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合”的秘密(1)
１９３８年初，抗战的风浪猛烈冲击着胶东大地，革命活动异常活跃。这年夏天，小山村坤龙邢家忽然出现了一个小杂货店。对于这个偏僻村庄来说，可算得上是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三间平房的店堂坐落在小河北沿的高台上，坐北朝南，门上挂着用硫璃穿成的门帘子，上面还有花花绿绿的图形，货架上有布疋鞋袜，针线刀剪等杂货，最为时兴的是那架大座钟，叮当叮当地走着给小店带来一点生气。
这家店名叫“天兴合”，店主人叫于永泉，按辈份我叫他叔。他一直在外面做小买卖。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跑东跑西，见了些世面，在村里人眼目中是个挺有本事的人。所以，村里人都知道他做生意，称他“于掌柜”，却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几年以后，我上了中学，才隐约知道他的“党员”秘密，而且知道他开的这个小杂货店原来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于永泉就是这个联络站的站长。
这个小店当年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２８年８月，在文登、荣成、威海一带组织起来的山东抗日联军第三军奉命西上蓬莱、黄县和掖县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文登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刘力生同志就利用“天兴合”这个招牌作掩护，以来往跑买卖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天兴合”店里有个小房间，县委书记刘力生和一些部长们来了就住在这里面。当时从蓬（莱）黄（县）掖（县）撤回来的许多干部路过坤龙邢家村到荣成方向去，和荣成一带要向西去的干部路过坤龙邢家时，都在于永泉的“天兴合”里落脚，住宿吃饭，于永泉对外人总是说来往的都是些买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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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又名赛时海。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生于高村镇中邢家。１９４５年３月参加八路军。曾任空军报社总编、社长，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这里的四篇短文选自《江海文存》林毅《潇洒岁月》卷。
１９３９年，由于地下党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于永泉就不再做买卖了，只是挂个牌子为地下党作掩护。这时，于永泉由坤龙邢家村联络站站长改任联络总站的总站长，西到５０里外的冯家集，东到３０多里的崖头集，北到５０余里的桥头集的几个交通联络站都归于永泉领导。他经常负责向驻在西北方向４０多里的葛家集的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来回传送情报的便是“天兴合”的一个姓宋的小伙计，他是联络站的交通员。
１９３９年８月，于永泉和刘力生派当时村里的自卫团长赛时礼到游击司令丛镜月部队去当兵，任务是为八路军拉人拉枪。赛时礼在丛部当了半年兵，当上了班长。这时，于永泉和刘力生派赛道端以卖梳篦子的名义去通知赛时礼把全班的人拉出来到山后王家村参加东海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赛时礼把全班１１个兵连人带枪都拉了出来，每个人一支匣子枪和一支大枪，每人子弹８０发。刘力生搞了六个菜和几瓶酒犒赏了他们。据赛时礼同志不久前告诉我，这个班的人除了他以外，１９４１年前相继在战斗中牺牲了。
于永泉是坤龙邢家村最早的三个地下共产党员之一。我父亲就是由他在１９４１年介绍入党的。那时候我只知道时常到“天兴合”小店里去找我父亲回家吃饭，却不知道他老是待在那里做些什么。也是后来才知道，“天兴合”还是村地下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地点。我父亲念过三年私塾，识几个字，会打算盘，性情随和，能联系人，对于村的公共事项他都热心参与。抗战开始后，村里建立了抗日村政权，但八路军时来时去，有时日本兵来，有时顽固派来，所以村政权实际上成了“三面政权”。这期间，我父亲当的是自卫团长。幼年的我，只知道父亲黑天白日地不着家，他本是做木梳的，常常把活扔下出去，家里人，包括我妈，都不知道他在为党工作。
有一次，我在家里翻找一件东西，在桌子下面一堆杂物里，看到了一本小书，６０开本，２００页左右，封面上印着一行红色标题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一定是父亲藏的。我又惊异又害怕，赶紧塞回原处。过了一些天，我想再看看那书里究竟说了些什么，翻了一阵没翻着，想必是父亲拿走了。自从看到这本小册子，我就猜出父亲八成是共产党了。
村里的党支部在抗战前就建立了，开始时只有三个人，到抗战开始以后陆陆续续发展到二、三十名党员了。这批抗战时期的老党员，个个都是对党忠心耿耿的，不计得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抛弃家庭利益，为党干了许多重要工作，但从来没有一个抱怨党给他们的报酬少。当时的一个叫张秀贞的女党员，是个长相漂亮又十分活跃的女青年。前几年我回家时在胡同口看到了她（是别人告诉我的）。她８０多岁了，右胳膊挽着一个粪筐子，筐子里装一把麦秸杆，一面踉踉跄跄地挪着走，一面自言自语嘟囔着：“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嚷道：“奶奶你走过了，你回来！”邻居告诉我，她痴了（患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据村支部书记介绍，党和政府对像她这样的农村老党员挺关心，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贡献，每年都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张秀贞虽然神智不清醒了，但家里的晚辈待她挺好，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
我父亲是十年前去世的，村支部特意为他送了一副挽帐，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忠心为党，革命一生。”他对于党，可真够忠的。他是属于被共产党从苦海里解救出来的又自愿投进党的怀抱的那类共产党员，他感激党、相信党。他始终是个农民，不知道什么叫“盲从”，什么叫“左右”，只知道党和毛主席说的就是对，就听，就干。对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过一句批评指责的话。对于党支部的活动，他直到年近８０了还是逢会必到。在一年一度的镇党委搞的党员集训班，他也是年年不拉。村里离镇上十多里地，别人劝他，腿脚不灵，大老远的，不要去了吧。他不但不接受劝说，有时还火刺刺地冲人家：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去，我去个样儿你看看。他去世后大伙都夸他说：这老爷子可真是共产党啊！
前几年，我每次回家时，都去看看老叔于永泉。他８０多岁了，腰弯成９０度；活动时都得找个小板凳柱着，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抗战时期那个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天兴合”掌柜的。今年我回家时，他已经离开人世了。（林毅）
找于烺去
１９３８年夏天，久旱不雨。原本终年河水滔滔的南大河，干得只剩下几个浅浅的水湾子，河里的鳖都只能藏在小小的水湾子里保命。记得有一回我二伯父带着我去叉鳖，一个下午叉了二十几个，晚上烧了一大锅鳖汤，全家老少十几口足足过了一次瘾。
就在这个天热地旱的时节，文登县尤其是大水泊一带出现了青年人当八路的热潮。我们坤龙邢家村的西半截是一条由大水泊通高村的大道，我家就在靠近大道的东侧。从我家门口便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小伙打北面过来。往南面走去。他们大多数都是光着脊梁背的，也有穿件破白褂的。当时，离坤龙邢家村西南面八里的墩后村，八路军在那里设了一个报名处。这些青年人都是扑着报名处去的，他们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
自从１９３７年底，胶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理琪等发动了天福山起义后，在文登一带点起了一把革命之火。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又遭到日本兵的摧残的农民们，一下子悟了，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在河北村（今井南村）人、共产党员于烺的带领下，迅速形成了参军当八路的热潮，很快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浩浩荡荡地离开家乡开往蓬黄掖一带作战去了。于烺西去以后，大水泊一带又形成了去找于烺当八路的热潮。当时去当八路的青年农民都以找于烺引为自豪。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传为美谈的对话：“做么去？”“找于烺去。”“找于烺做么？”“打鬼子。”
１９３８年夏天，设在墩后村的八路军报名处就成了方圆数十里闻名的地方。天天都有成百的年轻农民小伙子，毅然告别家乡，告别爹娘，从墩后报名后集合成队伍，开往蓬黄掖地区。
那时候，兵荒马乱。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游击司令，什么王兴仁、郑维屏、什么秦玉堂、苗占魁等等，都拉起武装，占地称王。他们到处插旗招兵。我记得，我们村里每月逢四逢八赶集，游击队便在集上插着自己的旗，张贴着招兵广告。广告上写着招兵的条件，有的标明每个兵的招兵费五元大洋，有的说去当兵以后还有什么优待。但是很少有人去报名，青年们不被金钱所吸引，都纷纷找于烺当八路军。
