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选录
华东局五莲实验县概况
自1947年6月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山东解放区成了牢固的后方和强大的支前基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机关和党校于11月移驻滨北地区五莲县仁里区大茅庄一带。
1948年2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精神，华东局与滨北地委协商后，确定五莲县为土改整党实验县，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其他地区的工作。实验县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直接领导，并对五莲县委进行了调整充实，原华中分局组织部干部科长尹阿根（邢子陶）担任五莲实验县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辛玮任副书记，其他县委委员为杜大公、李滋圃、徐敏山（县长）、张鲁东（副县长）、段飏、牟景途、曹明楼、纪涛等。同时，抽调了一批干部和党校学员共200余人（主要为县级及县级以上干部）组成工作团，分配到五莲县各区、乡与地方干部配合工作，其中不少人分担了区、乡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主持日常工作，原区、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副职。
从1948年2月华东局工作团进县至1949年2月实验县工作结束，共1年时间，其全部工作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分别把三个阶段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
1948年2月至5月底，主要是开展基层整党运动。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还决定，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要结合土改普遍进行整党。山东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时，主要是反右倾；而对前一段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没有引起重视，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又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指导思想上一度出现了失误。实验县成立之前，当地组织虽就如何开展基层整党的方针方法问题作过反复酝酿，但由于当时“左”倾思潮占了上风，未能采纳“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正确意见，而是采取了“另起炉灶”的错误方法，单纯走雇、贫农路线，错误地认为许多基层干部都是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人，对他们采取了斗争打击甚至“搬石头”的做法。
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曾提出“双管齐下”（即对基层干部采取领导自上而下，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教育批判）的方针。华东局工作团按照这一方针，在基层包办代替、发动群众批斗干部，对他们作了不公正的处理，引起下面干部思想动荡，少数组织陷于瘫痪，给土改整党工作带来了严重不良的影响。
这时，县、区领导干部纷纷向华东局反映情况。他们提出，前一段，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五莲县基层干部在完成异常繁重的动员参军、支前、征粮等战争任务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问题严重的只是极少数。对他们不加分析，采取批斗是错误的。
华东局对于这些意见极为重视。张鼎丞同志立即派华东局土改指挥部魏岩等同志到受“左”倾思潮影响较深的莒南县小坊前进行调研，同时又派吕伊波、路凯等同志深入工作团了解思想情况。他还亲自找县委基点村被斗干部蓝保森等谈心。通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在掌握大量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决心纠正前段工作中的失误。张鼎丞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认真传达贯彻了华东局提出的对基层干部采取“爱护、教育、团结、改造”和“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正确方针。并对前段工作中的失误承担了领导责任。