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庄：在记忆中绵延的乡愁
陈强伦
绵延百里的昆嵛山，群峰拥簇万壑纵横，山峻峰险谷狭涧深，柳林庄就坐落在这昆嵛山深处的峡谷之中。
柳林庄位于文登界石镇西南，在楚砚口西去无染寺的半途，有一条去软枣林的岔道，沿着这条岔道向西过软枣林再行二三里就是柳林庄，柳林庄再向前便是无穷无尽的大山，无休无止的峡谷。远近闻名的高峡平湖－昆嵛山水库，就在该村西面的山巅之上，拦截着来自无染寺上游山系的水流。昆嵛山水库下游柳林庄所在的大峡谷与昆嵛山水库不同的是，它承载着北至牟平，西至乳山方圆几百里所有内向分水岭的水。平时山泉经年不息，到了雨季，这里便山洪咆啸浊浪澎湃，各处汇集于此的洪水狂舞直奔米山水库。
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水源聚集地，被国家电网确定为建设胶东抽水蓄能电站的首选地。所谓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山谷的低处拦一条大坝，将来自大山的水蓄集起来，再在高处建一座大坝，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利用剩余电能将水从下水坝抽到上水坝，在用电高峰或紧急情况下，利用上水坝储存的水冲向下水坝发电。抽水蓄能电站被誉为国家的“电力粮库”，是国家电力蓄备的最佳方式，全国能建这种电站的地方并不多。
文登蓄能电站的下坝选址就在柳林庄，无疑这个村要搬迁了。在文登，因修水库而搬迁的村庄不在少数，但这个村却引起了我的关注，2015年11月的一天，我只身来到大山深处，走进了这个将要消失的古村－柳林庄。
接待我的是村委会计王波，他告诉我书记在镇上协调新村选址和村民搬迁的事，老百姓对于这样一个有利国家建设，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工程都很支持，只是在新村选址问题上思想仍待统一。
柳林庄共有150多户，人口460人，常驻人口200多人，年轻人都到城里买房住了，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占村里常住人口10%以上。村民们主要以果业为生，家家户户都栽果树，以大小樱桃、桃子、柿子、板栗为主，樱桃成熟季节每天都有上千人到访，每家每户的水果收入颇为可观，这次修蓄能电站，国家对他们的果树都给予了数目不小的补偿。国家补偿的再多，拆迁后盖的房子再好，村民们终是不舍得，他们早已与这里的山山水水血脉相联。
据文登县志记载：柳林庄，宫姓建村，年代无考，村近河床，柳树成林故名，明洪武时山洪毁村，遂西迁重建。
据考柳林庄的宫姓来自山西太原，祖先是春秋时虞国大夫苗族后裔，来到东莱的宫姓始祖名颐儒，字得先，号四智。官至五代后周元州防御使，与赵匡胤交往甚厚。后赵匡胤篡夺周位，建立宋朝，颐儒公便弃官隐居，辗转来到东莱昆嵛山，在桃花岭下结庐静修，连绵生息人丁繁旺，后逐成村落，即柳林庄。
颐儒公乃于草庐静修，精研易理，后遇同在昆嵛山修炼的谭真人，授予诸多仙术道法并送道号“昆真”，年73岁得道升仙。清光绪本《文登县志》元代道人中亦有关于他的记载：宋太祖奉其为神仙，御赐建“神仙殿”于村北卧虎山的南阳，与村隔河相望。此殿与无染寺、烟霞洞、圣经山同为仙家圣地，碑额有“圣旨”二字，文曰：“升仙达道”。可惜殿碑均毁于1965年的“四清”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其残柱村人仍有见者。宫仙人在世时累行善事，族裔繁衍昌盛，登州境内宫姓多为此公后裔。凡技能者均独树一帜，德艺双馨；为官者均官位显赫，清政廉明，是古东莱的名门望族。至元未，柳林庄已发展成几百户人家的大集，后称柳林集。每至集日文人商贾云集，物资交易繁忙，车马軕轿不断，在宁海州已是远近闻名。
洪武元年（1368）夏季的一天，正值柳林大集，集上交易正繁忙进行，村西戏楼大戏演得正酣，看戏的人兴趣正浓，傍午间，只听得远处山谷轰隆作响，如闷雷滚滚，似万马奔腾，由远而近，由弱及强，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巨大的山洪已排山倒海从天而降，山洪夹带着一个个石块像无数怪兽呼啸而下，瞬间将一个繁华的柳林集淹没于浊浪之下，并迅速向山谷两侧涨冒。山上劳作的村民看得心惊肉跳，两眼发直，好端端的一座村集就这样瞬间消失了。
这天大的灾难从何而来，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后来人们才知道，上游的群山中下了好大的一场雨，可惜昆嵛山太大、范围太广，这里的人毫不知情，真是十里不同天哪。
一个绵延千年的古村就这样消失了，一代圣仙的后裔就这样被山洪甩进了东南大海。
躲过这场浩劫的宫姓幸存者，再也不想在此重建了，他们饱含着泪水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祖先居住的热土，翻过重重山岭，到葛家集、吕家埠、议城及乳山的白沙滩投亲落户，也有的去往牟平、海阳、福山、蓬莱安身立命。但无论去向哪里，宫姓人家都像一颗颗旺盛的种子，在当地生根开花结果，由散户渐成大村。如今，宫姓辈份基本不乱，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宫姓均能排上辈，且各地都修有支谱，至清咸丰八年已修成总谱，今失传。现在有宫姓好事之能人，收罗全国各地的宫姓名流，成立了“中国东莱宫氏联谊总会”并于柳林庄旧址立碑永记，定于每年9月1日来此拜宗祭祖。
现在的柳林庄没有一户姓宫的，全是王姓，据村民讲，他们上世纪70年代初在古村址上修大寨田时，为搬走一块竖石，向下挖了4米多深，结果挖出了不少古砖碎瓦，砖的大小与长城砖相差无几，瓦得厚度比现在的瓦厚得多。在崇山峻岭深处，遍地都是石头的昆嵛山，运输能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宫氏祖先放弃现成的山石不用，而采用产自外地的青砖青瓦建房，足见宫家当时的经济实力。
柳林庄宫姓与王姓当时是不是主仆关系，无人提及，但王姓的确没有与宫姓同住平坦村集，而是住在稍偏西南的半山坡上，由于地势较高所以躲过了那场空前劫难，福兮祸兮，相伏相倚呀。
相对于宫姓柳林庄的青砖碧瓦，楼阁亭台，王姓的柳林庄就简易得多了，他们建房用的石料是山上打的，木料是山上伐的，房草是河套里割的，铺街磊台的石头是村前大河里拣的，原汤原汁天然绿色，与大山浑然一体。
该村包括毁掉的原村选址都是很怪的，在昆嵛山区居住的人家，大多数村庄都是坐北朝南，在山的南坡背风向阳处建房，而柳林庄却在大峡谷的南侧，即南山的北坡。房子的朝向也都向南，整个村落呈后低前高状，这不但没有挡住窗外的风光，反而给人一种步步登高之感。
柳林庄分为两大分部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在老村对面的山脚下又开辟了新村，年轻人都住在新村，老人们一般仍住老村。其实真正有看点的还是老村，老村有30多户，从外边是看不见村庄的，所有房屋全被大树覆盖着，进得村来则别有洞天。春天鲜花围褒，秋天硕果坠枝。有的房屋是由工工整整的石块自下而上砌成，有的是用大小不一的石头拼凑起来，街道和园墙则是用鹅卵石铺就或堆垒，进入村庄就好像走进了石头城堡，街道狭窄却条条互通，房子坚固且各自为阵，房前屋后的果树不分你我，枝蔓交合，穿插拱拢。春夏秋季漫步古村踏着石路，赏着石屋古墙，闻着花香，品着仙果，吃着香喷喷的农家饭菜，看着环绕四围的巍峨群山有如来到仙境，尘嚣远离，气静神清。
这里被电影导演发现过，《苦菜花》《女交通员》《布谷催春》在此拍过外景；被相声大师马季发现过，曾来此体验生活吸取创作营养；被画家发现过，全国各地的画家都来此写过生；被摄影家发现过，每年樱桃花盛开、樱桃成熟的季节都到这里摄取美景。我去采访那天还看到北京来的几个摄影师，领着几个美女在石屋前镜头前搔首抚腰，极尽妩媚。这样的村庄搬迁了实在太可惜了，但可惜归可惜，搬终究还是要搬的。
柳林庄北面那座山叫卧虎山，南面那座山叫砚台山，一虎一砚，一武一文，南北隔涧相峙。北面那座卧虎山呈头西尾东状卧伏，其头、尾、身形极其神似，柳村庄则正对着高昂的虎头。南面这座砚台山，有村民说古代出过砚石，又有村民说山上有三块巨石，中间高两边低，其状如砚台上放毛笔的笔架，故称砚台山，但可惜三块巨石现在只能见到一块了，其余两块前几年被在后山开采石头的给劈掉了，山顶上还留下了一个大缺口，像一处不可愈合的刀痕。
两山很高，相距很近，山体很坚固，内腹纵深很大，支流也很多，如果两山合卺，文武挽手，将相言和，截断昆嵛云雨，更立柳林石壁，又一高峡平湖将镶嵌于昆嵛山上，文登又将出现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柳林庄的村民从此将住上高端新居，告别农耕从事着与旅游相关的新的行业，挣着比种田、摆弄果树还要多的钱，到那时子孙后代们将会对本次柳林庄的搬迁有着另一番评说了吧。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旧的柳林庄消失了，一个新的柳林庄又将诞生。
乡愁是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是抹不去的记忆和留恋。而对于柳林庄的乡愁则是绵延的、复杂的，于现代文明的推进中带着些许的惆怅和憧憬。
从商不可不仁 为人不能不善
－－读文登清代当铺业浮沉史的启示
赛明霞
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对本土金融业发展的起源常有追寻之意，于是查找文登历史资料仔细阅读，得知，当铺是文登金融发展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源头，起于清代，以民间金融的形式，发展、兴盛、衰败，历经百余年，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全部消逝。重温这段陈旧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一、民风淳朴，官商体恤仁义，促使文登当铺发展兴盛
（一）开铺门槛低，官府不扰民。一百年以前，文登、荣成还属于一个县，那时的当铺不少于二百个。大凡乡里稍微富裕的人家，有两间闲房，一个识字的人，就可以在家里开设一个小当铺，资本二、三、四、五百千钱（千钱：一千文钱，即一贯钱）不等，内中还没有够一千贯钱的。至于城里的大当铺，他们的资本才可以用千贯来计算，也不过二、三千贯。开设当铺请帖费（请求官府批准的营业执照）是四两银子，自觉缴纳者可减半。每年交纳税银五两，贫民穿的衣服一两件。官府丝毫不加勒索，差役们也绝不登门。
