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兵工三厂的前身━━东海兵工厂(1)
１９３９年，夏历岁暮，正当家家户户准备欢度春节之际，风云突变，驻烟日军大举东犯，威海之敌也举兵策应，对我东海区的牟平、海阳、文登、荣成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
当时，驻东海区各城镇国民党地方游击队郑维屏、丛镜月、王兴仁、安廷赓等部，多是未触即溃，丢枪弃甲，作鸟兽散。这些散兵游勇，或投降日寇当了伪军，或呼朋引类，亦兵亦匪，为害梓里。郑维屏、丛镜月等所谓东海区的“封疆司令”，纠集其残部，啸聚东海屋脊昆嵛山，藉层峦叠嶂之险，隐伏不出（事实上他们已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与“胶东抗八联军”总指挥赵保原沆瀣一气，成为东海区“抗八联军”的头目，与八路军抗衡）。顿时，山河破碎，哀鸿遍野。肆无忌惮的日寇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不出旬日，于１９４０年正月初十占领海港要冲石岛，正月十三占领荣成轴心重镇崖头。至此，广袤富饶的东海区全部沦陷！
日寇在东海区全境所有城镇、港口、商埠和交通要道、关隘，遍设据点、碉堡，实行法西斯统治联防网络；并且各据点不分昼夜交叉出动“清剿”、“扫荡”。寇兵所至，施以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东海大地暗无天日，我人民群众陷于横遭杀戳与兵燹浩劫的苦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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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周光路，１９２３年生于高村镇慈口观村。１９４０年３月入伍，早期从事兵工工作。１９７７年后任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副经理、工委会主任、书记，省建筑科学研究所书记兼所长等职。１９８３年离休。本文选自《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一书。
日寇的暴行，激起我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国仇家恨，怒不可遏，抗日怒潮如火如荼。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侮！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共东海特委（书记于克恭），迎着困难和遍地寇兵，废寝忘食，奔波于各基层地下党组织。特委号召全党积极行动起来，抓住有利时机，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收集散兵丢弃的枪支、弹药和战马，趁热打铁组建人民武装，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在特委的号召、鼓动下，各地一齐响应，迅速行动，人民抗日武装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是年３月，八路军东海指挥部成立，于克恭任指挥。不久，文、荣、威大队（后称独立营）也相继组成。全民抗战的烈火在东海区各个角落熊熊烧起来了，村村舍舍，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几十户的小村，一次就拉起一个排，百余户村庄能建一个连。山乡僻壤到处可见雄赳赳、气昂昂的抗日队伍涌向抗日最前线，人民群众大受鼓舞！人民子弟兵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热情地送水、送饭，安排住处，亲如家人。
但是，这一支支士气高昂的生力军，武器装备奇缺，只有少数人手中有杂旧枪支，多数操原始落后的大刀、长矛，有的腰间只带一两枚手榴弹，甚至还有赤手空拳的。我党历来就十分重视人和武器的关系，手无寸铁或靠冷兵器，难以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日寇。只有把勇于献身卫国的人民子弟兵装备起来，手里有枪有弹，才能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战无不胜的人民武装劲旅。为了解决抗日队伍的燃眉之急，各级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和带领群众到处搜集武器；军民协力组织小型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通过敌工工作从敌人内部或“海外”秘密购进武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武器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还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设法制造。１９４０年３月八路军东海指挥部刚成立不久，即组建一个随军修械组，四五名工人都不是专业兵工行家，多是农村的小炉匠或手工业者。尽管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在长期的实践中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步枪、手枪小小不然的故障，到了这些能工巧匠手里很快就被排除了；他们把从战场上捡回的子弹壳经过简单修整、复装，便成了一粒完好的子弹。
１９４０年４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村（文登慈口观）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志海同志和东海指挥部敌工股交通员丛洪山同志悄然来到我家，同我和我父母商量关于东海指挥部要在这里筹建一所制造枪支、弹药的秘密兵工厂的事。周志海再三向家人交待：“此事绝对保密，同志们吃住都在你家，外面的事由光路去办；有什么风声我们会立即通知，不必担心。”我家住在村子西南角，比较隐蔽，易于转移；并且我父亲周其玉、母亲丛淑娟，都是对我党我军有深厚感情的农救会和妇救会会员，彼此心照不宣，一拍即合。第二天，我和母亲将前院的外门用柴草封闭起来，送饭送水，有事来往，从后窗通过。因这里环境极其险恶，在我村周围的高村、坤龙邢家、因寺桥和登登口，有日寇的四个据点，最远的6公里，最近的3公里，其余两个均是5公里；且日寇频繁扫荡这一带山区，保密工作非同小可，绝不可有丝毫闪失！一切就绪后，第二天黑夜周书记领来三位同志，负责人于振远，工人孙树春、谭明轩，不几天又派来一位鞠忠汉同志。因当时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所以定名“子弹修复组”。从此，我就成为本组联络员和采购员。工具很简单，只有几把小锤头、钳子和几根冲子，装在一只帆布袋里；还有一些弹壳、弹头和几包硝化棉发射药，装在一只钱褡子里。这样一旦发生情况，可随身带走。我父亲会做锻工活，有台打铁的小炉子、锤头和铁钳之类，还有点碎铁和不多的煤炭，全都用上了。这就是子弹修复组的家当。我父亲还兼有“攘箩”手艺，为保障安全，就常挑着担子串四乡，得到情况就立即返回报告。我母亲不仅关照食宿，夜间还坐哨。有几次“抗八联军”进村，她十分机警地带领同志们从屋边溜进村沟，很快转移到北山。
我们每天能修复一、二百发子弹。每隔一两天夜间在约好的秘密联络点，由八路军东海指挥部军工交通员鞠文义同志，把前方收集的弹壳和“瞎火”子弹背来复装，再把修复好的子弹背回前方。有一次我们的交通员化妆成商人，背着钱褡子往前方送子弹，途中与日寇遭遇，他敏捷地甩掉敌人，飞奔回驻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当大家赞扬他子弹一粒也没丢时，我们的交通员一本正经地说道：“只要我活着决不能丢掉这批军火！”他的一番话如金石坠地，铮铮有声，同志们无不为之动容多么忠勇的好同志啊！就这样，在我家里秘密地装了三个月的子弹，左邻右舍都未发觉。到八月间，形势渐趋好转，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基层政权也逐渐建立。这时，八路军东海指挥部派于洧、张云同志带七八名车、钳工来同子弹修复组合并，命名为“十八集团军东海兵工厂”。于洧任厂长，张云任会计兼秘书，我任采购员，全厂不过十几人。主要任务是装配子弹、修理枪械。九月份，八路军山东人民纵队第五旅派第一兵工厂擅长弹药专业的曹元敏带领毕仁凤等同志，前来筹备生产手榴弹。不久，于云日也从三军修械所调来；为了适应新产的需要，又招募了林树森、房树森等民间翻砂匠，成立了木工组、冶金组。十月份就开始小批量生产手榴弹。这时，工厂已扩大到30人。随着形势的好转，工厂也从绝对保密的状态中，转为半公开，群众也都知道村里有个兵工厂。但对外，消息仍然封锁得十分严密。群众象热爱子弟兵一样热爱工厂和兵工战士。在群众的保护下，我们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从事兵工生产长达半年之久，安然无事。这在当时那样险恶的环境中，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工厂日益扩大，生产组织也逐渐健全起来，设有修理组、子弹修复组、手榴弹组、木工冶金组等。但是，随之而来的突出矛盾是，没有足够的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同志们为前线武器弹药的匮乏心如汤煮！领导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多方面找门路，解决面临的困难。车工老王是石岛人，他告诉我们石岛北5公里斥山集（日寇据点）一家修车铺里有一台手摇钻和一台老虎钳。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名同志，由老王带路连夜出发，赶了50华里，凌晨两点左右到达斥山。怕惊动碉堡上的日寇岗哨，不能叫门，也不能拍门，只好把店主的门轻轻撬开，把他领到村外，讲明来意，请他借给钻、钳支援抗日，等胜利后定来归还。店主满口答应，迅速回店将摇钻和虎钳送到村外，交给我们。我们留给他一张收据。1942年斥山据点被我军拔掉，我们派人去付了款，还赠送一张奖状，店主十分高兴地说，我早已忘记了，八路真讲信义。没多久，我们听群众讲，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王兴仁部的兵工厂设在顾家西庙（离我村4公里），日寇东侵，他们逃走前，把机器藏在告驾口村一个乡长家。我和两名工人连夜赶去，把这个乡长带到村外一座小山上，向他讲明政策，让他交待出真实情况。他战战兢兢地告诉我们，有一台机器和一些钢铁，埋在村南河滩里。我们逼他挖了出来，立即运回。懂行的同志一看，是一台旋木头的床子，正好用它旋手榴弹把。但是，大批量地生产弹皮，又需要一套相当规模的翻砂设备。两名翻砂技工，是从张家埠铸锅厂动员来的，他们看到厂里生产工具和设备十分简陋，很是焦急，便主动向领导反映：原来他们那所铸锅厂，自日寇入侵就停产了，全套设备和原材料都存在厂里。我们根据他俩提供的情况，立即组织了3位同志到该厂进行协商。当时提出两种方案：一是由厂方给我们加工弹皮，我们付加工费；二是把全套翻砂设备和生产工具租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付租赁费，损坏按价赔偿。厂方一听要他们给八路军加工手榴弹皮，就紧张起来了，因为这里离敌人据点只几里路，且张家埠海口时有日寇汽船梭巡，各地客商进出不断，人员复杂，在这里生产弹皮，实在有点冒险。他们选择了第二方案，这与我们设想合拍。于是双方立即进行清点、起运，所存生铁、焦炭也都买下。几经周折，终于有了人，有了设备、工具和相当数量的原材料。大家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第一炉手榴弹皮，经检查，质量达到要求标准。从此，手榴弹就由少到多大批输送到抗日前钱，成为装备部队、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的工作成绩受到东海指挥部的通令表扬。借给我们装备的张家埠铸锅厂，也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仅帮我们搞来生铁、煤炭，该厂的会计房耀森等几名同志，还先后参加了革命。这个翻砂组，就是后来胶东第三兵工厂冶金部的前身。