县委于3月12日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指示，开始在全县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6月3日，张鼎丞同志参加了县委基点区——仁里区委在娄古庄召开的有400多人参加的区、乡、村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华东局作了检讨，向大家赔礼道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他指出：“今后再也不能采用‘翻地瓜秧’式的工作方法了，再也不准随便斗自己的人了。”会后，他主持起草了给各区委的信，介绍娄古庄会议情况，要求各区仿行。不久，即把全县整党工作引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后来，张鼎丞同志在华东局召开的各大战略区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各地“左”倾错误的教训，再次强调了“通过组织，改造组织”和对基层干部采取“爱护、教育、团结、改造”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医治战争创伤迎接结束土改的各项工作。他还就爱护干部问题撰文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使党的干部政策为广大干部所了解。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消除了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挽回了影响，使全党的整党工作顺利展开。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查找工作中的不足，纠正错误，纯洁了组织，增强了战斗力，积极地领导人民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二）
从5月底全县干部大会召开至10月底，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救灾运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粉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五莲县人民群众和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一样，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含辛茹苦，全力支援前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送子送郎参军者3000余人，其余青壮年几乎都成了担架队、运输队的民工，村中主持工作的多系妇女，农田乏人管理，一片片荒芜，很多群众以地瓜秧拌野菜充饥，生活极其困难。
为了大力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华东局于1948年曾多次发出指示，号召全省人民“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动员组织生产互助组，要求做到“多上一车粪，多锄一遍地，多打一成粮”。根据华东局的这一指示，张鼎丞同志在5月26日全县干部大会上明确指示，各级组织要在继续贯彻整党方针的同时，全力领导人民进行生产救灾，并作了具体部署。在他的指示下，县委制定了若干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动员农民及时锄草、灭虫；鼓励农民垦荒，谁种谁收，垦种熟荒地者3年不纳公粮，垦种生荒地者5年不纳公粮；降低脱产人员口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发12小两粮食（主要是谷子和地瓜干），提倡自食自磨，珍惜民力；各级领导带头参加劳动，利用房前屋后种菜，收获后拿出大部分赠送烈军属等等。
经过艰苦努力，加上支前的民工陆续回归，到10月份，生产救灾取得了显著成效，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基层工作趋于正常、稳定，为以后进行结束土改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五莲实验县的工作由生产救灾转向结束土改。
在生产救灾运动中，县委于1948年8月确定在桥上乡进行整党、结束土改试点。不久，各区也先后开始在基点乡试点，使整党、结束土改的工作由点到面地进行。至10月份，这项工作在全乡全面铺开。
当时结束土改的基本任务是：继续纠正土改复查中“左”的偏向和错误，明确阶级观点，树立政策思想，贯彻群众路线，澄清历史上阶级阵营与政策掌握上的混乱，改善人民内部关系，在党的正确土改原则指导下，完成以前尚未完成的评定阶级成分、调剂土地、确定地权等项任务，以达到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目的。其基本要求是：一、以党的正确土改政策与阶级路线教育党员、干部，使他们正确地认识过去土改复查中的成绩、缺点与错误，自觉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土改的各项任务。二、对群众进行土改和生产政策的教育，消除中农及各阶层人民的顾虑，牢固树立劳动发家立业的思想。三、划清阶级阵营，改订错划成分，平复基本群众间的裂痕，真正做到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团结中农和尽可能多的群众，积极进行后防生产建设以支援战争。四、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剂土地，解决少地的雇、贫苦中农的土地问题，补偿中农的损失，并使原自留地过少的地主、富农也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在可能情况下，个别进行其它生产资料的调剂。五、纠正干部的“特殊”、“多得”现象，提高思想觉悟，端正工作作风，使之进一步联系群众，改善干群关系。六、清查黑地，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
