驻地附近一个河滩里集合。我们这批干部大都是县团以上干部，少数是地师级干部。这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有的人头戴羊皮帽，身穿棉大衣，还带了警卫员、通讯员和马匹，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地方。张鼎丞同志一见这副模样，就用他地道的福建话问我们：“同志们来五莲县干什么的呀？”大家回答：“是来发动群众搞结束土改和帮助整党的。”张鼎丞同志说：“你们这副装束，还带了警卫员、枪支，是来发动群众还是吓唬群众呀？”经他这么一说，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一些从原新四军来的干部对我说，张司令（因张鼎丞同志是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后来又是华中军区司令，我们都称他为张司令）群众观念很强，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他这个批评是严厉的，对我们树立群众观点是有很大好处的。会后，我们都把随带的人员、马匹交了，我们二人全是自己背上背包走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五莲县委报到。张司令这次讲话内容很多，从形势到任务，从实验县工作要求到发动群众注意事项，许多话我都记不清了，但他问我们“是来发动群众，还是吓唬群众的”这句话，我却几十年没有忘记。
老乡为什么避开我们
2月下旬，我们被分配到五莲县仁里区许孟村帮助工作。那里已经先去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郝盛琦，组员有陈九洲、陈新、朱益之等近10人。我的职务是副组长，交谈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华东局土改工作团的，在胶东桃村搞过土改，到许孟已有一个月了。我们夫妻二人，住在许孟东头一个铜匠家里。这家人很穷，冬天棉衣单薄，被子只有一条，而且破破烂烂不成样子，孩子身上衣服既破又脏，冻得发抖。吃的东西黑糊糊的。最使我们惊奇的，我们住在他家几天，他们一家人不愿意接近我们，问他们许孟的一些情况，都回答说：“俺不知道。”我们为了联系群众，就到左邻右舍串门，但乡亲们见了，都对我们“敬而远之”，设法回避。尤其当我们问到村上干部情况时，都异口同声说：“俺不知道。”这种异常情况，引起我的深思。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残酷清乡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群众都敢于接近我们，和我们讲心里话，为什么在国民党离开很远的山区，老乡不愿接近我们，和我们讲心里话呢？为了弄明白这个原因，我们夫妻二人进一步做房东铜匠一家的工作。我们把领来的口粮，交给他家，和他们一家一起吃饭。我们帮他们打水、扫地、烧火，干些杂活。这样接触一多，谈话的机会自然也多了起来，他们一家对我们的“戒备”也就逐步解除了。一天晚上，铜匠悄悄告诉我们前一个时期，村上土改时出来几个干部，都被上级“搬石头”搬掉了，还开了村民大会，进行批判斗争，现在工作组找人当干部，谁也不愿干，怕过几天又要“搬石头”。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些村干部作风不大好，但心还是好的，现在把他们全撤了，谁敢当干部呀！”。后来我们又走访了几家群众，也透露出类似的想法，个别被“搬石头”的干部还发牢骚说：“推完磨杀驴吃。”我把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组长作了汇报。他说，工作组也发现和注意了这个问题。不久，华东局领导将有新的指示。县委正在准备材料，总结前一段土改复查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干部政策上存在的问题。
不几天，五莲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张司令到会作了讲话。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很快贯彻了“爱护、教育、团结、改造”干部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方针。从此，五莲实验县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请王山“出山”
