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客耕东莱”考
初钊兴
《后汉书·郑玄传》(以下简称“本传”)载：“玄自游学十馀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馀人具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东汉时的“东莱郡”领黄、昌阳、不其等10县和掖、嵫(“山”旁应为“巾”旁)2国，郑玄究竟何时、客耕东莱何处，本传却语焉不详。1800多年过去了，尽管注家蜂起，“郑学”代不乏人，但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本文试从本传、地方文献和实地考察来回答这一问题，并就教于方家。
郑玄“客耕东莱”的时间：公元167~184年
郑玄何时“客耕东莱”？最早之说见之于清末举人丁晏《郑君年谱》，谓汉灵帝延熹八年（165），郑39岁（虚岁，下同）时；最晚之说见之于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五，谓汉灵帝建宁四年（171），郑45岁时。笔者赞同郑珍《郑学录》、陈檀（“木”旁应为“鱼”旁，下同）《郑君纪年》、侯登岸《汉大司农康成郑公年谱》、沈可培《郑康成年谱》、王利器《郑康成年谱》等著作的观点，即汉永康元年（167），郑41岁时；只是侯登岸先生将41岁当作实岁，因而误为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笔者确认为永康元年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本传“戒子书”明曰：“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可知40岁或40岁以前的说法是不对的。二，本传谓“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之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为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马融逝于汉延熹九年（166）（见上海辞书出版社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即郑玄辞融的当年。时，郑40岁。翌年167年初到家，正是41岁。
郑玄回乡，因“家贫”无所依，便携亲“客耕东莱”。那么，郑玄何时遭禁锢的？王利器《郑康成年谱》73页谓：“而《戒子书》乃云‘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者，盖郑君虽为杜密故吏，未挂朝籍，且游学初归，客耕教授，名不甚显，故初举钩党时，尚未连及，及一二年后，禁愈密而牵引愈多，始陷文网。故党禁十六年，而郑君被锢只十四年也。”既然知道184年党禁解，又知道遭禁14年，可知171年，即建宁四年遭禁。那么，郑玄为什么还乡？史无明文。按常情推测，一是客耕已久，老父思乡，党锢一解，喜出望外，自然要归故乡。二是党禁一解，郑玄名声大振，当权者纷纷争聘，“家今差多于夕”（见本传“戒子书”），经济上也有条件还乡了。郑玄何时由东莱还归故里？167~184年，前后17年间，没有资料可证明他离开过“东莱”“客耕”之地。需要说明的是，“禁锢”，是一种处罚，“谓禁止做官或参与政治活动”（见《汉语大词典》），同时遭禁锢而隐居他乡、闭门著述的大儒远不止郑玄一人，如颖川人荀爽遭禁锢，就是隐居东海杜门修业的（见《后汉书·荀爽传》）。郑珍《传注》据本传“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说：“此举叙在辟大将军前，则为中平元、二年之间。”即184~185年之间。及至汉中平五年（188）冬，黄巾破北海，康成是年与申屠幡（“巾”旁应改“虫”旁）、荀爽被征，袁隗旋表为侍中，以遭父丧不行。（见清胡元仪《北海三考·卷一》和本传）由此可知，郑玄自东莱还乡的时间，一般在184年，不晚于185年，更不会晚于188年。
“客耕东莱”的具体地点：长学山
一说，在“掖县”。见之于1990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高密县志·人物》：“郑玄……168年（应为167年，即延熹十年）回原籍，家贫无依，即转去东莱（原注：今掖县），一面种田，一面讲学。”这里所说的“今掖县”，未列出任何根据。编者可能以为东莱郡的治所在“今掖县”，故作此括注。实际上东汉的“东莱郡”迁治于黄县（见《后汉书·郡国志》或1996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张明庚等编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再说，不能认为“客耕东莱”就是客耕东莱郡驻地。不论是今莱州（掖县），还是今龙口市（黄县），迄今都没有发现郑玄“客耕”于此的记载或传说。故此说无须多谈。
