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不久，日寇侵占了北京、天津。中共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平、津党组织撤到山东济南以后，将面对新形势，把组织系统恢复起来。我在到达济南时，与山东省委接上关系不久，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要我回胶东工作，任务是成立胶东特委，组织武装起义，发动群众。我当时认为第三个任务就是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思。
我们大概是在8月上旬由平、津撤到济南的。省委决定我去胶东以前，还给我两项任务：一是与冯玉祥的津浦前线总指挥部取得联系，主要是给他们介绍一些爱国青年，充实他们的抗日组织；二是为省委在鲁北建立一个抗日武装起义基地。为此，我去鲁北长山县中学找校长马耀南，说服他接受我们的领导。完成这两项任务用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因而我直到9月中旬才回到胶东。
回胶东时，省委给了我4个党员关系，其中一人未回胶东。接上关系的3个党员，一是黄县白马镇乡校校长余己午；二是蓬莱城东安香于家村的于眉，他是北京大学支部转来的关系；三是牟平城东上庄镇乡校的政治主任张元修。还通过蓬莱的“民先”关系，与荣成县政训处的汤丁光取得联系。我个人又通过“九·一八”以后在济南结识的一些同乡进步青年，其中有文登县城的刘汉同志和二马村的邵英同志，由他们与其他一些人取得联系并建立“民先”组织。这时，我也和刚从监狱出来的党员刘巨川（后名潘复生）取上了联系，告诉他先恢复健康，起义成功后再找他出来。在烟台发展了本宗族的林基鑫为“民先”队员，作为我活动的一个联络点，但他未能与本地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以上这些党、群关系在各地逐步扩大组织范围。这时我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广泛的党群组织关系，找到本地党组织，尤其是首先要找到被称为“昆嵛山帮”的同志们。“昆嵛山帮”是1935年11月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一次农民大暴动失败后，一直坚持斗争的一支武装组织。这种活动大致是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1个月的时间。在这1个月内我从西部的蓬、黄一带到东部的文、荣、威等县市来回跑了几次，希望能以“昆嵛山帮”为骨干，组织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队伍，通过黄县乡校余己午等同志的关系，把可能拿到手的约一百支枪，交由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的骨干成员掌握起来。因为我当时已经认识到，早期的抗日武装起义，一定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进攻，所以我们必须有完善的组织准备，只要起义旗帜举起来，就要确有把握打退这种进攻。
①以下5篇文章均选自《林一山回忆录》。林一山，1911
年生于泽头镇林村。1934年6月加入共产党。1935年就读于
北京师范大学，任该校中心党支部书记。1937年回胶东发动
抗日武装起义，为天福山起义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历任胶东
军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指挥，
中共胶东区委常委兼宣传部、统战部部长，中共安东省委、辽
宁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中南
军区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部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建制），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建制），水
利部顾问，全国人大第五、六届常委会委员等职，中国著名的
水利专家。
到胶东后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黄县的枪支还是照样闲着，寻找“昆嵛山帮”还是没有结果。这时，由天津南下的日寇已经占领沧州，并且进逼德州。如果德州陷落，济南可守多久也很难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一些进展，但根本不足以应付形势的发展。直到11月中旬，也就是说又经过1个月的活动，我的心情更加焦急了。虽然有一些希望，找到了荣成的曹漫之、李耀文、李蔚川等同志，但与他们没有党的关系，也不知道他们与胶东特委是否已有联系。
