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展“教育革命、开门办学”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时提出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五莲县中小学学制由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三三”制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的“五二二”制。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法，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要废除，要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及其他劳动人民子女，凡符合条件的，应该优先保证升入高中。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提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今后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据此，五莲县该年度中学停止招生，应届毕业生滞留学校，搞“文化大革命”。小学改考试升学为“按年龄升学”，即8岁入一年级，9岁入二年级……13岁离校，废除所有形式的考试，原有的教学内容基本取消，改为以毛泽东著作和语录为基本教材，加强了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
1966年秋，全县各学校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开始停课闹革命。各造反派组织轮番批斗校长、教师和不同观点的学生，使学校的领导班子基本陷入瘫痪。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搞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开始狂热的扫“四旧”，乱揪乱斗所谓“牛鬼蛇神”的活动。11月，五莲县的部分师生纷纷离校外出搞“革命大串联”，有的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并受到毛泽东的检阅。从此以后，各学校不仅没把“教育革命”搞好，反而把学校搞乱、搞垮。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中小学生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全县各学校陆续复课，但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和红卫兵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学校秩序仍然比较混乱。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据此，五莲县把学生招回学校，让他们复课，在复课中进行“教育革命”。
1968年1月，五莲县各中学恢复招生，废除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代之以“推荐、选拔”的招生办法。8月，县革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和毛泽东关于“在农村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精神，以及《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关于“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的论述，调集部分工人、贫下中农成份的农民和解放军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经过4天的学习培训，进驻五莲县各中学，指导学校各项工作。“学毛著”、“三祝三唱”（每日三餐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唱毛主席语录歌）、“忆苦思甜”成了学校的主课。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国家不再给教师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原籍工作，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侯王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建议，破坏了教学秩序，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发展。五莲县革委于11月召开会议进行专题讨论研究，将454名外籍公办小学教师放回原籍，755名五莲籍公办教师转回本村任教，由吃商品粮转为吃生产队粮，工资制改为工分加补贴。此举导致县内师资奇缺，小学教育失衡，教育质量降低的恶果。直到1972年1月，才将转队的公办教师全部转回，恢复工资待遇和粮油关系。五莲县曾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片，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原有7所中学均设高中班和初中班，并建起大批联办中学和完小戴帽的初中班。至1971年，全县有高中16所，初中99所，学生13729人。许多小学戴帽办初中，小学教师逐级上调，层层拔高，严重削弱了小学师资力量，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1973年1月，招生办法改为在推荐基础上增加文化考查，学校教学秩序渐趋正常。1975年，五莲县提出两年普及7年（义务）教育的指标。翌年，高中增至22所，联中169所，学生27747人。中学的盲目发展，大大超过五莲县的人力、物力、财力负荷，教育教学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同时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是按照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程序进行。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五莲县革委政治部教育革命办公室自1970年至1976年共推荐选拔550名工农兵学员，分别输送到省内各大、中专院校。其中工人占20%，农民占25%，复员军人占15%，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占20%，劳模占15%，其他占5%。这种推荐选拔的招生办法，一直持续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被废止。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全国教育工作强加罪名，全盘否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五莲县提出要“破17年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学生要发扬“造反有理”的精神，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驻县城各学校由工宣队领导，乡村学校由贫下中农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学校。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此后，文化课程被大量删减，文化课学习时间和内容大量减少，进一步强调突出“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2年，全县中学语文改为《革命文艺》，物理、化学分散编入《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体育改称“军体”，取消外语和史、地课程。将“农业学大寨”列为基础课，要求学生学会“三机一电”（柴油机、拖拉机、电动机和电工技术）、农作物种植、化肥使用和农田水利测量。强调“开门办学”，组织学生参加农田水利工程会战，办工厂、农场，写“三史”（家史、村史、社会史），唱样板戏，学理论，评《水浒》，批宋江等，课程设置再度陷入混乱。
1973年7月至8月，《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转载大学招生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各地报刊转载并大加宣扬。张春桥、迟群竟说文化考试是“复辟”，是“反攻倒算”。江青则说“张铁生是个英雄，敢反潮流”。全县中小学生也都盲目把张铁生作为学习的榜样，刮起“反潮流”和否定文化课学习的歪风。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12岁学生黄帅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迟群、谢静宜随即接见黄帅。姚文元则指示《人民日报》于28日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与此同时，国务院科教组也有相同内容的电话通知。于是，五莲县首先组织教育革命办公室工作人员及驻县城学校负责人学习《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及黄帅日记的内容摘编，要求从思想上解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回潮”问题，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1974年2月，五莲县委召开广播大会，深入发动广大师生投入这场以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回潮”，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反“师道尊严”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运动。随后“学黄帅，反复辟，批师道尊严”的运动在全县各学校展开，致使刚刚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师作检查、受批判，重新出现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1974年6月16日，《光明日报》报道：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加强了驻校工人宣传队和“贫管会”的工作。五莲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的通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切实发挥“贫管会”的政治领导作用，没派工宣队的学校都要建立“贫管会”。县委根据五莲的实际情况，抽调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代表组成工宣队和“贫管会”，分别充实到全县各相关学校，参与学校管理工作。伴随着“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所谓的“教育革命”，以及在工宣队、贫管会的管理下，各学校纷纷办工厂、农场、饲养场和搞实验田，据不完全统计，最多时全县中小学校办工厂31处、农场560处、饲养场127处，占用土地1630多亩。全县中小学与582个大队和17个工厂挂钩作为学农、学工基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莲县开展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上和中、小学学生中产生了“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错误观念。学生不用功读书的现象相当普遍，教学秩序持续混乱。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