为了顺利完成结束土改的各项任务，县委在前段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干部们在深入领导生产救灾运动时，积极地宣传党的生产发家政策，使大家消除了害怕“冒尖”被斗和打乱平分的顾虑，群众性的变工组在自愿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县委曾多方收集资料，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结束土改的若干问题。从8月中旬到10月底，县委还先后举办了5期区、乡、村干训班，培训村干部2053人，区、乡干部324人。训练班以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主要学习内容，课程分为时事、领导生产、划分阶级成分、确定地权、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及党中央规定的关于1948年的任务等等。使全县各级领导干部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做法。此外，在近半年的生产救灾中结合进行了整党，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县委基点乡——桥上乡已完成了结束土改任务，各区基点乡亦大都完成了评订阶级成分的工作，为全县提供了典型经验。由于这些原因，五莲实验县结束土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
结束土改的工作分三步进行。首先是评订阶级成分；其次是确定地权（包括调剂土地）；最后是发土地证。整个工作共进行了4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完成评订阶级成分的村402个，占全县村数的924%；完成调剂土地、确定地权的村283个，占全县村数的65%；全部或局部公开党支部266个；培训区、乡、村干部3000多名；提拔脱产区干部178人，半脱产乡干部379人；滨北地委从本县调出脱产干部112人；发展新党员500名，建立了85个乡支委，较普遍地整顿了村党支部和农会；恢复并部分地发展了妇女会组织。
1949年2月，华东局工作团成员陆续离开五莲县，分批奔赴新的岗位。同时，上级决定由五莲、藏马、高密三县各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了一套县级及相应的区级党政机构班子，由李滋圃带队随军南下。至此，华东局宣布实验县的工作胜利结束。五莲县委重新归滨北地委领导，尹阿根随队南下，辛玮调滨北地委工作，由赵均平任县委书记。
（本文原题目为《实验县工作情况的介绍》，作者：邢子陶辛玮李滋圃；原载《华东局五莲实验县资料选辑》，中共五莲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
关于王尽美祖籍的调查资料
王尽美，谱名王瑞俊，字灼斋。一八九九年四月（有的资料是一八九八年）生于原五莲县汪湖公社大北杏村，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省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病逝于青岛，得年二十八岁。
王尽美同志的祖籍应是五莲县高泽镇后张仙村，其依据有四。
一、大北杏村旧属莒县，抗日战争期间划归莒北县，一九四七年成立五莲县时，属五莲县，一九六五年划归诸城县（市）。从时间上讲，大北杏村归属五莲县要早于归属诸城县（市）。
二、周总理曾说：“我的祖父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照中国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周总理的祖父生在绍兴，后迁入淮安，总理称自己是绍兴人；王尽美的祖父、父亲均生在后张仙，而后迁入大北杏，依次惯例，王尽美的籍贯自然就是后张仙村了。
三、《张仙王氏族谱》载，其先人于明代初年，由海州迁至张仙村，迄今已六百余载，王尽美是第十六代，现张仙一带其同辈族人，尚有健在者。其祖父代以上的墓地均在后张仙，虽因修水库遭淹没，但尚有遗迹可寻，该村年长者，皆可叙其大略。
四、王尽美的生母刘氏，为高泽镇辉沟子村；岳父家是中至乡庙后村，妻侄李福盛，于一九九五年由台湾回庙后定居；妻姊，嫁汪湖镇东云门村，是原大队长王殿尊之母。其他，如户家洼、牛家官庄、古家沟等村，亦有其亲戚，这些村庄皆在五莲县境内。
（本文摘录于《张仙王氏家谱》、《王尽美赴俄入境登记表》、《重修莒志》卷三十二）
古代折泉侯国的相关资料
一、折泉侯国由来