（二）商人讲仁义，便民是宗旨。典当行的利息是三分，冬月、腊月、正月这三个月减息一分。文登人的性情质朴，在乡里没有人穿绫罗绸缎制成的衣服，女子们也不穿裙子，也没有头钗的装饰。初春，当铺开始营业，农夫们先把一家男男女女改岁（由旧年进入新年）的衣服抵押给当铺，得了钱可以置办农具。天气一天天地暖和了，他们就把布被、棉袄拆洗干净，破旧的皮衣、口袋、穷裤（即套裤亦名绲裆袴）以及没有穿过的袜子和鞋子都可以做抵押换钱。总之，没有不可以做抵押的东西。只是没有人来抵押丝织的衣服或首饰；间或有抵押的，价格也不是太高。初夏将要到来，当铺的商人没有多余的钱了，百姓也没有多余的衣服了。小麦一上场，当铺的管账先生就锁上当铺的门到田里忙活去了。百姓遇到婚丧等大事儿，就拿着当票来取抵押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铺才开一回门，其余的时间就经常锁着。到了秋后，各种农作物都成熟了，农民就计算着，留下可够自己使用的粮食，其余的都换作钱等待二分季节（春分和秋分）的到来。二分季节一到，十天之内，一大半儿抵押的东西就被农民赎出去了。这回儿，农民就用农具作抵押，换走过去抵押的衣物等。所以。开当铺必须有两间屋子，一间用来藏衣物，一间用来藏农具，这样，农具就不会被风雨损坏。到了年关逼近，农民急需被当的物品却又无力赎取，他可以求一个保人，有了保人，就可以把东西暂时借出一用。灯节（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就把原物送还，把利息补上，这叫做“倒号”。若有其他急难之事也可以这样去借出来用。每年总计，国家可在此项收取税银将近千两。在利民方面，百姓把当铺简直看成自己的左右手。这样开当铺达到了富国便民的目的。
二、官府腐败，商人唯利是图，导致文登当铺走向衰败
（一）富商意欲大吃小，官商勾结乱市场。到乾隆三四十年间，海上运输交通便利，商人跨海贸易获利甚多。于是，他们就在各大市集开设大当铺，本钱各在四、五、六千钱不等，他们的意图在于兼并那些小当铺，扬言要把三分利息改成二分利息。可是，乡间的农民已经习惯于乡间当铺给自己带来的便利，再说，总的算来二分利息与三分利息也无大的差别，因此对大当铺的宣传并不动心。开大当铺的商人就勾结县衙的小吏与差役们，打通县令的关节。贪图钱财的县令接受贿赂，就发出告示，严禁当铺收取三分的利息。此文报告上级时，说的是当铺的商人情愿减息，从三分利改为二分，并且前来当东西、取东西的日期也没有固定的期限。这样一来，乡间的小当铺整年都不许锁门，本钱不够用，所以都关门倒闭了，这时当铺只剩下七八十个了。但是，以市易乡制（意思是从城市内转至乡间，即乡间的小当纷纷倒闭，城市的大当占领乡间市场）此时还没有改，所以还不至于给百姓造成很大的困扰。
（二）县衙政策不公，当铺不再便民，小当难以为继。到了嘉庆六年，文登遭遇大饥荒。贵州的翟姓县令年底来文登上任，此时没有什么可征比（征收钱粮而比较其多寡之数）的了，于是，他让每个当铺捐银二十五两，不论当铺大小，交银一样多，而且此后作为定例。众人都怕县令大人的威严也就如数交纳了，而且大鞋小鞋（大当、小当）价钱相等。到了第二年春天，小当铺的商人们就没钱了，如果没有人来赎东西，也就不能来当东西了。黄县有位富商带来十万两银子，在城东关开设三座当铺，每座当铺的本钱都在三万两以上，专门收取绫罗绸缎质地的衣服，精雕细镂的器具。世家大族收藏的珍品都被搜罗出来，那些破皮衣、破被子大多数都不要。农民扛着农具到来，他们就少给几个钱收下来，然后就放在院子里，土地湿润，酷暑高温，很容易腐烂，如果两个伏天不去赎取，那些农具就化为一堆朽木了。至于借当（即上文所说的“倒号”），那是所有的当铺都没有的规矩了。这样，农民就开始不满意了。三年期满，绫罗绸缎、精美器具能够赎取的不到一半，这样，世家大族也不满意了。士子（学子，读书人）要去应试，他们都有几件衣服抵押在当铺里。无钱赎出来的学子，没法去应试，大多跑到辽东去做塾师，客死他乡以及流落异地的人不在少数。这样，那些贫穷的读书人也不满意了，从文的学风也大受影响。
翟县令离开文登后，开设当铺的商人都想减少捐银，但是，衙门以为已有成规无人敢改变。再加上银子的价格一天比一天贵起来，仅有一二千贯本钱的小当铺就都倒闭了。这样，文登的当铺就剩下四五十座了。城里的大当铺没有什么可以搜罗了，黄县富商就只留下一座，其余两座转移到乡间的大集市。凡是大当铺到过的地方，那里的小当铺自然无法与之抗衡。而且给官府的捐银，大当铺在初春时候就全部缴纳了，小当铺得推迟到麦收之后，才艰难地凑足一半的捐银。当铺商人亲自拿着银子到了官署，想仿效国家征收田税分“上忙”“下忙”（清代雍正十三年规定，征收田赋分上下二期，上期从农历二月开征，五月截止，叫“上忙”；下期从八月接征，十一月截止，叫“下忙”）的规定分两期缴纳捐银。守门人拒绝收取说：“别人都是初春一次性缴纳，你们拖到此时还想仅仅缴纳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小当铺商人就委婉地辩解说：“他们的资本都是三万两万的，我们的资本不过几千两，怎么能与他们相比呢？”守门人又斥责他们说：“谁不教你们的资本也三两万两？赶快拿着你的银子走吧！”不得已，他们就带着银子回去了。接着，官署的小吏和差役就脚跟脚的来了，他们说的与守门人说的一样。商人一方面赚不到钱，另一方面又要受呵斥，这样，小当铺又倒闭了一半多，剩下的也就不过二十几座了。县令觉得当铺倒闭太多，恐怕遭到吏议（处分官吏，议定其罪。意思是，知县认为当铺倒闭太多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并因此而受到上级处分），于是就抬高缴销营业执照的费用，没有一百两银子就不能缴销营业执照。贫穷的商人到哪里去筹措一百两银子，甘愿每年白白地缴纳五两税银。有的当铺倒闭十几年，还在白白缴纳税银。到了道光六年，江苏徐鈖县令到文登上任，他查看了一下账薄，当铺一项的税收，有半数以上属于买卖倒闭还在白白交税银的。于是，他决定减少缴销营业执照的价钱，并严厉督办，一一核查。这样，那些已经倒闭多年的当铺营业执照才缴销了。那些小当铺又趁机倒闭了几座，剩下的当铺就不够二十座了。邻县商人听说此事，间或有人来到文登的乡间市集开设当铺，资本都不少于一万贯。黄县的商人又在各市集设置大当铺。后来虽然有三十几座当铺，但是旧规矩全部改了。凡是破被、破袄和那些值钱少而占地多的东西，一概不收。穷人借了别人的细布衣服，当的钱不足这件衣服价钱的一半儿，一旦无力按期赎回，再要赎取就要索要三倍的价钱，于是，此人处境就十分困窘了。
（三）富商为富不仁，穷人上当更穷。甲午以后，文登屡屡遭遇饥年。十几年后，还剩下来的小当铺，只希望把年久的债务收回来。他们困守在破旧的当铺里，有前来当东西的，他们就回答说：“没钱。”也没有人与他们计较。大当铺的人见文登人性情平和善良，各自都减少付出抵押物品的钱。他们有的到海边贩卖粮食，获利倍徙（徙，五倍。倍徙，一到五倍）。他们获得的利润很多，恐怕遭人议论，就把粮食运回来，按照粮食的市价当做当铺的本钱，对外宣称他的粮食太多了，当铺里实在装不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独创了一个“套粮之法”。他们用二三斗粗粮，其价值不过七八百文钱，放贷出去时就作价一千文，还要按照贯例加纳利息，并务必要有略有家财的人做担保。以后呢，小麦成熟了，就收人家的小麦；大豆成熟了，就收取人家的大豆。这些粮食作价要比市价减一分。于是，那些趋利之徒纷纷行动起来，都来攫取这种利益。他们更进一步，不用什么保人了，每当借贷粮食者被他们哄骗了，就要他们用一亩地作抵押。到了期限，如果借贷者不能偿还，“好心的”商人就拿着典券（即当票，当铺收到当物，付给对方的票据）去讨债。那些为富不仁的商人威逼追索，把抵押的地契当成绝卖（田契或地契被抵押，按约定的期限无法赎出来，其所有权就归当铺所有，成为绝卖）。贫苦的农民终年辛苦劳作，口不知小麦大豆的滋味儿，身穿破衣烂衫，破旧的灶台里没有烟火，土地反倒成了别人的，家中空空一贫如洗，虽然也创造了不少财富，但是，全部进了奸商的口袋，而始作俑者就是那些富商。人们的困苦无法言说。
三、天道无私，得失自有定数，唯利是图者生意不长久
丙午年以后，连年五谷丰登，农业渐渐恢复。戊申、己酉两年，西部邻县境内大丰收，粮食大量运到文登，粮食价格很快减下来。穷人就自己张罗着去买粮食，没有人肯付出利息去借贷了。而那些套购粮食的商户，家里粮食堆满屋子，不得不减价放贷，开始要三分利息，接着降到二分，那些容易腐烂难以贮存的粮食就仅要一分的利息。于是，“套粮之法”就如同倒持的太阿宝剑，反使自己受害了。有高坡就有低谷，有去就有来，这也是天道运转的常规。富商不仁不义，聪明反被聪明害，也是让人稍感快意的事儿。
一段久远历史中的从商之道、为人之本，对我们目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建设民生金融不无启示。金融说到底是一种买卖，想要生意兴隆持久，就得兼顾买卖双方的利益，商家在精于计算的同时，不能失去一颗仁善之心。老话说得好：买卖不成仁义在，有利无利常在行。老辈子的当铺与今天的银行、典当行等金融机构在规模上无法比较，但其中的商道、官道、人道、天道，笔者认为值得今人思考、鉴取。
“文登学”，地域文化的传承与聚焦
于敬民
“文登学”，作为一个近年来流行于本地的文化名词，已是家喻户晓。以“文登学”命名的文登学酒、文登学公园等，也成为本地域的品牌产品。关于“文登学”的广告、文化作品、学术会议等也屡见于宣传媒体。“文登学”，已成为本地人无法绕开的概念。对“文登学”充耳不闻或者盲目排斥，都不是有识之人所应有的态度。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应该正确解读“文登学”。
什么是文登学？文登学怎样演进至今？文登学有何内涵？当代怎样解读文登学？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目的是使人们对威海地域文化的传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而加深对“文登学”概念的理解，使“文登学”的积极因素得到发扬光大。
一、“文登学”的称名与成名