大批量生产手榴弹，就必须具有大量木料做弹柄和弹箱。开始是通过地方党动员村里群众，把屋前屋后成材的树木卖给我们，但数量达不到生产的需要。大家为此焦虑万分！一天，厂里一位木工忽然提出慈口观村东那座古庙的大殿全是木结构，庙前还有两棵数人合抱的大银杏树，若是拆了庙，伐了树，这些木料用来做弹柄、弹箱，恐怕打败日本鬼子也用不完。这个提议无异于雪中送炭，大家齐声赞成。但地方党组织感到为难：一方面兵工厂急需木材，拆庙、伐树迫不得已；另一方面，拆庙伐树，村里的老人，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可能想不通；寺内还有一老一少两位道士，恐怕也难以接受。可是，当地方党组织坦诚地向全村父老交了底，说明其迫切性后，竟出乎意料我们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报仇雪恨，抗日救国”的大局压倒一切，全村群众热烈支持拆庙、伐树的建议，甚至老人们也带头支持尽快行动，于是全村青壮年一齐动手，不出10天，拆庙、伐树任务圆满完成，两位道士也愉快地接受了新生活的安排。全村群众又一致通过，将全部木料和庙内所铁钟、金属供器，无条件交兵工厂作生产材料。在群众帮助下，我们把这批木料整理后，隐藏在深山密林或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直到东海兵工厂迁出慈口观两年后，做弹柄、弹箱，还是用的这批木料。
有人民群众做后盾，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整整50年过去了，但我仍然想到这是欠慈口观村一笔历史沉帐。现在知道此事的同志寥寥无几了；慈口观村虽然贫困，可是群众从未为此向政府索取任何报酬，鱼水深情令人感慨不已！
制造雷管要烧雷汞，曹元敏同志开条领硝酸和水银，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经多方打听，得悉烟台有货。我们便委托一位同伪军官有关系的行商到烟台采购，不到三天即搞来2磅硝酸、4两水银，但我们却花了个大价钱，用了几百元的“运动费”。我为了保留这个特殊关系，必要时救急，就如数付了钱。在日寇严密封锁下，搞出点军工用品是要冒风险的。东海区三面环海，海岸线长，小商埠很多，对外通商历史悠久，在海外做事的人不少。我们便充分利用地利之便，对兵工生产所需的锉刀、锯条、钻头和钢材等，通过条条海上渠道得到小量的满足。1940年的秋末冬初，荣成俚岛港停？白两艘从安东（今丹东市）驶来的商船，一次卸下各种钢材数十吨，另有锉刀、锯条等一大批生产物资。在日寇统治多年的关东军大本营的东北地区，能搞到如此之多的“犯禁”物资，是极不容易的，我们采购人员不惜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地保证军工生产，支援前线。
我们的根据地日渐扩大，地方政权日益健全与巩固。发动群众捐献物资支援抗日战争，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日寇”的号召下，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迅速行动起来，捐献物资支援兵工生产。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破锅铁、废犁具都搜集起来了；不少青妇队员将结婚银手饰也献出来了；老年人把家藏铅锡供器、银元和铜元（当时为流通货币）也一摞一摞地捧出来了；儿童团唱着“献一枚铜子，做一个枪子，送给八路军，打死日本鬼！”到处宣传鼓动。群众力量是无穷的，集腋成裘，大批生铁、铜、银、铅、锡等物资源源运到工厂，极大程度地补充了兵工生产的物资供应。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起那种人民战争的喜人热烈场面，犹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由于我全民抗日战争形势的日益发展和日军调整部署，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0年年底，东海区
的日寇兵力已显不足，被迫将星罗棋布的据点，收缩到各县城、港口和几处交通要冲①。为了扩大敌后根据地，扫清抗日道路上的障碍，1941年1月7日，山纵一旅司令部决定进剿盘踞在昆嵛山的“抗八联军”郑维屏、丛镜月部。五旅十四团由对昆嵛山了如指掌的东海老红军于得水团长率领，从山后迂回包抄；东海指挥部独立团从山前展开正面攻击，前后策应，经七昼夜激战，一举解放昆嵛山区，歼敌两千余。郑维屏率其残兵败将北逃至牟平，后又逃到莱阳吉格庄赵保原防地；丛镜月在卫士们前后簇拥下逃至丁缚庭驻地黄村。其所有辎重、后勤物资和他们一个小兵工厂为我所获。
①1940年12月，东海兵工厂按五支队指示迁到侯家东南面的南鱼池、北鱼池和崔家一带。
昆嵛山战役刚一结束，东海指挥部急令东海兵工厂速派接收组进山接收。厂领导当即派我带领两名同
志日夜兼程赶到昆嵛山送郑维屏兵工厂驻地辛庄，开始清查设备、物资并造册登记。经查，其所有设备基本完好，特别是一台小柴油机，更是难得之物。在接收过程中，我们还冒着风雪到山沟、石洞和各山庵搜寻遗散物资。一天，我们在辛庄附近的梧桐庵一山民屋内，查出郑维屏70多岁的老母。我们将她送往东海指挥部后勤部，曼伦政委接见了她。三天后，派员将老人扶上马，送到60华里外的接头点，当面交给郑维屏。他见到儿子就责骂：“人家八路军确是好人，千万不能打人家啊！……”这是我军解放昆嵛山执行统战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
昆嵛山区被解放之后，东海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全境“抗八联军”已基本消灭，东西贯通200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为加速兵工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环境。昆嵛山战役结束不久，东海指挥部决定东海兵工厂立即迁往昆嵛山。接到命令，全厂上下精神振奋，仅用了不足半月的时间，到1941年2月中旬胜利完成迁厂任务，生产也全面展开。东海兵工厂边生产边扩大，春节刚过，山纵胶东五旅司令部派邢林带领一批骨干来厂，同时又从五旅所辖的兵工一厂和二厂调来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如手榴弹部祝春芳、刘锦章、高素珍、王桂香；技工部董泽民、刘俊五、李勤甫、郝景春、李鸿志、阎德顾同志等；还有不少来自原“抗八联军”兵工厂和“海外”归来的技术工人，使兵工队伍与装备得到空前充实与扩大，不久全厂人数就增至约250余名。这是在战火中诞生、成长与壮大的东海兵工厂的鼎盛时期。
1941年2月下旬，山纵五旅司令部命令，以东海兵工厂为基础，成立“胶东第三兵工厂”，隶属山纵五旅司令部。至此，东海兵工厂完成它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回溯50年前，东海兵工厂迎着民族危机在战火硝烟中诞生。它所处的时代，正值抗日战争中日寇“三光政策”、经济封锁最为猖獗的历史时期。但我们的兵工战士在中共东海特委和东海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含辛茹苦，历尽艰险，全力支援人民子弟兵同日寇浴血奋战，充分体现了我们工人阶级不畏强暴、捍卫祖国的英雄本色。光阴如流，弹指间不觉已过半个世纪。时至今日，当年的兵工战士，健在者已经不多了，每逢回忆起他们艰苦卓绝、勇于牺牲的精神和气魄就激动不已！欣逢《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付梓问世之际，据事直书，追述兵工先辈们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光辉业迹，以抒发对这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的无限崇敬与深切思念！并谨以此文，奉献给今天为祖国四化建设大业，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中、青年朋友们。
初创时期的兵工三厂
一
兵工三厂是以原东海指挥部（后称军分区）所辖东海兵工厂为基础组建而成，隶属山纵第五旅，与先已在西海建立的第一、第二兵工厂并列为胶东兵工工业三大主力厂。
兵工三厂在战火诞生、成长、壮大。1941年1月，我五旅十四团和东海指挥部独立团，围歼盘踞在昆嵛
山的顽军郑维屏、丛镜月等部，并缴获其辛庄兵工厂，由我东海兵工厂接收。不久，五旅派邢林带领二十余名技术骨干前来组建第三兵工厂，邢林任厂长，于洧任副厂长，王光任教导员。
这时，三厂驻昆嵛山辛庄一带。这里群山耸立，沟壑纵横，树木茂密，是胶东早期红军活动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地形隐蔽，易于同敌人周旋，是战时搞兵工生产的理想之寺。在这条东西向的沟壑里，自东而西的柳林庄、宫家庄、辛庄、六度寺、无染寺等村落和庙宇，都是兵工三厂的驻地。当然，山区办工厂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道路不便，往返运输大都靠肩挑人抬，山区群众生活困苦，工厂所需之物资很难就地筹措，等等。
建厂初期，厂部驻辛庄。厂部人员非常精干，除几位领导以外，还有会计兼文书张云，负责料理帐目及文书收发工作；总务房尧封，负责行政事务工作；保管周光路和于天一，负责原材料采购、供应和保管工作。厂部设警卫排（不久扩编为警卫连）负责全厂的警戒与保卫工作。后来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逐步设立了总务股、工务股。
工厂下设生产机构是部（相当于车间）、组、班。机工部驻辛庄。主任于指九、副主任于云日，主要任务是修理和制造枪械；修械部驻柳林庄，主任阎德顺，主要任务是修枪、修炮；两个弹药部，弹药一部主任曹元敏，驻宫家庄，二部主任孔宪文，驻六度寺，负责弹药装配；子弹部主任于振远，驻宫家庄，当时只能复装子弹；冶金部驻无染寺，主任刘香山，主要任务是铸造弹皮等。经过一段发展，全厂工人约二百多名。
①这篇稿子是张惠周根据黄秉恒、周光路、殷逢林和张云等人的回忆录，并参考有关材料编写的。张惠周，1925年5月生于荣成市崖头。1942年6月入伍。离休于烟台高级劳动技校。此文选自《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
兵工三厂成立不久，就广招人才，加强建设一支思想好、技术过硬的队伍。邢林同志带来的20余名技术骨干和后发展的一些同志不少是高级技术工人，熟悉各种枪械的制造和装配技术。到1942年初，刘振同志接任兵工三厂厂长时，已发展到400余人，技术力量相当可观。
兵工三厂初建时期设备简陋，不敷应用。起初，一部分设备是东海兵工厂进山时带来的，如翻砂炉、风箱、虎钳之类；一部分是接收顽军郑维屏、丛镜月部兵工厂的设备，这些设备土造居多。唯一的动力是一台小柴油发动机，因受战争环境的制约，也不能开动。在当时的条件下，三厂绝无能力制造军工专用设备和一切通用机床。因此，设备来源同我军战斗部队的装备一样，大多是在战斗中消灭敌人，武装自己的。我们曾多次配合部队作战，缴获敌军的设备，补充自己。1942年春，我军将胶东“抗八联军”总指挥赵保原的主力向掖县一带引去，使其大本营大夼只留下一个新兵团守卫。我军五支队十六团于5月15日晚，以闪电战术突袭大夼，全歼其新兵团，缴获其整个家底报社、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和其储存的全部辎重，解放了一大批工人。据说赵保原在行军途中得知大夼失守，当即晕过去，从马背上栽了下来，苏醒后叹道：“我中了共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了！”他数年苦心经营的家当，毁于一旦，能不哀鸣！从此，赵部大泄元气。我们多次缴获顽军的兵工厂，以此次最为丰盛，机床有车、刨、钻等几十部，而且大都是从青岛搞来的“洋”设备，比原有的好多啦。更重要的是，一些制造兵器的内行，被解放过来，成为我们的技术骨干。这在兵工三厂的初创时期，无疑是一次关键性的扩充，为三厂生产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活力。
建厂后，虽然条件很差，但兵工工人们的干劲很大，开始只能复装子弹，修理枪支，不久就能制造手榴弹、地雷，试制步枪、手枪，以至制造掷弹筒和掷弹，并形成批量生产。
二
1941年，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侵华日军企图“速战速决”的迷梦已破灭，对国民党采取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副的政策，将其百分之五十的兵力投入敌后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蚕食”、“围剿”和“扫荡”。胶东地区的日寇频繁出击，“抗八联军”坚持与人民为敌，伺机进行摩擦，形势极其险恶。
我军兵工厂的创建与发展，令日寇大为震惊，视为心腹大患。他们一经侦知我兵工厂驻地，即在其军用地图划上标记，并密令各据点日寇，把我兵工厂和兵工工人作为“扫荡”、“围剿”中消灭的主要目标。
