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组织城市的年轻人到农村，尤其是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去劳动。1955年9月，毛泽东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制定农业发展纲要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上山下乡”，时称“四到”，即到农村、到郊区、到垦区、到山区。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上山下乡运动，并列入国家计划。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毕业生分配必须贯彻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方针。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五莲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抓了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宣传 、广造舆论 。自1968年底开始，五莲县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舆论，从干部到群众，深入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及省委、地委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掀起知识青年踊跃报名上山下乡，革命家长鼓励子女上山下乡，社会舆论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贫下中农热情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五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指示各公社配备一名副书记或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知青工作，有知青安置任务的大队都成立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大队专职（或兼职）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下乡知识青年代表组成。
三是严格管理。五莲县革命委员会要求对下乡知青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知识青年按时参加生产队的政治学习，每月召开一次“斗私、批修”会。县、社、队分别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流学习体会，推动政治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每年6、7月份召开一次全县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定期到下乡知识青年家走访，与家长沟通，向家长汇报知识青年的思想、劳动、生活、学习成长情况，征求家长意见。开展“四好小组、五好青年”评比活动。各公社建立评比制度，定期评出“四好”小组，“五好”青年。生活上以小组为单位统一做饭，严禁个人另起炉灶。
五莲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9年1月——1973年5月。
1969年1月，五莲县安置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615人，其中青岛市23人，济南市1人，潍坊市579人，本县12人。分别安置在洪凝、街头、王世疃、石场、松柏等6处公社的61个大队。洪凝公社安置12个小组，分别在长兰、合子沟、中疃、却坡、桃园、大古家沟、小古家沟、陆家庄子、西庄、吕公堂、同俗、红泥崖12个大队。街头公社安置13个小组，分别在河南（现沿河村）、镇头、竹园、西官庄、坊子、西成仙、焦家庄子（现厉家屯）、南西峪、石门、花山口、董家庄、中西峪、闫马13个大队。王世疃公社安置10个小组，分别在乐山、户岭、挑沟、大沟、下河、南田庄、北田庄、席家庄、上高家沟、河东10个大队。叩官公社安置12个小组，分别在北回头、王石头、小峪子、大槐树、叩官、长林子、蕉阁庄、崮寺头、南回头、栗园、辛庄、下院12个大队。石场公社安置12个小组，分别在西龙头、船坊、杜家沟、梁家崖前、聂家崖前、李旺疃、岳疃、李崮寨、上邸家沟、林家沟、后胡、黄山口12个大队。松柏公社安置2个小组，分别在东白庙、西白庙2个大队。
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财贸组和内务组联合发文拨给五莲县4万元经费，主要用于首批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住房建设，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具的购置和未参加生产队分配前的生活供应。各大队知青安置点都准备好住房、口粮、烧柴、睡床、铺草等生活用具以及生产工具。有的贫下中农把自己盖的新房腾出来给下乡知青住。贫下中农把下乡知识青年当成自己的亲生子女看待，下乡知青也热爱贫下中农，把贫下中农看成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970年9月，全县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五莲驻军的负责同志，贫下中农代表、下乡知识青年家长代表、下乡知识青年代表，社、队再教育领导小组的同志，潍坊市革委和青岛四方区革委慰问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团的同志。石场公社西龙头大队知识青年小组和王世疃公社河东大队知识青年小组受到表彰。石场公社西龙头大队知识青年小组，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党中央指示下达，知青小组就立即组织学习、宣传。通过办红色“广播台”、黑板报、夜校班等形式，做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经常化、多样化。他们还结合实际，编排文艺节目，为贫下中农演出，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全组的光荣任务。王世疃公社河东大队知识青年小组，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觉改造世界观，在三大革命运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锻炼自己，该小组被评为社、县“四好小组”，出席过县的下乡知青“积代会”以及昌潍地区的下乡知青“讲用会”。
1971年5月，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交流知青工作经验和教训。评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9个，积极分子160人，“四好”下乡知青小组14个，“五好”下乡知青331人。
但在这一阶段，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领导无力，出现不少问题，甚至有的下乡知青犯罪被逮捕、判刑。这部分知青到1973年5月都陆续返回，只有58名在五莲县城工厂干合同工，仍然留在农村的不足30人。
第二阶段：1973年6月——1978年。