找于烺当八路，简直成了不可阻挡的热潮。那个年月，去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牺牲流血。所以村上的老人们许多都怕自己的孩子去当兵。有的干脆不让孩子上山干活，外出办事，怕他借机跑到墩后去报名当兵。可是，跑到墩后去的青年人还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记得村东头有个叫玉升的小伙子，当时２０岁上下。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家里人突然找不到他了。他定是跑去当兵了。家里人立刻连夜往墩后村方向追找，追到大河南岸后，玉升看到家里人来追他了，一头钻进了路旁的苞米地。苞米正长得密密实实，再加上是月黑头，家里人又追又喊，没追着。等到第二天早晨，家里人赶到墩后村八路军招兵处去打听时，被告知玉升一大早就跟着一批新兵往西开走了。许多日子以后，有人在牟平看到他，他正在于烺指挥的一支部队里当兵。
于烺成了我的家乡一带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二年后，一件乡亲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１９４０年秋末的一个下午，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听说于烺的灵柩要经过我们村，护送到他的家乡河北村。那时候，虽然农村里没有什么电话、电报等通信条件，可是口头传闻还是相当迅速的。在此之前，人们便已听说于烺因为犯什么错误在西南候家一带被处死了。人们虽然不了解于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但他们所敬仰的人突然被杀掉，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当灵柩由１６个人抬着从村的西南面进村时，村里人在大道中央摆开了路祭。听说，灵柩是一清早就开始护送的，凡是路过的村庄，村村都设祭迎送。所以，３０来里地，等走到我们村快天黑了。八仙桌上摆着各色各样的祭品，上香烧纸，大人小孩纷纷跪下给于三拜九叩首，许多人都悲痛地哭起来。然后由我们村派出１６个年轻人接着灵杠，抬着灵柩缓步往北送去，我随着几十口人一直跟在后面，直到出村好远，目送灵柩消失在暮霭迷朦中。
于烺的被处死，给附近地区的人民当年高涨的抗日热情，像是浇了一瓢冷水，受到很大影响。
（注：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３日，中共烟台市委发文为于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肯定了他对创建胶东革命根据地作出的贡献。）（林毅）
八路军驻进我们村
抗战开始以后，胶东半岛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像我们那个村，我、日、顽三种势力你争我夺，谁都想控制它。因此，虽然说村公所是我们抗日政府建立的抗日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村干部都是地下党员，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村中秘密党支部决定的。但是，这个政权组织除了要完成抗日政府布置的各种任务以外，同时还得应付日、顽两个方面逼迫执行的任务。更困难的是，是有时候对于日、顽势力逼迫完成的不能执行的任务，还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设法顶抗过去。比如有一年冬天，驻扎在高村的日本鬼子据点下通知到我们村，一是要送５００斤松木柴禾，柴禾要截成三寸长，劈碎，限第二天送去，这个要求根本无法做得到。另一个是要送一名大姑娘到据点里去做活。这明摆着要年轻女人供鬼子玩弄，决不能给送。村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街头巷口，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众口一声地要求村公所坚决顶住。“要顶住”是大伙的心愿，但是真的要顶住日本鬼子可是件很危险的事，弄不好要遭到村毁人亡的后果。怎么顶？村干部煞费苦心地想计策。可是直到第二天的下午，村干部们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既不去送柴禾和大姑娘，又可以不使全村遭祸殃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村里有些人害怕鬼子来村报复，陆陆续续有人开始离家到别村躲难。
正在这时，喜从天降！八路军二营傍晚的时候开进村来驻扎。二营早先已经来过几回，这回听村干部诉说鬼子又要柴禾又要姑娘的情况，便决定当晚派一个排的兵力到高村鬼子据点外面，用火力骚扰吓唬鬼子一下。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鬼子在二营开拔以后，也没敢进村报复。
当时，八路军的二营、三营和八营都时常进我们村驻扎。八营很特别，他们大半都是斜背马头大刀，步枪不多。他们住的房子里都烧着香和黄纸，说是祭神。听大人们说，八营是大刀会组成的，打仗时他们都是祭佛念咒，上战场时可以刀枪不入。可我们村的人都从来没有看到八营怎样打仗，不知他们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
二营这一回进村来，在与我家邻壁的祠堂里住了一个排。我和几个孩子一有空就跑去玩。有一天早饭后，看到他们在门口集合队伍，我们以为他们要开拔了。结果不是，而是要搜查丢失的两颗子弹。我们看到战士们子弹袋都装得鼓鼓的，每人最少也有１００发子弹。可是从他们检查时我才看清楚，他们的子弹袋里装的根本不是子弹，而是用截得象子弹一样长的高梁杆塞起来，真正的子弹每人只有两发。
他们丢失的两颗子弹最后究竟查到了没有我早已记不清楚了，可是子弹袋里的秘密我却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那时的战士就是用这样的武器装备同拥有机枪大炮的日军打仗，他们多么艰苦又多么勇敢啊！
二营这回进村与以往不同的是，队伍中间押着十几个犯人。每个犯人都头戴一个黑布口袋，只留两个孔，手都反绑着，前后都有几个身背大刀的刀斧手。有一天，忽然村里传开说二营要在西沙河杀汉奸！这可是震撼人心的稀奇事。杀谁呢？七传八说不准，人们都拥到西沙河的河滩上，等着看热闹。等到下午太阳偏西，队伍才开到河滩来，接着便排成一个大圈子，把老百姓都挡在圈外。又过一会，只见几个刀斧手手握大刀，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进了人圈。大伙一看都惊呆了：这不是老王吗？老王是谁？老王就是在本村南面黄泥沟一家财主家扛长活的长工，好几年就在那干活，村里谁都认识。他怎么犯了法？听部队宣布罪行中才知道，他曾给高村据点的鬼子传过情报，成了汉奸。那年月最被人痛恨的是汉奸，谁要是当了汉奸，连老百姓也不肯饶恕他。
宣布完汉奸老王的罪行以后，刀斧手们押着他往西南面不远的乱葬岗去斩首。我随着人群追着去看。我又害怕又想看，心惊肉跳，双腿都打哆嗦。我看到，汉奸被按在一个土坑边上跪下，一个刀斧手先对他的脖颈拍了一下，然后用力举起雪亮的鬼头刀猛地砍下去，立刻一股红通通的血往上窜起老高老高。不一会，又只见有个人拿着一个插在一根细棍上的大白饽饽紧跑上去，把饽饽触在汉奸冒血的脖颈上。不一会，他提着血红的饽饽往回走，人们都跟在后面看着，干这事的是在东头住的一个姓邢的人，听说用人血蘸过的饽饽能治痨病。后来我在上中学时念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时，才知道南方也有这么做的。姓邢的人家后来有没有用这个人血饽饽给人治好过痨病，不得而知。但是鲁迅先生只是在小说里编了那么个故事，而真的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事却是很难的，所以，我至今没忘。（林毅）
日寇大扫荡
１９４２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侵华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多次的“扫荡”行动。文登地区不仅文登城驻扎着日军，像大水泊、高村和墩后都安着日军的据点。根据地人民在日寇的摧残下遭受着深重的苦难。而１９４２年底至１９４３年１月，日寇对胶东半岛进行的“大扫荡”，更使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
日寇这次“大扫荡”也是其在胶东的最后一次“大扫荡”，带有最后想挽救败局的企图。投入的兵力很多，南从青岛起，北至渤海边，日军布置了一个一线向东推进的阵势，即所谓“拉网扫荡”。日军的“网”拉到文登一带时，已是农历的腊月下旬。一天夜里，村上的人爬到南山顶上往西看，只见昆嵛山地区从南到北出现一条火龙。这是“扫荡”的日军夜晚停止前进时点燃的火网。据从西边逃难过来的人传说，日军每隔５０步点燃一堆火，火堆与火堆之间的黑暗处则有日本兵把守，很难冲过火网去。
早在半个月以前，上面就通知说日军要大扫荡，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坚壁清野。那个年月，老百姓的家里都是空荡荡的，没有几粒粮，也没有几件衣裳，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埋藏的，只不过有的人家有头牲口，算是最值钱的。所以，大伙都在山沟找隐蔽的角落修地洞准备鬼子来时好躲藏。我爹他们在北沟一块地的地边上，利用一个大下坡掏了一个很大的洞，足可以藏进全家大小十四五口人。洞里还用干草铺好，放了一些地瓜干之类的食物，一旦鬼子要进村便往洞里钻。
可是，没有料想到，辛辛苦苦挖好的地洞，到了鬼子真的来时，竟然没有能用得上。