兵工三厂组建不到两个月，即1941年3月14日，接到上级指示，文登城日寇近日将偷袭我兵工三厂，命令三厂要在一天内彻底疏散，转移出山。三厂立即组织动员，在当天九时前，将全部设备和物资在山沟、河流疏散完毕。为了出山后抓紧空隙继续生产，便将轻便设备及工具，随队带到新防地。然后把疏散人员编成两个小分队，决定疏散到文登侯家集以东。一分队是女同志，约30人，由姜明海同志带队，晚九时出发，到宋村集合，全程50华里，要求翌日凌晨3点，抢过宋村，以防文城日伪军出动。到3点时，离宋村还有8华里，一些女同志极度疲惫，又怕拂晓与日寇遭遇，就决定住下。二分队是男同志，共18人，由刘香山和周光路带领，于夜11点出发，要求翌日凌晨4点抢过宋村。到4点，离宋村还有5华里，听到前面村里有狗吠声，以为是一分队进了村，就想加快步伐追上去。靠近宋村集，狗吠声越来越紧，队伍行进的步伐更快了，争取撵上去。为了防止出问题，他们一起商量：是直奔宋村，还是绕道而过？最后，大家决定直奔宋村。为防万一，把队伍拉开距离，队前放两名尖兵，队尾两人殿后，各拉开1华里之距，并错误地规定：“遇事即返，无事就过”，未曾想到遇事返不成，结果两个尖兵一进村就被敌哨兵扣住。原来敌人队伍已埋伏在村头路口，后面的同志误认为前面无事，就开始进村。当敌哨问过口令时，左右一齐开枪，这才知道撞进敌人的伏击圈内，立即后撤突围。敌人追击五里路才收兵。周光路、于天一两人登上山顶，陆续汇集起11名同志，7名无下落。经过商量，派4名同志速回厂部报告，再派两人化装进村，探查情况。他们混进村去看到我6名同志被绑着，1名同志被铁丝拴着两侧锁骨，情景十分残忍！当天时过中午，敌人集合起队伍奔袭昆嵛山兵工厂厂部和机工部驻地辛庄，因我们事先做好准备，辛庄已是一座“空城”。日寇恼羞成怒，威逼年仅11岁的兵工战士小王，小王只讲了一句话：“工厂搬走了，搬到那里，不告诉小孩子。”日寇又穷凶极恶地把用铁丝拴着锁骨的同志吊在厂部前的桃树上，直至打死，这位同志也没有向敌人吐出一点情况。敌人大失所望地围着村子搜查，挖走了一台设备，下午5时，悻悻而去。我被捕的7名同志，除在宋村、辛庄牺牲的两名外，其余5名被敌人押回文登城。其中孙军医通过“家门里”（“三番子”教）的关系，一月后被放出来，11岁的小王因精神失常也被放回。另外3名同志在端午节之夜敌人处决我十余名抗日人员时，一起绑赴刑场，其中房树森同志在
赴刑途中偷偷把绳扣解开，到达刑场，待敌人后退开枪射击的瞬间，他抖掉绳索，撒腿猛跑，因是黑夜敌人用排枪射击也未打中，虎口余生，拣了一条命。其余两名同志被日寇枪杀。此次，日寇宋村设伏、奔袭兵工三厂，被称为“宋村事件”。这是日寇有预谋的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把我兵工厂三厂扼杀在摇篮之中，以后一系列的实事都证实了日寇这一阴谋。
“宋村事件”之后，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4月13日，日寇又突袭昆嵛山兵工三厂厂部、机工部驻地辛庄和弹药一部、子弹部驻地宫家庄，杀害了我一名回家探亲归返的工人，放火烧了辛庄、宫家庄等几栋作为兵工生产场地的民房。4月底，厂部和机工部奉命先行撤出昆嵛山，南下到爬山前后的新防区。机工部驻吴家庄、厂部驻于家泊子（不久转移到大宋家，机工部迁至高家台子）。
再过一个月零六天的5月19日①拂晓，驻水道（牟平县大据点之一）日伪军又奔袭昆嵛山六度寺兵工三厂弹药二部。时年46岁的村民王国礼清晨到园里浇菜，刚走到村边，就被日军捉住。一群寇兵围上来。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威逼他把日军领到兵工厂和工人住所。他想，天一露亮，工人就起来上早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要豁上命去保护好人民的兵工厂和工人兄弟姐妹们！于是，他佯做殷勤，领大队日军在村周围兜起圈子来。日寇穿着东洋钉靴，踏着山村的石子路咔咔作响，我值暗哨的金立钊、于焕福发觉情况，立即报警。女工鞠远峰叫醒尚在梦乡里的所有女同志，每人操两枚手榴弹分散突围。顿时，步、机枪声响成一片。一名入伍仅20天的年轻女工邵金砖因没经过实战锻炼，行动迟缓了一步，被寇兵所俘，同王国礼一起吊在树上，日寇对他们严刑拷打，威逼他们报出弹药部所藏弹药和物资地点，他们视死如归，一字不吐。日寇在大搜查中闯进一名乳名叫杨巧的村妇家中，她为我弹药部藏着两筐雷管和一些部件，但寇兵无论问她什么，她都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后来寇兵们在她的草棚里翻出雷管、弹箱和弹柄，便野兽般地嗥叫着用刀将她刺死，她的刚满8个月的女婴爬在妈妈的尸体上没命地嚎哭，遍身沾满了妈妈的鲜血。杨巧连个学名都没有的村妇，大义凛然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最后日寇将邵金砖、王国礼监押着，连同搜到的弹药部件和两头骡子（其一头是拉碾碾药的）收兵返回水道。王国礼伺机逃了出来，邵金砖被轮番提审，日寇千方百计地企图在这位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八路口中得到兵工三厂的秘密。但任日寇软硬兼施，邵金砖真是烈火中的一块金砖，严守秘密，坚贞不屈，顽强地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日寇一筹莫展，不久，将她杀害了。
1991年5月1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兵工三厂的50余名老兵工，为征集兵工三厂厂史资料，重访故地六度寺。老朋友一见如故，当年六度寺的公安员、村长86岁高龄的王国金告诉来访的老朋友：“大家想你们啊！不知你们千辛万苦、南征北战还在不在！老乡们还经常叨念小邵姑娘，为抗日光荣牺牲。还有我们村的王国礼被鬼子折磨得了病，挨到前几年已逝去了。”我们还拜访了杨巧当年遗下的8个月的女婴，她叫于俊英，如今已经51岁了。这位憨厚朴实的农村妇女紧握着老兵工鞠远峰、周恩言的手说：“听我姨妈说，日本鬼子刺死我妈走了以后，是兵工厂的大姨把我抱去，洗净浑身血迹，照看着我。50多年了，老大姨还惦记着我们，大老远来看我们，太感谢你们了！”彼此以紧紧的握手，饱含热泪，表达着各自的心声。
日寇奔袭六度寺以后，弹药部、子弹部也奉命撤出昆嵛山，分驻新防区大宋家、于家埠、徐埠头和上下泊子村。兵工工人化悲痛为力量，加劲生产，支援前线，回击日寇的暴行，手榴弹产量直线上升，月产高达5000枚。
三
在敌后频繁“扫荡”的环境中，兵工三厂接连不断地遭到日寇跟踪袭击，兵工工人流血牺牲，设备、物资遭受损失。这就逼着我们找到了一条对付日寇袭扰的对策，这就是“生产中备战，备战中生产”和“战事空隙中突击生产”。兵工工人亦工亦兵，成为一支既会做枪炮弹药。又能持枪战斗的抗日战士。组织军工生产做到生产、备战两兼顾，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时以生产为主，有时以备战为主。只有在日寇投入重兵“大扫荡”的严重情况下，才全部停止生产，进行疏散。突击生产的关键是车工，他们抓紧时间两大班连轴转，昼夜不停地进行生产。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苦干巧干拼命干，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工人们在机床头上放块干粮，饿了咬一口，嘴里嚼着，手和眼聚精会神地操作，生产效率比平时高出几倍。就是在敌人“扫荡”时，在与敌人周旋中，也抓住时机，突击生产。例如，敌人在山下行动，我们就在山上装配子弹，每组一个大被单，敌人若上山，立即兜起四角，背起来就转移。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工人们编成战斗小组随军服务，一组女同志，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带着工具和半成品，到敌占区的伪保长家摆开摊子，突击装子弹，把伪保长吓得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犹如我军的游击战术一样，越打越灵活，出奇制胜。在反“扫荡”的日子里，经常转移，不可能使用固定的动力设备进行生产，车工们携带着车床，在大车轮上套上皮带，靠人力摇动进行生产；钳工则背着台钳，每到一村找几根树桩固定好，就干起活来；锻工炉每到一地就重修一次炉膛……所有生产过程都是在动荡中进行。有一次反“扫荡”，为赶制20支比利时“枪牌”手枪，就是在转移中，走到那干到那，分散作业，集中装配，终于保质保量地如期突击出来送到了前线。
①王秀生文章为5月25日。
在“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中，我们也创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因时因地制宜”就是其中之一。如，三厂在昆嵛山已不能立足时，就毅然拉出距昆嵛山约百华里之遥的爬山前后的大宋家、吴家庄、大芦头等村。这里的地势高而干燥，我们就决定挖地洞。经过全厂职工的艰苦努力，几乎把大宋家、吴家庄、大芦头的地下挖空了。这样我们就有了更为随机应变的余地，如敌机轰炸或敌人偷袭，我们可随时转入地下，即可照常生产，也可保护工厂设备和存放军工物资。在这方面，我们的兵工工人隐藏设备手段之高妙，无与伦比。有的就埋伏在大路中间，伪装的维妙维肖，敌人的大队人马蜂拥而过，毫无觉察；有的就埋在才翻过的大田里，埋好再重新耙一遍，敌人“扫荡”过后，我们去挖取时，农民也一点没看出痕迹（如已播种，我们则按面积如数赔偿）；有的就把设备、工具涂油封好，埋在河流下，只见河水滔滔，谁也想不到水底下有做枪的家什，遇到敌人突袭，就得采取应急措施。1941年春，一次得悉日寇突袭辛庄的紧急情报，我们估算敌人到来的时间，已来不及了，厂长邢林急中生智，发动大家一齐动手在工作间内挖坑，就地埋藏好一切设备和工具，然后，果断命令放火烧塌工房！当日寇赶来时，看到的是一片灰烬，便气极败坏地折回了。
四
“一切为了前线”，是兵工战士的行动口号和准则，前方需要什么武器，兵工厂就千方百计组织生产。同志们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原材料奇缺、工具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出一批批武器弹药，源源送到前方。
建厂初期，工厂只能把收缴来的枪支，经过加工、整修，配上零件，发往前方。但这远远满足不了日益扩大的部队需要，于是决定试制步枪。当时生产步枪枪管只能就地搞到六椤钢（风钻杆），它的好处是中间有孔，只要用铣刀按规格铣光滑，再拉出来复线就行了。可是枪管的弹膛部位要蹾粗与接套连接，在蹾粗过程中很难保证中孔不歪。经炉工组长洪润德反复研究、琢磨，先把钢烧红，再沿钢内圆孔打入芯棒，趁热加工，迅即抽芯棒，这样既能把枪膛部位蹾粗，又使原有的内孔不歪不斜。另一难点是，钻枪管无专用钻床，很容易钻偏、报废。枪管组当时有位普通钳工名叫鞠世清，费了许多思索后，把十几根钻头分别焊长，从十几厘米到几十厘米不等，每钻几厘米，就换一根稍长的钻杆，直到渐次钻通，成功率达到95%以上。步枪生产出来了，当然谈不到什么“造”。工人们把缴获日寇与顽军的各种类型的步枪沈阳“七九大盖”、日本“三八大盖”、湖北“汉阳造”、英国“套筒”、俄制“水连珠”，甚至连打铅弹的“单打一”、“九连灯”、“十三太保”收集起来，取各家之长，制成零部件，装配起来就行，管它是“中正式”还是“98式”，能杀伤敌人就是一支好家什，在与日寇交锋时同样发挥威力杀伤敌人。
部队对子弹的需求量很大，生产子弹是三厂的主要任务之一。但那时不具备制造子弹的条件，只能复装子弹，即将用过的子弹壳，修复后，压上自制的火帽，装上发射药，再装上弹头即成，弹头壳是用铜元敲的。发射药我们不能生产，就利用废旧电影片子，去掉胶膜，剪成细小的碎片，再用甘油加上少量助燃剂代替。复装的子弹，其内外弹道性能都达不到应有的要求，但比起鸟枪土炮就好的多了。（解放战争时期，兵工三厂已成为子弹专业生产厂，能大批量地制造合格的枪弹这是后话。）
手榴弹也是三厂的主要产品。弹壳是用生铁铸造。搞不到合格的炸药，就用龙口一带产的土硝，兑上硫磺和苘杆或梧桐枝炭粉制成“黑色火药”。作手榴弹的关键部件是“拉火装置”。开始没有水银、硝酸、酒精，制造不出雷汞，延期时间也不好控制。兵工战士们设法，把三根火柴捆在一起，中间夹一根拉弦，拉弦头上用鱼鳔粘上玻璃粉，利用它们互相摩擦发火点燃药芯引爆手榴弹，虽然质量很难保证，但在前线仍可杀伤敌人。后来有了雷汞、硫化锑，也改换了高爆速炸药，才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开始大批量投产，且质量基本有了保证，威力也大有提高，深受战士的欢迎。在40年代初，我军枪械匮乏的情况下，手榴弹则成为对付日寇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在近战、夜战中作用更突出。我军临战时所携带的手榴弹在数量上超过日寇的几倍。为了迷惑敌人，把当年生产的手榴弹，在木柄上打上推前两年的生产日期，以显示我们有大量的储备。
为了改善部队的装备，兵工三厂尚未撤出昆嵛山，就开始试制“捷克式”轻机枪。做机枪的难度比步枪大得多，没有图纸，没有专用工具和精密设备，也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担负生产机枪任务的同志，根据各自的特长，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经过日日夜夜的拼搏，于1941年7月中旬，在机工部驻地高家台子，两挺“捷克式”轻机枪问世了，经过试射，性能良好，全厂一片欢腾！胶东兵工生产委员会主任王彬、许世友指挥闻讯，先后莅临三厂热烈祝贺机枪的试制成功，并从此投入小批量生产。
掷弹筒（俗称“小钢炮”），也是我军迫切需要的武器。抗战初期，日军普遍装备这种具有曲射功能的轻便武器。我军常遭受它的杀伤，吃了不少苦头。我兵工厂决心研制这种武器，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我们把缴获日寇的77式和88式两种掷弹筒，取其所长，经过反复研究，克服了原材料和加工中的困难，终于试制成功，并逐步形成批量生产，不仅供应我胶东地区部队，并且外调支援兄弟地区的部队。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兵工三厂生产的掷弹筒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兵工三厂在抗日战争中，曾数次配合我部队作战。1942年2月，在教导员岳炎的带领下，兵工战士荣书