在两个月的活动过程中，我认为在胶东只有蓬莱、荣成两个县的工作，可以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础。这两个县的抗日活动，都团结了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蓬莱县以于眉、于仲叔、于寄遇三兄弟为主开展的抗日筹备工作，稍早于荣成县。蓬莱县的有利条件，主要是与黄县乡校容易取得联系，而荣成则可能更容易找到“昆嵛山帮”。根据当时于眉同志的汇报，我认为他发现栾家口的小学教员用高粱秆当枪组织群众性的军事训练，最有重要意义。在当时筹备武装起义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掌握武装起义的时候，必须立即学会射击瞄准等一系列基本操作。枪支在手而不会使用，更有被反动派打垮的危险。这位用高粱秆当枪的小学教员，就是蓬莱武装起义后的第一大队长赵一萍同志，原名马秀生。
由于荣成的这些同志不是从外地回来的，有可能通过他们找到特委关系。因此，我宁肯暂时放松蓬、黄一带的工作，着重与荣成的同志们一起活动。但是山东形势的发展使我预感到面临这样一种危险：就是原设想在敌人占领济南、青岛后，国民党的反共分子逃跑和投降的时候，实现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可能落空。
我冒着黄县枪支丢失的危险，耐心地在文、荣一带进行活动。在11月中旬以后，是我来胶东的第三个月，我在胶东东部地区的活动，乃至荣成县以外也有了一些希望。其中与文登县国民党县长李毓英的谈话，可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李毓英组织了全县200名小学教员的武装队伍，交由我介绍给他的刘汉同志具体负责，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有利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武装作为团结核心，这种有利条件，也正如以后的事实发展那样，我们在县政府内部同国民党头子何玉堂的斗争终于失败了。国民党县长李毓英是一个胡传奎式的典型人物，而国民党右派头子、县教育局长何玉堂又是一个刁德一式的典型人物。在形势有利于“刁德一”的活动，“胡传奎”就会动摇转而破坏抗战了。
我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当济南即将失守时。在营救政治犯的运动中，省委发现了狱中有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因而，省委也知道了胶东原来已有一个特委组织。因此，省委当即确定理琪同志回胶东负责重新改组特委，并由理琪同志转给我一封信。理琪同志回到胶东特委后，立即通过柳运光同志与我见了面，地点是在天福山下的沟于家村，时间是在12月20日左右。从山东的政治形势看，我们的相会是太晚了，这是我活动3个月后才得到的结果，但重新部署抗日武装起义工作也还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理琪同志的工作作风很好，他回到胶东特委立即通知“昆嵛山帮”到沟于家村集合。可惜的是，对这件事当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我与理琪同志相会的时候，“昆嵛山帮”的同志们和其他一些刚从狱中出来的同志象宋澄、刘中华等也都同时来到了特委。当时我看到理琪同志的这种布置，在思想上引起了一系列的疑虑，但也无可奈何，提不出有把握的反对意见。这时我在思想上很兴奋，因为与特委各成员和“昆嵛山帮”的许多同志终于相见了。我有疑虑的原因是，对胶东特委所领导的工作，不了解情况，没有把握建议理琪同志先召集一次特委会议，以后再布置武装起义工作。黄县的枪支闲置了3个多月，是否已经丢失了，我当时也没有把握。而且经过事后调查，黄县乡校的枪支正是在这以后丢失的。余己午和另一个乡校的教育长胡湘符同志，这两个共产党员也被迫离开了乡校。同时在这个时期内，文登城内的刘汉等同志处境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支持理琪同志的倡议，仓促地举起了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的旗帜，并且也同理琪同志一起欢送第一大队。该队由宋澄同志带队，从天福山出发到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由于我们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充分，不能应付当时很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作为团结中心，在日寇侵入各县以后，国民党在各县的顽固派一定要由反共转为投敌或者弃逃跑。天福山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刚开始，文登的国民党及反动派立即组织了武装“围剿”，我们遭到一定的损失，带队的宋澄同志也被捕入狱。这就是天福山起义后“岭上村事件”的教训。 (1987年3月)