一天早晨，估计鬼子今天很可能要进村，因为头天已到了山后王家、青石岭一带，只差十几里地远了。我妈特地提前烧饭吃，准备吃完饭就全家上山进洞。我记得，那天早上正吃着饭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鬼子来了！”紧接着，村前村后乒乒乓乓地响起了枪声，我爹探头向外一看，鬼子已冲进南道，来不及跑了。怎么办？大人们顿时紧张起来。我家正房是四间，为了防备万一来不及跑，能有一个躲藏的地方，特意用我大妈的衣柜将最东头那间的房门堵起来，不注意看，会以为衣柜后面没有房间。那衣柜是上下两节的，上半截错开，人便可以钻进去，然后把它推正。当全家已无法往外跑时，便一齐躲进了这个伪装起来的暗间。我爹我妈和伯父、二伯商议：不能全躲进去，得留两个在外面支应，要不然鬼子可能抄翻得更凶。谁留在外边呢？大家决定：我爹是党员、村干部，得躲起来，我大伯胆子小，会被吓懵。我妈和二伯主动提出他们留在外边。我妈当时才是３０来岁的女人，平时胆子也不大，但为了一家大小的安全她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要应付凶恶的日本兵。只见她找出一件又破又脏的衣服穿在身上，又到锅灶下面掏了一把锅底灰往脸上一抹，然后又把发髻拉散，原本干净利落的年轻妇女，一下变成了疯婆一样。
我们躲在东房间的十多口人（包括来我家取东西没有来得及回家的香姑），都在替我妈和二伯担着心。不一会儿，听我妈贴着衣柜告知：鬼子进院子了！这时，只听一群鬼子大喊大叫地冲进屋里，用刺刀咔啦咔啦地到处乱捅，鬼子冲我妈嚷道：“八路的有？”我们只听屋里屋外到处都是翻砸声。这伙鬼子将几只鸡捉走之后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伙，又是一阵乱翻乱砸。一个鬼子用刺刀抵住我妈的胸口吼道：“八路的有？”我妈为避免鬼子乱搜，赶紧将所有的箱柜一一打开，以证明没有八路。忽然一个鬼子用刺刀伸到立柜下往里戳，我们黑屋里的人眼看着刺刀捅了过来，担心鬼子发现里面是房间，吓得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里。在这危险时刻，只听我妈对鬼子说：“皇军，你喝口水吧！”这是故意打岔，以便转移鬼子的精力。果然有效，那鬼子把我妈手里的碗打翻以后，嘟嘟噜噜地走开了。过一会儿，这伙鬼子走了。我妈悄声告诉：鬼子把骡子拉走了。当时大伙都想，骡子拉走不要紧，保住人就行。
这次鬼子“扫荡”进村，抓走了好几个人，其中包括小学的乔老师，打伤几个人。有一个被鬼子举起扔进了火堆，差一点被烧死。抢走的牲畜、财物不计其数。
事后，大伙都说幸亏我妈和二伯，问他们为什么不害怕，我妈说：不害怕是假，可想想那么一屋子十多个大人小孩的性命，那还顾得上怕不怕呢！（林毅）
在敌人的刺刀下(1)
县城里的日本鬼子在人民子弟兵——八路军的狠狠打击下，龟缩在碉堡里，不像前些日子那样猖狂了。
地处胶东半岛的昆嵛山麓六度寺村的乡亲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小麦丰收，整个村子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象。“多打粮，支前方，打败日本鬼，保国保家乡”的歌声，响彻云霄。
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５日这天夜里，月亮躲到了云彩的后面，星星失去了往日的晶亮，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草木茂盛的山谷里，除了潺潺的山涧溪水声以外，别的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不像平常，藏在森林杂草中的各种小动物，都在长夜争鸣。
早晨三点多钟，爸爸就起床了。他在夜幕中摸索着喂牲口，打扫院子，准备种地的工具。
爸爸在院子里突然直起腰大声问妈妈：“早饭好了没有？”
妈妈是一个能吃苦、爱劳动、好心肠的农村妇女，她的身体很不好，夜里常常咳嗽。可是，从来没有耽误过爸爸叫她做的事情。
“饭早就好啦！”妈妈毕恭毕敬地急忙回答。
“好了马上收拾吃饭。”爸爸满意而高兴地说。
爸爸和其他农民一样，忠诚憨厚，善良勤劳。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也没吃上一顿好饭。为了求生存，爸爸曾闯过关东。１９２７年，和王士杰等几个穷棒子到海参威做了五年码头工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苏联的变化，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爸爸经常给乡亲们讲，中国穷就穷在国家官员的腐败和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上，老百姓愚昧无知，科学技术不发达。爸爸尝到了不识字的苦头，积极张罗办学校，想使穷孩子能有一个读书识字的机会。爸爸的主张遭到村里一位垄断文化知识的权威者的反对。因为识字的人多了，这位权威也就垮台了。直到１９３７年初，爸爸冲破一切阻力，在村里办起一所小学校。附近的无染寺、柳林庄、新庄、软枣林等村的孩子都来上学。办学第一年的经费，是爸爸用他一年的辛勤劳动烧木炭赚来的几十块银元。
我也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代学生。
爸爸还经常给乡亲们讲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好。他终身难忘的是：他在船上卸货，脑袋被掉下来的桥板打了一个四寸多长的大口子，脑浆几乎都要流了出来，在医院里昏迷半个多月。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码头工人，而是在沙皇统治下的码头苦力，早就被扔到海里见“阎王爷”去了。因为他常讲苏联的好话，国民党地方杂牌军郑维屏部曾拘禁他半年之久。
１９３９年(２)，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并很快成立了人民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大力发展生产的政策，使乡亲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妈妈把雪白的馒头端到饭桌上时，爸爸发现哥哥不在，有点不满意了。哥哥刚满１８岁，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爸爸是个急性子，说到做到，说几点钟下地，差一时也不行。
“双德哪里去了？几点钟，还不起来吃饭？”爸爸非常严肃地问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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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秀生，又名王士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生于晒字镇六度寺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本溪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石化总公司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副总指挥、副总经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离休。本文选自《难忘的岁月》一书。
(２)１９３９年应为１９４０年。
“听说昨天晚上到民兵连部开会去了，可能是开会晚了，没能回来。”妈妈轻声而耐心地解释着。
爸爸立即站了起来，大踏步出了院门，走到房子东头停了下来，面朝北街喊道：“双德，回来吃饭！”
民兵连部设在北街王国有的厢房里，距我家不到二百米远，哥哥是可以听到爸爸的喊声的。实际上，爸爸的喊声他听到了，正在关上连部的门往家走。
这时，爸爸听说邻居王士萝已经种地走了，更是着急上火。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大声喊“双德......”语音没落，三、四把闪闪发光的刺刀一齐对着爸爸的脑前和脑后，一只戴着线手套的粗手捂住了爸爸的嘴，压低了嗓门对爸爸说：“你的不要动！”
开始的一瞬间，爸爸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脚穿大皮靴、身佩武装带、头戴小檐帽、手持大战刀的人。这时才明白过来，六度寺村被日本鬼子包围了。
“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你的带路。”另一个鬼子拽着爸爸的耳朵说。
这时，鬼子的刺刀已经刺破了爸爸背后的衣裳，接触到了他老人家的皮肉。可是他没有动。
“你的不去，死了死的有！”前面的一个鬼子把手中的战刀在爸爸眼前晃动了一下，继续凶狠地说。
爸爸狠狠地瞅了鬼子一眼，没有吱声，也没有动。他想：我死也不能给鬼子带路。可是八路军兵工厂碾炸药用的碾子是我家的，就在房子西头，靠近大道。此时，鬼子已经发现了它，正在拿着手电筒围着碾子观看，如果想对日本鬼子说：“这里没有八路军的兵工厂”，肯定是瞒不过去的。那么，鬼子现在要我带路，说明他们还不知道兵工厂在哪里，在那里住的三、四十名同志还有救。可是，怎么个救法呢？兵工厂在村北面山根底下一个独立的大院里，从村子中间一条小路上去，不足三百米远。鬼子要是知道这条小道，兵工厂的同志就会遭殃。爸爸打定了主意，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拖到天亮，工厂的同志就会发现敌人。他想：“最好的办法是使敌人开枪，那怕是向我开一枪，兵工厂的同志就可以得救了。”
鬼子发现爸爸不想为他们带路，恼羞成怒，前面的一个鬼子拽着爸爸的耳朵，身后的一个鬼子端起枪来就向爸爸刺来。爸爸想：日本鬼子杀个中国人，如同宰个小鸡。我这样被鬼子刺死是小事，兵工厂的同志不能逃出虎口是大事。于是，他被鬼子拽着耳朵不吭声的慢慢向前走去。一群豺狼，手里端着枪，跟在后面。当走到村南街的西口时，他没有直接向北走去，而毫不犹豫地转身顺着南街往东走，绕到了一株大柏果树底下。这里有一座孤独的破庙房，敌人以为是兵工厂，立即包围了它。鬼子搜了一气，发现上了当。爸爸是和他们兜圈子。于是，马鞭、枪把子、战刀和刺刀，一齐向他老人家身上、头上砍打过去，刹时间，爸爸变成了血人。这时，他借此时机，不顾一切的“哎呀，太君！哎呀，太君！”的大声喊叫了起来。