山、殷逢霖、殷逢和、刘俊五、刘锦章、于福堂等20余人，踊跃配合五支队警卫营、荣成独立营夜袭石岛日伪军。他们带上300多斤自制的黑色炸药和几包苦味酸，分成两组，一组攻入发电厂，收缴了不少可带动的工具、电工材料，并炸毁了发电主机；一组攻进军需仓库，缴获了大批医疗药品，如红汞、药棉和医疗器械。所获战利品由事先准备好的当地大批民夫运回根据地。日寇军需仓库，被战士们放了一把火，化为灰烬，大挫了日寇的锐气。
1942年9月，三厂兵工战士殷逢和、于福堂等一行，带着炸药，随着我军主力攻打顽军26旅秦毓堂部盘踞的滕甲庄据点。秦毓堂，东北讲武堂出身，曾是宦游旧军界的老吏、胶东“抗八联军”中的骨干力量，拥有三个主力团和炮兵、骑兵营、机枪连（含高射机枪两挺），以及通讯连。其实力仅次于胶东“抗八联军”总指挥赵保原。滕甲庄是秦毓堂、丁綍庭的老巢，四周有高大围墙，内设20余座岗楼、碉堡，并附有盖沟、鹿砦、铁丝网等坚固的工事，储存着大量军需物资。秦毓堂曾狂妄自诩他据守的滕甲庄“固若金汤”。我军于9月8日发起总攻，三厂兵工战士通过地道，用炸药将秦军碉堡、岗楼一一摧毁。这一着是老奸巨滑的秦毓堂所未料到的。岗楼、碉堡一倒，阵脚大乱，我军乘机冲入村内，展开激烈的巷战，至拂晓战斗结束。是役，俘敌2000余，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秦毓堂一败涂地，率残兵败将窜往海阳城附敌苟存。这是胶东抗日战场上我军、工密切配合，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地道爆破战术。所缴大量军需中有关兵工部分被充实到兵工三广。
兵工三厂在战火中诞生，在困苦中成长。残暴的敌人未能扼杀她，重重的困难未能压倒她，她终于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显赫勋绩，多次受到胶东军区和兵工领导机关的嘉奖和褒扬。现在让我们用当时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来结束这篇回忆吧：
困难是炬火，把我们锻炼。
我们是坚钢，愈炼愈坚强。
往事漫忆(1)
我于１９４１年参加兵工三厂，本想当一名技工，可能是因为年轻机灵，并且稍有文化，被厂长邢林挑去给他当了勤务兵。干了３个月，又被调到厂部搞总务，当供给干事。１９４３年初，又到机工部做计划材料工作，职称是“收发”。１９４５年３月离开兵工三厂。转瞬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往事却历历在目。现将建厂初期的一些片断记述如下。
曼伦三厂借机枪
这是发生在１９４１年秋的一件令人难忘的事。盘踞在东海腹地牟平水道的日寇，奔袭昆嵛山区后，在返回途中的石山头附近，与我东海独立团某部遭遇。日寇约三百之众，疯狂地拦击、围攻我部队，大有一举吃掉我军之势。当时我军虽然士气很高，但苦于武器装备极差，加之地方部队组建不久，战斗力不很强，激战中，被日寇以密集的火力压制在一个山洼间。上，上不去；撤，撤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仅连、排级干部就伤亡七八人之多！兵凶战急，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强大火力，勇猛反击，把敌人火力压住，才能使我部转危为安。当时，我兵工三厂已能批量生产“捷克式”轻机枪，为此，曾受到胶东军工生产委员会主任王彬和许世友司令员的表扬和祝贺，并闻名于胶东地区各部队。因此，当东海部队突然遭到不测，东海指挥部急令供给处长曼伦速奔我三厂商借机枪之事，以解我军燃眉之急。这时我厂恰好生产６挺机枪，存在库内，等待上级调拨、装备部队。按常规，兵工厂无权擅自将武器供给部队使用。但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地方部队登门告急，岂能作壁上观？为了救援我人民子弟兵，我厂毅然决定借枪，并给每挺机枪配备５００发子弹。６挺机枪，３０００发子弹，在５０年前，却不是个小数，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件简单的小事！尽管那时并没有弹药消耗限额的规定，但每一发子弹却浸透着我兵工战士的血和汗。部队借回机枪后，东海指挥部指挥孙端夫同志已赶到阵地，立即指挥作战，６挺机枪一齐吐着火舌，正当日寇得意忘形的时候，突然遭到我军强大火力攻击，以为是我主力之师驰援赶到，随即全线崩溃，首尾不能相顾，狼狈窜回水道老巢，并将据点的各岗楼、门卡加了双岗，戒备森严。当我部队胜利而归，发出欢呼的时候，全厂兵工战士为自己亲手制造的机枪再次大显神威，击溃日寇，而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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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黄秉恒，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生于荣成市寻山黄家，１９４１年２月入伍。于福建军区后勤部离休。本文选自《战火中的兵工三厂》一书。
试制“小钢炮”
抗日战争中，在我胶东地区，日寇所以敢于毫无顾忌地横行肆虐，除了侵略本性外，就是靠比我军强得多的武器装备。日寇除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等重武器外，一般都以轻、重机枪再配以掷弹筒、迫击炮组成火力网。掷弹筒具有曲线弹道的“挖战壕”(1)功能，其射程又是手榴弹所莫及的，体积小，轻便易带，十分机动，在近距战斗中，能起到大炮起不到的作用，当地群众把它叫做“小钢炮”。当时，日军部队中普遍配有７７式、８８式两种掷弹筒。在战斗中，我军遭受其杀伤太大(2)。
为回击日寇之嚣张气焰，１９４３年，胶东军区后勤处决定由三厂生产掷弹筒和掷弹装备我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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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射时，膛内惯性作用将弹内火帽刺着，点燃了延期装置，当离地面１０米左右弹体爆炸，破片射向战壕内的敌人。
(2)据１９４５年胶东工业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材料中表露，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伤亡有６０％是受掷弹筒之害——编者。
生产掷弹筒，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干却不那么容易。当时我们搞兵器设计和生产，根本找不到任何技术资料，只能以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进行仿制。我们把缴获日寇的７７式、８８式两种掷弹筒，经过仔细琢磨，发现尽管８８式掷弹筒射击精度好、射程远，应该作为仿制的对象，但因在技术、设备上尚解决不了掷弹筒的铸钢和膛线问题，我们不得不从实际出发，把两种式别结合起来，即掷弹筒仿制８８式，但不拉膛线；而掷弹仿造７７式，因７７式的掷弹用生铁浇铸，这在原材料来源上适合于我们就地取材，这样也就绕过了铸钢和弹带的技术难点。生产掷弹筒的另一难题是，没有专用的钢材，只得想办法找代用材料。炮管就选用直径合适的圆钢作材料，用自己制造的适度钻头，在车床上代替专用镗床钻孔，尔后再用车床车光外表和膛内抛光。制造二管及底座，就利用扒铁路搞来的钢轨，在没有电焊、气焊的条件下，完全靠锻工一锤一锤地敲出来。制造掷弹筒的丝杆和热处理这一关很难攻。丝杆要承受很大的后座力，而掷弹筒的射程是由丝杆的起落改变来决定的。热处理过硬，丝杆易断裂，把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很困难。工人们先后用尿碱、石灰水、盐水等作试验，都不成功。最后加用大令硝（一种用土硝提炼出来的结晶体）一起加温，煮到一定火候再放进机油里淬火.....经过不断摸索、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我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掷弹筒在战场上轰击日寇阵地、大量杀伤其官兵时，令群寇大吃一惊，大张了我军的军威，大灭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反奸反特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对付日寇的残酷“扫荡”、“围剿”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要对付暗藏的形形色色的敌特、奸细猖獗的破坏活动。那些暗藏的敌人，无孔不入地对我党、政、军机关和兵工部门投毒、纵火、暗杀，妄图扰敌我军心，破坏我兵工生产，以期削弱我抗战、反顽力量。
当时，我兵工三厂的驻地是自母猪河西岸的昆嵛山、爬山和乳山一带。这些地方，也是胶东东部顽军安廷赓、苗占魁、丁綍庭、秦玉堂、郑维屏、丛镜月、王兴仁等部的旧防地。他们所收买的“抗八小组”、“暗杀团”、“铁血团”成员，多是地方上的反动分子、不务正业的烟鬼、赌徒和兵痞。他们混迹于群众之中，不易识别。这群民族败类心狠手毒，无恶不做，经常绑架、杀害我们的同志，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称他们是“不穿军装的敌人”。因些，这条无形的战线上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一时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记得曾发生过这样几件事：
１９４３年，兵工三厂机工部驻在马家泊子。一天晚上１０时许，突然有一个男子吹着哨子，从村内向东山方向跑去。我们警觉到此人行径异常，当即组织二三十人持枪追赶，没有追上。事后在镇压敌特时，特务供出，那一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当晚已有一伙特务埋伏在村东山林间，吹哨的特务是到村里引诱我们出来追赶，如果我们的人少，就把我们引到山林干掉。当发觉我们出来追赶的是一支人多势众的队伍，就一齐溜掉了。
又一件事是，厂里为了活跃兵工工人的文娱生活，经常自编自演些节目。有两名扮演角色的女同志则需在晚间往返于厂部和弹药部的两驻地之间。这一规律为敌特所掌握，决定伺机进行杀害。恰巧有一个周末，因召开党员会议而临时更改了排练时间，两名特务没有盯上我女同志，而遇到了我厂膀大腰粗的司务长王选辉，特务直扑上来，老王奋力招架。拼搏中，两个特务治服不了我膘悍的老王；老王一人也难擒两名敌特，敌特抽身逃脱了。假如当晚照常规排练节目，我两名女同志将落入敌手，惨遭杀害。
另一次，我们厂的一位司务长，黄昏后在村外散步，突然闪出一个敌特，手持匕首向我司务长进逼，我司务长就地抱起一块石头，严阵以待，双方相持不下。敌特看到难以下手，说了声“明天见”，拔腿就跑。当时正值全厂兵工工人参加大练兵活动，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与司务长同一宿舍住有３人，第二天一早，同室的两人出门不久，司务长也披上大衣出来，在给门上锁时，突被一条绳索勒住脖颈，让人背着就跑。司务长当时虽还有意识，知道是被敌特“背死狗”了，但喊不出声来。就背到一条河边，扔在一个树墩旁的沙坑内，敌特在其腹部捅了几匕首就逃走了。幸好司务长穿的棉衣较厚，没有致命。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晚上外出每逢转弯抹角，都有意识地用一只手摸着下巴，以防突然被绳索套着脖子还有一些同志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利用报废的三角锉刀磨成三角刮刀藏在身边，以防不测。
我本人遇上这样一件事：兵工三厂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三厂的篮球队在胶东地区素负盛名，我也是打篮球的积极分子之一，几乎每晚上都到天黑才收场。有一次打完球回宿舍，感到疲惫就懒洋洋地往床上（用两扇门板拼搭起的床）一坐，当弯腰准备换鞋时，发现床铺下伏着一个人，立即意识到是敌特，便顺手去取我挂在床头上的手枪，特务惊慌地起身，从门板底下窜出来，夺门而逃。急促间，我被翻起的门板摔倒，匆忙抓起手枪追出去，特务已无踪无影了。后来这个特务被我捉住时交待，他知道我有一支手枪，企图先钻进我的宿舍，隐伏在床下，待我睡熟后下手：先偷枪，把我干掉后再携枪逃走。从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临睡时先查看一下床底下有无异常，才能安然入睡。这个习惯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才慢慢改了过来。
还有几件是老同志们座谈中补充的：
１９４１年春季大扫荡时，有个叫于建久的敌特。勾结日寇，通风报信，使我兵工厂三厂蒙受一定的损失，被我军法处枪决。
１９４２年，三厂弹药部曾在马家庄住过一段，侯青山同志晚上外出，被坏人发过野石头，侯拼命追赶，捉住了坏人。