第二次天福山武装起义
“岭上村事件”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一时十分嚣张。我在听取了“岭上村事件”的情况后，就重新外出活动。当我去荣成了解工作情况时，一进城就遇上了顽固派正在搜捕抗日领导干部的紧张局面，因而立即更衣出城，避开这危险的境地。在领我进城的袁荣同志家中过夜后，我回到了沟于家村。这时我发现特委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转移到更小的村庄去了。经过联络人员的领路，我找到了特委驻地，得知岭上村被捕的同志已有3人被杀害了，胶东特委驻地周围发现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形势十分紧张。
在特委驻地，我偶然发现潍县给特委送来一封“民先”关系的介绍信，当时，好象没有注意到这封信的重要性。这个“民先”关系所介绍的人，似乎是在威海卫行政专署机关的工作人员。因为我很早在威海卫市内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所以见了这封信我又重新回到了威海。在威海看到了一种比较平静的气氛，也发现了非常有利于抗日活动的政治情况。因此，该信对于威海武装起义的事态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这封信联系到许多重要问题，引起了不同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在本文内另作说明。
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民先”关系所介绍的孙明光是威海特区专员孙明岗的胞弟。他和我一见面就很热情，说他很早就知道我，他是在我离开济南高中以后考入高中的同学。他知道我在学生运动中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又说我一到威海他哥哥就知道了。但是他哥哥说，在他当韩复榘的军法处长时，曾参加国民党省党部讨论逮捕林一山的问题，那时他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留学法国，不相信共产党员是犯法的。最后，他又说如果我与他哥哥谈判联合抗日的话，谈不成功他也不会伤害我。为了扩大活动，我又经过孙明光介绍，认识了威海卫政训处干事孙端夫，从而扩大了威海卫的抗日组织活动。
我很快找到了孙端夫，发现他正在积极地进行着抗日组织活动。孙端夫是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的进步青年，平大法商学院的党支部曾由我领导过。该院有个绰号叫“北平苏维埃”，意思就是革命根据地。在“西安事变”时，北平各大院校右派学生最嚣张时成立过右派学联，但平大法商学院只有一个右派学生，因为反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兵谏”，引起众怒被打出了校门。因此，孙端夫积极组织抗日活动和在谈话中表示的革命热情，我都坚信不疑。在孙端夫的活动关系中，我选择了威海中学高中部的两个进步教师。
我也很快就到了威海中学，同高中部的两个老师见了面。这两位老师，就是袁时若，也叫袁志刚，另一位是赵野民。他们也自动组织进行着抗日活动，除了在学生中建立“民先”组织，也在校外活动。经过他们二位的介绍，我同威海卫海军取得了联系。海军平时和专员公署有矛盾，他们认为专员克扣他们的军饷，所以与专署没有密切联系。海军中有一位级别高、思想进步的周军需官，他向威海中学的老师打听消息，想找到八路军的关系。我对二位老师说，请转告周军需官，我就是八路军的代表。
我按约定时间与周军需官见了面，经过谈话，我认识到周军需官是忧国忧民的爱国军官，也听说他们海军没有司令，是因为国民党派的一个司令有位日本夫人，被海军中爱国的官兵赶走了。周军需官平时积极学习，当时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书籍与杂志他都喜欢阅读。我同他谈了许多有关抗战的问题，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特别感谢我对他们所提醒的一些事情。在几次的谈话中，他特别感谢我要他们在陆地上建立山区根据地。当我向他分析抗战形势时，谈到抗战开始我们一定要经过最困难的阶段，然后才能转败为胜。因此，当日寇侵占威海卫时，我们的军舰必须炸沉在海中，不能为日寇所有，而海军后方基地刘公岛的一切军火物资都应事先尽快运进山区。他同意我的这个建议，并立即行动起来。几天之内，他们把刘公岛的枪械弹药和军用物资，都运到远离威海市的山区农村。当时威海卫的两份报纸，都发表了这个消息。周军需官也为了感谢我的建议，表示愿意在物资上给我们一些帮助，表示要送我们一部电台。