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
由于中国农业合作化过急、过快，在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合作社内部公有化程度过高、管理体制、平均主义、干部作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收入锐减，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股闹社、退社风潮。对此，中央和各级党委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遏制。1957年春，这股风潮进一步升级，全国农村普遍吹来一股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台风。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讲话中，明确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以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及肃反和遵守法纪等问题为中心，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大辩论。
8月10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向农村干部党团员与广大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必须抓紧秋收以前和秋收期间在农村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尾巴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农民的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的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其中主要的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8月11日，昌潍地委书记在试点县——益都县四级干部大会闭幕会上指出，现在经济制度改变了，但思想战线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在农村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是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农村的目前形势。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昌潍地区要在广大农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两条道路大辩论，这就是当前农村的重点整风。会后地委专门研究部署，开展试点，总结经验，并向全区推广。运动的步骤是先鸣放，后争辩。
据昌潍专区统计，入春以来，全区已退社的3904户，其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70％。同时，夏季粮食统购也发生了困难。为贯彻中央青岛会议的精神，解决农村突出的退社风潮和粮食统购问题，昌潍地委于7月26日至29日分两批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农村重点整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发动。会议认为，目前全区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相当严重，各县回去后必须马上召开县委会议(吸收区委第一书记参加），传达学习中央指示，分析本县情况，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各县可于8月5日至10日针对以上四个方面问题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时间一般在10天左右。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先鸣放，后辩论。各县按照地委部署召开了会议。
8月6日，作为地委试点，益都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会议就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政法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问题、县区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进行鸣放。自此，昌潍专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8月13日，地委首先在茅埠、流饭、东坝、埠头四个乡进行试点，并初步总结了经验：先在乡支部里鸣放争辩，在乡支委本身的问题解决后，进一步对全乡党内外思想情况进行分析排队，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然后抓住如下几个环节：(一）宣布整风，动员鸣放；(二）进行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工作，消除各种顾虑，推动鸣放；(三）耐心引导鸣放由浅入深发展；(四）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五）在彻底鸣放之后，适时地引导转向重点问题的争辩。
在学习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自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以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在各县、区全面展开，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搞清思想，统一认识。从8月12日至23日，昌潍专区全区15个县(益都县作为试点已基本结束）分别先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与会区、乡、社干部总计2.2万人。会议通过鸣放争辩，使广大干部认清了农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形势，肯定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各县认真学习了试点乡的经验，并通过会议的大鸣大放大争，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
第二阶段，对农村具体形势调查摸底。8月中下旬至月底，全区各县从粮食问题、合作社情况、富裕中农情况、地主富农动态、乡社干部情况五个方面，抽取典型乡社，对农村的具体形势、具体问题进行调查摸底，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基本依据，做到心中有数。
第三阶段，乡、社全面铺开。在调查摸底、弄清农村具体形势的基础上，自8月底9月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区各乡、社全面铺开。其具体做法是：由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先鸣放，后争辩。首先，召开乡支委扩大会议。弄清乡支委本身的思想情况，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并依次对党团员、一般群众、地主富农进行排队摸底。其次，召开党团员大会，以生产队为单位(或以村为单位，小的社以社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提高党团员与贫下中农的思想认识与觉悟，划清界限，使他们成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与骨干力量。再次，通过召开中农座谈会，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的方法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认清粮食统购统销的优越性，自觉检查与批判自身在粮食问题上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揭发地主富农的反动言行，从而将绝大多数中农团结起来。之后，对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进行重点说理批判，驳斥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同时对少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向农民的反攻倒算行为展开反击，对于个别严重分子进行依法处理。最后，研究分析群众善意的批评意见，进行整改。
五莲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在此形势下开展的。
1956年，五莲县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合作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农业合作社的根基还不巩固。当时农村的形势，一方面，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被改造，并且收到一定效果。然而，要使这些人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无疑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上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同其他的坏分子沆瀣一气，仍或明或暗地在作祟，破坏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和扰乱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一部分富裕中农入社之后，觉得“受拘束”甚至“吃了亏”，对国家、合作社和家庭三者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楚，存在着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想走回头路的思想。他们在合作社中，散布错误言论，破坏社内团结，损害公共财物，忽视劳动纪律，甚至鼓动社员退社。此外，广大贫雇农由于受长期根深蒂固的个体生产方式的影响，部分人对社会主义道路认识模糊。农村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有些人没有认清当时农村斗争的形势，并且在像粮食这样同社会主义命运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竟站到了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有些人对于坏分子危害农村秩序、破坏社会法制的行为，漠然视之，没有及时地给以应有的打击。
为进一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提高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五莲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以及省、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农民中就合作化的优越性、粮食等问题，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提倡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并在群众中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在1957年8月机关整风运动的同时，在全县广大农村中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即“全民整风”运动，进行整党、整团、整社。方法仍然是大鸣大放大辩论，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次社会主义大辩论，使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影响，以达到改善党群关系，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
整编机构下放干部
整编机构，下放干部，是这次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958年2月7日，五莲县开始进行整编机构下放干部工作。县委机关撤销了文教、政法两个部，县人委机关撤销了税务、统计等六个科局，撤销原来10个区，109个乡，并为24个乡。全县下放干部767名，其中回到生产战线的178名；408处农业社干部计9868名，参加劳动的即达8907名，仅干部种植的试验田就达6145亩。
乡、社干部开展整风
整风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检查对执行上级指示的态度问题，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和本位主义情绪，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二是树立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批判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提倡有事同群众商量，乡干部亲自搞实验田，实行三统三包与群众工作结合，中心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三是解决党委集体领导问题，充实了乡党委，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
通过整风，乡、社干部和党团员，普遍受到一次生动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高。进入整改阶段，属于个人的问题由个人登门访谈，当面整改；属于集体的和社内的重大事情，先由社员集体讨论提出整改意见，再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具体落实。
通过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狠狠打击了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群众揭发出来的有严重罪行的地富反坏分子，党和政府依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适当的处理。而对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富裕中农，则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精神，教育他们明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自己的光明道路，进而坚定信心和决心。而对于落后的党团组织，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上改变了后进党团支部的面貌。
五莲县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很大成效。批判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干部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当时一度令中央担忧的农民闹社、退社和粮食问题。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98.7％，粮食征购的速度也大为加快，到1957年11月初，全县超额完成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的前提下进行的，加之运动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论等。因此，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遗留的诸如组织规模过大、公有化程度过高、平均主义等许多问题被掩盖起来。特别是当时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主要是对合作社管理体制、干部工作作风、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意见，并不是对合作社本身不满，更谈不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然而在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合作社的优越性，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帽子下，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搞好合作社的许多正确意见都不敢提，实际上导致社员闹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由于在1957年前后富裕中农是闹社、退社、不缴公粮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富裕中农被视为富农阶级消灭之后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势力，成为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不仅把农村中的一些实际矛盾简单化，错误打击了富裕中农，而且造成了一种谁也不敢冒尖、不敢富裕、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气氛，对农村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为了解决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1957年春，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调整农业经济政策，比如民主办社，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增加自留地，鼓励农民饲养家畜家禽、经营副业等等。这些调整虽然没有跳出原有的合作化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合作社的体制问题，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随着政治温度的不断上升，农村经济政策越收越紧。在此次整社中，虽然将解决合作社的互利政策、经营管理问题作为一项内容，但同时又指出，程度可深可浅，日后可以再搞，重点是解决三类社和一、二类社中三类队的组织问题，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1957年初，调整的贯彻执行受到干扰，不仅丧失了对合作社进行体制性调整的有利契机，而且妨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