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开展“社教”、“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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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开展“社教”、“四清”运动

五莲县的“社教”、“四清”运动,是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开展的。从运动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大体可分为以落实“双十条”为主的“社教”运动和以贯彻《二十三条》为主的“四清”运动两大阶段。

贯彻落实“双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两次作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是会议讨论的主题。《讲话》对全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观点,从而使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加系统化。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部署开展城市“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会议上,介绍了河北省“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经验以及湖南省委关于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肯定了这些“经验”和做法,并号召予以推广。接着,全国城乡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坚持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教问题,制定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重要性,但指导思想仍和《前十条》一样,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农村社教要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各地从城市、机关和农村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由点到面掀起群众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五莲县委按照中央及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从1963年3月到1964年底,围绕宣传贯彻《六十条》和“双十条”,在全县机关和农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3月,县委根据省委组织宣传工作会议要求,为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首先从党员教育入手,研究拟定了关于在党员中开展一次系统教育运动的意见,要求通过系统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深刻理解和领会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积极投身到三大斗争中。这次系统教育,前后历时2个多月。
从1963年春季到秋季,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县宣传、文化、广播等部门积极工作,围绕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开展一系列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动。县文化馆绘制了“阶级斗争”、“雷锋事迹”等大型宣传画75幅,深入汪湖、于里等公社为农民展出。秋季,又选出大量现代题材的图书和文艺宣传材料,送到农村供农民阅读;同时培训32个说唱艺人,到农村进行巡回演出。县广播站根据上级规定,认真转播了中央、省电台节目,并提高了自办节目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当年秋,县茂腔剧团用3个月的时间,先后在7个公社、245个生产大队为农民演出节目54场,其中42场为新编现代戏,如《三世仇》、《槐树庄》、《夺印》等阶级斗争剧目,观众多达12万人次。县电影队在下乡放映主片之前先放映“雷锋”、“节制生育”、“对敌斗争”等幻灯片。县委宣传部联系五莲实际,整理编印关于阶级斗争的系统资料,分发各单位进行广泛教育。通过以上这些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觉悟,促进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
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路线教育。1963年10月,县里建起1处阶级教育展览馆,全馆分5个展室,共107个版面,365幅图画及107件实物。县委指定有关部门组织三级干部、贫农代表、中小学生和少先队辅导员等分期分批进行有秩序的参观。从11月8日正式开馆到12月29日,进馆观众达23万多人次。各公社和部分大队办起了本地本村的展览室,有的地方还编写了村史、家史、厂史、校史等,并组织群众进行忆苦思甜和新旧对比教育。这些系列教育,对鼓舞人心、推动社教运动的深入开展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可否认,关于阶级斗争的某些过分片面宣传,对“左”的错误路线的推行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广泛宣传贯彻“双十条”,1963年冬,中共山东省委对社教运动作了重新调整和部署,要求各区县应普遍召开三(四)级干部会议,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并训练大量宣传员和辅导员,组成一支庞大的宣传队伍,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双十条”。中共昌潍地委也指示各地要围绕总结生产,找出差距,揭开生产斗争盖子,制定1964年生产计划,深入开展社教宣传运动。中共五莲县委按照省、地委指示要求,于1963年11月5日至22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文件和指示精神,着手培训社会主义教育骨干。会议共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7天时间,传达学习中央“十项决定”(“前十条”),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讨论。第二阶段7天时间,传达学习中央“十项规定”(“后十条”),在明确政策、划清界限、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作了两年来工作的检查报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选择“好”、“坏”10个典型在大会发言。开展“查上当”、“放包袱”座谈讨论,在消除顾虑的基础上,到会各级干部自觉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第三阶段4天时间,学习《六十条》,总结全年农业生产工作经验,讨论制定明年生产计划和当年冬季生产意见。发动到会干部猛鼓干劲,狠抓增产措施,迅速开展冬季生产运动。这次会议,使全县广大干部进一步理解了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方针、政策和做法,为深入开展社教运动培训了大批骨干。
搞好试点,带动全面。为了取得经验,指导整个面上社教运动,1964年3月下旬,县委确定以洪凝、汪湖、于里3处公社为社教运动的第一批试点单位。为加强试点工作的领导,县委从县直和公社抽调科级以上干部196人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经过集中训练后,由县委副书记鞠玉亮带队分赴3处试点公社,深入各个大队开展社教工作。在抓公社社教试点的同时,县委还确定在却坡、大郭村、红泥崖等大队搞社教试点,并派出专门工作组指导。为加强对面上的宣传,县委又从县直机关抽调了114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政策水平和讲解能力的干部组成“双十条”宣讲队,分赴10处公社进行宣讲。出发前,对全体宣讲队员进行了简单训练,县委书记王超在高泽大队亲自作示范宣讲,鼓舞了全体宣讲队员的信心和决心。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加错误的判断,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号召要通过“社教”、“四清”进行“夺权斗争”。对不搞“四清”的地方,要求通过社教运动训练党员,以“双十条”精神教育犯错误的干部,主动“洗手洗澡”,解除包袱,自觉站到革命队伍中来。这次会议,“左”的思潮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以后的社教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为充实和壮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伍,1964年9月3日,县委责成组织部、党校制定下发《关于训练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临时工”的计划》,决定除已有社教工作队外,再从农村贫下中农中挑选一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经过一定训练,充实到社教队伍中去,壮大社教力量,并通过运动锻炼培养选拨一批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全县共选调“临时工”75人,训练工作自9月10日开始到10月15日结束。同年11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从县直和公社干部中抽调241人组成“四清”工作队,奔赴海阳搞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12月15日至1965年1月6日,昌潍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指示和《后十条》,动员各级干部揭阶级斗争盖子,进行层层“洗手洗澡”。全区13896人参加会议,五莲县县社队三级干部共700多人参加会议。