我们同海军的这种友好关系，对于以后不久的威海武装起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威海卫的这次活动，约在38年1月3～4号到9～10号，大致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为了能使这种局面在特委的领导下得到较大的发展，我立即由威海回到天福山地区。当理琪同志和其他特委委员们听到威海的这种形势报告，都很高兴，当即都表现出一种抱有信心的态度。最后理琪同志说：“我们原决定由我和于得水同志到昆嵛山去另建立一个秘密工作基地，现在看来，我们要改变这个计划。我们大家首先都要到威海卫去，把你的这个关系介绍给我，我去昆嵛山的任务由你和于得水同志负责。我们到威海卫后，等你们由昆嵛山回到威海卫再组织起义。”于是我们立即开始新的行动。我和于得水同志一夜走了七八十里路，他对道路非常熟悉，一路上可以不经过任何一个村庄，避免了敌人根据各村庄狗的叫声查出我们的活动路线。我们到了昆嵛山背眼村的时候，发现跟随于得水同志的“昆嵛山帮一的同志们，满满拥挤在一个小屋内，有的还在落泪，他们嘟嚷着说：“我们又上当了。”于得水同志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岭上村的失败对特委有抱怨。于得水同志就对他们说：“现在与过去不同了，对特委不能怀疑了。”接着他伸出五个大手指作一个姿势说：“现在林同志来了，你们听听他的讲话。”他们听了我的讲话后误会消除了，都又喜得笑起来了。可惜的是我到昆嵛山背眼村的当天，就开始下了一场大雪，去威海的路一时无法通行，但任务急迫，只好在路上的积雪尚未溶化时，我就急忙向威海赶去。在路上下山时，因路面都是积雪，我的自行车控制不灵，险些出事丧命。我担心威海卫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后来果然发生了。
在我连夜赶到威海卫时，得知特委的同志们带着约100枝枪在前一天已撤出威海卫。当时我了解到的情况很简单，只是知道威海海军还驻在市区内。在这种情况下，我通过海军周军需官，和大队长郝道奎谈判一夜，但没有结果。当东方开始发亮时，我立即离开了威海卫。根据谈判的对话，我得知思想进步的周军需官和拥有实权而犹豫不决的郝道奎之间意见不能统一，无法作出决定。同时在谈话中，我也了解到，可能是认为在理琪同志到达威海不久，海军内部已经起了变化，理琪同志在仓促起义时，未能对海军进行必要的工作。海军的这种不利的变化情况，主要是郝道奎对国民党新派来的海军司令抱有幻想和个人主义打算。
我回到沟于家村，听特委的同志们讲述这一起义的经过，果然与我料想的情况大体一致，起义确实是太缺乏准备工作了。得到的枪枝大部分是用大车拉出威海卫的，没有组成有战斗力的军队，有战斗经验的“昆嵛山帮”也没能参加起义，特委也没有来得及在海军内部进行一些最低需要的政治工作。同志们讲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不知道从那里传来的一种谣言，说烟台的敌人立即就要进攻威海。这种谣言很可能是从汉奸中传出来的。为什么说是谣言呢？因为在威海起义50天后也就是3月6～7号敌人才由烟台进入威海，但是这个谣言确实起了作用。威海专署的公安局长在这种谣言的空气中动摇了。谣言说，他们要把专员孙明岗扣起来，做为投降资本。因此，专员孙明岗在公安局长不可靠的情况下，希望能有一种支持他的力量。
第二、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特委在威海卫的同志们和威海卫当地的抗日组织，以孙端夫同志为首临时组织了一支队伍，又得到孙明岗专员那里约七八十支枪的资助。虽然只有少数人把枪扛起来，但这支武装也震动了威海市。国民党的威海公安局长和他的公安武装也表现得温和了一些，这样威海专员就得到了保护。
第三、当孙明岗专员要逃往香港时，又遇到海军的阻拦。因为海军全体官兵对专员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专员克扣军饷。当时只有我们同海军的关系较好，有可能说服与动员他们允许孙专员去香港。同志们还说，当我们说服海军不阻拦孙专员离开威海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派了代表热情送行。正因为这样，孙专员才资助了我们七八十支枪。
