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增资运动
为了从经济上给群众以援助，改善群众生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抗日民主政府除1943年拨急赈款10万元救济饥民，宣布免收半年田赋、公粮及其他一切积欠税收外，从1944年开始，在洪凝、街头等区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但当时只是在个别村庄开展，未形成群众运动，1945年麦收后，地委和各县委越来越重视群众工作，反奸、反霸、减租减息与增加工资的斗争由点到面逐步开展起来。
地委组织了工作组，由邓仲儒、徐华带领，先在洪凝区试点，然后在各区普遍展开。各区也采取“中间突破，四面开花”的办法，先选择几个封建势力强、对周围村影响大的村为点，然后向周围村庄发展。
洪凝区以大小古家沟、小凤堂、长兰、汤家沟、陆家庄子为点；街头区以街头、挑沟、户岭为点；仁里区以前后长城岭、朱家老庄为点；户部区则先在外围村试点，再展开“户部岭大会战”。由于重点突出，以点带面，各村的群众运动很快普遍地开展起来。
减租减息开始前，为了启发农民的觉悟，使他们自觉起来跟地主恶霸作斗争，各级党组织首先领导群众开展算账对比，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几千年来，农民虽然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造成辈辈贫困，但在封建制度的欺骗愚弄下，往往认为受穷是“命里注定”，地主不给地种，农民就要饿死。针对这种思想，党和政府首先讲明劳动者创造天下，没有穷人劳动，地主就会饿死的道理。有的还用算庄稼账的办法进行教育。如按一亩地瓜计算，从育苗到收刨，大约需要花费295元工本（北海币，下同），收入折款420元，交一半租，还剩210元，实际上农民劳动了一年还得贴本85元，而地主一点不劳动却净得210元。经这样一算，佃户们恍然大悟，明白了是穷人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穷人。
弄清“谁养活谁”的道理后，广大农民从内心拥护“双减”，但是还顾虑重重。有的怕变天，怕抽地，不敢减租；有的碍于情面，不愿减租；有的听天由命，不想减租；还有的认为不是自己的事，不管减租等。各级党组织针对第一种思想，广泛进行时事教育，讲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武装力量的强大，同时订立合同，先订合同后减租。针对第二种思想，大力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事实，让佃户们认清其伪善本质，打破旧道德观念，自觉起来减租。针对第三种思想，进行“穷无种，富无根”的思想教育，讲明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穷人就能翻身有饭吃。针对第四种思想，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讲明穷人想翻身就得你帮我，我帮你，团结起来一齐干。通过党和政府广泛地思想教育，广大农民的觉悟提高了，顾虑打消了，开始自觉地起来跟地主进行减租斗争。
为了使“双减”运动顺利开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以农救会为核心的“减租减息委员会”，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在方针和策略上则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分化瓦解、争取富农，集中打击拒不减租的封建头子和恶霸地主。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各村农救会和减租减息委员会，在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教育的同时，对地主也进行了减租政策法令的教育，向他们说明减租是政府照顾双方利益，有利于团结抗战，有利于增加生产，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自觉起来保家乡的利国利民政策，要求他们以抗战这个大局为重，自觉执行。对那些顽抗减租的地主，党和民主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揭发控诉其罪行，迫使其减租。1942年刘少奇同志来山东视察工作时，对山东的减租减息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按照地委的指示精神，五莲山区的减租减息，实行的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即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比原来减少25%。凡是农民借地主的钱，一律按年息一分半计息。实行“二五”减租以后，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较前明显见效。有些地主为了抵制减租，就借故把地抽回，不给农民耕种。为了保卫“双减”果实，维护佃农的利益，党和政府又领导群众开展了“拔地”斗争。即从地主的土地中，硬拔出一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地租按新政策收取。
在减租减息的同时，部分村庄还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增加工资就是减少地主富农对雇工的剥削，增加雇工的工资收入。当时，雇工分为三等，一等为“大把头”，一般每年工资2 4元左右（折合高梁400斤）；二等称“二帮”，每年工资1 5元左右（折合高梁250斤）；三等称“放牛的”，每年工资6元左右（折合高梁100斤）。雇工辛勤劳动一年，只能自己糊口，寒冬腊月连棉衣都穿不上，更谈不上养家。 “增资”以后，“大把头”一般增至900斤高梁，“二帮”一般增至700斤，“放牛的”也能增加到450斤，能基本保证维持1.5口人的最低生活。
“双减”增资运动的开展，使封建势力受到削弱，使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利益，提高了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