“文登学”的称名与成名，经历了“实体层面文登学”“精神层面文登学”“地域文化层面文登学”三个阶段。“文登学”在三个阶段中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1、“文登学”的称名－“实体层面文登学”的出现。“文登学”冠名“文登”是由文登县冠名“文登”而来。没有“文登”冠名为县，就没有“文登学”的冠名为学。作为涵盖整个今天威海地区的行政区划文登县，设于南北朝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之所以将县命名为“文登”，是因为距县城东北部一里的山称为文登山，乃以山名县。此山之所以称为文登山，是因为秦始皇召集文人集会于此山。有了山和县的命名“文登”，也就有了后世的县学命名“文登”学。
文登学，是文登县学或文登学宫的简称。作为县级学校，文登学始于宋代。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学校教育遭受严重破坏。鉴于此，北宋时期形成了三次规模庞大的兴学运动，文登县的县学就创建于宋代范仲淹发起的第一次兴学运动之时，时间节点应是1044年。这里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文登县学建立时间久远，距今已有970多年。二是说明文登县在县学建立以前，教育已经相当发达。因为当时规定，一县中只有士子超过二百人，才允许县办学校。文登超过的这二百多读书人，是在县学建立前就有的。三是北宋文登县教育的发展，折射出当时文登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是较为发达的。因为教育的发达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结果和表现。
宋代的文登县办学校，即文登学，校址在文登县城的东南隅。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修复时规模扩大，就当时的校舍条件和办学规模来说，文登县学在整个登州府各县学中名列第一，“大观初复增大之，规模宏敞，为诸邑冠。”这时的“文登学”概念是指的实体存在的文登学，即“文登学”就是文登学宫或文登县学，以及围绕办学的一切机构和设施。
2、文登学的成名－“精神层面文登学”的出现。文登学这个县级学校名称和全国千百个路、府、州、县学一样，只是一个为上一级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教育机构，自产生后，在长达600多年的历史中，在全国并无多少知名度。但是，在大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的殿试中，却使它名扬京城，“文登学”自此被叫响。“文登学”自此由一个普通平凡的实体县学，而注入了更多的社会人文因子，成为具有精神层面意义上的“文登学”。
文登学一夜成名，既是文登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崇尚读书学习的必然结果，更是由本次科考中表现出多重亮点所致。清顺治十二年（1655）殿试中，文登学子创造了四个轰动效应亮点：一个亮点是一榜中了七名进士，文登学被唱名七次。一县一榜中七名或以上进士，在全国的科举考试中是有的，但不多见；第二个亮点是文登大水泊于氏文化家族的于鹏翰、于涟父子同科，这在文登，或者在全国，甚至在整个科举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当时引起的刺激性轰动效应可想而知；第三个亮点是文登刘氏文化家族的刘忻、刘煇（忻叔弟）兄弟同榜紧列（忻二甲七十一名，煇二甲七十二名）。兄弟同榜，其本身效应就非同一般，名次紧列，就更具有巨大的刺激性轰动效应；第四个亮点是，于可讬、于鹏翰、于涟都出自大水泊于氏文化家族，“一族同榜三进士”这在科举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上述“一榜七进士”“父子同科”“兄弟同榜”“一族三进士”四个亮点汇聚在一起 ，造就了文登学的声誉。“文登学”三字，就成为文登科举教育成就斐然的标志，也成为人们肯定文登文化教育的代名词。“文登学”成名是轰动亮点效应的产物。当然，这种亮点效应，是文登历来重视发展教育的表现，是文登地域的人们勤奋好学、刻苦攻读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对文登父老重教好学的慷慨回报。
“文登学”这一名称的被叫响和广泛传播，使这一称呼已不仅仅是“文登学宫”的简称。一榜七进士的地域自豪心理，兄弟同榜的鞭策效应，父子同科的激励作用，一族同科三进士的荣耀感，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登学”这一概念已引申和扩展为“互相鞭策、激励共进、刻苦攻读、勤奋好学、潜心研究、争取更大成就”的精神含义和人文现象，“文登学”已由原来文登学宫这个实体意义上的概念，转化为思想精神层面的概念。
一个历史概念的形成，一个历史名称由感性实体，转变为抽象的理性概念，至少要有概念赖以产生的实体存在和概念产生的时间节点。“文登学”赖以产生的实体存在就是文登学宫或文登县学。实体存在的“文登学”产生的时间节点是宋代庆历四年（1044年）；抽象理性的“文登学”开始的时间节点是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年）。这一年后的“文登学”，一方面继续是文登学宫、或文登县学的简称，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文登学”称谓精神意义大于实体意义。“文登学”已成为文登地域人们的一种自豪称谓，一种自我精神激励、相互鞭策的称谓，一种勤奋刻苦、积极向上的代名词。
3、“文登学”概念的现代理解－“地域文化层面文登学”的出现。经历清末废科举后，原来依附于文登县学的“实体层面文登学”和“精神层面文登学”，都随着文登县学的废除，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文登学”体现的精神意义已经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近百年来，人们似乎对“文登学”三个字已很陌生。反倒由于音转等原因，“文登学”被人们戏称为“文登熊”了。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级威海市的成立，威海地区，特别是文登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空前发展，“文登学”称谓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当今“文登学”概念已被赋予了更新、更广泛的内涵。它已不是指的实体意义上的文登学，也不单纯是指精神层面的文登学，而是多层次、广角度、全方位地反映本地域的历史文化，成为本地域历史文化的代名词。它既涵盖了本地域社会的各领域文化存在和文化表现；又包含了本域的全部历史文化遗存。今天的文登学就是本地域文化的综合体，它既是本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本地域各类文化的聚焦和缩影。
科举是“实体层面文登学”产生的基本前提，“实体层面文登学”又对文登科举产生重大影响。隋炀帝设立进士科，标志着封建科举制度的开始。文登地域在科举制产生后、文登县学产生前，就有科举进士，但记载人数很少，共考取四位进士，分别是唐代的何弼实，宋代的张维、孙立、吕亢。文登县学产生后，进士、举人数量大增，见于记载的金代有进士26名，其中郭长倩《文登县新修县学记》碑刻就有21名进士联袂题名；元代有进士6名；明代有进士16名；清代进士55名。另有举人贡生近千人。文登地域科举考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科举中式的集中涌现：乡试中，一科考取2名举人有22科，一科取3名举人的有11科，一科取4名举人的有7科，一科取5名举人的有5科，以及一科取7名进士等。这应该归功于“实体层面文登学”对科举文化的贡献。“文登学”对本域文化教育发展功不可没。
二、“文登学”的地域涵盖
从历史角度考察，“文登学”不单单是文登县、市、区的文化，而是属于古代文登县地域内的文化。地域是地域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地域又是以行政区划为界定的。“文登学”的地域涵盖，其范畴最早应以“文登”命名的行政区划所辖区域为依据，这个区域内的文化现象统称为“文登学”。
最早以“文登”为名设定行政区划体，是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设立的文登县。文登县当时所辖地域，为今天胶东半岛的东部，包括今福山以东含福山、芝罘、莱山、海阳东部、牟平、乳山、文登、环翠、荣成等九个市、区。
因此，“文登学”作为地域文化，应该涵盖上述地域。此地域上的文化现象都属于“文登学”。因此，大“文登学”的概念，应该包含今烟台市福山区以东的整个半岛东端。在此后的历史变迁中，“文登学”涵盖地域发生了几次变动。“文登学”对每个市区的影响程度，也随着该市区所依文登地域时间长短，显现出深浅、大小之分。
北齐时的文登县地域范畴，第一次变动发生在唐代。唐代将今天的牟平县从文登县分出设县，县治于今牟平城。北齐文登县辖区范围自北齐天统四年至唐代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前后存在了97年。也就是说，今福山、莱山、芝罘、牟平、海阳东部属于“文登学”地域范畴的时间有近百年。故今福山、莱山、芝罘、牟平、海阳东部虽然属于“文登学”的地域涵盖，“文登学”影响在某些方面虽然仍有存续，但影响远不及今牟平以东地区。这次变动后的文登县行政区划，地域范围就是今天的威海市地域范畴。这个地域范畴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稳定状态。这是“文登学”形成地域文化的关键时期和黄金时期。“文登学”作为地域文化，就是据此而确立的。实体层面文登学和精神层面文登学，都是在此时期出现的。由此可知，唐代以后的“文登学”地域范畴，就是今天的整个威海市。
