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全面夺权”到“全面内战”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不久，山东王效禹组织成立的大联委在人民解放军驻山东部队的支持下，于2月3日夺取省委、省人委的领导权。2月23日，大联委根据中央指示，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取斗争胜利的保证》。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五莲的“革命群众和群众组织”于1月31日，以五莲一中为首的17个群众组织联合夺取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并于2月3日成立“五莲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王先鞭为首席代表，共设21名服务员，其中12名为常设服务员。联合指挥部向全县发出了第一号通告。从此，全县上下掀起了夺权浪潮，党、团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各级政权机关陷入瘫痪，领导干部被批判斗争，一律“靠边站”。2月26日，解放军6165部队奉命赴五莲以“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管、军训）”名义介入“文化大革命”。
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浪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在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引起为新中国诞生而出生入死奋战多年的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担心和忧虑。1967年1月下旬和2月中旬，在党和军队的高层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强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对抗。当时被称为“两个大闹”，即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因为2月在怀仁堂的斗争影响更大，故被诬为“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围攻，并向社会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
这股“反逆流”的邪风波及到五莲城乡，成为全县动乱升级的根源。各群众组织形成所谓“革”与“保”两大派，互相斗争，武斗事件也时有发生，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县人民武装部、政法机关和老干部，刚刚成立的联合指挥部也成了“炮轰”、“砸烂”的对象。此段时间，“全面内战”在五莲爆发。各派组织之间虽然政治倾向不同，但总体上都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活动，从维护各自派别的观点和利益出发，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字上互不相让，发生了无数的纠纷和冲突。当时，部队虽然介入，但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派性争斗之中，更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最后形成了打一派，拉一派，一派掌权的局面。
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普遍成立，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代表也进入革命委员会，对一派掌权的局面有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在山东发动所谓“反复旧”运动。五莲县在街头中学举办200多人时达半月的“反复旧”学习班。11月17日，召开为期5天的6000多人的四干会。11月24日，召开县直“反复旧”誓师大会。12月14日，召开公社革委、贫代会、工宣队负责人会议。一时间，会议不断，标语满街，口号连天，“反复旧”的歪风吹遍全县，从县直到基层，来了一个大清查、大调整。称各级革委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各级革命委员会大多被摧垮，革委会中大批干部被排挤或打倒，全县再次出现大的动荡。称革命干部是“复旧”的根子，武装干部是“复旧”的后台，换上了所谓“造反派”。全县仅公社革委一级的干部，被调出25人，调进35人，改动职务25人。这次“反复旧”，使五莲县的一派掌权的局面进一步巩固，社会局面再度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