二说，在不其山或崂山。持此说者以清代郑珍为代表。他在《郑学录》卷一说：“按假田即《传》云‘客耕东莱’也。时于劳山、不其之间，盖有亲知在彼，故奉亲以往，令群弟治耕，而己开门教授欤？”语气虽不肯定，但引用此说者多。关于郑玄隐居崂山、不其之间的记载，最早见之于晋人伏琛《三齐略记》：“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泪而散。”《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五年（188）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三国志·崔琰传》：“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时，谷籴县乏，玄罢谢诸生。”汉初平元年（190），黄巾军张饶部再次攻入青州北海，大败北海相孔融（见1979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郑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196），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见本传）时“玄与门人，东入不其山。今山东有村曰书院，即其教授之处。”（见1993年12月齐鲁书社周至元编《崂山志·卷四人物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莱州即墨县》亦有康成“领徒于劳山”的记载。总之，郑在崂山、不其的授业，都与避黄巾军有关，与20年前“客耕东莱”不是一回事。从崔琰等本传就师的时间也可以推算出，时郑玄已过60岁；再说，东汉虽将“不其”改属东莱郡，但习惯上人们仍称不其为“琅琊不其”，如《后汉书》张步、王扶等传，或称“琅琊不其人”，或称“客居琅琊不其”；不其、二崂为齐东地望，又是东莱郡最西南的县分，如果确在不其、崂山客耕，尤其从高密来看，说“客耕不其”或“客耕二劳”要比说“客耕东莱”自然、合理得多。《后汉书》与《三国志》人物传中，多次直称“不其”，而无一处以“东莱”代“不其”的。
三说，在不夜城南山。晋人晏谟《齐记》：“汉郑康成居不夜城南山中教授，遭黄巾乱，与弟子崔琰、王经挥泪而散。”西汉的东莱郡设“不夜县”，时今文登北部属于不夜，南部属昌阳；东汉撤不夜县，入昌阳县。晏谟沿用古称是可能的，但“黄巾乱”发生在公元184年，与郑玄“客耕东莱”不搭界。
但是“不夜城”之西南百里、今文城西30里有山曰“长学”，却因郑玄长期在此耕读讲学而得名。所以，清光绪本《文登县志》认为晏谟“不夜城南山”，“南”字之前掉一“西”字。
四说，在昌阳县（今文登市）长学山。
笔者持此论，证据有四：
一有碑刻为证。
长学山阳有元代“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兼领东征汉军招讨使司事刁通墓”，敕葬，墓前至元十九年（1282）碑云：“故老相传，长学山乃先儒郑司农讲学之所。西接昆嵛，东俯昌水，南揖沧海，北据甘泉，蔚然而雄秀，宜笃生英杰之士。”此碑之东一里，有明崇祯六年（1633）“圣皇庙”碑：“山名长学，先代郑司农讲学处也。”
二有地方志为证。
文登建县始于天统四年（568），但现在能见到的明代《文登县志稿》，是文登历史上最早的志稿，收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成书的《宁海州志》中，出自县人南京工部尚书丛兰之手。该志“建置第三”载：“长学书院在县西五十里（应为三十里），相传为郑司农教书之处。”雍正乙巳（1725）《文登县志》全志十卷，卷一“山川”“古迹”，卷三“学校志”，卷八“人物志·先儒”，卷九“艺文志”，卷十“外志·丛谭”，五卷均载有郑司农事。“艺文志”载刘储鲲《汉郑司农考》780余字，谓：“旧志‘乡贤’：汉郑司农，名籍失传。性恬退，不乐仕进，教授长学山中。以行谊举，拜司农，旋复归里，从游日众。今岩石题‘长学书院’，屋址犹存。……邑旧乘称：司农杜门修业，种稻埘菘，与《东汉书》所云‘客耕东莱’极合，特语焉而不详耳。”这里所提的“旧志”“旧乘”，指明万历十五年（1587）、天启六年（1626）和清康熙十一年（1672）所修《文登县志》，现已失传。雍正《文登县志·艺文志》载该志主编毕对（“对”字应加“雨”字头）诗：“山色清如沐，康成旧讲堂。