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贯彻执行“两个凡是”方针
通过声势浩大的全国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搞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阴谋活动，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密切的联系，迫切要求予以纠正，以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
但是，中央在《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仍然要求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得以延续，妨碍着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共五莲县委在发动群众对“四人帮”开展揭、批、查斗争和拨乱反正运动中，同样由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而受到干扰和阻挠。还在1976年11月揭批“四人帮”运动刚开始，省委在当月28日下发的《宣传要点》中，把“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凡是毛主席、党中央作了结论的问题，一定要坚持。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听信和传播小道消息”，作为必须严格执行的一条纪律。为落实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县委于1977年4月12日至16日，召开由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直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文件，并由县委书记姜曰绍联系五莲实际，讲了执行的意见。此后，随着会议精神的贯彻，“两个凡是”和“三个正确对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其主要表现是：对“四人帮”推行的祸国殃民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及其根源，揭批不深不透，就怕触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两个凡是”；有的对看准了的坏人坏事，也畏首畏尾，不敢揭发批判，担心有违“三个正确对待”；在公社和大队，有些人对正常的家庭副业和经商活动，又心犯嘀咕，害怕被指控为“不继续革命、搞资本主义”等等，从而延缓了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彻底清理。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的、准确的、完整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再次阐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指出，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虽已被摧毁，但他们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文章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于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展开，并逐步发展成为一场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五莲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的，经历学习、培训、大讨论的过程，逐步由浅入深展开的。
10月23日，县委宣传部根据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在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和县委常委会研究的意见，专门下发文件，对组织县、社干部学习问题，从目的要求、时间安排和学习方法以及学习文章和参考书目等诸方面作了具体部署。安排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整个学习活动于12月中旬结束。
1979年7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的领导时，又作了重要讲话，使山东省委的领导解放了思想，看到了差距，坚定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信心。8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和地市委书记会议，统一思想，端正认识。随之，省委又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做具体部署，至此，才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山东省包括五莲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算拉开序幕，但同先进部门和地区的讨论相比整整滞后了一年之多，所以被称为“补课”。
8月，县委根据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地委宣传部长会议精神，研究决定在全县广泛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是层层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骨干培训班。县委以党校为阵地，先后多次举办由县直机关正副局长，工矿企业的正副党支部书记、正副厂长经理，各公社党委的正副书记、党委委员、革委会正副主任和农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参加的骨干培训班，分期分批地轮训领导干部。然后又以其为骨干深入基层举办学习班，培训其他干部和群众中的骨干分子。1979年参加培训学习讨论的骨干3550人，实现了各级都有骨干，处处都有骨干，为开展群众性的大讨论培养了带头人。
二是坚持做到“三个结合”。学习中，各学员做到学原著同学材料相结合，个人自学同集体辅导相结合，学习理论同联系实际相结合。每期学习培训班，县委宣传部和县委党校都拟订详细的学习计划和配档表。除领导的动员讲话和总结讲话外，每学习讨论一个专题，都由曾学习培训过的县级领导、宣传部理论教员或党校教师提前作辅导报告。在学习讨论过程中，注重“思想见面”，把学员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工作、生产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亮”出来加以讨论，直至分清是非，端正认识，不搞“空对空”。
三是坚持抓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县委认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主要是从思想上正本清源，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真正把广大干部群众从长期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全面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搞层层“过筛”、人人过关。因此，县委在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时，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引导各级干部着重解决根本认识问题。在组织讨论时，不管是领导的动员讲话，还是教员的辅导报告；不管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都反复阐释毛泽东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反对迷信、反对头脑僵化、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复阐释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同样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不能把它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一味地照抄照搬；要求人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和审视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在讨论中，由于抓住了主要矛盾，从思想上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从认识论和思想路线上分清了大是大非，因而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全县上下在思想上、工作上都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上拨乱反正，正确认识并掌握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场大讨论，作为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重要的收获是把广大干部群众从林彪、“四人帮”精心炮制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使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此前，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固化、绝对化，特别是把毛泽东的话鼓吹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深深地毒害了干部群众。通过学习讨论，干部群众开始认识到：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巨大贡献。但不可否认，他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同样也有过错误，尤其是像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但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大家还普遍认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不能用理论检验理论，也不能单纯用毛泽东的话检验真理，更不能用权力的大小去检验真理的多少，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些认识问题解决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才真正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二是坚定搞好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信心。长期以来，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一直左右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抓阶级斗争成了全国一切工作的重心。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我国虽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当整个剥削阶级消灭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发展国民经济，就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通过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地主富农摘帽、改正错划右派和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等措施，进一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带领全县人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发展国民经济，大搞山区建设，很快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三是转变工作思路，加快山区建设。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意识到，过去因为头脑缺乏唯物辩证法，想问题，办事情，好凭想当然，工作上脱离实际，“瞎指挥”，给各项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县委领导通过学习《实践论》，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自觉地接受过去山区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把具有山区生产优势的林业生产确定为山区建设的重中之重，适时确立“以林为主，林粮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山区建设方针，从而加快了五莲山区建设步伐。
事实证明，这场大讨论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深入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