１９４５年初，工厂从北黄一带搬到外庄子和塂南头，钳工王永福同志因到外庄子排演节目晚归，被坏人打了杠子，幸亏王身体强壮，在同歹徒搏斗时坏人逃跑。
抗日战争时期境内的军工生产
视图
胶东兵工三厂的前身━━东海兵工厂(1)
１９３９年，夏历岁暮，正当家家户户准备欢度春节之际，风云突变，驻烟日军大举东犯，威海之敌也举兵策应，对我东海区的牟平、海阳、文登、荣成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
当时，驻东海区各城镇国民党地方游击队郑维屏、丛镜月、王兴仁、安廷赓等部，多是未触即溃，丢枪弃甲，作鸟兽散。这些散兵游勇，或投降日寇当了伪军，或呼朋引类，亦兵亦匪，为害梓里。郑维屏、丛镜月等所谓东海区的“封疆司令”，纠集其残部，啸聚东海屋脊昆嵛山，藉层峦叠嶂之险，隐伏不出（事实上他们已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与“胶东抗八联军”总指挥赵保原沆瀣一气，成为东海区“抗八联军”的头目，与八路军抗衡）。顿时，山河破碎，哀鸿遍野。肆无忌惮的日寇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不出旬日，于１９４０年正月初十占领海港要冲石岛，正月十三占领荣成轴心重镇崖头。至此，广袤富饶的东海区全部沦陷！
日寇在东海区全境所有城镇、港口、商埠和交通要道、关隘，遍设据点、碉堡，实行法西斯统治联防网络；并且各据点不分昼夜交叉出动“清剿”、“扫荡”。寇兵所至，施以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东海大地暗无天日，我人民群众陷于横遭杀戳与兵燹浩劫的苦难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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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周光路，１９２３年生于高村镇慈口观村。１９４０年３月入伍，早期从事兵工工作。１９７７年后任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副经理、工委会主任、书记，省建筑科学研究所书记兼所长等职。１９８３年离休。本文选自《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一书。
日寇的暴行，激起我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国仇家恨，怒不可遏，抗日怒潮如火如荼。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侮！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共东海特委（书记于克恭），迎着困难和遍地寇兵，废寝忘食，奔波于各基层地下党组织。特委号召全党积极行动起来，抓住有利时机，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收集散兵丢弃的枪支、弹药和战马，趁热打铁组建人民武装，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在特委的号召、鼓动下，各地一齐响应，迅速行动，人民抗日武装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是年３月，八路军东海指挥部成立，于克恭任指挥。不久，文、荣、威大队（后称独立营）也相继组成。全民抗战的烈火在东海区各个角落熊熊烧起来了，村村舍舍，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几十户的小村，一次就拉起一个排，百余户村庄能建一个连。山乡僻壤到处可见雄赳赳、气昂昂的抗日队伍涌向抗日最前线，人民群众大受鼓舞！人民子弟兵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热情地送水、送饭，安排住处，亲如家人。
但是，这一支支士气高昂的生力军，武器装备奇缺，只有少数人手中有杂旧枪支，多数操原始落后的大刀、长矛，有的腰间只带一两枚手榴弹，甚至还有赤手空拳的。我党历来就十分重视人和武器的关系，手无寸铁或靠冷兵器，难以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日寇。只有把勇于献身卫国的人民子弟兵装备起来，手里有枪有弹，才能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战无不胜的人民武装劲旅。为了解决抗日队伍的燃眉之急，各级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和带领群众到处搜集武器；军民协力组织小型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通过敌工工作从敌人内部或“海外”秘密购进武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解决武器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还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设法制造。１９４０年３月八路军东海指挥部刚成立不久，即组建一个随军修械组，四五名工人都不是专业兵工行家，多是农村的小炉匠或手工业者。尽管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在长期的实践中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步枪、手枪小小不然的故障，到了这些能工巧匠手里很快就被排除了；他们把从战场上捡回的子弹壳经过简单修整、复装，便成了一粒完好的子弹。
１９４０年４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村（文登慈口观）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志海同志和东海指挥部敌工股交通员丛洪山同志悄然来到我家，同我和我父母商量关于东海指挥部要在这里筹建一所制造枪支、弹药的秘密兵工厂的事。周志海再三向家人交待：“此事绝对保密，同志们吃住都在你家，外面的事由光路去办；有什么风声我们会立即通知，不必担心。”我家住在村子西南角，比较隐蔽，易于转移；并且我父亲周其玉、母亲丛淑娟，都是对我党我军有深厚感情的农救会和妇救会会员，彼此心照不宣，一拍即合。第二天，我和母亲将前院的外门用柴草封闭起来，送饭送水，有事来往，从后窗通过。因这里环境极其险恶，在我村周围的高村、坤龙邢家、因寺桥和登登口，有日寇的四个据点，最远的6公里，最近的3公里，其余两个均是5公里；且日寇频繁扫荡这一带山区，保密工作非同小可，绝不可有丝毫闪失！一切就绪后，第二天黑夜周书记领来三位同志，负责人于振远，工人孙树春、谭明轩，不几天又派来一位鞠忠汉同志。因当时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所以定名“子弹修复组”。从此，我就成为本组联络员和采购员。工具很简单，只有几把小锤头、钳子和几根冲子，装在一只帆布袋里；还有一些弹壳、弹头和几包硝化棉发射药，装在一只钱褡子里。这样一旦发生情况，可随身带走。我父亲会做锻工活，有台打铁的小炉子、锤头和铁钳之类，还有点碎铁和不多的煤炭，全都用上了。这就是子弹修复组的家当。我父亲还兼有“攘箩”手艺，为保障安全，就常挑着担子串四乡，得到情况就立即返回报告。我母亲不仅关照食宿，夜间还坐哨。有几次“抗八联军”进村，她十分机警地带领同志们从屋边溜进村沟，很快转移到北山。
我们每天能修复一、二百发子弹。每隔一两天夜间在约好的秘密联络点，由八路军东海指挥部军工交通员鞠文义同志，把前方收集的弹壳和“瞎火”子弹背来复装，再把修复好的子弹背回前方。有一次我们的交通员化妆成商人，背着钱褡子往前方送子弹，途中与日寇遭遇，他敏捷地甩掉敌人，飞奔回驻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当大家赞扬他子弹一粒也没丢时，我们的交通员一本正经地说道：“只要我活着决不能丢掉这批军火！”他的一番话如金石坠地，铮铮有声，同志们无不为之动容多么忠勇的好同志啊！就这样，在我家里秘密地装了三个月的子弹，左邻右舍都未发觉。到八月间，形势渐趋好转，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基层政权也逐渐建立。这时，八路军东海指挥部派于洧、张云同志带七八名车、钳工来同子弹修复组合并，命名为“十八集团军东海兵工厂”。于洧任厂长，张云任会计兼秘书，我任采购员，全厂不过十几人。主要任务是装配子弹、修理枪械。九月份，八路军山东人民纵队第五旅派第一兵工厂擅长弹药专业的曹元敏带领毕仁凤等同志，前来筹备生产手榴弹。不久，于云日也从三军修械所调来；为了适应新产的需要，又招募了林树森、房树森等民间翻砂匠，成立了木工组、冶金组。十月份就开始小批量生产手榴弹。这时，工厂已扩大到30人。随着形势的好转，工厂也从绝对保密的状态中，转为半公开，群众也都知道村里有个兵工厂。但对外，消息仍然封锁得十分严密。群众象热爱子弟兵一样热爱工厂和兵工战士。在群众的保护下，我们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从事兵工生产长达半年之久，安然无事。这在当时那样险恶的环境中，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工厂日益扩大，生产组织也逐渐健全起来，设有修理组、子弹修复组、手榴弹组、木工冶金组等。但是，随之而来的突出矛盾是，没有足够的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同志们为前线武器弹药的匮乏心如汤煮！领导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多方面找门路，解决面临的困难。车工老王是石岛人，他告诉我们石岛北5公里斥山集（日寇据点）一家修车铺里有一台手摇钻和一台老虎钳。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名同志，由老王带路连夜出发，赶了50华里，凌晨两点左右到达斥山。怕惊动碉堡上的日寇岗哨，不能叫门，也不能拍门，只好把店主的门轻轻撬开，把他领到村外，讲明来意，请他借给钻、钳支援抗日，等胜利后定来归还。店主满口答应，迅速回店将摇钻和虎钳送到村外，交给我们。我们留给他一张收据。1942年斥山据点被我军拔掉，我们派人去付了款，还赠送一张奖状，店主十分高兴地说，我早已忘记了，八路真讲信义。没多久，我们听群众讲，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王兴仁部的兵工厂设在顾家西庙（离我村4公里），日寇东侵，他们逃走前，把机器藏在告驾口村一个乡长家。我和两名工人连夜赶去，把这个乡长带到村外一座小山上，向他讲明政策，让他交待出真实情况。他战战兢兢地告诉我们，有一台机器和一些钢铁，埋在村南河滩里。我们逼他挖了出来，立即运回。懂行的同志一看，是一台旋木头的床子，正好用它旋手榴弹把。但是，大批量地生产弹皮，又需要一套相当规模的翻砂设备。两名翻砂技工，是从张家埠铸锅厂动员来的，他们看到厂里生产工具和设备十分简陋，很是焦急，便主动向领导反映：原来他们那所铸锅厂，自日寇入侵就停产了，全套设备和原材料都存在厂里。我们根据他俩提供的情况，立即组织了3位同志到该厂进行协商。当时提出两种方案：一是由厂方给我们加工弹皮，我们付加工费；二是把全套翻砂设备和生产工具租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付租赁费，损坏按价赔偿。厂方一听要他们给八路军加工手榴弹皮，就紧张起来了，因为这里离敌人据点只几里路，且张家埠海口时有日寇汽船梭巡，各地客商进出不断，人员复杂，在这里生产弹皮，实在有点冒险。他们选择了第二方案，这与我们设想合拍。于是双方立即进行清点、起运，所存生铁、焦炭也都买下。几经周折，终于有了人，有了设备、工具和相当数量的原材料。大家兴高采烈地翻出了第一炉手榴弹皮，经检查，质量达到要求标准。从此，手榴弹就由少到多大批输送到抗日前钱，成为装备部队、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的工作成绩受到东海指挥部的通令表扬。借给我们装备的张家埠铸锅厂，也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不仅帮我们搞来生铁、煤炭，该厂的会计房耀森等几名同志，还先后参加了革命。这个翻砂组，就是后来胶东第三兵工厂冶金部的前身。
大批量生产手榴弹，就必须具有大量木料做弹柄和弹箱。开始是通过地方党动员村里群众，把屋前屋后成材的树木卖给我们，但数量达不到生产的需要。大家为此焦虑万分！一天，厂里一位木工忽然提出慈口观村东那座古庙的大殿全是木结构，庙前还有两棵数人合抱的大银杏树，若是拆了庙，伐了树，这些木料用来做弹柄、弹箱，恐怕打败日本鬼子也用不完。这个提议无异于雪中送炭，大家齐声赞成。但地方党组织感到为难：一方面兵工厂急需木材，拆庙、伐树迫不得已；另一方面，拆庙伐树，村里的老人，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可能想不通；寺内还有一老一少两位道士，恐怕也难以接受。可是，当地方党组织坦诚地向全村父老交了底，说明其迫切性后，竟出乎意料我们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报仇雪恨，抗日救国”的大局压倒一切，全村群众热烈支持拆庙、伐树的建议，甚至老人们也带头支持尽快行动，于是全村青壮年一齐动手，不出10天，拆庙、伐树任务圆满完成，两位道士也愉快地接受了新生活的安排。全村群众又一致通过，将全部木料和庙内所铁钟、金属供器，无条件交兵工厂作生产材料。在群众帮助下，我们把这批木料整理后，隐藏在深山密林或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直到东海兵工厂迁出慈口观两年后，做弹柄、弹箱，还是用的这批木料。