唐代高宗麟德二年的文登地域范畴维持了1070年，至大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文登地域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动。这次变动将今荣成县从文登县分出，设立荣成县。今荣成县地盘属于文登地域范畴的时间前后达1167年。在荣成属于文登县的时间区间内，正是文登学的“实体层面文登学”和“精神层面文登学”都已经形成的时期。也就是说今荣成县经历了文登县命名时期、文登县学建立和成名时期、文登学成为精神层面文登学几个时期。因此，荣成县名正言顺、名副其实是“文登学”涵盖地域。
大清雍正十三年的文登地域范畴维持了195年，文登地域范畴又发生了第三次变动。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收回威海卫，成立了直属南京政府的威海卫管理公署。原威海卫地区正式脱离文登县地域。威海卫地域属于“文登学”地域的时间前后达1362年（英租不全涵盖今环翠）。它同荣成一样，同样经历过文登县命名时期、文登学建立和成名时期、文登学成为精神层面文登学几个时期。因此，原威海卫地区也是名正言顺、名符其实的“文登学”涵盖地域。
令人瞩目的是今威海地域经历了唐代的登州时期、抗日战争的东海地委时期，这是两个相隔1300多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单位的行政区划。登州与抗战时期建立的东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辖范畴基本一致，与后来的文登专区地域范畴也一致，大体都属于文登学涵盖地域。这决不是偶然的。
“文登学”应包含今福山以东的半岛东端地区，这个地区，在明清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东海”地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体。明末清初时期的丛大为、赛玉紘、毕钟姬被称为文学上的“东海三宗匠”；清代有一本文集被称为《东海笔谈》；不少人把自己称为“东海**人”。可见“东海”一词，已成为文登县地域范畴的又一代名词。在这个地域范畴上的地域文化，皆可称为“文登学”。“文登学”的浓彩重笔，应主要是指的今威海地区。
上面所列充分说明，“文登学”不仅仅是当代文登县的文化、文登市的文化、文登区的文化，而是整个威海市的地域文化体。这个文化体，单从文化的角度说，由于一千多年县治始终没有迁移，文登县城在一千多年中，是整个今威海地域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文登学由此而辐射到整个威海地域。一千多年在同一行政区划体下生活，人们已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内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形成了心理上的地域认同感；人们在风俗习惯、某些方面的价值取向、行事风格，以至于语言特点等，趋同一致。
三、“文登学”－历史文化的传承
在文登县没有设立前的今威海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要么属于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划，要么属于同一个郡级区划下的县。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有着共享的历史资源。“文登学”就是这个历史资源的传承。
“文登学”地域内最早的人类活动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六十多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遍布整个威海地域。这些遗址总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沿海地带文化遗址，二是内地山耩地遗址。沿海地带的文化遗址共同特点是有大量贝壳堆积和网坠，是沿海先祖征服大自然的象征。内地遗址的共同点是，陶器为夹砂红陶、泥褐陶、红陶和黑陶混杂，石器有琢制、磨制石器。特别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在文登沙里店遗址和乳山崖子镇北地口等遗址，发现有代表龙山文化时期最先进的制陶技术的蛋壳陶。这说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前，整个威海地域有着和中原同步的历史文化，体现了“文登学”地域原始文化的先进性。
远古时期，“文登学”地域内的先祖属于同一个部族，称为嵎夷族。嵎夷族是莱夷族的一个分支族群。东汉大经学家马融认为“嵎，海嵎也；夷，莱夷也”。这是威海地域最早居住的部族。盛产物品为海盐、细葛布、海产品等，体现了“文登学”地域远古时期人们的进取性。
在人类即将跨入文明社会之际，尧帝命羲仲长期住在嵎夷的旸谷之地，迎接太阳出来，从而最早测定出春分、季春、孟春节气，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历法。威海地域是中国最早历法的产生地。旸谷就是嵎夷所居之“文登学”地域内。今文登界石镇有多个与旸里名称有关的地名村名，今荣成远古时就有“日主祠”。最早历法的制定，体现了“文登学”地域的探索创造精神。
大约也在此时，在今泊于镇松郭家村发现了一艘四千多年以前的采用水密隔舱技术的独木船，出现了和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交往的古航道，证明威海人的祖先征服海洋能力的提高。这都体现了“文登学”地域人们的进取创新精神
春秋中期以前，威海地域都属于莱国治下。齐国灭亡莱国，又为齐国辖地。《国语齐语》“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威海地域的渔业和盐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这体现了”文登学”地域人们的贡献精神。
春秋时期，莱国君即在今荣成建有不夜城，说明至少远在近三千年前，威海地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
秦统一天下后，威海地域同属先是齐郡、后为东莱郡。秦始皇两次巡幸成山，始皇除了在文山召集文人开会，还在后来文登县城南部的惠聚寺所在之地游览。崇文颂德之风从秦代便流传于文登地域。这都体现了“文登学”地域的崇文精神。秦始皇到成山的路线涵盖了今文登区、环翠区、荣成市，荣成是主要的目的地。汉代汉武帝曾八次东巡，礼祀日主成山。
1973年5月，文登北部■山发现重31.898公斤的秦权，证明秦代文登经济是发达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衡器的发展是相对吻合的。■山位于秦始皇去成山的必经之路线上，体现了“文登学”地域的重农思想。秦代整个威海四市区都属于腄县。
西汉时，在今文登宋村镇设置了昌阳县。这一带为冲积型平原，土地肥沃，适合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在此设县说明文登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当时的昌阳县涵盖今天的文登区南部和乳山市一部分，不夜县涵盖今荣成市、环翠区和文登区马山以北的地域。今乳山的大部分属于育犁县。三县皆属青州刺史部东莱郡。如此小的区域设立三县，说明“文登学”地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东汉时，大经学家郑玄于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在文登米山镇长山村聚众讲学，前后历时17年。办学规模大，学生一千多人；采用半农半读办学方式，解决衣食行住；学生吃苦耐劳、勤工俭学；求知欲强，学习热情高，这些对后世的文登人来说，成为宝贵财富，说明“文登学”地域人们深厚的尊师重教思想。东汉时期，威海市全境都属于昌阳县地。
三国时代，公元232年，魏将田豫在成山头打败吴将周贺、裴潜，显示了成山头地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是威海地域最早的割据势力之战，显示了“文登学”地域在军事地形学上的重要性。
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说东汉时，麻姑就在今天昆嵛山修道。麻姑的传说最早是在文登昆嵛山一带出现的。麻姑是“长寿、健美、聪明、正直、纯洁”的象征。麻姑的故事产生于文登，又从文登传播到全国，影响深远，说明了“文登学”地域人们崇尚真善美的思想。此时，麻姑的故事和传说遍及整个威海地域。
南北朝北齐天统四年（568年）文登建县，至今已是1440多年，县名、县治、县辖三者延续千年无中断。这一现象是“文登学”文化体形成的根本因素，说明了“文登学”地域文化的深厚和传承绵延。
唐代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因淳于难的反隋起义，唐政权在文登设立一级行政区划--登州。淳于难被李唐政权封为登州刺史、晋国公。隋政权的被推翻、大唐的建立，都有着文登人直接的功劳和贡献。淳于难起义独有的特点是，这个起义的唯一目的是保境安民，使百姓免遭隋末战乱之苦。淳于难的起义，既具有反隋朝压迫剥削的合理性，又避免了农民起义的破坏性。仅此，就为农民战争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资料，反映了“文登学”地域人们崇尚安定、反对战乱的思想。唐代文登含今威海四市区。