县委扩大会议后，我被指定为常山区郝戈庄乡工作组组长。全体成员4人，即高菲、朱益之、杨金瑞和我。3月初，杨金瑞扛了一支大盖枪，带着我们3人从大茅庄出发，翻山越岭，直奔前郝戈庄。杨金瑞原是常山区武装干事，就是后郝戈庄人。我们到前郝戈庄住下一了解，除村长杨希斗、民兵队长杨金忠仍正常维持工作外，其它干部都撂下担子不管了，他们对前一个时期“搬石头”“精简干部”憋了一肚子气。
我们按照上级指示，先成立了一个临时乡支部，由我们工作组4个人为委员。不久，又吸收了乡民兵队长杨金田为委员。我为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高菲分工妇女工作，朱益之分工农会工作，杨金瑞、杨金田分工乡政府与民兵工作。这个乡共5个村子，我们每人各包干负责一个村工作。
经过几天的走访，了解到在被精简的干部中，群众对常山区副区长王山印象最好。他出身贫穷，一贯接近群众，办事公道。为什么要把他精简回家呢？理由是土改前，他挑过年把货郎担，做过小买卖，因此被认为“成分不好”，会上一宣布，叫他回了家。杨金瑞第一个为他打抱不平说：“王山也是劳动人民，一直为咱贫雇农办事，为啥叫他回家？”老村长杨希斗也对我们说：“王山不出来，俺这个村长也不干了。”我们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动员被精简而回家的干部出来工作，是打开局面的关键，而动员副区长王山“出山”，则成了解决其它干部问题的先决条件，大家推我亲自做王山的工作，我就把这个“光荣任务”承担下来。
第一次我找到了东郝戈庄王山家，他到地里干活去了。我赶到地里向他说明来意，他有礼貌地陪我回到他家。我把县委开的扩大会的经过简单说了一下，着重宣传党的“爱护、教育、团结、改造”干部的方针，并承认把他精简回家的作法不妥，区里已作了自我批评，请他出来担任副区长职务。王山听我讲话，自始至终没有插言，一个劲地吸他的旱烟，等我讲完了，他笑着对我说：“你的来意俺明白了，但俺家里没有劳动力，孩子小，地里活没人干。”王山妻子一直在听我们讲话，这时插话说：“俺家没有男人干活，一家人吃什么？”第一次动员就这样结束。我回来和大家分析，认为王山一直听我讲话，说明他对党的干部政策还是关心的，我们不应泄气，要再接再厉，继续做他的工作。
第二次是在数天以后，由庄上荣誉军人冷永宾自告奋勇陪我一起去的。他是个老兵，安徽人，对工作组很支持。那一次王山正在地里扒草不在家，他妻子见我们又来，不高兴地说：“你们说了也是白说，王山出去，俺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我们只得到地里去找王山。老冷用现身说法，讲他自己是外地人，挂了花（受了伤）到庄上落户，还在乡里帮助工作。他反问王山，“老王，咱们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打败老蒋，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王山听了老冷的话，一声不吭，提起箩筐就往家走，到了他家门口，把箩筐往地上一放，对我们说：“俺家里不让俺出去。”这时他又望了望他妻子的脸。我们就对他妻子说：“王山出来工作，公家有公粮还有津贴，你家活干不了，我们可以发动乡里人帮忙。大嫂，你就放心吧。”他妻子又说：“俺家王山成分不好，你们就饶了他吧！”这时，我就向他们说明，按照划分阶级的文件规定，王山是劳动人民出身，不是剥削成分。但他妻子仍然不听，催我们快走。就这样子第二次动员以此结果告终。
第三次，还是我一人去王山家。王山在家，他妻子外出。我们俩人谈得比较融洽，他还问我：“你们南方人到北方来生活过得惯吗？”我说：“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为了穷人翻身解放，吃点苦算什么。”接着我把华东局张鼎丞同志的讲话内容，特别是对待干部要“爱护、教育、团结、改造”的方针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又着重说了年初精简工作比较简单化，县委已总结经验教训，承担了责任，希望他早日出来工作。王山已基本表示同意。就在这时，他妻子回家，看到我在她家，就催我快走。我笑嘻嘻地向她解释党的干部政策，又和他家孩子一起说笑，空气缓和下来。晚上，他夫妻俩留我吃了地瓜。饭后，我又向王山妻子做说服工作，她始终不松口，但态度比过去好得多。后来我和王山睡在地铺上，又谈起县区里领导，乡里群众都反映王山工作积极负责，办事公道，这样的好同志不出来掌权，这个区长让谁当？如果让坏人掌了权，咱们穷人能过好日子吗？这时，王山妻子说：“千万不能让坏人掌权，领导上信得过王山，就让他出去为穷人办事吧。”我听了这个善良妇女的答复，不禁热泪盈眶，感到阶级教育是最能说服劳动人民的。王山妻子这样顾全大局、识大体，是出人意料的。这第三次动员算是成功了。