有人民群众做后盾，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整整50年过去了，但我仍然想到这是欠慈口观村一笔历史沉帐。现在知道此事的同志寥寥无几了；慈口观村虽然贫困，可是群众从未为此向政府索取任何报酬，鱼水深情令人感慨不已！
制造雷管要烧雷汞，曹元敏同志开条领硝酸和水银，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经多方打听，得悉烟台有货。我们便委托一位同伪军官有关系的行商到烟台采购，不到三天即搞来2磅硝酸、4两水银，但我们却花了个大价钱，用了几百元的“运动费”。我为了保留这个特殊关系，必要时救急，就如数付了钱。在日寇严密封锁下，搞出点军工用品是要冒风险的。东海区三面环海，海岸线长，小商埠很多，对外通商历史悠久，在海外做事的人不少。我们便充分利用地利之便，对兵工生产所需的锉刀、锯条、钻头和钢材等，通过条条海上渠道得到小量的满足。1940年的秋末冬初，荣成俚岛港停？白两艘从安东（今丹东市）驶来的商船，一次卸下各种钢材数十吨，另有锉刀、锯条等一大批生产物资。在日寇统治多年的关东军大本营的东北地区，能搞到如此之多的“犯禁”物资，是极不容易的，我们采购人员不惜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地保证军工生产，支援前线。
我们的根据地日渐扩大，地方政权日益健全与巩固。发动群众捐献物资支援抗日战争，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日寇”的号召下，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迅速行动起来，捐献物资支援兵工生产。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破锅铁、废犁具都搜集起来了；不少青妇队员将结婚银手饰也献出来了；老年人把家藏铅锡供器、银元和铜元（当时为流通货币）也一摞一摞地捧出来了；儿童团唱着“献一枚铜子，做一个枪子，送给八路军，打死日本鬼！”到处宣传鼓动。群众力量是无穷的，集腋成裘，大批生铁、铜、银、铅、锡等物资源源运到工厂，极大程度地补充了兵工生产的物资供应。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起那种人民战争的喜人热烈场面，犹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由于我全民抗日战争形势的日益发展和日军调整部署，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0年年底，东海区
的日寇兵力已显不足，被迫将星罗棋布的据点，收缩到各县城、港口和几处交通要冲①。为了扩大敌后根据地，扫清抗日道路上的障碍，1941年1月7日，山纵一旅司令部决定进剿盘踞在昆嵛山的“抗八联军”郑维屏、丛镜月部。五旅十四团由对昆嵛山了如指掌的东海老红军于得水团长率领，从山后迂回包抄；东海指挥部独立团从山前展开正面攻击，前后策应，经七昼夜激战，一举解放昆嵛山区，歼敌两千余。郑维屏率其残兵败将北逃至牟平，后又逃到莱阳吉格庄赵保原防地；丛镜月在卫士们前后簇拥下逃至丁缚庭驻地黄村。其所有辎重、后勤物资和他们一个小兵工厂为我所获。
①1940年12月，东海兵工厂按五支队指示迁到侯家东南面的南鱼池、北鱼池和崔家一带。
昆嵛山战役刚一结束，东海指挥部急令东海兵工厂速派接收组进山接收。厂领导当即派我带领两名同
志日夜兼程赶到昆嵛山送郑维屏兵工厂驻地辛庄，开始清查设备、物资并造册登记。经查，其所有设备基本完好，特别是一台小柴油机，更是难得之物。在接收过程中，我们还冒着风雪到山沟、石洞和各山庵搜寻遗散物资。一天，我们在辛庄附近的梧桐庵一山民屋内，查出郑维屏70多岁的老母。我们将她送往东海指挥部后勤部，曼伦政委接见了她。三天后，派员将老人扶上马，送到60华里外的接头点，当面交给郑维屏。他见到儿子就责骂：“人家八路军确是好人，千万不能打人家啊！……”这是我军解放昆嵛山执行统战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
昆嵛山区被解放之后，东海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全境“抗八联军”已基本消灭，东西贯通200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为加速兵工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环境。昆嵛山战役结束不久，东海指挥部决定东海兵工厂立即迁往昆嵛山。接到命令，全厂上下精神振奋，仅用了不足半月的时间，到1941年2月中旬胜利完成迁厂任务，生产也全面展开。东海兵工厂边生产边扩大，春节刚过，山纵胶东五旅司令部派邢林带领一批骨干来厂，同时又从五旅所辖的兵工一厂和二厂调来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如手榴弹部祝春芳、刘锦章、高素珍、王桂香；技工部董泽民、刘俊五、李勤甫、郝景春、李鸿志、阎德顾同志等；还有不少来自原“抗八联军”兵工厂和“海外”归来的技术工人，使兵工队伍与装备得到空前充实与扩大，不久全厂人数就增至约250余名。这是在战火中诞生、成长与壮大的东海兵工厂的鼎盛时期。
1941年2月下旬，山纵五旅司令部命令，以东海兵工厂为基础，成立“胶东第三兵工厂”，隶属山纵五旅司令部。至此，东海兵工厂完成它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回溯50年前，东海兵工厂迎着民族危机在战火硝烟中诞生。它所处的时代，正值抗日战争中日寇“三光政策”、经济封锁最为猖獗的历史时期。但我们的兵工战士在中共东海特委和东海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含辛茹苦，历尽艰险，全力支援人民子弟兵同日寇浴血奋战，充分体现了我们工人阶级不畏强暴、捍卫祖国的英雄本色。光阴如流，弹指间不觉已过半个世纪。时至今日，当年的兵工战士，健在者已经不多了，每逢回忆起他们艰苦卓绝、勇于牺牲的精神和气魄就激动不已！欣逢《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付梓问世之际，据事直书，追述兵工先辈们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光辉业迹，以抒发对这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民公仆的无限崇敬与深切思念！并谨以此文，奉献给今天为祖国四化建设大业，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中、青年朋友们。
初创时期的兵工三厂
一
兵工三厂是以原东海指挥部（后称军分区）所辖东海兵工厂为基础组建而成，隶属山纵第五旅，与先已在西海建立的第一、第二兵工厂并列为胶东兵工工业三大主力厂。
兵工三厂在战火诞生、成长、壮大。1941年1月，我五旅十四团和东海指挥部独立团，围歼盘踞在昆嵛
山的顽军郑维屏、丛镜月等部，并缴获其辛庄兵工厂，由我东海兵工厂接收。不久，五旅派邢林带领二十余名技术骨干前来组建第三兵工厂，邢林任厂长，于洧任副厂长，王光任教导员。
这时，三厂驻昆嵛山辛庄一带。这里群山耸立，沟壑纵横，树木茂密，是胶东早期红军活动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地形隐蔽，易于同敌人周旋，是战时搞兵工生产的理想之寺。在这条东西向的沟壑里，自东而西的柳林庄、宫家庄、辛庄、六度寺、无染寺等村落和庙宇，都是兵工三厂的驻地。当然，山区办工厂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道路不便，往返运输大都靠肩挑人抬，山区群众生活困苦，工厂所需之物资很难就地筹措，等等。
建厂初期，厂部驻辛庄。厂部人员非常精干，除几位领导以外，还有会计兼文书张云，负责料理帐目及文书收发工作；总务房尧封，负责行政事务工作；保管周光路和于天一，负责原材料采购、供应和保管工作。厂部设警卫排（不久扩编为警卫连）负责全厂的警戒与保卫工作。后来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逐步设立了总务股、工务股。
工厂下设生产机构是部（相当于车间）、组、班。机工部驻辛庄。主任于指九、副主任于云日，主要任务是修理和制造枪械；修械部驻柳林庄，主任阎德顺，主要任务是修枪、修炮；两个弹药部，弹药一部主任曹元敏，驻宫家庄，二部主任孔宪文，驻六度寺，负责弹药装配；子弹部主任于振远，驻宫家庄，当时只能复装子弹；冶金部驻无染寺，主任刘香山，主要任务是铸造弹皮等。经过一段发展，全厂工人约二百多名。
①这篇稿子是张惠周根据黄秉恒、周光路、殷逢林和张云等人的回忆录，并参考有关材料编写的。张惠周，1925年5月生于荣成市崖头。1942年6月入伍。离休于烟台高级劳动技校。此文选自《战火中的胶东兵工三厂）。
兵工三厂成立不久，就广招人才，加强建设一支思想好、技术过硬的队伍。邢林同志带来的20余名技术骨干和后发展的一些同志不少是高级技术工人，熟悉各种枪械的制造和装配技术。到1942年初，刘振同志接任兵工三厂厂长时，已发展到400余人，技术力量相当可观。
兵工三厂初建时期设备简陋，不敷应用。起初，一部分设备是东海兵工厂进山时带来的，如翻砂炉、风箱、虎钳之类；一部分是接收顽军郑维屏、丛镜月部兵工厂的设备，这些设备土造居多。唯一的动力是一台小柴油发动机，因受战争环境的制约，也不能开动。在当时的条件下，三厂绝无能力制造军工专用设备和一切通用机床。因此，设备来源同我军战斗部队的装备一样，大多是在战斗中消灭敌人，武装自己的。我们曾多次配合部队作战，缴获敌军的设备，补充自己。1942年春，我军将胶东“抗八联军”总指挥赵保原的主力向掖县一带引去，使其大本营大夼只留下一个新兵团守卫。我军五支队十六团于5月15日晚，以闪电战术突袭大夼，全歼其新兵团，缴获其整个家底报社、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和其储存的全部辎重，解放了一大批工人。据说赵保原在行军途中得知大夼失守，当即晕过去，从马背上栽了下来，苏醒后叹道：“我中了共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了！”他数年苦心经营的家当，毁于一旦，能不哀鸣！从此，赵部大泄元气。我们多次缴获顽军的兵工厂，以此次最为丰盛，机床有车、刨、钻等几十部，而且大都是从青岛搞来的“洋”设备，比原有的好多啦。更重要的是，一些制造兵器的内行，被解放过来，成为我们的技术骨干。这在兵工三厂的初创时期，无疑是一次关键性的扩充，为三厂生产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活力。
建厂后，虽然条件很差，但兵工工人们的干劲很大，开始只能复装子弹，修理枪支，不久就能制造手榴弹、地雷，试制步枪、手枪，以至制造掷弹筒和掷弹，并形成批量生产。
二
1941年，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侵华日军企图“速战速决”的迷梦已破灭，对国民党采取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副的政策，将其百分之五十的兵力投入敌后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蚕食”、“围剿”和“扫荡”。胶东地区的日寇频繁出击，“抗八联军”坚持与人民为敌，伺机进行摩擦，形势极其险恶。
我军兵工厂的创建与发展，令日寇大为震惊，视为心腹大患。他们一经侦知我兵工厂驻地，即在其军用地图划上标记，并密令各据点日寇，把我兵工厂和兵工工人作为“扫荡”、“围剿”中消灭的主要目标。