大柏果树和兵工厂大院形成三角，柏果树在东南，兵工厂在西北，中间有道石崖相隔，兵工厂大院在崖子上面，站在树底下高声说话可以听得见，但从柏果树底下去兵工厂大院必须绕到后街的西头，或者绕到大院的东头才能进去，中间无路可走。此时，东方已经破晓，兵工厂的执勤人员突然听到有人喊叫，并发现柏果树底下簇拥着一帮人群，便立即大声喊道：“谁？口令！”日本鬼子发现了兵工厂的目标，马上扑倒在地观察动静。转眼间，一个鬼子手持大刀在前，其他鬼子在后，迅速地绕道向兵工厂大院冲去。另外几个鬼子随后拽着爸爸的脖领子，边打边骂，进了兵工厂的大院。日本鬼子疯狂地搜索着兵工厂的各个角落。一个鬼子从屋里拖出一个蓬散着头发、身着裤叉背心的女人，原来，她姓王(1)，好睡死性觉，当执勤人员发现敌情后，其他人都应声而起，从后窗跳出去上了山，她却在梦中被敌人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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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人姓邵，见《初创时期的兵工三厂》一文。
敌人正在掏毁兵工厂的简陋设施，后山上突然爆炸两颗手榴弹。鬼子听到后，如同一群疯狗，朝着响声冲去。爸爸这时的心如同一块石头落了地。同志们得救了，他也就放心了。他趁着敌人注意力转移到后山的时机，急忙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偷偷地溜出兵工厂大院，急忙回到了家。当时，一些“黄皮子”（汉奸走狗）把我家藏东西的地洞扒开。正在抢夺衣物和小麦。妈妈和伯母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暗暗的在掉泪。年过六旬的伯父，蹲在门口一个劲地吸烟。爸爸见此悲惨情景，也心疼的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是王国礼的家吗？”一个背着盒子枪的黄皮子领着好几个日本鬼子手拿战刀闯进了院子蛮横地问爸爸。
“是啊！”爸爸有些慌恐地回答。
“你是王国礼？”一个鬼子用战刀指着爸爸的鼻子说。
“是！”爸爸的话音刚落，几个鬼子上来就把他绑上带走了。
日本鬼子进村时，我正在熟睡。妈妈便战战兢兢的小声对我说：“双仁啊！鬼子进村啦！”
我睁大眼睛，一个骨碌地爬了起来，穿上衣服就往外跑，想履行我儿童团长的职责，把鬼子进村的情报送到邻近村子。可是，小小的村庄被鬼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各大小道口都被卡住了，我东闯西闯好一阵子也没闯出去。后来，我爬在后园里的草垛上观察动静。
一个好端端的不足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下子闯进几百个穷凶极恶、禽兽不如的鬼子兵，还有拉驴队、抢粮队，搅得全村鸡犬不宁。他们抢的抢，夺的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的拉驴队公开说：“二哥，二嫂叫你多拿点小孩穿的衣服。”还有的说：“三叔三婶叫你多挖些小麦回去。”这些王八蛋。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味！
我在草垛上突然发现我爸爸被鬼子绑走了。我急忙跳下来，出了后园，在混乱的拉驴队、抢粮队中间，小心谨慎地探视着。心想：日本鬼子为什么把爸爸捉去了呢？哥哥是不是也被捉了去？急盼着八路军能知道敌情，利用有利的地形，给敌人以伏击，报仇雪恨，救救全村人民，救救我的爸爸。
当我走到后街时，看到一群鬼子围在王风仁的园墙边上一棵大杏树的周围，时而用马鞭抽打一个人，时而又把这个人吊在树上。我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我爸爸，他穿着一条破裤子，光着膀子，一条细麻绳缠在脖子上，脸上淌着鲜血。
我远远就听到一个日本鬼子哇啦哇啦一阵，一个黄皮子对爸爸说：“皇军问你，你儿子是在八路军哪个部队当团长，他领导多少人，现在在哪里？”
爸爸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向你们说过，我儿子是个庄稼汉，不是八路军的团长。”爸爸的嗓子嘶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
日本鬼子又哇啦几句，黄皮子指着爸爸又问道：“皇军问你，你儿子现在哪里，你能把他找来吗？”
爸爸被鬼子吊打得昏过去多次，吊起一次昏过一次，昏过去后，鬼子就用凉水往他头上浇，他醒过来，鬼子再进行吊打。
爸爸心里清楚，儿子是村自卫团长，告密者想把他和儿子同时置于死地，妄图借用日本人的手进行杀害。那么鬼子追问儿子的下落，说明鬼子还没有捉到他。爸爸愤怒地对那个黄皮子说：“我儿子今天一早种地去了。”
“你这个老混蛋，狡猾得很，你不把你儿子交出来，你就不要想活着。”鬼子说完把手一指，另一个鬼子把麻绳一拉，又把爸爸吊了起来。
我看到这一切，心里如刀绞一般难受。可是，当时我不仅见不到村里的大人，连我的小伙伴也一个见不到，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回头急忙往家里跑。当我跑到村中间西碾子时，碰到一群拉驴队正在瓜分抢来的东西。一个黑脸大个黄皮子站起来挡住了我的去路，并且朝着我的小腿肚子砍了一刀，我继续跑回家。妈妈看见我的腿流血，马上撕了一块破布包扎一下。我不顾伤口的疼痛，把爸爸被日本鬼子吊在树上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和奶奶。全家人都惊呆了。
年过八旬的奶奶，拄着拐杖，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领奶奶去看看。”
奶奶吃尽了旧社会的苦，爷爷弟兄五个，分家时，爷爷六口人只分到一亩半山坡地，还典出去抵了债。爸爸四岁的时候，爷爷出去闯关东，一去便杳无音信。后来得知，爷爷死在黑龙江的老林里。奶奶带着四个孩子，靠着白天给地主放牛，夜间纺线织布，以山枣野菜度日。八路军来了，日子刚刚好了起来，日本鬼子又来折腾，抢东西又抓人，搅得百姓不得太平。奶奶越想越生气，三步拼两步，很快来到园场。
爸爸的脸上流着鲜血，脖子上的小麻绳，勒得他喘不过气来。奶奶见此惨状，气愤地冲到鬼子跟前。奶奶的泪水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愤怒和仇恨。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捉他，打他？”奶奶边喊边向前冲去，几个鬼子用刺刀挡住了她。
“我要找你们的大官说理去！”奶奶边喊边用头向鬼子撞去。
奶奶知道，在人吃人的社会里，有理没处说，在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面前说理，简直是对驴弹琴。可是，她疼儿子，失去了儿子就会失去一切。她想触怒日本鬼子，把祸引到自己头上，用自己的老命换取儿子幸存。
正当奶奶向鬼子撞头时，从杏树底下走出一个戴近视眼镜、脚穿高筒皮靴的鬼子，手里拿着战刀，来到奶奶跟前，两眼一瞪，大嘴一张，如山驴吼叫：“八格牙路！”一脚正踢在奶奶的小腹上，奶奶顺着山坡滚下来，滚了十来米远。敌人的残暴罪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狠狠地瞪了鬼子一眼，骂了一句“狗娘养的”。我流着泪，飞快地跑到奶奶的身边，边叫边把她扶起来。可是，直到日本鬼子离开村子时，奶奶也没能爬起来。
七点多钟了，晨雾仍在昆嵛山麓飘浮。日本鬼子偷袭兵工厂未成，在村子里把老百姓折腾了近三个小时后，又偷偷的向南窜去。哥哥藏在六十二婶院子里的大缸里，日本鬼子没有抓到他，把爸爸和那位王同志五花大绑地绑在一起带走了。
全村被劫一空。我家的牲口被拉走，刚打下来的小麦也被抢光，全家１２口人，除身上穿的破单衣外，只剩下几个棉花套。北山庵于福春的妻子被鬼子刺死在灶房里，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坐在血泊里，不时地爬在妈妈的身上，挣扎着，哭叫着。这种悲惨的情景，真是令人终生难忘。
这股日本侵略者是昆嵛山西头——水道据点的，早有偷袭昆嵛山里八路军兵工厂的策划。但是，由于六度寺村地处险要，日本鬼子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几次“大扫荡”，他们也没敢踏入昆嵛山麓的边。
设在六度寺村以制造手榴弹为主的兵工厂，很早就发现了敌人的阴谋。因此，兵工厂的主要设备和主要生产骨干力量，在一个多月前就西迁栖霞县牙山一带，剩下的三、四十人多是留守人员。因而，也不像以前那样加倍注意防范了。再加上鬼子“大扫荡”刚过，又有天障保护，上上下下都存在着麻痹思想，放松了警惕。驻在水道的日本鬼子钻了这个空子，对六度寺村来了一个突然偷袭，使六度寺村的人民吃了一次大亏。
日本鬼子南窜到谭家口，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死伤很多。这时，日本鬼子又用刺刀逼着爸爸去抬敌人的伤员。当时，夜幕已降临，爸爸趁着敌人打了败仗后的混乱局面，途中一下了滚到了路边的一条河沟里，逃出了虎口。第二天早晨，爸爸赤着脚、光着膀子，带着满身的伤痕血迹回到家里。全家人见到了爸爸，真是又喜又恨。喜的是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人都还活着，特别是爸爸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救了兵工厂的同志；恨的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我当场向奶奶、伯父、伯母、爸爸、妈妈发誓：我长大了去当八路军，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回家。
日本鬼子偷袭六度寺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村男女老少对日本鬼子的极大仇恨。在全村声讨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会上，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决心为乡亲父老报仇雪恨。妇女、老幼一致表示，重整家园，发展生产，搞好支前。各个群团特别是民兵组织，总结教训，加强防范，建立健全了站岗放哨制度。我也领着儿童团开了会，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全村掀起了抗日救国保家乡的热潮。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鬼子没敢再到昆嵛山里来。昆嵛山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直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王秀生稿 关纪升整理）
