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大跃进”运动中“两大会战”
和“高产卫星”
1957年冬，五莲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指示，结合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围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展全民性的大辩论，批判所谓保守思想，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并迅速掀起了以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和植树造林为中心内容的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至3月，中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后，在“苦干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鼓舞下，五莲县由于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高指标。1958年2月，县委在《关于五莲县1958年农业生产发展规划》中提出：全县粮食总产量1958年达到30843.5万斤，较1957年增长65.8%；粮食亩产达到450斤，5年过长江，8年达到千斤县。6月，在《关于1958—1962年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十四项规划》中提出了更高的目标：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1139万斤，粮食亩产达到600斤；1959年粮食亩产达到1200斤，争取1500斤；1962年粮食亩产达到2200斤，争取2500斤。1958年7月20日，在乡社干部会议上，又提出了当年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1959年实现小麦亩产1500斤，全年粮食亩产4000斤的奋斗目标。1958年10月，县委制定《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规划》，宣称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5650万斤，较1957年增长7倍，平均亩产2734.6斤，较1957年增长8.76倍，每人占有粮食4658斤。同时，提出1959年和1960年的目标：1959年粮食亩产两万斤，总产110.1亿斤；1960年缩小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亩产4万斤，总产100亿斤。这些计划，严重地脱离了五莲实际，反映了“左”倾急于求成思想的滋长，为“大跃进”的高估产、浮夸风打下了基础。
“两大会战”
第一，植树造林、植桑养蚕会战。1958年初，在农业“大跃进”的开始阶段，县委就提出“一年造完林，两年绿化”的规划，并提出了“零星荒山变桑田，山坡陡岭变果园，队队不闲一寸土，村村不丢一厘田，千军万马齐出动，誓把五莲变花园”的口号。全县组织20万人，以村、社为单位搞绿化，且连续组织打破村界、社界的植树造林大会战。1958年3月11日，全县组织两万名青年绿化九仙山，一天植树408万株。4月11日，县委组织各乡组成的200多支造林远征队，计2.8万余人，突击绿化九仙山，一天造林11万亩。5月13日，县里组织松柏、叩官、街头、潮河、户部等9个乡的2.4万人，分两支治理大军，治理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凤凰山等911个大小山头，苦战8天，治山26.5万亩。8月中旬，又组织有12万人参加的全县植树造林突击日活动，一天造林4万亩。1959年，县委制定造林要实现林场化、基地化、丰产化的规划。是年冬，组织35万人的造林队伍，植树造林25.5万亩。据当时统计，1958年至1960年3年间，全县共造林53.8万亩。由于采取人海战术，大呼隆，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林木成活率很低。1958年，通过植树栽果、植桑养蚕会战，多种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1959年2月，为争取多种经济的更“大跃进”，县委制定《关于一九五九年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的规划》，全县一个以发展养猪、大家畜为重点的“二十二养”，以发展苹果树为主的“二十二栽”，以采山药、树种、野生油料、野生纤维为主的“十采”，以开采地下矿藏为主的“八开”，以发展编织为主的“十一编”为主要内容的“养、栽、采、开、编”的发展多种经济普及运动迅速形成高潮。1959年，全县养猪18.3万头，养羊1.7万只，桑茧和柞茧产量分别达到6.1万斤和117.3万斤，淡水鱼捕捞量5.4万斤，各种果树总面积4.56万亩，开采各种矿石15.3万吨，编织业总值达57.9万元。仅据1959年上半年统计，全县多种经济产值1280万元，平均每人占有31元。
第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下达后，全县不断组织水利建设会战，库塘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陆家庄子水库、墙夼水库等12座水库先后建成蓄水。
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全县库塘总蓄水量达到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80余平方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3万亩。到1960年上半年，全县建成10万方以上100万方以下水库29座，100万方以上500万方以下水库6座，500万方以上水库11座，控制灌溉面积61.6万亩。还建成水电站18处，发电量356.55千瓦时。
在农田水利建设会战期间，全县人民为支援水库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当时的龙湾头村正坐落于在建水库（户部岭水库）的中央，水库建成后，该村所有粮田均被淹没。当时的村支部书记王成顺、大队长王成柱带领群众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在新村周围改造出了240多亩口粮田，解决了群众的吃粮难问题。他们“五分地里闹革命”的光辉业绩，被省和国家水电部誉为库区移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