隋唐时，文登就已形成了佛教寺庙群。其中，昆嵛山六度寺建于隋朝开皇三年（583年），是文登可考的最早寺院，距今已有1432年。小观镇北黄村的黄垒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是目前确知的文登最早的女性寺院，距今1303年。昆嵛山无染寺，修筑寺院的首位施主为五代时大名鼎鼎、政绩显赫的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鏐；清初无染寺曾与禅教寺、甘泉寺一起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寺寺联合响应于七农民起义的壮举。文城的莲花院，内中石幢所记载的唐代县级官吏设置，是研究唐代基层政权机构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惠聚寺，佐证了秦始皇到过今文登的历史事实。还有汪疃寺、宝峰寺，惠海寺、法华院、天门院、望海村寺院、法空阇梨院。不见记载的寺院肯定还有。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在文登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威海当时可考寺院共有12处，都属于文登县政府管理，说明“文登学”地域很早就出现了发达的佛教文化。
唐代，文登地域科举考试第一位进士何弼实的事迹见于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莲花院“和尚皈敬石幢”幢文。何弼实幢文有如下重要信息：文登出现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文登城唐代有一个寺院为莲花院；唐代文登城有两个佛教大师－灵塔大师、皈敬大师；昆嵛山唐代佛教寺院的存在；“昆嵛山”的名称在唐代家喻户晓；唐代县级行政机构的设置状况；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何弼实幢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幢文峭拔壮美、风格清新，说明“文登学”地域科举文化出现较早，也说明儒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宋代进士张维为环翠区仙姑顶庙《郭仙姑碑记》撰文并书。碑文为汉字杂以辽文（契丹文）。这是文登地域最早也是古代唯一的双语碑文，其显示的信息有：北宋的文登第一位进士；仙姑顶的最早建庙；北宋时期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经济文化往来；郭仙姑是文登境内土生土长的海上救苦救难的女神仙，说明“文登学”地域海神文化崇拜比后来妈祖崇拜要早几百年。
北宋进士孙立为文登小观村北“敕赐梵云院”碑撰写碑文。金代郭长倩正是依据孙立原撰碑文而撰写了《文登县新修县学记》，使人们知道金代科举盛况和宋代文登寺院梵云院，再一次说明了“文登学”地域儒教和佛教的融合。
宋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三大笔记之一《容斋随笔》卷六收录了文登县进士、官居浙江临海县令的吕亢所写的一卷书《蟹图》。洪迈的收录使我们知道了宋代文登出了一位进士叫吕亢。吕亢的《蟹图》，是人类关于蟹的最早专著，反映了“文登学”地域人们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
宋代文登正式建立了官方教育机构－文登学宫（亦称文登县学），简称为“文登学”，说明“文登学”地域官办学校出现的较早。
元代，今威海市的乳山、文登、荣成、环翠都属于漕运路线上的大动脉航段，为设在今荣成市的同一个漕运官管理，说明“文登学”地域在经济上对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
金代在昆嵛山一带产生了道教全真派，它的教名、教义、教规、领袖团体、组织机构都是在昆嵛山和文登一带形成和产生的。因此文登昆嵛山是全真教的发祥地。全真教元代以后成为道教最大的教派，全真教的出现，为古老的文登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全真教七子的最早布道处就在荣成、乳山、文登，后来环翠区的道观也无例外的属于全真教，说明“文登学”地域是全真教的发祥地。
四、“文登学”－地域文化的聚焦
“文登学”作为威海地域历史主流文化，它是由本地域各领域、各层次、各方位的文化组合而成。“文登学”地域历史文化内容丰富、文化领域呈全覆盖。
1、教育科举文化是“文登学”重要内容之一。表现在教育机构多样、教育设施齐全、官府重视、民众支持、百姓好学成风、科举成就突出。
教育机构有5大官学、阴阳医学；5大书院；18个社学，6处义学。此外还有遍布城乡的私塾。教育设施齐全除了学宫设施设备齐全，还有崇圣祠、忠义孝悌祠、名宦祠、乡贤祠、敬一亭、射圃、学田等教育辅助机构设备。还有教育基地申子墓。
官府重视表现在一是前后有25位地方官主持和参与学宫的22次重修工程：二是有10几位县官拿出自己的俸禄来修建学宫，特别是有的县令用俸禄买学田资助办学；三是县令亲自给学宫里的学生上课，亲自考核学生学业成绩。
民众支持表现在积极为学宫建设捐献土地；以财力、物力、人力参与学宫的重修；积极参与办设私人义学、私塾、书院。
百姓好学成风，表现在积极学习参与科举考试，参与私塾和义学、社学学习；广为藏书，“文登学”地域古代曾有十几家大型藏书，其中有五大万卷藏书楼。
科举成就斐然，共考取进士107人，举人208人，贡生761人。8人入翰林苑，5人担任巡抚、总督和尚书，4人正史有传，数十人国史留名。
2、李龙文化是“文登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涵之一，也是境内影响最大的神话传说。李龙曾被道光皇帝御批“溥惠佑民”封号，并按礼部规定进入国家祀典。早在乾隆年间诗赋界如日中天、文学界高享盛名五十年的袁枚，专为李龙写了《秃尾龙》，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李龙的神话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李龙传说的成因、演变、内涵、人文价值、道德取向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李龙传说所折射出的孝母、惩恶扬善、不畏强暴、为民造福、知恩图报、诚信待人、钟情乡土等人文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3、宗教文化是“文登学”的又一重要内容。宗教文化主要体现在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近代以来又从西方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
“文登学”宗教文化最突出的现象是全真教的产生。全真教的名称、领导集团、第一个教会组织、教义、教规、教条都产生于昆嵛山。明清以后全真教发展为中国道教最大的教派。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组织。遗址遗迹的最大价值在于成系统地存在，遗址遗迹的文化品位较高。
佛教南北朝时传入本地域，隋代出现了最早的佛寺，唐代出现了最早的寺庙群，有记载可考的有12座寺院。佛教和道教的寺院道观遍布本域全境。
本域内佛教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清初六度寺、禅教寺和甘泉寺三寺僧人在常和尚领导下，联合响应于七起义。这个起义自1648－1661年前后坚持了14年，这在佛教史上和农民起义史上都是罕见的。
4、红色文化是“文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因此，文登的红色文化也应该包括近代以来反抗外国侵略的人和事。比如在甲午战争中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文登营人王国成和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牺牲的“丛氏一门三英烈”。但是，“文登学”红色文化中最为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天福山起义”，以及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本地域的英雄和他们开创的正义事业。
5、语言文化是文登地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最显著外在标志。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文艺节目，只要一出现“文登话”，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胶东人。“文登话”是“胶东话”的主体。除了说话的腔调和声调之外，比较突出的是声母“x”发“h”或“s”音，如希、西；“j”发“g”音，如家、见；“q”发“c”或“k”音，如钱、强。文登话是一个很有地方色彩的语言。
6、日崇拜文化是文登地域文化的一个古老而重要内容。早在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时，本地就已有“曦仲宾日”的社会现象，并根据日运行规律，制定出最早的历法。而后又有了祭祀太阳的成山日主祠的祭祀场所。日崇拜是整个人类共同存在的文化现象，但是在中国在山东在威海地域对日崇拜现象却是发生的比较早、比较典型的文化表现。
7、道德文化是“文登学”内容的核心组成。儒家的仁学思想，道家的“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思想，佛教的“普度众生”思想，对“文登学”道德文化的形成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影响着本域人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救助弱势群体、帮助困难户脱贫致富、接济贫困家庭和个人、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至今已在本域形成风气，涌现出了众多的威海好人。“文登学”的道德文化，为建设现代文明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8、流传久远的仙文化。仙文化表现在仙山传说和神仙传说较多。自古以来人们就把昆嵛山看做仙山。《十六国春秋》称昆嵛山为“海上仙山之祖”，传说的海上“蓬莱”“方丈”“瀛洲”“胡山”及海上所有的神山，其根源都祖植于昆嵛山。海上所有仙山上的神仙自然皆祖传于昆嵛山上的神仙。昆嵛山给人们提供了虚幻想象和憧憬的空间。昆嵛山与仙境相连的重要自然现象是山市蜃楼。夏秋季节，当云彩遮蔽天空，且云层不是太高之时，在山外看昆嵛山，整个山脉的所有山峰都被云层整整齐齐水平切割，而成为很多大小不等的云雾缭绕的梯形平台，使人很容易联想仙人就在云雾缭绕的平台之上，逍遥地生活着；也是这样的天气，站在昆嵛山最高峰泰礡顶向四周远眺，云层此时就像无边的茫茫大海，被云层切割在云层上面的山，便成为大小不同、远近不等的云雾缭绕的岛山。自古以来人们把它看成是海上的仙山，神仙们就住在那些远近不等的仙山上。