威海卫抗日武装起义，也是第二次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成功的。这次起义，是经过统一战线而取得的成果，也证明胶东特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威海专员资助了我们一批枪支弹药，我们也打击了准备出卖专员的汉奸势力，并保护了孙专员平安地离开了威海卫，又热情地给他送行。我们向来是以诚恳态度对待朋友的。至于孙专员撤离威海一事，我们也一直认为他是逃离的。因为在当时他是有条件与我们就地合作抗战，勿需远行。我们党向来认为要使朋友不动摇，首先要我们自己强大坚定。在孙专员逃离威海以前，我们同他谈判合作没有成功，原因是他认为我们胶东特委力量不大，没有资格同他合作，那时他是看不起我们的。只是因为胶东特委用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了他们，才有这样一次胜利的起义。由于我党在抗日武装起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所以当孙专员由香港转到武汉时，他把在武汉的处境同我党对他的关系对比一下，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山东，参加了我党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工作，成了一位有名的民主人士。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关于那封“民先”关系介绍信引起不同看法的问题，现在专门说明如下。说起威海卫武装起义的事情，不能不联系到我同专员胞弟孙明光接上“民先”关系的问题。从我拿到那封“民先”关系的介绍信，到现在已经有46年多了，对于与这封信有关的一些争论，最近才弄清楚了。弄清这些争论的关键是，“民先”关系介绍信是孙明光亲自送到特委的，这一点我当时也不知道。而该信的信封是中式的，用钢笔写的“李紫辉收”字样，信封上没有邮戳，我都记得很清楚。因此过去认为孙明光同我取得联系以后，去沟于家村与特委接过党的关系，我认为不可能。事实也证明，是我与他见面以前，而不是以后，他到过特委驻地沟于家村。他去沟于家村就是送这封“民先”关系介绍信，不是接党的关系。这一点过去没有说过，他自己也没有说过。这就是产生不同看法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信是孙明光亲自送到特委的？大概是“岭上村事件”以后的几天内，我不在特委，我从荣成回来见到这封介绍信以前，孙明光到过沟于家村，柳运光同志这时也见过他。现在只要证明这封信是孙明光亲自送来的，这个我们被包围了。
战斗结束了，袭击战获得全胜。根据“游击队袭击胜利远退却”的战术原则，部队应该立即撤出城外重新布置。但各级指挥人员谁也找不到他自己的队伍了，集合哨子吹来吹去，没人理睬，战士们都分散在大街上，愤怒地折断旗杆和撕破五色汉奸旗子，司令理琪同志说话也没人听见。我没有办法就沿着大街，高举双臂向着城外示意，到处高声呼喊：“走呀！走呀！集合了！集合了！”但是只有一部分人立即跟着我们指挥部走了。部队走走停停，等待掉队的人。在南门外又要集合，我说不行，最后停在一个远离村庄的孤庙里，这就是雷神庙。
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我们已不可能再由雷神庙撤到更远的地方去。有人恋恋不舍牟平城，主张就地建立政权；有人主张甩开敌人，到山区建立根据地；也有人当折衷派，主张既不远离城关，又能背靠山区。折衷派的出现是一个有利的形势，因为这样可以争取一个多数，从而通过了一个立即甩开敌人的决议。但是当我们的争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当我们还在激烈争论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在远处的天空盘旋低飞。这分明是个不祥之兆，我深深感到撤迟了的危险，但还有点侥幸心里，认为那是侦察我们的活动。如果隐蔽得好，就不会被发现。后来才知道飞机盘旋是在掩护地面上敌人军用汽车队的前进。原来布置在烟台公路上由阎世印队长和刘中华指导员率领的一支阻击部队，见了敌人的飞机就全部向南山逃散了，没有向敌人开一枪。刘中华同志高呼：“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得撤退！”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最后他一个人也不得不随在后面一同进入山区。布置在司令部周围一公里左右的岗哨，事先虽然交待过“发现敌情就鸣枪报警”，但也同样是一枪不发地逃走了，最重要的是驻守在雷神庙附近半公里直接负责警卫司令部的主力部队，也没有任何报告，就不声不响地押着犯人撤退了。
被包围的司令部只有二十来个人。除了理琪同志和我，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和政委宋澄，其余是三个女同志，两三个神枪射手，十几个新参加的农民战士。大家在一个屋子里吃午饭，吃饭时几个主要负责同志还在继续争论。这天正是阴历正月十五日，农民把过年吃的大馍片送给我们吃。突然有一个农民万分惊慌地向后一退，大呼“呀！鬼子！”我向外一看，大门外两边站着几个留有小胡子的日本鬼子，头戴钢盔，抱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迎门还放着一挺架好了的重机关枪。大家马上向庙的四边分散，敌人也立即开了枪，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开始了。
雷神庙战斗