从1973年起，下乡知青参加分配前，每人每月生活补助费9至11元，成品粮22.5公斤，食油0.25公斤。按上述标准，下乡时带足本月和下月的粮油票，从第3个月起，由当地粮食部门从农村统销粮中供应。下乡知青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当地社员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口粮标准不低于当地单身劳动者每年的实际吃粮水平（原粮300公斤，食油3公斤），分配达不到上述标准的，差额由国家统销粮给予补助。按照党的政策，分给下乡知青和当地社员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自留地、饲料地。下乡知青小组的住房，初期由生产队统一安排，一般使用生产队公房或借用农户私房。城镇知识青年回农村安家落户的、到农村插队的或到集体所有制农场的，每人补助500元。其开支范围：建房补助230元，主要用于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开支，由生产队出工帮助知青建新房，每个下乡知青平均8至10平方米，归知青长期使用。生活补助每人170元，由县财政统一管理使用。农具、炊具、家具补助费每人50元，发给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大队，由大队负责购置。下乡知青学习材料费10元，由县知识青年办公室统一管理使用。医疗费每人10元，有合作医疗的大队，按标准、分年度交大队医疗室，无合作医疗的大队，医疗费由青年小组集体管理使用，不发给个人。
1973年6月，中央发出21号文件，传达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同年6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圈阅签发中央［1973］30号文件，中央领导接见参加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作重要指示。随后省、地、县委先后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标。五莲县县、社、队各级领导进一步提高认识，引起重视，加强了这项工作的领导。从那时起，就开始作接受新下乡知青的准备。
12月，五莲县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会议分析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势，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措施。
五莲县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4年7月下旬，五莲县委决定动员本县（包括各公社、街头部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家长怕孩子下乡吃苦，不愿下，工作阻力很大。县、公社、部门按照应该下乡的条件，列出名单，排队摸底，进行群众评议，大会小会宣传教育，逐户逐人动员，经过领导带头，反复动员，艰苦工作，有81名知青报名下乡。8月23日县委召开欢送大会，领导、家长代表、下乡知青代表、接收单位代表作了发言。会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下乡知识青年披红戴花。会后县委领导分头亲送下乡青年到街头公社6个大队知青点。各有关大队组织干部、党员、贫下中农又召开欢迎大会，欢迎新社员安家落户。
1975年，青岛2万名知青到昌潍地区上山下乡，地委分配五莲接收1100名。3月，为慰问已下乡知青和接收新知青，省、地、县三级分别成立慰问检查团。根据省、地委指示，五莲抽调25人，昌潍分团派来3人，共28人组成“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慰问检查总团昌潍分团五莲县团”，王丕和任团长，在组织学习、明确任务的基础上，分成5个组，对全县上山下乡知青（包括1969年潍坊下乡仍在农村的27名老知青，在县城工厂的58名合同工和本县1974年新下乡的81名新知青）和带队干部进行慰问，并检查青岛将要下乡知青的接受准备工作。
5月上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交接协商会在青岛召开，王丕和参加会议，会议商定五莲接收青岛市房产系统的知识青年。青岛市房产系统下属若干单位，哪个单位知青到哪个公社、大队都作了协商确定。
5月下旬，王丕和、知青办主任王瑞砚带领各有关公社主管副书记到青岛接收上山下乡知青。青岛房产局机关和各下属单位分别召开欢送会。会后，全市统一组织欢送，500多辆汽车载着下乡青年在主要街道上游行，20万人夹道欢送。游行完毕，奔赴各地、县、社、大队、农场。
1976年6月，五莲县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406人。会议传达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精神。下乡知青李爱华同志介绍自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冲破家庭束缚，和农民社员结婚的事迹。回乡当农民的大学毕业生冯志玲，作“不拿工资拿工分，甘愿回乡当农民”的典型发言。青岛房产局市北区房管办知青家长代表赵国安给女儿买了一双“五莲凉鞋”，以表达支持女儿扎根五莲的决心。
1977年1月，由于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逐渐增多，知青小组人数减少。为便于对知青的管理和教育，县委决定对全县知青组进行调组并点。将全县542名下乡知青，集中合并到9处公社（29个大队）和一个农场（于里农场）。
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迅速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过锻炼，积极投入到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成为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涌现出一批先进青年和先进集体。1977年，有89名知识青年被评为先进知识青年，15个知青组（班排）被评为先进集体。洪凝、街头两处公社实现全面红。通过锻炼，许多知识青年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担任团支部正副书记的有22人，担任妇代会正副主任的4人，担任民兵连正副连长的8名，担任生产队正副队长的30人，9人当了会计，4人当了保管，27人当了民办教师，89人当了理论辅导员，75人安排了其它工作。
1978年是知青工作出现重要转折的一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青年下乡问题作出新规定：“知识青年工作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到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就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方针由过去的下乡为主，转为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广开城市就业门路，缩小上山下乡范围。上山下乡安置形式，由过去的插队为主，转为主要办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新规定标志着知青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据统计，自1969年至1978年，全县共有2288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大多数表现都很好，肯学习，热情高，干劲大，进步快，受到贫下中农赞扬。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多数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行列，在偏僻的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广阔的田野里，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许多青年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不仅学会各种农活，还改掉怕苦怕累、贪图安逸的不良习惯，磨炼了意志。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场运动也给五莲县财政、知青家庭、当地农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压力。更重要的是大批知青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了人才断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