据《汉书王子侯表》载：刘根，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４８年）三月丁巳封为析泉侯。地属琅邪郡。按，《汉书·地理志·琅邪郡》下有析泉县，下注“侯国”。
注：刘根为城阳荒王刘顺第九个儿子。
二、折泉侯国具体位置
有关文献记载：
（一）首先依据《水经注》中关于潍水的流向来确定折泉水和折泉县的位置。《水经注》卷二十六载：潍水：潍水出琅邪箕县。潍水导源潍山，许慎、吕忱云：潍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潍水出覆舟山，盖广异名也。东北迳箕县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县北松山，东南流迳析泉县东，又东南迳仲固山，东北流入于潍。
文中：析同折，淮即潍。
通过文中所述，主要涉及潍水、析泉水、箕县、箕屋山、松山、仲固山的确定。
“潍水”今名“潍河”，流向为西南向东北流。
“折泉水”今名高泽河，在高泽镇和山阳乡境内。高泽河因河道大部在山阳乡境内，上游亦称山阳河，流经高泽村西南与洪凝河相汇注入墙夼水库，东北流入潍河。
“箕县、箕屋山” 据《齐乘》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06第一版） 箕城 莒州东北百里箕屋山下，潍水出此，汉宣封城阳荒王子文为侯。折泉城 汉侯国记附密州亦云失其所在，然水经，折泉水出松山，今曰分流山，在马耳山西。
“松山”今名分流山，在马耳山西5公里处，原山阳乡、院西乡分界处。地理坐标：东经119゜15′，北纬35゜45′。南北走向，因山上雨水东西分流，取名分流山。《一统志》谓在诸城县西南六十里，分流山距诸城县城正好六十里地。
“仲固山”即五莲“大中崮山”，在今五莲汪湖境内。（守敬按：仲固山在今日照县西北百二十里，即五莲大中崮，其东有高泽河，自西南，东北流入淮河，盖即析泉水也。
根据《水经注》所述，潍水源于琅邪郡箕县境内的箕屋山，然后向东北流向经过箕县故城西，继续沿东北方向流，有折泉水注之，折泉水源自折泉县北的分流山，它自东南向西北方向流向，经析泉县东，继续向西北方向流经仲固山，折向东北流入潍水。
（二）在《汉书地理志》载：折泉，侯国。折泉水北至莫入淮。文中莫字是箕字之误。
（三）依据《寰宇记》：莒州东北百六十里有姑幕故城，在密州境内，盖与莒州接界。又昆山城，在县西南六十里。昆山，西汉琅邪郡属县也，元帝封城阳荒王子光为侯邑。后汉省。又县西南七十里有析（折）泉废县，亦汉琅邪属县，元帝封城阳荒王子根为侯邑。
文中所载：莒州东北一百六十里有姑幕故城，在密州境内，盖与莒州接界。又昆山城，在县西南六十里。昆山，西汉琅邪郡属县也（今在五莲高泽镇与洪凝镇交界），元帝封城阳荒王子光为侯邑。后汉省。又县西南七十里有析泉废县，亦汉琅邪属县，元帝封城阳荒王子根为侯邑。得出折泉县具体位置应在现五莲县城驻地西北部，沿高泽河西岸，墙夼水库附近。
（四）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秦、西汉、东汉时期豫洲、兖洲、徐州、青州刺史部确定，折泉位于现五莲县城西北20公里处，折泉水西岸。
（五）依据1982年山东五莲张家仲崮（在五莲县汪湖镇东南15公里，墙夼水库北岸，1960年因建墙夼水库，原址变为库底）汉墓发掘清理报告：发掘清理的墓葬之南1公里，有一汉代古城址，现城墙遗迹尚存，曾出土西汉时期的文化遗物，城址符合史书记载的汉折泉城方位。此四座古墓可能与此城有关。依次得出折泉县具体位置应在汪湖墙夼水库附近。
综合以上五点，基本确定折泉县具体位置应在现五莲县城驻地西北部，沿高泽河西岸，墙夼水库附近。
第四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概况
第四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10月22日至25日在山东五莲县山城宾馆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金瓶梅学会、山东大学、五莲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会议主要任务是回顾《金瓶梅》研究情况、展望《金瓶梅》研究前景，交流《金瓶梅》研究新见地；会员重新登记；征集《金瓶梅》研究资料；进行优秀《金瓶梅》研究成果评奖。来自俄罗斯、法国、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内外的魏子云、梅节、袁世硕、崔溶澈、宁宗一、王汝梅、陈美林、黄霖、杜维沫、刘辉等13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由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先生、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黄霖、台湾著名金学家魏子云、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袁世硕、台湾著名金学家梅节、中共五莲县委书记崔亮、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汝梅等主持，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致开幕词，中共五莲县委副书记何子孔致欢迎词，山东大学副校长徐显明致贺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等向大会发了贺信或贺电。