敌人用机枪控制着庙的大门，四合院的四栋庙房无法互相联络，谁想通过大院就要遭受敌人的射击。我手持哑吧手枪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三四公尺远的地方，把敌人吓了一跳，我也转身就跑，保住了自己。理琪同志不幸中弹，倒在庙的庭院当中，他临死时再三嘱咐同志们节省子弹，坚持到底。后来我们就分别把守各栋庙房，瞄准任何一个企图冲进庙院的敌人。我的对面有一个敌人从庙外伸进了一只腿，立即被一位射手击中。敌我相距只有十余公尺，双方谁不小心就得吃子弹。从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露面两次，杜子林同志没有考虑这一点，被敌人击中头部而牺牲了。 面对面的战斗继续着，同志们大部分受了伤，但是每个人只要有一口气，就坚持战斗。我没有发现自己受了三处伤，也不知道衣服被打穿了十几个洞，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了，因为血已从身上流到了鞋内，棉裤全被自己的血浸透了，活动时感到有些疼痛，走路时皮鞋里的血还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
敌人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愤怒了，他们发起了总攻，四面的屋顶曾一度被敌人占领。我们则坚决向敌人反击，把他们都打了下去。在我的对面屋顶上露出十几个敌人的脑袋，排得整整齐齐，朝我们屋内射击。我马上指示已被打穿了肺部的胡老头向敌人射击。胡老头年约40多岁，当兵20多年，射击准确，百发百中。敌人利用屋脊和钢盔的保护，只在钢盔的下沿露出两只眼睛，但胡老头每枪却正好射在屋脊和钢盔之间，每枪打死一个，剩下的敌人都溜跑了。宋澄同志在另一屋内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回到第二线。我爬上墙头看到敌人在庙的周围布置了几道防线，都筑有临时战壕。我心想，如果突围不成就坚决抵抗到底。
敌人又攻上来了，我们又退守到各栋庙屋内坚决抵抗。有些同志不懂得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打击敌人，总是想冲出去。我拿出怀表来给他们看：“时间已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不久就要天黑，只要坚持打到夜晚，一定能够胜利突围；而白天突围，必定全部牺牲。”敌人可能看到天已将黑，就更加疯狂了。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关着的窗子，一下子穿进了十几把刺刀，我看出敌人想打开窗子冲进来，就立即组织几个同志打了一个排子枪，从此再也没有敌人敢在窗外活动了。接着敌人放起火来了，熊熊的烈火很快地烧掉了在我对面的南面的两栋房子，但敌人也不敢穿过火焰，想不到这火却也成了我们的防线。
天色已经有点昏暗，射击逐渐稀疏，敌人只能白白发恨，他们用机枪向屋内胡乱射击，带光的弹雨向屋内喷射，但却打不着人。可是我却麻痹起来了，不知怎的把一只胳膊露出门框以外，被敌人打了一枪，一刹那间，我觉得全身松劲，背靠着墙歪坐在地上，血不断地流，我昏迷过去了。鲜血流满了跟前的几个凹坑，还在不断地流着。当我苏醒时，射击已经停止了，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只有一只曾被枪声吓得老是打颤的黄狗，趴在地上喝着我的血。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冲出去，也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大家突围。这时我想的是：“这是一首战斗的史诗，可惜我写不成了；如果写成了，我死之后，它能否为胜利突围的同志们所看到呢？”
胜利突围
天已经黑了，巧得很又下起了大雪，面对面就看不到人。敌人开始恐慌，把队伍收缩了。当晚9点钟的时候，几公里外的远处忽然响起枪声，这时，大家一齐呼喊起来：“同志们！援军来到了！敌人退却了！大家冲啊！冲啊！”听到同志们的呼喊声，我就不自觉地同大家一起越过打塌了的破墙，跳到外面去了。我觉得全身很有力量，跑的时候只感到被打断的右手妨碍前进。当时我因为右手全被打掉，只剩下一层皮，就一面快跑，一面用左手加劲想拉掉它。后来才知道右手腕只打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不可能撕掉的。突围胜利了，我的身体渐渐没有力气了，但还没有想到抬回以后竞虚弱得连翻身的力量也没有了，甚至躺在炕上连头也不能动弹一下，躺得脊背以下全是疮！
我一直跑了两公里，以后才由一位17岁的青年姑娘夏来同志把我背起来。后来另一位姑娘黄在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我们伤势较重的同志护送到了安全地带。在一个温暖的火炕上，我不再感到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了，平安地睡了一夜。
