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荣获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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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荣获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艰苦奋斗获得荣誉
1969年6月,阿尔巴尼亚友人来五莲访问,参观了石场公社李崮寨的“无人商店”和“愚公田”、“大寨田”。1970年冬季以后,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初步掀起高潮,各地紧紧围绕治山治水、整地改土和建设大寨田,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71年1月,中共五莲县委恢复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县委树立的潮河公社小沙河大队“搬山不搬家”、叩官公社叩官大队“挖山不止”、于里公社治水改土、户部公社龙湾头大队“三分地里闹革命”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先进典型,有力地带动了各社队农业学大寨运动向纵深开展。在此期间,县委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行动口号,动员全县各地向先进单位看齐,努力促进面上学大寨运动平衡发展。1974年1月31日至2月7日,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共5000多人参加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总结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三年来五莲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基本情况,会上叩官、于里、街头、潮河4处公社和16个大队作典型发言,交流经验。县委对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叩官、于里、街头3处公社和20个大队各奖拖拉机一部。这是一次树立信心,鼓舞斗志,加快农业学大寨步伐的动员会议。但由于随后出现的派性干扰,当年学大寨曾一度停顿下来。
1975年1月,全省再次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各地加强领导,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为贯彻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动员全县决战1975年,实现粮食“过长江”的战斗任务,县委于1月26日至31日召开第二次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县四级干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71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全县赶胶南,各社赶叩官,大批促大干,鼓足干劲创高产”的行动口号,为实现当年粮食“过长江”目标进行了全民动员。会议研究提出“打好五个战役”的任务和措施,其中主要是大力开展以改土造地、建设大寨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活动,要求各社队原来没有铺开的项目重新铺开,原来规模不大的工程重新扩大规模。当年春、夏两季,各地组织男女整半劳力一齐上阵,因地制宜大力开展治山整地,治理河道,打水库,建塘坝,修水渠,建设大寨田等一系列农田基本建设活动,农业学大寨取得明显成效。到1975年,全县累计建成大寨田38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3.5万亩,比学大寨前的1964年增加19.3万亩;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19237.1万公斤,比1964年增加7849.1万公斤;粮食单产255.5公斤,比1964年增加124公斤。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学大寨,赶昔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愚公移山精神和工作业绩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地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和表彰。
1975年9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会议同时提出建设大寨县的标准。会上,五莲县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称号。县委副书记于潮代表中共五莲县委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从此,五莲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高潮阶段。
在新形势下,为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县委于1975年初冬开始,从县直机关和农村基层抽调500人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经过短训后,工作队分赴中至、汪湖、洪凝、高泽、许孟5个公社,指导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尽快建成大寨县,1975年12月4日至12日,县委召开第三次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县直部门支部书记以上负责人、各公社大队书记以上干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组长以上队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等共1253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领导作《全党动员,苦战两年,为实现大寨县的六条标准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通过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揭矛盾,找差距,紧紧围绕1976年粮食过千斤,两年建成大寨县和1980年前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研究制定一系列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到1977年全县16处公社和95%以上的(530个)大队建成大寨式社队。这次会议后,全县围绕建成大寨县目标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通过广造舆论,解决学大寨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真学、假学问题;通过整顿改进作风,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通过组织三个班子,建立三支队伍,分三条线作战,解决农田基本建设和当年生产的大干快上问题。这次会议是农业学大寨步入新阶段,进入新高潮的转折点。在具体落实有关工作措施的同时,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面上运动平衡,狠抓猛促后进社队,不断提高农业学大寨的质量和效果上来,从而有效地加快了建设大寨县的步伐。
1976年2月,中共昌潍地委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人员16000多人。五莲县大队支部书记以上干部700多人参加会议。叩官公社党委在会上作学大寨典型经验介绍,并获锦旗一面,五莲县被地委表彰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并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会议提出的这一目标,尽管有些不切实际,要求过高,但对各级来说,仍然把建设和普及大寨县作为农业学大寨新的起点和动力。这次会议之后,五莲县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热潮。1976年冬,户部、叩官、潮河3处公社组织2300名社员,对潮白河进行较全面的综合治理,共用工230万个,动用土石方410万方,于1977年治理完毕。治理后直接受益大队16个,灌溉农田2万多亩。 1977年1月,五莲县再次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13个公社、大队和于里公社农机修造厂、管帅供销社等单位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和经验交流。1978年9月,县委制定“在治山上,两槐(刺槐、棉槐)戴帽,果园围腰,山脚大寨田;在治水上,上游打水库,改河造平原,沿河打大口井,低水高处用”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
由于五莲县在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业绩突出,1976年11至12月,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潍坊召开,五莲县被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革委授予“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称号。1977年2月在昌潍地区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五莲县被命名为“大寨县”,同时,还被授予“一人一猪县”和“林业生产先进县”等称号。在学大寨的15年中,全县先后有11处公社被省、地、县授予“农业学大寨先进社”,有233个生产大队被表彰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有3个县直部门被评为“财贸支农先进单位”,并涌现出一大批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和先进个人。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基本成就及教训
通过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县人民以大寨为榜样,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力发扬吃苦耐劳、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连续创造出许多扎扎实实的学大寨业绩,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较快发展,巩固了农业基础地位。同时,在运动中进一步考验和锻炼了广大干部群众。
第一,为凝结形成“五莲精神”打下了基础。15年中,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以高度的主人翁姿态,战天斗地,愚公移山,改造自然,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终于改变了穷山恶水、贫困落后的山区面貌,基本实现了建成大寨县的理想和愿望。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十几年以后,被省委、省政府充分肯定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挖山不止,拼命实干”的“五莲精神”,就是在农业学大寨过程中初步凝结并日益体现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农业学大寨运动,就不会造就产生五莲精神;不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五莲精神就不会得到完美展现。
第二,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15年中,全县累计治理大型河道8条,修建水库77座,其中中型水库2座,建成塘坝278座,并建成大批农田水利配套工程。1978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5万亩,比1964年增加20.8万亩;深翻整平改土72万亩,建设大寨田45万亩,其中,全县高产稳产田面积达到21.4万亩;新建各类果园5万多亩。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7.1万马力,比1964年增长61倍。经过努力,水、肥、土、机等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第三,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由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全县粮油及其它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实现9443.9万元,比1964年增加6289.9万元;全县粮食总产量实现17013.85万公斤,比1964年增加5626.05万公斤;粮食单产378公斤,比1964年增加192公斤;花生总产达到1321.85万公斤,比1964年增加541.35万公斤;果品总产量3247.79万公斤,比1964年增加3008.94万公斤;生猪饲养量达到12.74万头,比1964年增加9.6万头,大牲畜存栏量2.1万头。随着各种农产品产量的逐年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日益改善,集体经济实力和公共积累也相应增加。全县人民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对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存在的某些问题及其负面影响。首先,在“以粮为纲”的片面思想指导下,农业发展只注重粮食生产而忽视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因而形成了长期的“单打一”局面。许多村庄因为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形成了“高产穷队”。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全县不少地方出现了毁林造田现象。其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受“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潮和政策的束缚,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只重视发展集体经济,而对群众自我经营加以限制,把社员家庭副业和个人种养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对待,因而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再就是依靠集体发动大兵团作战,加之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有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由于领导者的盲目决策和瞎指挥,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如1975年3月动工兴建的龙潭沟水库,全县数万名劳力上阵,历时两年多,耗资80多万元,终因库基漏水问题难以解决而被迫下马。还有个别工程搞成花架子,不能付诸实际应用,最终成为形式主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