与会专家学者就《金瓶梅》的作者诞生地、创作生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特别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广大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亦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自问世以来，不仅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中国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具有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价值，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专门学科。
会议期间，广大专家学者实地察看了《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的长兄丁耀斗为纪念其父丁惟宁所建的、坐落在五莲县九仙山境内的省重点保护文物“丁公石祠”，并参观游览了风景名胜区五莲山和九仙山，对五莲县把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开发旅游资源有机结合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题目43篇、论文提要28篇、论文96篇。会后，编辑出版了《金瓶梅文化研究》一书，介绍了金瓶梅研究的新成果。
本次会议的圆满召开，对进一步挖掘和继承我国的文化遗产，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促进海内外经济、文化、学术联系和交流，特别是加强五莲与海内外的合作与交流，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丁惟宁著《金瓶梅》于九仙山考
《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古典小说名著，也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她打破了以往章回小说的创作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一部社会风俗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金学”研究长盛不衰，愈演愈烈，目前已成为国际性的一门学科，硕果倍出。据诸城市报社张清吉先生、山东财政学院丁鹏、中共五莲县委统战部丁其伟、五莲县第二中学陈华毅等人的研究考证，这一不朽名著是丁惟宁于1594年至1604年（据张清吉先生考证）在今五莲县境内的九仙山之阳丁家楼子村创作完成的。
丁惟宁（1542-1611），字汝安，号少滨，诸城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直隶，罢归后隐居九仙山，并于山之东南麓今丁家楼子村凿石为室（详见人物传略）。丁惟宁用二十八宿给其六子命名为耀斗、昂、翼、箕、亢、心，尤以五子耀亢最负才名，为其父《金瓶梅》作续集，著作了《续金瓶梅》。
张清吉先生在《〈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一文中考证确凿，五莲县九仙山是《金瓶梅》的创作地。现摘录如下：
《金瓶梅词话》引首，录有《行香子》词四首：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蒭，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仡幢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觉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这四首词说的是慎独出世的人生观，作者是元代中峰禅师明本。小说作者引录来置于全书的“引首”，一方面表明了他的创作主旨和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向人们表明了他创作《金瓶梅》时所处的地理环境。他似乎向人们暗示：在词中描绘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即可寻觅出这个“清标不染尘埃气，贞操唯持泉石盟”（《金瓶梅》八十四回）的人是谁。
第一首词开头即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人间仙景，但它都不如“茅舍清幽”。
作者甘愿一年四季居住在“野花绣地”的山野之中。第二首写到了住处的短墙矮窗，池塘绿水，周围的“高低叠峰”，作者尽可领略目前的“水色山光”。第三首写了“吾庐”的“清幽”和“小巧规模”。一个“爱’’字，和盘托出对“吾庐”的赞赏。第四首写出了门前的“红叶铺阶”，松、竹、梅“岁寒三友”映衬，图画般的美景，作者发出了“也还奇哉”的赞叹。一个“奇”字，道出了“吾庐”构筑、位置和景物的特殊。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金瓶梅》作者创作时，居处山间“茅舍”，群山环绕，风景如画；作者悠闲自适，无忧无虑，“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俨然“羲黄上人”；所居之“庐”，也不轩敞，但结构精巧，“小巧规模”。