黄在同志是一位有组织能力的女同志，她和夏来同志一夜之间就把担架队组织起来。天亮以后她们就开始领导担架队，用接力赛跑的方法向后方护送我们。在七架敌机的侦察威胁下，护送我们四五个伤员，一天跑了50多公里，在当时，可真不是一件平常事呀！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担架队就分散隐蔽，飞机走了再集中起来，就这样，一直把我们抬到了我的家。我家就变成了临时医院，我的继母、嫂子、姐姐都当了医院的服务人员了。
牟平袭击战的胜利消息，从牟平城开始打响第一枪的时候起，就以骑自行车的最大速度向着东、西、南三个方向传开了。从1937年年底敌人用70多辆汽车从青岛到烟台进行武装示威以来，农村笼罩着悲观空气。牟平大捷的消息，把那些悲观空气一扫而光。后方的同志在我们攻入牟平城以后，听到的都是节节胜利的消息，没有听到过任何一点不好的消息。因为农民们在互相传播消息时，都是互相祝贺，有时还喜欢夸大，谁也不相信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危险。当留在后方的吕其恩等同志听到了一些不幸的消息时，大家都哭起来了。他们听说理琪同志壮烈牺牲了，我和宋澄同志似乎也没有挽救的可能了。但是当我们到达后方，证明伤势虽重，不久就可以恢复工作时，他们又感到莫大欣慰。
共产党员总是能把悲愤变成力量的。党的武装总是越战越强。雷神庙的突围，是我们一系列胜利的起点。虽然我们在战斗中失去了坚强优秀的党员理琪同志和杜子林同志，可是我们马上就重整了自己的队伍，开始了新的斗争。在雷神庙的战斗考验中，从干部到战士都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不肯坚决执行原定军事计划而使指挥部受到严重损失的干部受了处分，主张坚决服从命令的干部受到了广大战士的爱戴。理琪同志的英勇牺牲，教育了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这个教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我们的胜利突围也大大提高了全军的胜利信心，每一个战士都认为党的武装力量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而敌人却用十数倍的代价垂头丧气地窜回了烟台据点。胶东半岛的800万人民沸腾起来了，到处传颂着奇袭牟平城和固守雷神庙的神话般的故事，到处传扬抗日军的威力。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力量和什么时侯进攻他们的孤立据点，只能用空军到处示威，掩护着地面部队大撤退，把兵力退缩到青岛、烟台、威海卫三个沿海据点和胶济铁路的一条线上。
这种有利形势的迅速发展，正如中共中央所预先估计的一样，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只有我们共产党员才能在敌人后方领导群众坚持抗战，一直到最后胜利。雷神庙战斗以后，虽然部队的几个领导同志在过着担架生活，躺在床上参加会议，但大家的努力和有利的政治形势，使我们的抗日部队在几个月之内就壮大了数十倍，并将烟台战场扩大到青岛、威海卫和胶济路的沿线去了。 (1987年3月)
“三军”西上
“三军”西上，就是特委及其所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由偏僻的胶东半岛东端西上战略要地的简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在当时曾引起了争论。天福山二次起义证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从开始与孙明光同志接上“民先”关系后，我们发现在威海卫有许多革命积极分子自动进行抗日组织活动，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都会有。二是前面说过，二次起义后，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及广大爱国青年，都纷纷来联系，这种情况在山东半岛其他各地也会出现。因而“三军”西上就是抓紧有利革命时机，壮大革命队伍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争论？原因是我们看问题往往会因为眼前与将来、局部与整体、各种矛盾之间，分不清主次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当我们经常听到在周围出现好消息的时候，许多人舍不得离开这样一个“老窝子”，而不肯茫然地走向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这在一般情况下也是有道理的。而如果不是从全面观点看问题，利用这样一个“老窝子”，抓紧时机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离开“老窝子”在当时也是一个损失。因此，从总的形势分析利弊关系，说清道理并介绍西部地区的有利条件，这是在全体干部当中必须耐心进行的思想动员工作。由于军队革命热情十分高涨，所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中意见统一以后，我们便立即行动起来，于2月7日冒雪西上了。