兵工三厂组建不到两个月，即1941年3月14日，接到上级指示，文登城日寇近日将偷袭我兵工三厂，命令三厂要在一天内彻底疏散，转移出山。三厂立即组织动员，在当天九时前，将全部设备和物资在山沟、河流疏散完毕。为了出山后抓紧空隙继续生产，便将轻便设备及工具，随队带到新防地。然后把疏散人员编成两个小分队，决定疏散到文登侯家集以东。一分队是女同志，约30人，由姜明海同志带队，晚九时出发，到宋村集合，全程50华里，要求翌日凌晨3点，抢过宋村，以防文城日伪军出动。到3点时，离宋村还有8华里，一些女同志极度疲惫，又怕拂晓与日寇遭遇，就决定住下。二分队是男同志，共18人，由刘香山和周光路带领，于夜11点出发，要求翌日凌晨4点抢过宋村。到4点，离宋村还有5华里，听到前面村里有狗吠声，以为是一分队进了村，就想加快步伐追上去。靠近宋村集，狗吠声越来越紧，队伍行进的步伐更快了，争取撵上去。为了防止出问题，他们一起商量：是直奔宋村，还是绕道而过？最后，大家决定直奔宋村。为防万一，把队伍拉开距离，队前放两名尖兵，队尾两人殿后，各拉开1华里之距，并错误地规定：“遇事即返，无事就过”，未曾想到遇事返不成，结果两个尖兵一进村就被敌哨兵扣住。原来敌人队伍已埋伏在村头路口，后面的同志误认为前面无事，就开始进村。当敌哨问过口令时，左右一齐开枪，这才知道撞进敌人的伏击圈内，立即后撤突围。敌人追击五里路才收兵。周光路、于天一两人登上山顶，陆续汇集起11名同志，7名无下落。经过商量，派4名同志速回厂部报告，再派两人化装进村，探查情况。他们混进村去看到我6名同志被绑着，1名同志被铁丝拴着两侧锁骨，情景十分残忍！当天时过中午，敌人集合起队伍奔袭昆嵛山兵工厂厂部和机工部驻地辛庄，因我们事先做好准备，辛庄已是一座“空城”。日寇恼羞成怒，威逼年仅11岁的兵工战士小王，小王只讲了一句话：“工厂搬走了，搬到那里，不告诉小孩子。”日寇又穷凶极恶地把用铁丝拴着锁骨的同志吊在厂部前的桃树上，直至打死，这位同志也没有向敌人吐出一点情况。敌人大失所望地围着村子搜查，挖走了一台设备，下午5时，悻悻而去。我被捕的7名同志，除在宋村、辛庄牺牲的两名外，其余5名被敌人押回文登城。其中孙军医通过“家门里”（“三番子”教）的关系，一月后被放出来，11岁的小王因精神失常也被放回。另外3名同志在端午节之夜敌人处决我十余名抗日人员时，一起绑赴刑场，其中房树森同志在
赴刑途中偷偷把绳扣解开，到达刑场，待敌人后退开枪射击的瞬间，他抖掉绳索，撒腿猛跑，因是黑夜敌人用排枪射击也未打中，虎口余生，拣了一条命。其余两名同志被日寇枪杀。此次，日寇宋村设伏、奔袭兵工三厂，被称为“宋村事件”。这是日寇有预谋的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企图把我兵工厂三厂扼杀在摇篮之中，以后一系列的实事都证实了日寇这一阴谋。
“宋村事件”之后，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4月13日，日寇又突袭昆嵛山兵工三厂厂部、机工部驻地辛庄和弹药一部、子弹部驻地宫家庄，杀害了我一名回家探亲归返的工人，放火烧了辛庄、宫家庄等几栋作为兵工生产场地的民房。4月底，厂部和机工部奉命先行撤出昆嵛山，南下到爬山前后的新防区。机工部驻吴家庄、厂部驻于家泊子（不久转移到大宋家，机工部迁至高家台子）。
再过一个月零六天的5月19日①拂晓，驻水道（牟平县大据点之一）日伪军又奔袭昆嵛山六度寺兵工三厂弹药二部。时年46岁的村民王国礼清晨到园里浇菜，刚走到村边，就被日军捉住。一群寇兵围上来。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威逼他把日军领到兵工厂和工人住所。他想，天一露亮，工人就起来上早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要豁上命去保护好人民的兵工厂和工人兄弟姐妹们！于是，他佯做殷勤，领大队日军在村周围兜起圈子来。日寇穿着东洋钉靴，踏着山村的石子路咔咔作响，我值暗哨的金立钊、于焕福发觉情况，立即报警。女工鞠远峰叫醒尚在梦乡里的所有女同志，每人操两枚手榴弹分散突围。顿时，步、机枪声响成一片。一名入伍仅20天的年轻女工邵金砖因没经过实战锻炼，行动迟缓了一步，被寇兵所俘，同王国礼一起吊在树上，日寇对他们严刑拷打，威逼他们报出弹药部所藏弹药和物资地点，他们视死如归，一字不吐。日寇在大搜查中闯进一名乳名叫杨巧的村妇家中，她为我弹药部藏着两筐雷管和一些部件，但寇兵无论问她什么，她都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后来寇兵们在她的草棚里翻出雷管、弹箱和弹柄，便野兽般地嗥叫着用刀将她刺死，她的刚满8个月的女婴爬在妈妈的尸体上没命地嚎哭，遍身沾满了妈妈的鲜血。杨巧连个学名都没有的村妇，大义凛然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最后日寇将邵金砖、王国礼监押着，连同搜到的弹药部件和两头骡子（其一头是拉碾碾药的）收兵返回水道。王国礼伺机逃了出来，邵金砖被轮番提审，日寇千方百计地企图在这位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八路口中得到兵工三厂的秘密。但任日寇软硬兼施，邵金砖真是烈火中的一块金砖，严守秘密，坚贞不屈，顽强地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日寇一筹莫展，不久，将她杀害了。
1991年5月1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兵工三厂的50余名老兵工，为征集兵工三厂厂史资料，重访故地六度寺。老朋友一见如故，当年六度寺的公安员、村长86岁高龄的王国金告诉来访的老朋友：“大家想你们啊！不知你们千辛万苦、南征北战还在不在！老乡们还经常叨念小邵姑娘，为抗日光荣牺牲。还有我们村的王国礼被鬼子折磨得了病，挨到前几年已逝去了。”我们还拜访了杨巧当年遗下的8个月的女婴，她叫于俊英，如今已经51岁了。这位憨厚朴实的农村妇女紧握着老兵工鞠远峰、周恩言的手说：“听我姨妈说，日本鬼子刺死我妈走了以后，是兵工厂的大姨把我抱去，洗净浑身血迹，照看着我。50多年了，老大姨还惦记着我们，大老远来看我们，太感谢你们了！”彼此以紧紧的握手，饱含热泪，表达着各自的心声。
日寇奔袭六度寺以后，弹药部、子弹部也奉命撤出昆嵛山，分驻新防区大宋家、于家埠、徐埠头和上下泊子村。兵工工人化悲痛为力量，加劲生产，支援前线，回击日寇的暴行，手榴弹产量直线上升，月产高达5000枚。
三
在敌后频繁“扫荡”的环境中，兵工三厂接连不断地遭到日寇跟踪袭击，兵工工人流血牺牲，设备、物资遭受损失。这就逼着我们找到了一条对付日寇袭扰的对策，这就是“生产中备战，备战中生产”和“战事空隙中突击生产”。兵工工人亦工亦兵，成为一支既会做枪炮弹药。又能持枪战斗的抗日战士。组织军工生产做到生产、备战两兼顾，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时以生产为主，有时以备战为主。只有在日寇投入重兵“大扫荡”的严重情况下，才全部停止生产，进行疏散。突击生产的关键是车工，他们抓紧时间两大班连轴转，昼夜不停地进行生产。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苦干巧干拼命干，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工人们在机床头上放块干粮，饿了咬一口，嘴里嚼着，手和眼聚精会神地操作，生产效率比平时高出几倍。就是在敌人“扫荡”时，在与敌人周旋中，也抓住时机，突击生产。例如，敌人在山下行动，我们就在山上装配子弹，每组一个大被单，敌人若上山，立即兜起四角，背起来就转移。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工人们编成战斗小组随军服务，一组女同志，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带着工具和半成品，到敌占区的伪保长家摆开摊子，突击装子弹，把伪保长吓得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犹如我军的游击战术一样，越打越灵活，出奇制胜。在反“扫荡”的日子里，经常转移，不可能使用固定的动力设备进行生产，车工们携带着车床，在大车轮上套上皮带，靠人力摇动进行生产；钳工则背着台钳，每到一村找几根树桩固定好，就干起活来；锻工炉每到一地就重修一次炉膛……所有生产过程都是在动荡中进行。有一次反“扫荡”，为赶制20支比利时“枪牌”手枪，就是在转移中，走到那干到那，分散作业，集中装配，终于保质保量地如期突击出来送到了前线。
①王秀生文章为5月25日。
在“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中，我们也创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因时因地制宜”就是其中之一。如，三厂在昆嵛山已不能立足时，就毅然拉出距昆嵛山约百华里之遥的爬山前后的大宋家、吴家庄、大芦头等村。这里的地势高而干燥，我们就决定挖地洞。经过全厂职工的艰苦努力，几乎把大宋家、吴家庄、大芦头的地下挖空了。这样我们就有了更为随机应变的余地，如敌机轰炸或敌人偷袭，我们可随时转入地下，即可照常生产，也可保护工厂设备和存放军工物资。在这方面，我们的兵工工人隐藏设备手段之高妙，无与伦比。有的就埋伏在大路中间，伪装的维妙维肖，敌人的大队人马蜂拥而过，毫无觉察；有的就埋在才翻过的大田里，埋好再重新耙一遍，敌人“扫荡”过后，我们去挖取时，农民也一点没看出痕迹（如已播种，我们则按面积如数赔偿）；有的就把设备、工具涂油封好，埋在河流下，只见河水滔滔，谁也想不到水底下有做枪的家什，遇到敌人突袭，就得采取应急措施。1941年春，一次得悉日寇突袭辛庄的紧急情报，我们估算敌人到来的时间，已来不及了，厂长邢林急中生智，发动大家一齐动手在工作间内挖坑，就地埋藏好一切设备和工具，然后，果断命令放火烧塌工房！当日寇赶来时，看到的是一片灰烬，便气极败坏地折回了。
四
“一切为了前线”，是兵工战士的行动口号和准则，前方需要什么武器，兵工厂就千方百计组织生产。同志们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在原材料奇缺、工具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出一批批武器弹药，源源送到前方。
建厂初期，工厂只能把收缴来的枪支，经过加工、整修，配上零件，发往前方。但这远远满足不了日益扩大的部队需要，于是决定试制步枪。当时生产步枪枪管只能就地搞到六椤钢（风钻杆），它的好处是中间有孔，只要用铣刀按规格铣光滑，再拉出来复线就行了。可是枪管的弹膛部位要蹾粗与接套连接，在蹾粗过程中很难保证中孔不歪。经炉工组长洪润德反复研究、琢磨，先把钢烧红，再沿钢内圆孔打入芯棒，趁热加工，迅即抽芯棒，这样既能把枪膛部位蹾粗，又使原有的内孔不歪不斜。另一难点是，钻枪管无专用钻床，很容易钻偏、报废。枪管组当时有位普通钳工名叫鞠世清，费了许多思索后，把十几根钻头分别焊长，从十几厘米到几十厘米不等，每钻几厘米，就换一根稍长的钻杆，直到渐次钻通，成功率达到95%以上。步枪生产出来了，当然谈不到什么“造”。工人们把缴获日寇与顽军的各种类型的步枪沈阳“七九大盖”、日本“三八大盖”、湖北“汉阳造”、英国“套筒”、俄制“水连珠”，甚至连打铅弹的“单打一”、“九连灯”、“十三太保”收集起来，取各家之长，制成零部件，装配起来就行，管它是“中正式”还是“98式”，能杀伤敌人就是一支好家什，在与日寇交锋时同样发挥威力杀伤敌人。
部队对子弹的需求量很大，生产子弹是三厂的主要任务之一。但那时不具备制造子弹的条件，只能复装子弹，即将用过的子弹壳，修复后，压上自制的火帽，装上发射药，再装上弹头即成，弹头壳是用铜元敲的。发射药我们不能生产，就利用废旧电影片子，去掉胶膜，剪成细小的碎片，再用甘油加上少量助燃剂代替。复装的子弹，其内外弹道性能都达不到应有的要求，但比起鸟枪土炮就好的多了。（解放战争时期，兵工三厂已成为子弹专业生产厂，能大批量地制造合格的枪弹这是后话。）
手榴弹也是三厂的主要产品。弹壳是用生铁铸造。搞不到合格的炸药，就用龙口一带产的土硝，兑上硫磺和苘杆或梧桐枝炭粉制成“黑色火药”。作手榴弹的关键部件是“拉火装置”。开始没有水银、硝酸、酒精，制造不出雷汞，延期时间也不好控制。兵工战士们设法，把三根火柴捆在一起，中间夹一根拉弦，拉弦头上用鱼鳔粘上玻璃粉，利用它们互相摩擦发火点燃药芯引爆手榴弹，虽然质量很难保证，但在前线仍可杀伤敌人。后来有了雷汞、硫化锑，也改换了高爆速炸药，才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开始大批量投产，且质量基本有了保证，威力也大有提高，深受战士的欢迎。在40年代初，我军枪械匮乏的情况下，手榴弹则成为对付日寇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在近战、夜战中作用更突出。我军临战时所携带的手榴弹在数量上超过日寇的几倍。为了迷惑敌人，把当年生产的手榴弹，在木柄上打上推前两年的生产日期，以显示我们有大量的储备。
为了改善部队的装备，兵工三厂尚未撤出昆嵛山，就开始试制“捷克式”轻机枪。做机枪的难度比步枪大得多，没有图纸，没有专用工具和精密设备，也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担负生产机枪任务的同志，根据各自的特长，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经过日日夜夜的拼搏，于1941年7月中旬，在机工部驻地高家台子，两挺“捷克式”轻机枪问世了，经过试射，性能良好，全厂一片欢腾！胶东兵工生产委员会主任王彬、许世友指挥闻讯，先后莅临三厂热烈祝贺机枪的试制成功，并从此投入小批量生产。
掷弹筒（俗称“小钢炮”），也是我军迫切需要的武器。抗战初期，日军普遍装备这种具有曲射功能的轻便武器。我军常遭受它的杀伤，吃了不少苦头。我兵工厂决心研制这种武器，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我们把缴获日寇的77式和88式两种掷弹筒，取其所长，经过反复研究，克服了原材料和加工中的困难，终于试制成功，并逐步形成批量生产，不仅供应我胶东地区部队，并且外调支援兄弟地区的部队。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兵工三厂生产的掷弹筒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兵工三厂在抗日战争中，曾数次配合我部队作战。1942年2月，在教导员岳炎的带领下，兵工战士荣书