经传毛氏注，地接郑公乡。秋草埋书带，晴云袅石房。吾乡有长学，千载道源长。”又载刘滋（“滋”三点水应改“金”字旁）的七言诗：“司农会此训群英，筑室山头教铎鸣。岳麓清风堪并美，鹅湖高义可齐名。膻（“月”旁改“鱼”旁）堂日久云常锁，黉舍年深草自生。千载涧中流出水，琅琅犹带读书声。”其卷十“丛谭”载：“论曰：文称山海粤区，古多隐君子。汉党祸起，郑康成教授于长学山中。”道光十九年（1839）、光绪二十三年（1897）定稿的《文登县志》对此均有记载，光绪志尤详。其中卷一“古迹”载：“郑司农讲堂，旧《登州志》：在县西三十里长学山，汉郑康成教徒于此，有书堂遗址。邑人赛珠曰：长学山以东诸村，皆名郑家庄，为汉郑司农寓居故里。”
三有文登人千百年来的信仰传承为证。
《后汉书·孔融传》：“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此为祭祀乡贤之始。但此后至元代，全国没有祭祀乡贤的统一规定。“明清时，凡有品学为地方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见《辞源》）又，光绪本《文登县志·卷二上》：“明洪武四年（1371），诏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首令，右祀乡贤。此二祠附学宫之始。”文登“乡贤祠在大成门外之西，三楹，祀汉寓贤高密郑司农康成……”至清末，文登乡贤祠共祀郑玄等26位。试想，一位逝去的高密人，为什么他的木主一直居文登乡贤祠首位？因为他寓居文登长学山近20年，授徒著书；他的高风亮节和渊博学识，给文登人民以深远的影响，开“文登学”之先河。当然，其中也有过争论。清雍正《文登县志·卷八人物志·先儒》载：“郑康成，有考，详‘艺文志’……邑侯王公（王一夔）议更木主（原为画像），未及行，适有诏复先儒郑康成祀（指恢复孔庙两庑配食）。或曰，从其重者，既祀两庑，不宜复置主（木主，又称神主）乡贤祠。或曰，吾邑之祀先生，当视（比作）高密。两庑者，天下之公典也；乡贤者，吾邑之私慕也。旧主可勿撤。当事君子，必能权度其平矣。”事实上，郑玄在文登乡贤祠的木主，一直享祭到民国末年拆庙时。至于长学山前的“长山村”，村民至今传说着郑先生在此教书的故事，有的村民代代在房前屋后栽植“康成书带草”。
四有康成讲堂和古郑家庄遗址为证。
笔者三次考察这些遗址。长学山是昆嵛山东南余脉，东西长4里余，主峰海拔257米。山之阳，约150米高处，巨岩耸峙，林木扶疏，岩前一小坪，尚存石屋南墙的基础，东西长7.5米，由12块巨石砌成，“门中石”长1.77米。雍正间毕对（加“雨”字头）和刘滋（水旁改“金”字旁）长学山怀古诗中描写的杂草丛中的“石房”和“黉舍”早已坍塌，散落在房基周围的巨石，“石花”斑斑。山岩上“长学书院”的刻字，已被1958年滑坡的山岩所遮压。由此向西南方行200米下山，越过山涧，便是元代招讨使刁通儿孙三代的陵园，占地40亩，围墙尚在。再向西南约150米，即长山村西北百余米的果园，就是古郑家庄遗址。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有郑氏最后一幢住房的墙基。清末民初，这里曾出土一陶缸，内有“王莽钱”。1957年，村民刁国璞等在房基东南约30米处为生产队饲养室刨土，挖出一石碑，约高70、宽50厘米，正面刻五六字，近八分体。他只记得头二字是“郑家”。因石质较差，当时又不懂文物保护，竟用镐头敲碎了。次年，他在房基附近耕地，翻出一磨秃了的生铁铸的犁头，足有2公斤重，比现在的犁头笨重得多。从这里隔着山谷向南西看，有一小岭挡住视线。小岭北半坡，就是“郑家岚子”。1958年前，那里有一座郑氏坟茔。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郑姓男子专程从外地来此上坟。至于长学山之东，现有南、北郑家二村，《村志》谓建村于明末，是为纪念郑玄曾寓居长学山阳而命名的。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动乱。郑玄不求仕进，却无端遭禁锢，隐身于东莱郡昌阳县（今文登市）长学山阳近20年，耕读授徒，遍注群经，为华夏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尽管碑记、县志、遗址有如此连续而具体的记载和佐证，但除了《四库全书》中《山东通志》《大清一统志》有“长学山康成讲堂”等记载以外，未见其它古籍记载。这与长学山地处偏僻的山东半岛东端、史家罕至有关吧。
（载于《管子学刊》2006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 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