故乡的抗日斗争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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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合”的秘密(1)
１９３８年初，抗战的风浪猛烈冲击着胶东大地，革命活动异常活跃。这年夏天，小山村坤龙邢家忽然出现了一个小杂货店。对于这个偏僻村庄来说，可算得上是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三间平房的店堂坐落在小河北沿的高台上，坐北朝南，门上挂着用硫璃穿成的门帘子，上面还有花花绿绿的图形，货架上有布疋鞋袜，针线刀剪等杂货，最为时兴的是那架大座钟，叮当叮当地走着给小店带来一点生气。
这家店名叫“天兴合”，店主人叫于永泉，按辈份我叫他叔。他一直在外面做小买卖。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跑东跑西，见了些世面，在村里人眼目中是个挺有本事的人。所以，村里人都知道他做生意，称他“于掌柜”，却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几年以后，我上了中学，才隐约知道他的“党员”秘密，而且知道他开的这个小杂货店原来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于永泉就是这个联络站的站长。
这个小店当年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２８年８月，在文登、荣成、威海一带组织起来的山东抗日联军第三军奉命西上蓬莱、黄县和掖县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文登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刘力生同志就利用“天兴合”这个招牌作掩护，以来往跑买卖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天兴合”店里有个小房间，县委书记刘力生和一些部长们来了就住在这里面。当时从蓬（莱）黄（县）掖（县）撤回来的许多干部路过坤龙邢家村到荣成方向去，和荣成一带要向西去的干部路过坤龙邢家时，都在于永泉的“天兴合”里落脚，住宿吃饭，于永泉对外人总是说来往的都是些买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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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又名赛时海。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生于高村镇中邢家。１９４５年３月参加八路军。曾任空军报社总编、社长，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这里的四篇短文选自《江海文存》林毅《潇洒岁月》卷。
１９３９年，由于地下党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于永泉就不再做买卖了，只是挂个牌子为地下党作掩护。这时，于永泉由坤龙邢家村联络站站长改任联络总站的总站长，西到５０里外的冯家集，东到３０多里的崖头集，北到５０余里的桥头集的几个交通联络站都归于永泉领导。他经常负责向驻在西北方向４０多里的葛家集的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来回传送情报的便是“天兴合”的一个姓宋的小伙计，他是联络站的交通员。
１９３９年８月，于永泉和刘力生派当时村里的自卫团长赛时礼到游击司令丛镜月部队去当兵，任务是为八路军拉人拉枪。赛时礼在丛部当了半年兵，当上了班长。这时，于永泉和刘力生派赛道端以卖梳篦子的名义去通知赛时礼把全班的人拉出来到山后王家村参加东海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赛时礼把全班１１个兵连人带枪都拉了出来，每个人一支匣子枪和一支大枪，每人子弹８０发。刘力生搞了六个菜和几瓶酒犒赏了他们。据赛时礼同志不久前告诉我，这个班的人除了他以外，１９４１年前相继在战斗中牺牲了。
于永泉是坤龙邢家村最早的三个地下共产党员之一。我父亲就是由他在１９４１年介绍入党的。那时候我只知道时常到“天兴合”小店里去找我父亲回家吃饭，却不知道他老是待在那里做些什么。也是后来才知道，“天兴合”还是村地下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地点。我父亲念过三年私塾，识几个字，会打算盘，性情随和，能联系人，对于村的公共事项他都热心参与。抗战开始后，村里建立了抗日村政权，但八路军时来时去，有时日本兵来，有时顽固派来，所以村政权实际上成了“三面政权”。这期间，我父亲当的是自卫团长。幼年的我，只知道父亲黑天白日地不着家，他本是做木梳的，常常把活扔下出去，家里人，包括我妈，都不知道他在为党工作。
有一次，我在家里翻找一件东西，在桌子下面一堆杂物里，看到了一本小书，６０开本，２００页左右，封面上印着一行红色标题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一定是父亲藏的。我又惊异又害怕，赶紧塞回原处。过了一些天，我想再看看那书里究竟说了些什么，翻了一阵没翻着，想必是父亲拿走了。自从看到这本小册子，我就猜出父亲八成是共产党了。
村里的党支部在抗战前就建立了，开始时只有三个人，到抗战开始以后陆陆续续发展到二、三十名党员了。这批抗战时期的老党员，个个都是对党忠心耿耿的，不计得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抛弃家庭利益，为党干了许多重要工作，但从来没有一个抱怨党给他们的报酬少。当时的一个叫张秀贞的女党员，是个长相漂亮又十分活跃的女青年。前几年我回家时在胡同口看到了她（是别人告诉我的）。她８０多岁了，右胳膊挽着一个粪筐子，筐子里装一把麦秸杆，一面踉踉跄跄地挪着走，一面自言自语嘟囔着：“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嚷道：“奶奶你走过了，你回来！”邻居告诉我，她痴了（患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据村支部书记介绍，党和政府对像她这样的农村老党员挺关心，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贡献，每年都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张秀贞虽然神智不清醒了，但家里的晚辈待她挺好，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
我父亲是十年前去世的，村支部特意为他送了一副挽帐，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忠心为党，革命一生。”他对于党，可真够忠的。他是属于被共产党从苦海里解救出来的又自愿投进党的怀抱的那类共产党员，他感激党、相信党。他始终是个农民，不知道什么叫“盲从”，什么叫“左右”，只知道党和毛主席说的就是对，就听，就干。对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过一句批评指责的话。对于党支部的活动，他直到年近８０了还是逢会必到。在一年一度的镇党委搞的党员集训班，他也是年年不拉。村里离镇上十多里地，别人劝他，腿脚不灵，大老远的，不要去了吧。他不但不接受劝说，有时还火刺刺地冲人家：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去，我去个样儿你看看。他去世后大伙都夸他说：这老爷子可真是共产党啊！
前几年，我每次回家时，都去看看老叔于永泉。他８０多岁了，腰弯成９０度；活动时都得找个小板凳柱着，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抗战时期那个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天兴合”掌柜的。今年我回家时，他已经离开人世了。（林毅）
找于烺去
１９３８年夏天，久旱不雨。原本终年河水滔滔的南大河，干得只剩下几个浅浅的水湾子，河里的鳖都只能藏在小小的水湾子里保命。记得有一回我二伯父带着我去叉鳖，一个下午叉了二十几个，晚上烧了一大锅鳖汤，全家老少十几口足足过了一次瘾。
就在这个天热地旱的时节，文登县尤其是大水泊一带出现了青年人当八路的热潮。我们坤龙邢家村的西半截是一条由大水泊通高村的大道，我家就在靠近大道的东侧。从我家门口便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小伙打北面过来。往南面走去。他们大多数都是光着脊梁背的，也有穿件破白褂的。当时，离坤龙邢家村西南面八里的墩后村，八路军在那里设了一个报名处。这些青年人都是扑着报名处去的，他们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
自从１９３７年底，胶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理琪等发动了天福山起义后，在文登一带点起了一把革命之火。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又遭到日本兵的摧残的农民们，一下子悟了，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在河北村（今井南村）人、共产党员于烺的带领下，迅速形成了参军当八路的热潮，很快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浩浩荡荡地离开家乡开往蓬黄掖一带作战去了。于烺西去以后，大水泊一带又形成了去找于烺当八路的热潮。当时去当八路的青年农民都以找于烺引为自豪。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传为美谈的对话：“做么去？”“找于烺去。”“找于烺做么？”“打鬼子。”
１９３８年夏天，设在墩后村的八路军报名处就成了方圆数十里闻名的地方。天天都有成百的年轻农民小伙子，毅然告别家乡，告别爹娘，从墩后报名后集合成队伍，开往蓬黄掖地区。