为了不放弃文、荣、威地区原有的工作基础，特委与“三军”主力西上时，成立了三军文、荣、威边区办事处，坚持开展工作。
西上部队迅速前进了约100华里，在进驻文登与牟平两县交界的崔家口村时，很快就有地下党的同志派人来报告牟平城内汉奸活动情况。他们建议利用一部分爱国警察作内应，攻打牟平城。我们接受了建议，立即行动起来。1938年2月12日晚间，一夜急行军100华里，拂晓时就攻入牟平城，消灭伪军100余人，活捉汉奸县长和公安局长，并于下午在雷神庙同从烟台增援的日寇主力激战10小时。这就是有名的牟平战役和雷神庙战斗。这次作战，动摇了全半岛敌伪的基层统治。除了青岛、烟台两市和胶济铁路沿线据点以外，一切敌伪全部仓惶撤退了，为胶东各地普遍开展抗日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关于这次作战的情况，已另有专文评述。
牟平作战的胜利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半岛，甚至更远的地方，随着“三军”的继续西上，更加扩大了我们的革命影响。但由于在战斗中理琪同志、特务队长杜子林同志的牺牲和其他许多同志也包括我在内都受了伤，暂时削弱了党和军队的领导作用，影响了革命工作的正常发展。而两面派的国民党则利用我们所打开的有利局面，在胶东绝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顽固军队，因而在我佃进驻栖、牟、莱、海等县的边区时，未能充分利用有利时机乘胜前进扩大战果。尤其是对于即墨、胶县、平度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因与特委仍然相距太远，未能得到帮助，巩固内部，所以有不少力量遭到了失败。
“三军”西上，接近和进入了牟、海广大地区时，首先对该地区地下党同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这个地区，除了有许多地下党的骨干分子可以在本地发挥很大作用外，还有作为当地团结中心的贺致平同志，他有可能而且也有个设想，主张在这个地区独立起义，掌握武装，建立根据地。只是因为胶东特委在起义前与各地党没有建立联系，因而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干部，同样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贺致平同志的组织关系由北方局转到烟台后，烟台的有关同志接到关系没有积极与他联系。但是在“三军”进入文登、牟平边境时，贺致平同志的活动结果，对于“三军”的西上创造了两个有利条件：第一，他们可能掌握的武装，虽然未能在地方扩大，但也及时与“三军”会合了；第二，由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创造了我们攻打牟平城的有利条件，获得了牟平城内的敌情消息，以及在牟平战役中能够起着某些配合作用的国民党张建勋部队，都与贺致平同志的工作成果有直接关系。贺致平同志在河北出狱来胶东后，未能与胶东特委及时取得联系，因而他也与其他某些同志一样，未能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
贺致平同志在牟平境内的活动，在他未能与胶东特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所接触到的形势发展，证明在当时他只能起到如上所述他已经起到的作用。而在当时他可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之一，就是1937年12月他在一次牟平全县乡校校长会议上与上庄乡校校长周诚斋相遇不相识，发生一场顶撞，因而失去了可能在牟平全县掌握乡校武装的机会。这个机会如果有特委的内部联系，我们就会正确运用，具体说，是共产党员贺致平同志与中间偏左可以争取团结的周诚斋同志不是互撞而是合作，就有可能在牟平县组织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而且与他相邻的几个县，也有可能有某些乡校被吸引过来。这样，其工作成果不会小于蓬莱起义、掖县起义和李兆琪同志的崂山起义。由于牟平的这个典型事例，在胶东有重要的代表性，将另文评述。
“三军”西上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包括牟平作战在内，特委所遇到的各种事情，证明只要坚决及时地完成西上任务，特委就会在西上过程中，恢复与各地失去联系的党群干部和地下组织，不断扩大武装。 (198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