白居易《长恨歌》对此种现象曾用两句诗概括，“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非常精准地反映了海上仙山的状态。
清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渔阳在《池北偶谈》记述：“昆嵛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遥望之山化为海，唯露一岛。岛外悉波涛弥漫，舟船往来，山下人但觉在雾气中。”昆嵛山成为“文登学”神仙文化的世俗依托。
神仙文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神仙传说流行。“文登学”神仙文化最早的传说神仙是麻姑。麻姑的传说最早产生于昆嵛山。最早记载麻姑的是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书中介绍麻姑是建昌人，汉桓帝时，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说明麻姑的传说在东汉时就有了。麻姑最早在昆嵛山修炼成仙的传说，在昆嵛山周围家喻户晓。唐代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宋代李昉《太平广记》都有麻姑的记载。《齐乘》引《仙经》也记载“姑余山，麻姑于此修道上升，余址犹存，因名姑余”。《续文献通考》也称麻姑在东汉桓帝时修道于牟州东南之姑余山。宋徽宗时封麻姑为虚妙真人，赐麻姑所居为显异观。唐末五代时，昆嵛山就有了麻姑冢，建起了麻姑庙。麻姑信仰在唐宋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并载入国家祀典之中。在昆嵛山一带，麻姑的传说和麻姑的故事广为流传，“麻姑献寿”的故事最为经典；年画、壁画、雕塑、剪纸、石刻都有麻姑献寿酒、寿桃的形象；因麻姑而留下的地名昆嵛山遍地都有，如仙姑顶、东仙姑、西仙姑等。明代以前，昆嵛山中的麻姑殿、麻姑塚、麻姑洞、麻姑梳妆阁、麻姑碑都在。姑余山名就是因麻姑传说而得名。麻姑已成为人们敬仰的偶像。麻姑崇拜在本地早已形成为民俗现象。
传说金代的唐四仙姑也在昆嵛山修炼成仙。唐四仙姑，当地人对她大加敬奉，以仙姑称之。后来的全真七子丘处机少年时曾向唐仙姑问修行之要。唐仙姑羽化后，丘处机曾亲自将其灵柩放于岩穴。传说的唐四仙姑的修炼居处，后来成为全真教的发祥之地。
宫仙的传说在宋代的昆嵛山也有流传。宫仙是宋代人，原为官吏，与赵匡胤友善。后举家到昆嵛山隐居，拜道教真人为师，学有仙术，能预报洪水灾害等。赵匡胤乾德二年（964）坐化于昆嵛山前。赵匡胤曾颁诏为其建祠庙、塑肖像，俗称“神仙殿”。
宋代“文登学”沿海地域流传着郭仙姑的传说。据说当时辽东半岛的契丹人和中原的商人海上航行都路经威海海域，郭仙姑就接济和佑护他们。契丹人还特地在今环翠区仙姑顶为郭仙姑修了庙宇。郭仙姑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
北宋末年，中国历史上传说的在海上救苦救难的顺济夫人开始出现，也成为沿海居民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
元代以后出现天妃、天后，保佑渔民在海上的航行安全，至今仍受崇拜。
明清以后，妈祖出现，成为本域和整个中国沿海百姓的保护神。直至今日，妈祖崇拜仍然有增无减，并且早已随着中国移民而传到整个东南亚。妈祖崇拜成为整个东亚的文化现象。
9、异物崇拜文化。“文登学”域内，异物崇拜对象多而普遍。最为广泛的是狐仙崇拜。狐仙的故事，在昆嵛山周围，就如同《聊斋》所记一样，遍地都是。狐仙一般为女性狐仙，是惩恶扬善、善良、美丽的象征。人们一般有所诉求，都求狐仙给以庇佑。狐仙崇拜是域内最为普遍的动物神灵崇拜。
其他如“骚貔子”崇拜、黄鼠狼崇拜、刺猬崇拜、蛇（本地称长虫、圣虫）崇拜、燕子崇拜、喜虫崇拜、蟾蜍崇拜，喜鹊崇拜，鬼火崇拜、山神崇拜，巨石崇拜，古树崇拜，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且也形成了一种民俗习惯。世俗的人们期盼对这些神灵的崇拜，来消灾祈福。
10、民俗文化是“文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到人们生活中各个方面。比较突出的民俗现象是“赶庙会”活动。本地庙会活动产生于元代。由于全真教教规中，特别规定教徒要出家修行，修行要有固定的修炼场所，因而在元明以后出现了众多的道观庙庵。这就为庙会的大规模出现提供了空间条件。庙会是以宗教的某种名义为号召，以道观寺庙为地点，以敬神、祭神为主旨，以焚香、烧纸、跪拜叩头为形式，以传统文化娱乐节目为招揽媒介，以商品买卖、物资交流为实体而举办的大型集会。这种庙会活动成为几百年昆嵛山周围最有影响、规模最大、举办延续时间最长、吸引客商最为广泛的民间社会性活动。据民国年间的不完全统计，仅昆嵛山周围就有著名的庙会34处，其中万人以上的庙会就有11处，最为著名的庙会有昆嵛山岳姑殿庙会、汪疃白鹿山庙会、乳山冯家的玉虚观庙会、文登米山撇篲山庙会、小观爬山庙会。规模最为庞大的是文登宋村的回龙山庙会，与会人数达10万人以上，且有东三省的客商参会，会期最长，达六天。其他所有庙会的时间绝大多数都在3至5天。受其影响，周围地区也出现不计其数的规模不等的庙会。庙会文化成为民俗文化的亮点。
11、饮食文化也是文登学的组成部分，古谚“民以食为天”，饮食中的做食、食材、食法、食疗也是千里不同俗的。本地域饮食以五谷山蔬野果为主食。按季节食山蔬野果也是本地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人们把按时节采集山菜野果，既能果腹，又能当作养生的一种方法。对于每种野菜对身体的某方面的保健功能，人们都是熟知的。据记载，昆嵛山区野菜有24科80种，野生杂果11科30种，野生食用菌50种。人们较常食用的主要有马主菜、山马揸、养护罗（音）、曲曲菜、荠菜、苦菜等。在昆嵛山周围，这些山菜，除了饮食保健功能之外，每逢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在缺粮的情况下，还起到了救助百姓生命的作用。清代文登县知事郑维嵩在遇到大荒年时，用《农政全书》的记载，教百姓以野菜度过荒年。至今，文登有按季节挖野菜的饮食风俗，与郑维嵩不无关系。野菜对昆嵛山人们的生息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威海文登区是全国的长寿之乡，这与提倡养生、食野蔬山果不无关系。
12、以昆嵛山为主的山文化既是“文登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体现。如宗教文化，因为道教和佛教的修行场所大多处于山中，故山与宗教文化相联系，山文化含有宗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山文化由于与传说中的神仙文化紧密结合，并且昆嵛山又是“海上仙山之祖”，故山文化涵盖神仙文化；山文化由于为宗教提供了修炼场所，所以它又与庙会文化连在一起，故山文化涵盖了庙会文化；山为本域人民提供了野蔬山果，提供了做饭的燃料，故山文化又与饮食文化紧密相连；山又与天气变化连在一起，能预报天气，如“昆嵛山带帽，不是下雨就是尿泡”“老长山带帽，不拉屎就尿尿”“双山子带帽，不拉屎就尿尿”，故山文化又与天时文化紧密相连；山又与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丹青作文紧密相连，故山文化又涵盖了文学和艺术类别文化。山文化是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汇集。
13、海文化也是“文登学”的组成部分。“文登学”地域三面靠海，从而为文登学增添了丰富内容。海文化包括海上捕捞、航道、海上贸易、海上军事行为等。沿海地带发现多处自原始社会以来便存在的贝壳堆积，说明域内很早就开始了海上捕捞；泊于镇松郭家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采用密封舱技术的独木船，说明了本域先祖们征服海洋能力的提高；公元232年，魏将田豫在成山头打败吴军，显示了成山头海陆地势在军事地形学上的重要性；《尔雅》“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东北和朝鲜的虎皮都运送到今石岛来进行贸易，说明先秦时，域内便开通往辽东和朝鲜半岛的航道；法华院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记载，使我们知道一千多年前域内沿海与日本的海上通道，日本遣唐使和官方、民间友好往来皆由本地进出；域内沿海是古代东方海上丝路的出海口之一；域内沿海是古代辽东半岛和我国江南地区贸易的中转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域内沿海在元代是漕运大动脉，在此曾设立管理漕运机构。
海文化在现代表现的更是丰富多彩，包括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上旅游、海神祭祀、沿海渔民节、海洋运输、海外贸易、海外交往，及海权、海防意识等。
14、军事文化是“文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是明代在今文登营设立联络九大军事单位的文登营。在域内内设立了威海、成山、静海三大卫和百尺崖、寻山、宁津、海阳四个守御千户所，以及108处堡、墩。足见域内在防倭中的重要地位。