通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战，不但有效地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改善了生产条件，为全县的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对防洪排涝、保护水土资源、解决城乡生活用水和支援工业生产建设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大跃进”时期，人民生活贫困，国家经济困难，修建库塘所需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比较紧缺，技术人员和技术资料严重不足。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对水利建设的要求过快过急，有些甚至仓促上马，前期工作准备不足过于简化，缺乏科学细致的勘测设计和严格规范的施工，从而导致形成了部分病险水库，加重了维修加固任务；有的因配套设施没跟上，致使工程应有效益得不到发挥。
大放“高产卫星”
“大跃进”运动是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主要标志的。其突出表现是对原先制定的比较切实可行的各项计划指标，不断盲目修改和大幅度提高。特别是1958年8月上旬，山东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寿张县“每亩密植40至50万株种苗，施肥16万斤，年内实现全县亩产万斤粮、5至10万斤地瓜”的所谓高产丰收典型。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署名文章大加赞赏。这一举动使山东省“大跃进”、浮夸风达到白热化程度，各地纷纷提出“超范县，赶寿张，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中共昌潍地委发出关于创造春、夏作物高额丰产卫星的通知，提出全区创造亩产10万公斤的地瓜，5000公斤的玉米、谷子，500公斤的皮棉。为紧跟形势，执行上级指示，五莲县委也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产指标，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建“卫星营”，种“卫星田”，大放“粮食卫星”。
农业的高产风自1958年夏收时即出现苗头，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不顾客观实际，大搞“卫星”田，放“高产卫星”。1958年秋，五莲县委要求各公社党委报送秋季作物卫星田情况，到9月14日，收到卫星田及大面积丰产捷报百余件。全县共放出各类高额丰产“卫星”135颗。据当时统计，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18.565亿斤，平均亩产2734.6斤。后经落实，总产只有2.59亿斤，平均亩产382斤。
许孟公社秋季作物放“卫星”。许孟人民公社在1958年早秋作物收获中，连续放出了4颗高粱“卫星”。最大的1颗是佛堂村前进农业社3.1亩高粱“卫星”田，亩产3600斤；郑家车村先进农业社2.2亩高粱“卫星”田，亩产3578斤；仁里村仁爱农业社1.13亩高粱“卫星”田，亩产3354斤；许孟村中心农业社153亩高粱“卫星”田，亩产3262.5斤。另外，东楼子村民主农业社还放出了1颗玉米重型“卫星”，2.6亩玉米“卫星”田，亩产7525斤。
许孟人民公社共有玉米“卫星”田184.7亩，高粱“卫星”田82.6亩，谷子“卫星”田34亩，地瓜“卫星”田797亩，花生“卫星”田40亩，大豆“卫星”田149亩。为搞好这些“卫星”田的管理，从乡到片、社、队，自上而下，一包到底，专人专管。搭建棚子34处，固定专人122人，吃住在田间，负责搞好“卫星”田的管理。同时，加强技术指导，学习外地加强“卫星”田管理的经验，召开老农座谈会，听取老农的意见和建议；召开了42次现场会议，互相交流先进经验，从而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开阔了眼界，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在“卫星”田的管理中，突出抓了水、土、肥、密植、良种、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公社还支援“卫星”田30350斤化肥，600斤农药。
为保证晚秋作物“卫星”的上天，许孟公社党委决定加大晚秋作物“卫星”田的管理措施，普追两遍肥，大量的浇尿、浇大粪汤、撒干灰；对地瓜、玉米、大豆“卫星”田进行了搭架，以利通风透光；普治两遍虫，浇水2至3次。由于加强了管理，实现了更大的晚秋作物“卫星”升天。娄古庄的地瓜亩产可达15万至20万斤；乡党委的秋玉米“卫星”田亩产可达1万斤；仁里村仁爱农业社的窝地瓜亩产可达15万斤；大珠子的大豆亩产可达2000斤；苗家沟村的玉米间作大豆亩产可达2000斤。
当时为调动农民“大跃进”积极性，全县农村普遍开展了“青年赛赵云，老年赛黄忠，干部赛诸葛，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摆擂打擂”等劳动竞赛活动。男女青壮年劳动力全面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食宿在田间，日夜轮战，口号是“过了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深翻土地，开始要求深度一至二尺，后来增加到二至三尺以上，凡不合格者一律返工。施肥要求以万斤计，越多越好，没有肥源就搞群众性的沤绿肥、火薰肥，七挖八换土杂肥，不问质量，只求数量，数量不足，不准播种。特别对小麦播种量，每亩从十几斤、几十斤一直增加到上百斤，最后有的干脆用麻袋撒，这些做法，不但徒然浪费大量人力和种子，达不到增产的目的，而且还因大量生土被翻到表层和秧苗密不透风造成减产。结果播种的庄稼有不少不是苗被肥烧死，就是结成厚厚的“苗饼”，颗粒无收。有些少有收成，却又被某些头脑膨胀的人放了“高产卫星”。他们不惜浮夸造假，人为地把几墩地瓜拼做一墩进行宣扬；有的把几亩地里的庄稼偷搬到一块地里，虚报产量；还有的不顾客观实际进行估产放“高产卫星”。如此盲目冲动的“大跃进”，破坏了土地的土层结构，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得不偿失。
实践证明，当时的放“高产卫星”是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这些现象和后果，都说明忽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无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必将事与愿违，导致失败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