既然如此，《金瓶梅》作者的山间“吾庐”究竟为何处?我说，它即是诸城南九仙山之阳的丁惟宁罢归所居的九仙山别墅。
九仙山，在诸城南约30公里（今属五莲县）。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任密州（今诸城市）太守游九仙山，写下了“九仙今已压京东”的诗句。诗句下自注：“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明代文学家张世则《九仙石阁赋》云：“三齐颂灵景，九仙称名山。”清代文学家、史学家李澄中《九仙山赋序》云：“齐鲁名山，实甲九仙，盖《易》所谓地中山也。”丁惟宁的别墅即在九仙山之阳（今丁家楼子村内）。丁惟宁少子丁耀亢《山居志》载：“余未成童时，常随先柱史（丁惟宁）游九仙山别墅。往来林壑，欣然有得，固天性然也。”丁惟宁九仙山别墅，原为石墙“茅宇”数楹，是其罢归隐居之处。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丁耀斗（丁惟宁长子）遵父意旨，拆除重建，不用一木一钉，全用石料，构筑“石室”三楹。后丁惟宁逝世，葬于诸城西郊沙戈庄，以丁惟宁迷恋此地，嘱其子迁神主于此室，故辟为祠，称“丁公石祠”。祠内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户部主事、右参议王化贞《丁公石祠记》碑刻。其中云：
九仙山之阳，望之皑然而银阙隐映于万树中者，丁公祠也。丁公起家进士，为邑令，为柱下史，为藩臬大夫，皆有声。所至，民歌咏之。性肮脏，不能与世俯仰，年四十以事免，遂家居不复起。又二十余年，卒。卒之明年，伯子乃迎主于此。……祠何为者于此?嘻，公意也。公亭亭有物外之致，……日与客啸咏往来于林壑中。及得此山，大乐之。几旬日一至，至则辄留。昼憩树下，夜宿草庐，扶杖逍遥于烟水之间，曰：“是河必藏羲皇上人。歌于此，哭于此，又岂不足得所耶!”伯子逆探公意，因伐石作室。既成，公来觞客于此，笑曰：“是我司空庐!”是时，公阴欲眺焉。后以法，不得葬，遂祔于香阡而缀重于此。遂为祠。……惜也!不偶于时，未竞其用，孤踪逸韵，徒付之于山高而水清。臧孙有云：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其将在伯子乎?祠始辟于戊申二月，阅九月而竣。凡覆者、立者、承者，皆石也。视之，无论“巧若天成识在渭”。当为信。千年物而公之德又以永之，虽与此山并存，可也。……
祠内还有王化贞等七人于万历四十年壬子三月乙未朔来“石祠’’祭奠“故中宪大夫湖广按察司副使少滨丁先生”的一方碑文。文中称丁惟宁：“气分光岳，品丽瑶玙；早年叱驭，强仕悬车；盟坚泉石，性癖图书；尘外之契，托诸名山。”祠内有丁惟宁自题诗刻三首，题为《山中即事》。其第一首中云：“四周翠巘环茅宇，一派清漻下远郊。晓雾深深应变豹，澄潭隐隐欲腾蛟。其第二首诗云：“荒村当河地，五垛九仙中。夏木山衣绿，朝霞溪啖红。烟光笼僻坞，剑戟列晴空。揽结恣幽诗，深归造物功。”……
引证的这些碑刻文字，记载了丁惟宁“茅宇”的“清幽”，“僻坞”的“四周翠巘”，居处的“澄潭”和“清漻”，门前的竹木和“红叶”，石祠的“巧若天成”。同时，也记载了丁惟宁“削成丘壑疑天外，领就烟霞出世间”（丁惟宁语）的超脱情怀。按《金瓶梅》，我们可豁然开朗：其“引首”词中的“吾庐”，正是丁惟宁的九仙山别墅；《金瓶梅》（八十四回中）“清标不染尘埃气，贞操唯持泉石盟”的道白正是丁惟宁罢归隐居九仙山著述的自我写照!
丁其伟、丁鹏等人所撰《“丁惟宁说”的几个例证》一文，就柱史丁公石祠为何要建在大山深处的九仙山之阳作了入情入理的论证：
在我国古代，那些仕途不济的人，往往喜好退隐山林。其隐也有多种形式，有的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毅然过起农家生活；有的遁入空门，参禅悟道，说是修身养性，实是逃避社会乃至家庭责任；有的在大山里搞各种名目的书院，潜心研究学问，著书立说。而丁惟宁“耽身入深崖”，只是为了写书。
从丁惟宁的父辈起，就在诸城超然台下安家立户，丁惟宁辞官后也住在那里。他虽然绝意仕途，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是那种不顾家的人。史料记载：他在居家时，不仅应县令之邀参与编纂《诸城县志》，而且由于顾虑社会动乱、提心外敌入侵，还倾己所有，主持修筑城垣。对于家庭，特别是对子女，他努力尽作父亲的责任，“平居课儿”自任孩子们的老师。到他死时，其五子耀亢十三岁，六子耀心才七岁。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到大山深处结庐筑室?九仙山距诸城八十里，期间横亘数道山岭，往返必经古齐长城隘口，他为什么要翻山越岭，“旬日一至”？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写书，写需要避人耳目的书，那就是《金瓶梅》。
对此，石祠碑刻中的题词，毕竟掩饰不住。如王化贞的《柱史丁公石祠记》中就说：“祠何为者于此?嘻，公意也。公亭亭有物外之致，平居课儿外，无所事事，日与客涌咏往来于村墅中。及得此山，大乐之。几旬日一至，至则辄留。”留下做什么，就是住在“草庐”中写书，魏天斗的诗说丁惟宁“心赏已孤天外事，文章岂羡洛中才。”分明也是说他在那里倾心写文章，只差直说《金瓶梅》会使洛阳纸贵了。
总之，柱史丁公石祠之所以建在九仙山之阳，是因为那是《金瓶梅》的创作地。换句话说，《金瓶梅》是丁惟宁在今五莲县九仙山之阳的丁家楼子村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