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开展“四清”运动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和“双十条”一样,仍然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并且提出了两个新的错误概念,一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规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即“基本路线”;二是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还规定,今后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并把“四清”的内容改换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就使运动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运动的重点也由单纯经济“四清”转向政治领域,并把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作为主要斗争对象。
中共五莲县委紧跟上级部署,从1965年春开始,结合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开展面上的“四清”运动。
1965年1月14日,五莲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对“社教”和“四清”运动作了讨论,提出今冬明春面上的工作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搞好当年“四清”,主要是结合年终收益分配,搞好清工、清账、清库、清财,对干部、社员的劳动工分及物质分配等进行全面清理。会议决定发动群众成立“四清组织”,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主,吸收政治素质过硬的干部参加,组成“四清”班子,并发动群众采取面对面、背靠背的检举揭发,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同时号召所有干部自觉革命,主动交代问题,实行“大塘洗澡”,要求采取工作队、群众和干部三结合的办法积极搞好“四清”运动。这次会议后,县、社、队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开始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
1965年2月23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学习传达中央《二十三条》,会议历时4天,与会人员2900多人。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讨论,对《二十三条》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会议对全面开展“四清”运动作了初步安排。
1965年7月,中共昌潍地委扩大会议按照省委部署决定在诸城、高密、胶南、胶县四县搞重点“四清”。同年9月,五莲县委抽调250人,参加地委“四清”工作团赴高密县开展“四清”运动。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五莲县面上“四清”运动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了对运动的组织领导。1965年8月,县委专门成立“四清”办公室,负责面上运动的联络、协调和工作检查,及时掌握运动的进展情况。9月以后,因全县抽调出县级部分领导干部和县直部门、公社的大多数主要负责人参加高密“四清”工作团,因而本地“四清”运动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面上“四清”问题,对领导力量较弱的部分公社作了个别组织调整,对运动开展不力的地方和单位,县委专门增派骨干人员或临时工作组介入,帮助搞好“四清”运动,加强了“四清”运动的组织领导。
二是普遍发动群众积极参与运动。经过“四清”工作队和各级干部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村社员群众对《二十三条》有了明确认识,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积极投入当地的“四清”群众运动。对本地本单位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勇于揭发和批判。通过广大群众的参与,不少地方揭开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盖子,使公社化以来存在的许多问题得到进一步的纠正。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农村积极分子,成为后来农村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是初步解决了农村“四不清”的问题。通过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和干部自身的“洗手洗澡”,一些有经济、作风等问题的干部主动交待了问题,并自觉进行了检讨和经济退赔。对那些存有一般问题的干部,在上级和群众监督下,分别作了认真调查和清理退赔。个别问题严重的干部,在清理经济问题的同时,给予适当的组织处理。从转入面上“四清”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尤其是大队以下基层干部,有一部分受到了批判处理。通过运动,社会上的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和封建迷信等活动也得到了某些遏制。运动中,少数单位对问题严重的干部采取了群众揭发、大会批斗的方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扩大化。
四是注重生产发展。按照运动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原则,各地大都利用白天时间搞生产,晚上和空闲时间搞运动,始终坚持把生产抓在手上,在干群觉悟提高、干劲增加的情况下,各项生产计划和工作措施都得到了较好的落实。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全县遇到严重旱灾,但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65年粮食生产仍然取得了较好收成。
五是整顿各级党组织。按照上级关于结合“五反”、“社教”和“四清”运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全县进一步清理、整顿和巩固加强了各级党组织。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得到了较好地发挥,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
1966年夏季以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各地普遍展开,运动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五莲县的“四清”运动也同全国一样,由于“文革”运动的兴起而自行终止,为时三年多的“社教”、“四清”运动宣告结束。

“社教”、“四清”运动的影响和历史教训
在“社教”、“四清”运动中,针对农村社队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混乱现象,对某些干部存在的多吃多占、官僚主义、特殊化作风等问题,采取适当形式加以清理整顿是必要的,广大农民也是欢迎的;通过教育整顿,对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运动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那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干部,大搞“人人过关”,这就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不应有的打击。五莲县的基层干部虽然在运动中受到打击和处理的是少数,但运动的“左”倾性质是一样的。特别是《二十三条》作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断,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这就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铺平了道路。

“社教”、“四清”运动的历史启示
第一,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决不能动摇。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客观现实的。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第三,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努力克服党员和领导干部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党内的各项民主生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