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县内展开
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过后，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五莲县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为好转。政治上，通过1962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体上社会安定、人心思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比较高涨。经济上，通过纠正“五风”错误，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1963年到196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增长，工业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物资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这些都为五莲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其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开始的。1959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受毛泽东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所鼓舞，应邀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等论文和剧本。《海瑞罢官》搬上舞台演出后反响强烈，一扫舆论界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而不敢讲真话的浮夸喧嚣之风。可是，在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把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当时受到指责的“翻案风”相联系，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只限于吴晗。毛泽东支持了这一“批判”，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于是批判愈演愈烈。到1966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展错误的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工作，并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即196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的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实际上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全国的舆论工具。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中共山东省委随即于5月11日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贯彻，成立了文革小组，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同时，组织对“三家村”在山东的代理人——省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批判。中共五莲县委于6月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中央《通知》与省委《决定》。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成立“中共五莲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议还具体分析五莲的实际情况，决定要把握重点，注重文化教育系统的工作，切实加强领导，跟以往的政治运动那样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决不能放任自流。会后立即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领导人会议进行部署，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努力贯彻好上级指示精神，领导好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发表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还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校长、教师为批斗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6月初，这股“文革”的浪潮便波及五莲县，五莲一中的师生开始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在校院内张贴大字报，随后学校出现混乱。
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出发，县委根据常委会关于“把握重点，注重文化教育系统工作”的意见，于6月7日向五莲一中派出5名“观察员”，指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帮助成立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并根据学生的要求，组建“红卫兵”组织，指导师生“革命、教学两不误”。与此同时，县委召开由公社党委书记、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学习上级文件精神，交流心得体会和经验，布置夏、秋生产，试图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规定这次斗争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决定》与《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规定。虽然《决定》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诸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等，但这些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形同虚设，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十六条》下达后，五莲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县直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会议，进行传达、学习和部署，要求各单位学习并执行中央的决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形式，开展大鸣大放，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类学校要尽快建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或小组，领导好运动。要根据师生的要求，建立“红卫兵”队伍，有组织地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可是，从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到《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组织已呈现各自为政的纷乱局势。8月下旬，五莲一中的“红卫兵”第一次贴出“炮轰五莲县委”和“炮轰昌潍地委”的大字报，全县的局势开始动荡。他们走向社会，到处开展所谓“破四旧”、“立四新”（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活动。家家户户的族谱、书画以及妇女的头饰也都在破除之列。许多迷信品摊点被扫除，有些神汉、巫婆被戴高帽游斗。10月，县直机关出现“红卫兵”组织，但正常的机关工作秩序尚未受到影响。
从8月18日开始至11月底，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共约1100多万人次，使大串联走向高潮。8月下旬，五莲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从各学校组织450余名师生代表，徒步赴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为确保他们一路顺利，县委特派专职人员随队服务，负责联系他们的食宿。出发前，县领导前往送行并讲话，对他们提出要求和希望，赴京师生返回五莲时县委组织隆重的欢迎仪式。11月，全县各学校“红卫兵”走出学校，开始“革命大串联”活动，他们由校园“杀向社会”，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对他们各自认定的所谓“封、资、修”和“四旧”的事物进行打砸、破坏，对所谓的“阶级敌人”、“黑帮”、“走资派”实行揪斗，不少人受到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后，全县各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自发地成立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全县各项工作一度陷入瘫痪。各“红卫兵”组织本身也由于观点不同和争权夺利，发生分化和改组。于是，他们相互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性斗争，严重影响了全县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