15、“文登学”文学艺术文化也是一大亮点。特别是使人记忆深刻的“瞎子唱”胶东大鼓（其实是文登大鼓），是本地常年坚持、人人都喜爱的文艺形式。另外比较突出的是书法艺术已成为大众的喜爱，出现众多的书法家、书法作品等。
16、“文登学”手工工艺文化独具特色，如本地的剪纸、刺绣等各种手工工艺。特别是有扬名外地的“锡镶”“糖瓜”“锔艺”等。
“文登学”还包含有其他方方面面的文化现象，不能全部列举。以上所列，已能足以说明“文登学”领域之宽、内容之丰富。
五、“文登学”有学问
文登学之所以能被称为“文登学”，最根本的一点是：“文登学”有学问。它有学问的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涌现出的文人学者多。有据可查的学者文人多达100多人。其中诗人占80%，有七位诗人的诗作入选《国朝山左诗钞》和《续钞》。出现了一大批多产学者，其中两部以上的作者有30多人；三部以上作者有16人；四部以上14人；五部以上4人；赛珠、于令淓、姜乃邰、毕茂昭、都有6部以上著作，金镛一人著作11部。他们都是“文登学”的杰出代表。
2、文章和著作多。著作中，最多的是诗歌，其次为经学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专集、专著达到200多部。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专著和专辑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都特别广泛，著作涉及的学科和门类有经、史、子、集方面，以及天文、历法、医学、政论、杂记、文学理论、数学、粮储、轶闻等十几个。有的著作直至今日，仍是专业研究领域里的必读之作，仍在发挥着专业研究方面的依据和资料作用。
3、文化文体种类多。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在文化氛围浓厚的时代里都涌现出来。文体有政论、经论、诗、诗论、散文、议论文、笔记、赞文、杂文、注释、志书、铭文、赋、颂、序、记、小品文、书法、书法理论、地理介绍、谳词、篆刻、医著、碑记等二十多种。这些形式多样的文体门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文登学地”域文化的繁荣和昌盛。
4、藏书家多、藏书多。科举考试的需要，派生出社会的藏书活动。比较重要而知名的藏书有刘必绍“万卷楼”藏书，于可讬藏书阁藏书，于涟藏书阁藏书，于其昭“树笔堂”藏书，于其珣“雨来轩”藏书，于熙学“东始山房”藏书，毕以绣“听雨楼”藏书，于昌进藏书阁藏书，文山书院藏书，阮述芳藏书、董祚远藏书、王士任藏书为威海十二大藏书。其中万卷藏书有刘必绍、于涟、于熙学、于可讬、阮述芳、董祚远、王士任等藏书家。藏书的目的是很高远的。如刘必绍的藏书宗旨为科举致仕、治理天下提供书籍，主要是向社会人宣传社会公德和革新百姓的思想。他藏书的最高境界就是培养至善至美的人，革新百姓思想、以书来培养人的思想。藏书热的出现，是明后期文化兴盛的表现和结果，它的出现，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扩大了科举入仕的社会基础，对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5、文化家族多。文化家族是文化教育兴盛发达的产物，文化家族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文登学”地域著名的家族有：誉满乡里的文登大水泊于氏文化家族，纵跨明清两代的文登丛氏文化家族，二百年书香绵延的文登毕氏文化家族，著名的“十二支刘”文登刘氏文化家族，由军籍转为书香人家的文登赛氏文化家族、环翠陶氏文化家族，与大清同始终的文登吕氏文化家族，徐士林为代表的忠孝两全的文登徐氏文化家族，以梁萼涵为代表的亦官亦农亦商的梁氏文化家族，出进士最多的荣成林氏文化家族，号称“八大廪”的乳山张氏文化家族等。
6、学术成果影响大。古代有最早的自然科学著作《蟹图》，有在孙子研究方面至今仍具影响力的《孙子叙录》，有在《聊斋》研究至今仍发挥作用、享誉世界文学领域的《聊斋集注》，有第一个将种牛痘传入胶东的吕体复等等。至近现代，则有更多的重大突破性学术成果问世。
“文登学”这个名称非常简练、精准地概括了威海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文登学”内涵博大，需进一步挖掘，以发扬光大。
文登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销售情况调查分析
李 瑛 李晓丽
近日，国家统计局文登调查队深入区财贸办、供销社、工商局、农业局等部门了解电商促进农产品销售情况，实地调研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和电商平台。调查显示：文登电商总体发展较好，“互联网+农产品”发展潜力巨大，电商促进农产品销售初显成效，经营者对电商前景乐观，但目前仍处爬坡关键阶段，有些问题亟待解决，希望政府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一、文登“互联网+农产品”发展潜力巨大
（一）农产品质量好，符合电商销售模式。文登属温带海洋性气，地处神奇北纬37°线上，独特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优质物产资源，是“全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示范县”“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果品)生产示范基地”、国内三大西洋参生产基地之一、国内花生最佳适宜生态区和中国纬度最高的产茶区之一。近年来，文登培植起皮草、西洋参、出口花生、无公害蔬菜等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264个，其中种植业农产品188个、畜牧产品40个、水产品36个，种植业无公害农产品基地30个、绿色食品认证基地66个、有机食品基地10个、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农产品6个、农产品认证基地达46万亩、登记保护面积54万亩，“互联网+农产品”先天基因好。
（二）产业发展好，部分优质农产品实现全程质量可追溯。近几年，文登不断完善农业质量标准、加强农产品质量检测和标准化技术推广，严格控制农资市场准入和供应，积极推广使用“追溯宝”云服务平台，大力扶持发展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业，不少优质农产品贴上二维码标签，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可追溯。“追溯宝”云服务平台的启用，抓住了电商用户体验核心问题，用户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商品从基地生产到销售流通等相关信息，为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用户体验技术支撑。
（三）电商氛围好，农产品网上销售容易破局。目前，文登建立区级信息服务中心1个、农产品龙头企业信息网点5个、农民合作社信息网点5个、镇级商务信息服务站点10个、村级服务站点23个，配备镇（街道）、村（居）商务信息员60名，开展综合性培训4000多人次。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落地生根，目前县级服务中心和17个村级服务站已建成，年内100个村级服务站全部建完。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电商企业纷纷涉足农产品电商，线上线下活动频繁，农村商务信息服务不断发展壮大，为农产品电商破局提供了良好氛围。
二、文登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销售初显成效
（一）电商利润优势明显，倒逼传统模式改革。农产品传统销售链由“农产品－产地批发商－N级经销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构成，分销流程过长，中间环节逐级加价，资金周转缓慢，利润摊薄，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农产品季节性生产消费和短时间快速大范围多渠道分销的要求。电商模式价格利润优势明显，倒逼传统销售模式改革。据张家产镇口子里村西洋参种植户王某介绍，淘宝网上售价比其他渠道售价平均高25%左右，剔除运营、物流等成本，利润比传统模式增加8%左右。据界石镇三瓣石村大樱桃种植户谭某介绍，本地均价每斤15元，南方地区均价50元，网上均价每斤30元，物流成本平均每斤8元，电商售价比本地其他渠道高出46%，比南方地区低40%，利润优势明显。调查显示，经营者对农产品电商发展前景普遍乐观。
（二）电商运营模式呈多样式发展。目前，文登农产品电商模式主要有B2C、O2O和B2B三种，其中B2C和O2O发展比较成熟。“田胖子厨急送”电商平台充分整合保得果蔬、键悦肉食、威海交通物流三家资源优势，借助线下200多个连锁门店，采取“网络平台+物流中心+连锁门店+社区智能箱”四级响应服务系统，打造本地同城消费服务平台，目前线上注册会员和线下持会员卡会员共1.12万个，2014年销售额1100万元，其中线上交易额600万元；2015年1－5月销售额851万元。据西洋参合作社王某介绍，该社常年在阿里巴巴上批发西洋参，发展的淘宝、天猫店主和微商多达100多家，但受电商平台15天交易期限制，担心付款退款退货问题，真正大额交易需要双方实地考察签合同完成，2014年该社电商平台销售额不到1000万元，而线下交易额3亿多元。