那时候，兵荒马乱。一时间出现了许多游击司令，什么王兴仁、郑维屏、什么秦玉堂、苗占魁等等，都拉起武装，占地称王。他们到处插旗招兵。我记得，我们村里每月逢四逢八赶集，游击队便在集上插着自己的旗，张贴着招兵广告。广告上写着招兵的条件，有的标明每个兵的招兵费五元大洋，有的说去当兵以后还有什么优待。但是很少有人去报名，青年们不被金钱所吸引，都纷纷找于烺当八路军。
找于烺当八路，简直成了不可阻挡的热潮。那个年月，去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牺牲流血。所以村上的老人们许多都怕自己的孩子去当兵。有的干脆不让孩子上山干活，外出办事，怕他借机跑到墩后去报名当兵。可是，跑到墩后去的青年人还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记得村东头有个叫玉升的小伙子，当时２０岁上下。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家里人突然找不到他了。他定是跑去当兵了。家里人立刻连夜往墩后村方向追找，追到大河南岸后，玉升看到家里人来追他了，一头钻进了路旁的苞米地。苞米正长得密密实实，再加上是月黑头，家里人又追又喊，没追着。等到第二天早晨，家里人赶到墩后村八路军招兵处去打听时，被告知玉升一大早就跟着一批新兵往西开走了。许多日子以后，有人在牟平看到他，他正在于烺指挥的一支部队里当兵。
于烺成了我的家乡一带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二年后，一件乡亲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１９４０年秋末的一个下午，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听说于烺的灵柩要经过我们村，护送到他的家乡河北村。那时候，虽然农村里没有什么电话、电报等通信条件，可是口头传闻还是相当迅速的。在此之前，人们便已听说于烺因为犯什么错误在西南候家一带被处死了。人们虽然不了解于烺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但他们所敬仰的人突然被杀掉，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当灵柩由１６个人抬着从村的西南面进村时，村里人在大道中央摆开了路祭。听说，灵柩是一清早就开始护送的，凡是路过的村庄，村村都设祭迎送。所以，３０来里地，等走到我们村快天黑了。八仙桌上摆着各色各样的祭品，上香烧纸，大人小孩纷纷跪下给于三拜九叩首，许多人都悲痛地哭起来。然后由我们村派出１６个年轻人接着灵杠，抬着灵柩缓步往北送去，我随着几十口人一直跟在后面，直到出村好远，目送灵柩消失在暮霭迷朦中。
于烺的被处死，给附近地区的人民当年高涨的抗日热情，像是浇了一瓢冷水，受到很大影响。
（注：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３日，中共烟台市委发文为于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肯定了他对创建胶东革命根据地作出的贡献。）（林毅）
八路军驻进我们村
抗战开始以后，胶东半岛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像我们那个村，我、日、顽三种势力你争我夺，谁都想控制它。因此，虽然说村公所是我们抗日政府建立的抗日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村干部都是地下党员，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村中秘密党支部决定的。但是，这个政权组织除了要完成抗日政府布置的各种任务以外，同时还得应付日、顽两个方面逼迫执行的任务。更困难的是，是有时候对于日、顽势力逼迫完成的不能执行的任务，还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设法顶抗过去。比如有一年冬天，驻扎在高村的日本鬼子据点下通知到我们村，一是要送５００斤松木柴禾，柴禾要截成三寸长，劈碎，限第二天送去，这个要求根本无法做得到。另一个是要送一名大姑娘到据点里去做活。这明摆着要年轻女人供鬼子玩弄，决不能给送。村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街头巷口，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众口一声地要求村公所坚决顶住。“要顶住”是大伙的心愿，但是真的要顶住日本鬼子可是件很危险的事，弄不好要遭到村毁人亡的后果。怎么顶？村干部煞费苦心地想计策。可是直到第二天的下午，村干部们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既不去送柴禾和大姑娘，又可以不使全村遭祸殃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村里有些人害怕鬼子来村报复，陆陆续续有人开始离家到别村躲难。
正在这时，喜从天降！八路军二营傍晚的时候开进村来驻扎。二营早先已经来过几回，这回听村干部诉说鬼子又要柴禾又要姑娘的情况，便决定当晚派一个排的兵力到高村鬼子据点外面，用火力骚扰吓唬鬼子一下。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鬼子在二营开拔以后，也没敢进村报复。
当时，八路军的二营、三营和八营都时常进我们村驻扎。八营很特别，他们大半都是斜背马头大刀，步枪不多。他们住的房子里都烧着香和黄纸，说是祭神。听大人们说，八营是大刀会组成的，打仗时他们都是祭佛念咒，上战场时可以刀枪不入。可我们村的人都从来没有看到八营怎样打仗，不知他们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
二营这一回进村来，在与我家邻壁的祠堂里住了一个排。我和几个孩子一有空就跑去玩。有一天早饭后，看到他们在门口集合队伍，我们以为他们要开拔了。结果不是，而是要搜查丢失的两颗子弹。我们看到战士们子弹袋都装得鼓鼓的，每人最少也有１００发子弹。可是从他们检查时我才看清楚，他们的子弹袋里装的根本不是子弹，而是用截得象子弹一样长的高梁杆塞起来，真正的子弹每人只有两发。
他们丢失的两颗子弹最后究竟查到了没有我早已记不清楚了，可是子弹袋里的秘密我却至今记忆犹新：我们那时的战士就是用这样的武器装备同拥有机枪大炮的日军打仗，他们多么艰苦又多么勇敢啊！
二营这回进村与以往不同的是，队伍中间押着十几个犯人。每个犯人都头戴一个黑布口袋，只留两个孔，手都反绑着，前后都有几个身背大刀的刀斧手。有一天，忽然村里传开说二营要在西沙河杀汉奸！这可是震撼人心的稀奇事。杀谁呢？七传八说不准，人们都拥到西沙河的河滩上，等着看热闹。等到下午太阳偏西，队伍才开到河滩来，接着便排成一个大圈子，把老百姓都挡在圈外。又过一会，只见几个刀斧手手握大刀，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进了人圈。大伙一看都惊呆了：这不是老王吗？老王是谁？老王就是在本村南面黄泥沟一家财主家扛长活的长工，好几年就在那干活，村里谁都认识。他怎么犯了法？听部队宣布罪行中才知道，他曾给高村据点的鬼子传过情报，成了汉奸。那年月最被人痛恨的是汉奸，谁要是当了汉奸，连老百姓也不肯饶恕他。
宣布完汉奸老王的罪行以后，刀斧手们押着他往西南面不远的乱葬岗去斩首。我随着人群追着去看。我又害怕又想看，心惊肉跳，双腿都打哆嗦。我看到，汉奸被按在一个土坑边上跪下，一个刀斧手先对他的脖颈拍了一下，然后用力举起雪亮的鬼头刀猛地砍下去，立刻一股红通通的血往上窜起老高老高。不一会，又只见有个人拿着一个插在一根细棍上的大白饽饽紧跑上去，把饽饽触在汉奸冒血的脖颈上。不一会，他提着血红的饽饽往回走，人们都跟在后面看着，干这事的是在东头住的一个姓邢的人，听说用人血蘸过的饽饽能治痨病。后来我在上中学时念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时，才知道南方也有这么做的。姓邢的人家后来有没有用这个人血饽饽给人治好过痨病，不得而知。但是鲁迅先生只是在小说里编了那么个故事，而真的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事却是很难的，所以，我至今没忘。（林毅）
日寇大扫荡
１９４２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年，这一年，侵华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多次的“扫荡”行动。文登地区不仅文登城驻扎着日军，像大水泊、高村和墩后都安着日军的据点。根据地人民在日寇的摧残下遭受着深重的苦难。而１９４２年底至１９４３年１月，日寇对胶东半岛进行的“大扫荡”，更使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
日寇这次“大扫荡”也是其在胶东的最后一次“大扫荡”，带有最后想挽救败局的企图。投入的兵力很多，南从青岛起，北至渤海边，日军布置了一个一线向东推进的阵势，即所谓“拉网扫荡”。日军的“网”拉到文登一带时，已是农历的腊月下旬。一天夜里，村上的人爬到南山顶上往西看，只见昆嵛山地区从南到北出现一条火龙。这是“扫荡”的日军夜晚停止前进时点燃的火网。据从西边逃难过来的人传说，日军每隔５０步点燃一堆火，火堆与火堆之间的黑暗处则有日本兵把守，很难冲过火网去。
早在半个月以前，上面就通知说日军要大扫荡，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坚壁清野。那个年月，老百姓的家里都是空荡荡的，没有几粒粮，也没有几件衣裳，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埋藏的，只不过有的人家有头牲口，算是最值钱的。所以，大伙都在山沟找隐蔽的角落修地洞准备鬼子来时好躲藏。我爹他们在北沟一块地的地边上，利用一个大下坡掏了一个很大的洞，足可以藏进全家大小十四五口人。洞里还用干草铺好，放了一些地瓜干之类的食物，一旦鬼子要进村便往洞里钻。
可是，没有料想到，辛辛苦苦挖好的地洞，到了鬼子真的来时，竟然没有能用得上。