山、殷逢霖、殷逢和、刘俊五、刘锦章、于福堂等20余人，踊跃配合五支队警卫营、荣成独立营夜袭石岛日伪军。他们带上300多斤自制的黑色炸药和几包苦味酸，分成两组，一组攻入发电厂，收缴了不少可带动的工具、电工材料，并炸毁了发电主机；一组攻进军需仓库，缴获了大批医疗药品，如红汞、药棉和医疗器械。所获战利品由事先准备好的当地大批民夫运回根据地。日寇军需仓库，被战士们放了一把火，化为灰烬，大挫了日寇的锐气。
1942年9月，三厂兵工战士殷逢和、于福堂等一行，带着炸药，随着我军主力攻打顽军26旅秦毓堂部盘踞的滕甲庄据点。秦毓堂，东北讲武堂出身，曾是宦游旧军界的老吏、胶东“抗八联军”中的骨干力量，拥有三个主力团和炮兵、骑兵营、机枪连（含高射机枪两挺），以及通讯连。其实力仅次于胶东“抗八联军”总指挥赵保原。滕甲庄是秦毓堂、丁綍庭的老巢，四周有高大围墙，内设20余座岗楼、碉堡，并附有盖沟、鹿砦、铁丝网等坚固的工事，储存着大量军需物资。秦毓堂曾狂妄自诩他据守的滕甲庄“固若金汤”。我军于9月8日发起总攻，三厂兵工战士通过地道，用炸药将秦军碉堡、岗楼一一摧毁。这一着是老奸巨滑的秦毓堂所未料到的。岗楼、碉堡一倒，阵脚大乱，我军乘机冲入村内，展开激烈的巷战，至拂晓战斗结束。是役，俘敌2000余，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秦毓堂一败涂地，率残兵败将窜往海阳城附敌苟存。这是胶东抗日战场上我军、工密切配合，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地道爆破战术。所缴大量军需中有关兵工部分被充实到兵工三广。
兵工三厂在战火中诞生，在困苦中成长。残暴的敌人未能扼杀她，重重的困难未能压倒她，她终于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显赫勋绩，多次受到胶东军区和兵工领导机关的嘉奖和褒扬。现在让我们用当时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来结束这篇回忆吧：
困难是炬火，把我们锻炼。
我们是坚钢，愈炼愈坚强。
往事漫忆(1)
我于１９４１年参加兵工三厂，本想当一名技工，可能是因为年轻机灵，并且稍有文化，被厂长邢林挑去给他当了勤务兵。干了３个月，又被调到厂部搞总务，当供给干事。１９４３年初，又到机工部做计划材料工作，职称是“收发”。１９４５年３月离开兵工三厂。转瞬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往事却历历在目。现将建厂初期的一些片断记述如下。
曼伦三厂借机枪
这是发生在１９４１年秋的一件令人难忘的事。盘踞在东海腹地牟平水道的日寇，奔袭昆嵛山区后，在返回途中的石山头附近，与我东海独立团某部遭遇。日寇约三百之众，疯狂地拦击、围攻我部队，大有一举吃掉我军之势。当时我军虽然士气很高，但苦于武器装备极差，加之地方部队组建不久，战斗力不很强，激战中，被日寇以密集的火力压制在一个山洼间。上，上不去；撤，撤不下来，部队伤亡很大，仅连、排级干部就伤亡七八人之多！兵凶战急，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强大火力，勇猛反击，把敌人火力压住，才能使我部转危为安。当时，我兵工三厂已能批量生产“捷克式”轻机枪，为此，曾受到胶东军工生产委员会主任王彬和许世友司令员的表扬和祝贺，并闻名于胶东地区各部队。因此，当东海部队突然遭到不测，东海指挥部急令供给处长曼伦速奔我三厂商借机枪之事，以解我军燃眉之急。这时我厂恰好生产６挺机枪，存在库内，等待上级调拨、装备部队。按常规，兵工厂无权擅自将武器供给部队使用。但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地方部队登门告急，岂能作壁上观？为了救援我人民子弟兵，我厂毅然决定借枪，并给每挺机枪配备５００发子弹。６挺机枪，３０００发子弹，在５０年前，却不是个小数，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件简单的小事！尽管那时并没有弹药消耗限额的规定，但每一发子弹却浸透着我兵工战士的血和汗。部队借回机枪后，东海指挥部指挥孙端夫同志已赶到阵地，立即指挥作战，６挺机枪一齐吐着火舌，正当日寇得意忘形的时候，突然遭到我军强大火力攻击，以为是我主力之师驰援赶到，随即全线崩溃，首尾不能相顾，狼狈窜回水道老巢，并将据点的各岗楼、门卡加了双岗，戒备森严。当我部队胜利而归，发出欢呼的时候，全厂兵工战士为自己亲手制造的机枪再次大显神威，击溃日寇，而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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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黄秉恒，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生于荣成市寻山黄家，１９４１年２月入伍。于福建军区后勤部离休。本文选自《战火中的兵工三厂》一书。
试制“小钢炮”
抗日战争中，在我胶东地区，日寇所以敢于毫无顾忌地横行肆虐，除了侵略本性外，就是靠比我军强得多的武器装备。日寇除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等重武器外，一般都以轻、重机枪再配以掷弹筒、迫击炮组成火力网。掷弹筒具有曲线弹道的“挖战壕”(1)功能，其射程又是手榴弹所莫及的，体积小，轻便易带，十分机动，在近距战斗中，能起到大炮起不到的作用，当地群众把它叫做“小钢炮”。当时，日军部队中普遍配有７７式、８８式两种掷弹筒。在战斗中，我军遭受其杀伤太大(2)。
为回击日寇之嚣张气焰，１９４３年，胶东军区后勤处决定由三厂生产掷弹筒和掷弹装备我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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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射时，膛内惯性作用将弹内火帽刺着，点燃了延期装置，当离地面１０米左右弹体爆炸，破片射向战壕内的敌人。
(2)据１９４５年胶东工业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材料中表露，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伤亡有６０％是受掷弹筒之害——编者。
生产掷弹筒，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干却不那么容易。当时我们搞兵器设计和生产，根本找不到任何技术资料，只能以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进行仿制。我们把缴获日寇的７７式、８８式两种掷弹筒，经过仔细琢磨，发现尽管８８式掷弹筒射击精度好、射程远，应该作为仿制的对象，但因在技术、设备上尚解决不了掷弹筒的铸钢和膛线问题，我们不得不从实际出发，把两种式别结合起来，即掷弹筒仿制８８式，但不拉膛线；而掷弹仿造７７式，因７７式的掷弹用生铁浇铸，这在原材料来源上适合于我们就地取材，这样也就绕过了铸钢和弹带的技术难点。生产掷弹筒的另一难题是，没有专用的钢材，只得想办法找代用材料。炮管就选用直径合适的圆钢作材料，用自己制造的适度钻头，在车床上代替专用镗床钻孔，尔后再用车床车光外表和膛内抛光。制造二管及底座，就利用扒铁路搞来的钢轨，在没有电焊、气焊的条件下，完全靠锻工一锤一锤地敲出来。制造掷弹筒的丝杆和热处理这一关很难攻。丝杆要承受很大的后座力，而掷弹筒的射程是由丝杆的起落改变来决定的。热处理过硬，丝杆易断裂，把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很困难。工人们先后用尿碱、石灰水、盐水等作试验，都不成功。最后加用大令硝（一种用土硝提炼出来的结晶体）一起加温，煮到一定火候再放进机油里淬火.....经过不断摸索、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我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掷弹筒在战场上轰击日寇阵地、大量杀伤其官兵时，令群寇大吃一惊，大张了我军的军威，大灭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反奸反特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对付日寇的残酷“扫荡”、“围剿”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要对付暗藏的形形色色的敌特、奸细猖獗的破坏活动。那些暗藏的敌人，无孔不入地对我党、政、军机关和兵工部门投毒、纵火、暗杀，妄图扰敌我军心，破坏我兵工生产，以期削弱我抗战、反顽力量。
当时，我兵工三厂的驻地是自母猪河西岸的昆嵛山、爬山和乳山一带。这些地方，也是胶东东部顽军安廷赓、苗占魁、丁綍庭、秦玉堂、郑维屏、丛镜月、王兴仁等部的旧防地。他们所收买的“抗八小组”、“暗杀团”、“铁血团”成员，多是地方上的反动分子、不务正业的烟鬼、赌徒和兵痞。他们混迹于群众之中，不易识别。这群民族败类心狠手毒，无恶不做，经常绑架、杀害我们的同志，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称他们是“不穿军装的敌人”。因些，这条无形的战线上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一时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记得曾发生过这样几件事：
１９４３年，兵工三厂机工部驻在马家泊子。一天晚上１０时许，突然有一个男子吹着哨子，从村内向东山方向跑去。我们警觉到此人行径异常，当即组织二三十人持枪追赶，没有追上。事后在镇压敌特时，特务供出，那一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当晚已有一伙特务埋伏在村东山林间，吹哨的特务是到村里引诱我们出来追赶，如果我们的人少，就把我们引到山林干掉。当发觉我们出来追赶的是一支人多势众的队伍，就一齐溜掉了。
又一件事是，厂里为了活跃兵工工人的文娱生活，经常自编自演些节目。有两名扮演角色的女同志则需在晚间往返于厂部和弹药部的两驻地之间。这一规律为敌特所掌握，决定伺机进行杀害。恰巧有一个周末，因召开党员会议而临时更改了排练时间，两名特务没有盯上我女同志，而遇到了我厂膀大腰粗的司务长王选辉，特务直扑上来，老王奋力招架。拼搏中，两个特务治服不了我膘悍的老王；老王一人也难擒两名敌特，敌特抽身逃脱了。假如当晚照常规排练节目，我两名女同志将落入敌手，惨遭杀害。
另一次，我们厂的一位司务长，黄昏后在村外散步，突然闪出一个敌特，手持匕首向我司务长进逼，我司务长就地抱起一块石头，严阵以待，双方相持不下。敌特看到难以下手，说了声“明天见”，拔腿就跑。当时正值全厂兵工工人参加大练兵活动，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与司务长同一宿舍住有３人，第二天一早，同室的两人出门不久，司务长也披上大衣出来，在给门上锁时，突被一条绳索勒住脖颈，让人背着就跑。司务长当时虽还有意识，知道是被敌特“背死狗”了，但喊不出声来。就背到一条河边，扔在一个树墩旁的沙坑内，敌特在其腹部捅了几匕首就逃走了。幸好司务长穿的棉衣较厚，没有致命。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晚上外出每逢转弯抹角，都有意识地用一只手摸着下巴，以防突然被绳索套着脖子还有一些同志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利用报废的三角锉刀磨成三角刮刀藏在身边，以防不测。
我本人遇上这样一件事：兵工三厂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三厂的篮球队在胶东地区素负盛名，我也是打篮球的积极分子之一，几乎每晚上都到天黑才收场。有一次打完球回宿舍，感到疲惫就懒洋洋地往床上（用两扇门板拼搭起的床）一坐，当弯腰准备换鞋时，发现床铺下伏着一个人，立即意识到是敌特，便顺手去取我挂在床头上的手枪，特务惊慌地起身，从门板底下窜出来，夺门而逃。急促间，我被翻起的门板摔倒，匆忙抓起手枪追出去，特务已无踪无影了。后来这个特务被我捉住时交待，他知道我有一支手枪，企图先钻进我的宿舍，隐伏在床下，待我睡熟后下手：先偷枪，把我干掉后再携枪逃走。从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临睡时先查看一下床底下有无异常，才能安然入睡。这个习惯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才慢慢改了过来。
还有几件是老同志们座谈中补充的：
１９４１年春季大扫荡时，有个叫于建久的敌特。勾结日寇，通风报信，使我兵工厂三厂蒙受一定的损失，被我军法处枪决。
１９４２年，三厂弹药部曾在马家庄住过一段，侯青山同志晚上外出，被坏人发过野石头，侯拼命追赶，捉住了坏人。
１９４５年初，工厂从北黄一带搬到外庄子和塂南头，钳工王永福同志因到外庄子排演节目晚归，被坏人打了杠子，幸亏王身体强壮，在同歹徒搏斗时坏人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