王山复职的消息，传遍了郝戈乡，传遍了常山区，许多原来不愿出来的干部，都打消疑虑，先后出来干工作了。郝戈乡工作局面从此打开了。
依靠群众〓战胜灾荒
自1947年以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残酷掠夺，加上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五莲县郝戈庄许多农户缺粮，生活十分困难。许多人以老地瓜秧、野菜、树皮充饥，许多村庄槐树、榆树都是光秃秃的，有的树皮全被剥光，情况相当严重。县委部署各区乡要把生产救灾作为头等任务来对待，号召“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
在这严重的春荒面前，工作组和王山同志等一起，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动员说服乡里的余粮户借出粮食，支援最困难户，保证夏收或秋收后归还。王山带了几个乡干部，跑遍了许多余粮的农民家里，说了不少好话。由于王山信用好，许多余粮户借出了一部分粮食，解决了乡里最困难户的燃眉之急。二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多种瓜果蔬菜及早熟的粮食，以济青黄不接。还动员男女老少上山砍树条编筐结篓，到市上出售，换回粮食。三是组织一部分强壮劳动力到外地承接运输或接受公家以工代赈的任务，换取粮食，养家糊口。四是清查土改时没有分完的斗争果实，分配给最困难的农户。这时，上级又发了一批救济粮，我们把它迅速地公平合理地分配到困难户手里。通过上述措施，群众增强了战胜灾荒的信心，把田里、村边的地都种上了粮食或瓜莱，度过了春荒，赢得了夏收，实现了县委“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的号召。经过生产自救的考验，群众搞好生产，支援前线的劲头更大了。
鱼水情深〓依依惜别
我们在郝戈庄期间，与群众共度春荒，身体一直很好。到10月间，我突然患了一场大病，发高烧到40度。支部成员杨金田、杨金瑞以及荣誉军人冷永宾等找了担架，把我送到设在诸城的滨北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受螺旋体感染的高热症，这种螺旋体是由虱子传染的。开始，我们发现虱子曾勤捉、勤洗衣服，后来整党、结束土改、确定地权、划分阶级成分等工作一忙，我们也无暇顾及，真是“虱多不痒”了。结果不但身上衣服上有了虱子，而且连高菲的头发上也长了很多小虱子卵，我只好用剪刀替她剪去一部分，谁知道它会传播螺旋体病菌，给我造成一场大病呢？在我住院期间和病愈归来，乡亲们来探望我，安慰高菲不要着急，使我们体会到虽然身在异乡，但郝戈庄父老兄弟姐妹就是亲人。
我病愈归来后，乡支部通过整党，进行改选，大家推举杨金田为支部副书记，杨金秀（女）等人为支部委员。我们工作组同志虽仍然帮助工作，我仍兼支部书记，但基本上放手让地方干部干工作。杨金田等还到县委学习班培训过。事实证明，他和党内外群众有密切联系，负责乡支部工作是能够胜任的。这时王山已到常山区区公所工作，还不时到郝戈乡来帮助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1948年11月，五莲县委转告我：华东局来电，先抽调一批原在南方工作过的同志到华东局报到，准备参加南下的接管工作，名单上有我们夫妻二人。那时我大病初愈，身体尚未康复，要长途跋涉，赶到益都附近华东局机关报到，确有困难。这时，杨金田等同志找了一辆牛车送我们。乡亲们听说我们要走了，纷纷前来送行。有的人扶着牛车对我们说：“范同志，高同志，你们是南方人，咱们北方留不住你们，希望将来全国胜利了，你们有机会到北方来看看俺们呀！”乡亲们这个叮咛，不仅当时使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而且多年来从未忘记这牛车送别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