一天早晨，估计鬼子今天很可能要进村，因为头天已到了山后王家、青石岭一带，只差十几里地远了。我妈特地提前烧饭吃，准备吃完饭就全家上山进洞。我记得，那天早上正吃着饭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喊：“鬼子来了！”紧接着，村前村后乒乒乓乓地响起了枪声，我爹探头向外一看，鬼子已冲进南道，来不及跑了。怎么办？大人们顿时紧张起来。我家正房是四间，为了防备万一来不及跑，能有一个躲藏的地方，特意用我大妈的衣柜将最东头那间的房门堵起来，不注意看，会以为衣柜后面没有房间。那衣柜是上下两节的，上半截错开，人便可以钻进去，然后把它推正。当全家已无法往外跑时，便一齐躲进了这个伪装起来的暗间。我爹我妈和伯父、二伯商议：不能全躲进去，得留两个在外面支应，要不然鬼子可能抄翻得更凶。谁留在外边呢？大家决定：我爹是党员、村干部，得躲起来，我大伯胆子小，会被吓懵。我妈和二伯主动提出他们留在外边。我妈当时才是３０来岁的女人，平时胆子也不大，但为了一家大小的安全她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要应付凶恶的日本兵。只见她找出一件又破又脏的衣服穿在身上，又到锅灶下面掏了一把锅底灰往脸上一抹，然后又把发髻拉散，原本干净利落的年轻妇女，一下变成了疯婆一样。
我们躲在东房间的十多口人（包括来我家取东西没有来得及回家的香姑），都在替我妈和二伯担着心。不一会儿，听我妈贴着衣柜告知：鬼子进院子了！这时，只听一群鬼子大喊大叫地冲进屋里，用刺刀咔啦咔啦地到处乱捅，鬼子冲我妈嚷道：“八路的有？”我们只听屋里屋外到处都是翻砸声。这伙鬼子将几只鸡捉走之后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伙，又是一阵乱翻乱砸。一个鬼子用刺刀抵住我妈的胸口吼道：“八路的有？”我妈为避免鬼子乱搜，赶紧将所有的箱柜一一打开，以证明没有八路。忽然一个鬼子用刺刀伸到立柜下往里戳，我们黑屋里的人眼看着刺刀捅了过来，担心鬼子发现里面是房间，吓得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里。在这危险时刻，只听我妈对鬼子说：“皇军，你喝口水吧！”这是故意打岔，以便转移鬼子的精力。果然有效，那鬼子把我妈手里的碗打翻以后，嘟嘟噜噜地走开了。过一会儿，这伙鬼子走了。我妈悄声告诉：鬼子把骡子拉走了。当时大伙都想，骡子拉走不要紧，保住人就行。
这次鬼子“扫荡”进村，抓走了好几个人，其中包括小学的乔老师，打伤几个人。有一个被鬼子举起扔进了火堆，差一点被烧死。抢走的牲畜、财物不计其数。
事后，大伙都说幸亏我妈和二伯，问他们为什么不害怕，我妈说：不害怕是假，可想想那么一屋子十多个大人小孩的性命，那还顾得上怕不怕呢！（林毅）
在敌人的刺刀下(1)
县城里的日本鬼子在人民子弟兵——八路军的狠狠打击下，龟缩在碉堡里，不像前些日子那样猖狂了。
地处胶东半岛的昆嵛山麓六度寺村的乡亲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小麦丰收，整个村子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象。“多打粮，支前方，打败日本鬼，保国保家乡”的歌声，响彻云霄。
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５日这天夜里，月亮躲到了云彩的后面，星星失去了往日的晶亮，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草木茂盛的山谷里，除了潺潺的山涧溪水声以外，别的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不像平常，藏在森林杂草中的各种小动物，都在长夜争鸣。
早晨三点多钟，爸爸就起床了。他在夜幕中摸索着喂牲口，打扫院子，准备种地的工具。
爸爸在院子里突然直起腰大声问妈妈：“早饭好了没有？”
妈妈是一个能吃苦、爱劳动、好心肠的农村妇女，她的身体很不好，夜里常常咳嗽。可是，从来没有耽误过爸爸叫她做的事情。
“饭早就好啦！”妈妈毕恭毕敬地急忙回答。
“好了马上收拾吃饭。”爸爸满意而高兴地说。
爸爸和其他农民一样，忠诚憨厚，善良勤劳。在旧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也没吃上一顿好饭。为了求生存，爸爸曾闯过关东。１９２７年，和王士杰等几个穷棒子到海参威做了五年码头工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苏联的变化，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爸爸经常给乡亲们讲，中国穷就穷在国家官员的腐败和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上，老百姓愚昧无知，科学技术不发达。爸爸尝到了不识字的苦头，积极张罗办学校，想使穷孩子能有一个读书识字的机会。爸爸的主张遭到村里一位垄断文化知识的权威者的反对。因为识字的人多了，这位权威也就垮台了。直到１９３７年初，爸爸冲破一切阻力，在村里办起一所小学校。附近的无染寺、柳林庄、新庄、软枣林等村的孩子都来上学。办学第一年的经费，是爸爸用他一年的辛勤劳动烧木炭赚来的几十块银元。
我也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代学生。
爸爸还经常给乡亲们讲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好。他终身难忘的是：他在船上卸货，脑袋被掉下来的桥板打了一个四寸多长的大口子，脑浆几乎都要流了出来，在医院里昏迷半个多月。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码头工人，而是在沙皇统治下的码头苦力，早就被扔到海里见“阎王爷”去了。因为他常讲苏联的好话，国民党地方杂牌军郑维屏部曾拘禁他半年之久。
１９３９年(２)，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并很快成立了人民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大力发展生产的政策，使乡亲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妈妈把雪白的馒头端到饭桌上时，爸爸发现哥哥不在，有点不满意了。哥哥刚满１８岁，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爸爸是个急性子，说到做到，说几点钟下地，差一时也不行。
“双德哪里去了？几点钟，还不起来吃饭？”爸爸非常严肃地问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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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秀生，又名王士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生于晒字镇六度寺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本溪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石化总公司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副总指挥、副总经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离休。本文选自《难忘的岁月》一书。
(２)１９３９年应为１９４０年。
“听说昨天晚上到民兵连部开会去了，可能是开会晚了，没能回来。”妈妈轻声而耐心地解释着。
爸爸立即站了起来，大踏步出了院门，走到房子东头停了下来，面朝北街喊道：“双德，回来吃饭！”
民兵连部设在北街王国有的厢房里，距我家不到二百米远，哥哥是可以听到爸爸的喊声的。实际上，爸爸的喊声他听到了，正在关上连部的门往家走。
这时，爸爸听说邻居王士萝已经种地走了，更是着急上火。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大声喊“双德......”语音没落，三、四把闪闪发光的刺刀一齐对着爸爸的脑前和脑后，一只戴着线手套的粗手捂住了爸爸的嘴，压低了嗓门对爸爸说：“你的不要动！”
开始的一瞬间，爸爸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脚穿大皮靴、身佩武装带、头戴小檐帽、手持大战刀的人。这时才明白过来，六度寺村被日本鬼子包围了。
“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你的带路。”另一个鬼子拽着爸爸的耳朵说。
这时，鬼子的刺刀已经刺破了爸爸背后的衣裳，接触到了他老人家的皮肉。可是他没有动。
“你的不去，死了死的有！”前面的一个鬼子把手中的战刀在爸爸眼前晃动了一下，继续凶狠地说。
爸爸狠狠地瞅了鬼子一眼，没有吱声，也没有动。他想：我死也不能给鬼子带路。可是八路军兵工厂碾炸药用的碾子是我家的，就在房子西头，靠近大道。此时，鬼子已经发现了它，正在拿着手电筒围着碾子观看，如果想对日本鬼子说：“这里没有八路军的兵工厂”，肯定是瞒不过去的。那么，鬼子现在要我带路，说明他们还不知道兵工厂在哪里，在那里住的三、四十名同志还有救。可是，怎么个救法呢？兵工厂在村北面山根底下一个独立的大院里，从村子中间一条小路上去，不足三百米远。鬼子要是知道这条小道，兵工厂的同志就会遭殃。爸爸打定了主意，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拖到天亮，工厂的同志就会发现敌人。他想：“最好的办法是使敌人开枪，那怕是向我开一枪，兵工厂的同志就可以得救了。”
鬼子发现爸爸不想为他们带路，恼羞成怒，前面的一个鬼子拽着爸爸的耳朵，身后的一个鬼子端起枪来就向爸爸刺来。爸爸想：日本鬼子杀个中国人，如同宰个小鸡。我这样被鬼子刺死是小事，兵工厂的同志不能逃出虎口是大事。于是，他被鬼子拽着耳朵不吭声的慢慢向前走去。一群豺狼，手里端着枪，跟在后面。当走到村南街的西口时，他没有直接向北走去，而毫不犹豫地转身顺着南街往东走，绕到了一株大柏果树底下。这里有一座孤独的破庙房，敌人以为是兵工厂，立即包围了它。鬼子搜了一气，发现上了当。爸爸是和他们兜圈子。于是，马鞭、枪把子、战刀和刺刀，一齐向他老人家身上、头上砍打过去，刹时间，爸爸变成了血人。这时，他借此时机，不顾一切的“哎呀，太君！哎呀，太君！”的大声喊叫了起来。
大柏果树和兵工厂大院形成三角，柏果树在东南，兵工厂在西北，中间有道石崖相隔，兵工厂大院在崖子上面，站在树底下高声说话可以听得见，但从柏果树底下去兵工厂大院必须绕到后街的西头，或者绕到大院的东头才能进去，中间无路可走。此时，东方已经破晓，兵工厂的执勤人员突然听到有人喊叫，并发现柏果树底下簇拥着一帮人群，便立即大声喊道：“谁？口令！”日本鬼子发现了兵工厂的目标，马上扑倒在地观察动静。转眼间，一个鬼子手持大刀在前，其他鬼子在后，迅速地绕道向兵工厂大院冲去。另外几个鬼子随后拽着爸爸的脖领子，边打边骂，进了兵工厂的大院。日本鬼子疯狂地搜索着兵工厂的各个角落。一个鬼子从屋里拖出一个蓬散着头发、身着裤叉背心的女人，原来，她姓王(1)，好睡死性觉，当执勤人员发现敌情后，其他人都应声而起，从后窗跳出去上了山，她却在梦中被敌人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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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人姓邵，见《初创时期的兵工三厂》一文。
敌人正在掏毁兵工厂的简陋设施，后山上突然爆炸两颗手榴弹。鬼子听到后，如同一群疯狗，朝着响声冲去。爸爸这时的心如同一块石头落了地。同志们得救了，他也就放心了。他趁着敌人注意力转移到后山的时机，急忙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偷偷地溜出兵工厂大院，急忙回到了家。当时，一些“黄皮子”（汉奸走狗）把我家藏东西的地洞扒开。正在抢夺衣物和小麦。妈妈和伯母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暗暗的在掉泪。年过六旬的伯父，蹲在门口一个劲地吸烟。爸爸见此悲惨情景，也心疼的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是王国礼的家吗？”一个背着盒子枪的黄皮子领着好几个日本鬼子手拿战刀闯进了院子蛮横地问爸爸。
“是啊！”爸爸有些慌恐地回答。
“你是王国礼？”一个鬼子用战刀指着爸爸的鼻子说。
“是！”爸爸的话音刚落，几个鬼子上来就把他绑上带走了。
日本鬼子进村时，我正在熟睡。妈妈便战战兢兢的小声对我说：“双仁啊！鬼子进村啦！”
我睁大眼睛，一个骨碌地爬了起来，穿上衣服就往外跑，想履行我儿童团长的职责，把鬼子进村的情报送到邻近村子。可是，小小的村庄被鬼子包围得水泄不通，各大小道口都被卡住了，我东闯西闯好一阵子也没闯出去。后来，我爬在后园里的草垛上观察动静。
一个好端端的不足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下子闯进几百个穷凶极恶、禽兽不如的鬼子兵，还有拉驴队、抢粮队，搅得全村鸡犬不宁。他们抢的抢，夺的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有的拉驴队公开说：“二哥，二嫂叫你多拿点小孩穿的衣服。”还有的说：“三叔三婶叫你多挖些小麦回去。”这些王八蛋。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味！
我在草垛上突然发现我爸爸被鬼子绑走了。我急忙跳下来，出了后园，在混乱的拉驴队、抢粮队中间，小心谨慎地探视着。心想：日本鬼子为什么把爸爸捉去了呢？哥哥是不是也被捉了去？急盼着八路军能知道敌情，利用有利的地形，给敌人以伏击，报仇雪恨，救救全村人民，救救我的爸爸。
当我走到后街时，看到一群鬼子围在王风仁的园墙边上一棵大杏树的周围，时而用马鞭抽打一个人，时而又把这个人吊在树上。我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我爸爸，他穿着一条破裤子，光着膀子，一条细麻绳缠在脖子上，脸上淌着鲜血。
我远远就听到一个日本鬼子哇啦哇啦一阵，一个黄皮子对爸爸说：“皇军问你，你儿子是在八路军哪个部队当团长，他领导多少人，现在在哪里？”
爸爸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向你们说过，我儿子是个庄稼汉，不是八路军的团长。”爸爸的嗓子嘶哑的几乎说不出话来。
日本鬼子又哇啦几句，黄皮子指着爸爸又问道：“皇军问你，你儿子现在哪里，你能把他找来吗？”
爸爸被鬼子吊打得昏过去多次，吊起一次昏过一次，昏过去后，鬼子就用凉水往他头上浇，他醒过来，鬼子再进行吊打。
爸爸心里清楚，儿子是村自卫团长，告密者想把他和儿子同时置于死地，妄图借用日本人的手进行杀害。那么鬼子追问儿子的下落，说明鬼子还没有捉到他。爸爸愤怒地对那个黄皮子说：“我儿子今天一早种地去了。”
“你这个老混蛋，狡猾得很，你不把你儿子交出来，你就不要想活着。”鬼子说完把手一指，另一个鬼子把麻绳一拉，又把爸爸吊了起来。
我看到这一切，心里如刀绞一般难受。可是，当时我不仅见不到村里的大人，连我的小伙伴也一个见不到，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回头急忙往家里跑。当我跑到村中间西碾子时，碰到一群拉驴队正在瓜分抢来的东西。一个黑脸大个黄皮子站起来挡住了我的去路，并且朝着我的小腿肚子砍了一刀，我继续跑回家。妈妈看见我的腿流血，马上撕了一块破布包扎一下。我不顾伤口的疼痛，把爸爸被日本鬼子吊在树上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和奶奶。全家人都惊呆了。
年过八旬的奶奶，拄着拐杖，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领奶奶去看看。”
奶奶吃尽了旧社会的苦，爷爷弟兄五个，分家时，爷爷六口人只分到一亩半山坡地，还典出去抵了债。爸爸四岁的时候，爷爷出去闯关东，一去便杳无音信。后来得知，爷爷死在黑龙江的老林里。奶奶带着四个孩子，靠着白天给地主放牛，夜间纺线织布，以山枣野菜度日。八路军来了，日子刚刚好了起来，日本鬼子又来折腾，抢东西又抓人，搅得百姓不得太平。奶奶越想越生气，三步拼两步，很快来到园场。
爸爸的脸上流着鲜血，脖子上的小麻绳，勒得他喘不过气来。奶奶见此惨状，气愤地冲到鬼子跟前。奶奶的泪水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愤怒和仇恨。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捉他，打他？”奶奶边喊边向前冲去，几个鬼子用刺刀挡住了她。
“我要找你们的大官说理去！”奶奶边喊边用头向鬼子撞去。
奶奶知道，在人吃人的社会里，有理没处说，在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面前说理，简直是对驴弹琴。可是，她疼儿子，失去了儿子就会失去一切。她想触怒日本鬼子，把祸引到自己头上，用自己的老命换取儿子幸存。
正当奶奶向鬼子撞头时，从杏树底下走出一个戴近视眼镜、脚穿高筒皮靴的鬼子，手里拿着战刀，来到奶奶跟前，两眼一瞪，大嘴一张，如山驴吼叫：“八格牙路！”一脚正踢在奶奶的小腹上，奶奶顺着山坡滚下来，滚了十来米远。敌人的残暴罪行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狠狠地瞪了鬼子一眼，骂了一句“狗娘养的”。我流着泪，飞快地跑到奶奶的身边，边叫边把她扶起来。可是，直到日本鬼子离开村子时，奶奶也没能爬起来。
七点多钟了，晨雾仍在昆嵛山麓飘浮。日本鬼子偷袭兵工厂未成，在村子里把老百姓折腾了近三个小时后，又偷偷的向南窜去。哥哥藏在六十二婶院子里的大缸里，日本鬼子没有抓到他，把爸爸和那位王同志五花大绑地绑在一起带走了。
全村被劫一空。我家的牲口被拉走，刚打下来的小麦也被抢光，全家１２口人，除身上穿的破单衣外，只剩下几个棉花套。北山庵于福春的妻子被鬼子刺死在灶房里，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坐在血泊里，不时地爬在妈妈的身上，挣扎着，哭叫着。这种悲惨的情景，真是令人终生难忘。
这股日本侵略者是昆嵛山西头——水道据点的，早有偷袭昆嵛山里八路军兵工厂的策划。但是，由于六度寺村地处险要，日本鬼子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几次“大扫荡”，他们也没敢踏入昆嵛山麓的边。
设在六度寺村以制造手榴弹为主的兵工厂，很早就发现了敌人的阴谋。因此，兵工厂的主要设备和主要生产骨干力量，在一个多月前就西迁栖霞县牙山一带，剩下的三、四十人多是留守人员。因而，也不像以前那样加倍注意防范了。再加上鬼子“大扫荡”刚过，又有天障保护，上上下下都存在着麻痹思想，放松了警惕。驻在水道的日本鬼子钻了这个空子，对六度寺村来了一个突然偷袭，使六度寺村的人民吃了一次大亏。
日本鬼子南窜到谭家口，遭到八路军的伏击，死伤很多。这时，日本鬼子又用刺刀逼着爸爸去抬敌人的伤员。当时，夜幕已降临，爸爸趁着敌人打了败仗后的混乱局面，途中一下了滚到了路边的一条河沟里，逃出了虎口。第二天早晨，爸爸赤着脚、光着膀子，带着满身的伤痕血迹回到家里。全家人见到了爸爸，真是又喜又恨。喜的是虽然吃了很多苦头，但人都还活着，特别是爸爸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救了兵工厂的同志；恨的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我当场向奶奶、伯父、伯母、爸爸、妈妈发誓：我长大了去当八路军，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回家。
日本鬼子偷袭六度寺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村男女老少对日本鬼子的极大仇恨。在全村声讨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会上，青年们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决心为乡亲父老报仇雪恨。妇女、老幼一致表示，重整家园，发展生产，搞好支前。各个群团特别是民兵组织，总结教训，加强防范，建立健全了站岗放哨制度。我也领着儿童团开了会，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全村掀起了抗日救国保家乡的热潮。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鬼子没敢再到昆嵛山里来。昆嵛山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党和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直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王秀生稿 关纪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