（三）种养大户及农民合作社积极投入电商。对农户和合作社而言，电商虽然“高大上”又操作麻烦，但是利润可观，兴趣浓厚，纷纷试水。据调查显示：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和农村淘宝的推广，文登农村种养大户1000多个，其中从事电商种养大户有300多个；2014年底，文登工商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669家，涉及电商业务的不到15%；截止2015年5月，工商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715家，其中涉及电商业务的已达22%。文登汇润果品专业合作社、二王家金滩牡蛎合作社、于家口葡萄合作社等企业都充分利用天猫、淘宝、半岛同城等第三方平台开展网上销售，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日益活跃。
（四）涉农电商平台规模效应凸显。目前文登建设的涉农电商平台主要有中国农产品网、中国西洋参网、我爱农产网、放心农资网等；农产品网上销售渠道除本地电商平台外，主要通过淘宝网、天猫网、阿里巴巴、京东、58同城、百姓网、中国农品网等平台进行线上线下交易，发展势头良好。据调查，中国西洋参网是文登某公司搭建的全国第一个西洋参垂直门户交易平台，主要走线下交易路线。目前该平台以农产品销售为主的会员数量为1626家，2012－2014年新注册会员分别为127、361和638家；今年1－4月，通过该平台销售的西洋参交易额为4252万元，2012－2014年同期交易额分别为600万元、1873万元和3652万元；线上线下交易额逐年增加，规模效益凸显。
（五）农村电商发展力促农产品品牌建设。通过农村信息点的建立和信息员的培训，不少生产主体开始尝试网上购物、网上销售农产品。在农产品网上销售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品牌能够极大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如文登高村镇沙柳村王某种植西红柿，贴上商标后价格由原来的2元/斤卖到5元/斤，“身价”翻了一番多；文登新发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葡萄，不仅注册了“于家口”商标，而且通过国家“绿色食品”和“有机转换食品”双认证，被山东家家悦集团选为指定水果生产基地，不仅解决了销路，还创造了更多效益。
三、“互联网+农产品”爬坡阶段困难重重
（一）涉农电商总体水平不高。调查显示，目前文登大多涉农电商仍以宣传品牌、发布供求信息、网上洽谈等初级应用为主，真正线上交易仍存在较大发展瓶颈，“互联网+农产品”效益远未体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文登已建涉农网站、第三方平台店铺进行网络宣传推广的不到20%；全区大多数农民合作社尚未真正开展电商应用，即便涉足电商也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已开展电商的农业企业仅占全区农业企业的10%，线上交易额占总销售额不到15%，主要走线下交易。据张家产镇口子里村西洋参种植户王某介绍，2013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2014年突破5000万元，销售方式主要是线下交易；2013年底，该户开始在淘宝网和阿里巴巴上开店售参，聘请运营商网上宣传御龙旗西洋参品牌；2014年网上销售额150万元，仅占总销售额3%。
（二）农产品电商物流成本高、仓储难。目前文登农产品附加值较低，精深加工仍然欠缺，冷链物流发展不够发达，农产品电商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生鲜品仓储保鲜难，生鲜水果、肉类、蔬菜等产品容易造成食品安全或物流配送损毁等问题，保鲜库、冰冻库仓储费占比较大，成为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要瓶颈。据界石镇三瓣石村谭某介绍，文登大樱桃保鲜难，以往都以本地和周边销售为主，销往外地主要靠顺丰航空快递，以5斤箱大樱桃为例，网上均价每斤30元，物流成本平均每斤8元，占销售额的27%，距离远的地区物流成本更高。
（三）专业运营团队和高级人才匮乏。文登优质农产品丰富，农业龙头企业较多，农民合作社数量众多，国际国内交通网络密集发达，都为“互联网+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是文登人口集聚能力弱、城市发展活力不足、人才引进力度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据调查，电商企业表示文登工资水平低、生活节奏慢、消费档次低，本地培养的人才留不住，外地高级人才不愿来，而电商活动涉及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物流等岗位都需要专业运营团队和高级人才作支撑，而这恰恰是制约文登电商企业发展的短板。
（四）涉农电商企业发展步履艰难。调查显示，文登涉农电商企业普遍存在四大难题：一是货源难以控制。电商虽然有先进技术，但线下运营未能有效“接地气”，在与农产品传统营销方式的对接上难以把好契合点，农户出手农产品急于要现钱，产品囤积库存费电商企业难以支付，没有大量可控货源，线上交易肯定陷入瓶颈。二是网站定位不清晰。目前电商发展迅猛，以产品定位用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用户体验是关键，需要根据不同用户群体提供不同服务。目前文登涉农电商在网站定位、产品定位和设计理念上大多停留在电商早期阶段，所建网站层次较低，往往石沉大海。三是网络推广费烧不起。网站好坏关键是内容和推广，如果推广不到位，再好的产品也不能进入消费者视野，而网络推广需要长期持续投入，费用是个无底洞，企业难以负担。四是专业人才缺乏。高素质人才如何招到、如何用好、如何留住，也是考验电商企业长期发展的一大难题。
（五）农民合作社和种养大户介入度底。调查显示，农民合作社大多依赖传统销售模式，对电商持观望浅尝态度。不敢深度介入电商主要有三方面顾虑：一是团队管理。涉及到社员管理和电商管理。社员管理方面，农户随意性强，产品价格谁高卖给谁，即便与合作社签有合同，毁约也时有发生。如何管好社员、控好货源、卖好价钱、抱团发展直接考验合作社能力。电商管理方面，担心不懂技术而驾驭不了电商团队。二是资金投入。在大型电商平台开店，保证金、人员工资和网络推广等费用数额较大，心有胆怯不敢轻易跨入。三是技术支撑。缺乏专业人员摄影摄像、装修网店、编辑加载信息、客服洽谈等。据调查，资金和技术也是种养大户从事电商难以跨越的瓶颈，他们往往以供货方式与电商运营商合作，分享红利。
四、破解“互联网+农产品”难题的对策建议
（一）品牌包装宣传需政府推动。品牌是信誉的凝结，一旦在消费者心中确立，就是质量和安全的象征。目前文登农产品缺乏统一的品牌包装、规格标准和平台推广。建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统一发布农产品品牌目录，严把监督、检测、认证关，实行动态管理，提高农产品品牌政府公信力；政府有关部门在严把农产品质量的同时，组织专门机构和文化能人对接生产主体，对“三品一标”农产品进行“量体裁衣”，统一包装；政府出资在国内外优秀电商平台上建设文登特色产业馆，将特色产业、优势产品分类展示，发动经营者驻馆开店，并给予一定扶持资金，统一打广告、统一销售，抱团发展，让特色农产品成为文登名片。
（二）大力推广二维码技术应用。用户体验是王道，二维码作为产品唯一标识，贯穿农产品生产、采购、流通到销售整个过程，实现了农产品从田地到餐桌全程信息跟踪和质量安全追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继续大力推广二维码技术，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贴上二维码标签，快速实现农产品标准化，全力打造“用户直达产地”“产品直达销地”“供货商直达用户”“供货商直达产地”的全新农产品电商模式。同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建设现代化生产基地，利用土壤、气候、虫害等大数据实现生产精准控制；鼓励发展电商业务，发展订单农业。
（三）线上推广线下体验和谐发展。政府相关部门鼓励引导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生产主体采取两条腿走路，线上针对各地客户以品牌推广、产品销售为主，线下针对本地及周边客户开发特色采摘、观光、旅游为主的生态农业，两者和谐共振、比翼齐飞。以线下活动展示基地、传递快乐、赢取口碑，促进线上交易；以线上活动推广品牌、销售产品、吸纳会员，打造亲民放心品牌，促进线下体验。建议政府相关部门按销售规模、带动效应、发展潜力等指标分层次筛选10家涉农骨干电商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和动态管理，鼓励电商企业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组织电商企业走出去与生产主体、物流、仓储企业对接招商，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发挥带动引领作用，促使更多优秀电商企业和平台脱颖而出。
（四）实施重点培育典型突破战略。结合文登实际，建议选1－2种优质农产品为抓手，进行重点培育、典型突破、示范带动。文登作为全国西洋参主产区，种植面积超过4万亩，每年鲜参产量5000吨，统一注册“御龙旗”商标，经过多年发展“文登西洋参”地域品牌突显，应作为电商突破口重点扶持发展。但据调查，目前制约西洋参电商发展的重大瓶颈是西洋参虽有药用和保健功能，但未纳入新食品原料目录，也不隶属于保健品行列，不能作为除保健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的原料或配料使用。缺乏相关认证资料，想进入天猫、京东等审核严格的电商平台难度较大，而申请质量认证多则上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对中小电商企业、合作社和种养大户来说都比较困难，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此外，大樱桃、苹果等农产品电商发展势头也较好。
（五）人才引进和电商培训齐头并进。政府出台引进电商人才扶持资金等具体措施，吸引高级电商人才，积极引导农业企业、电商企业换档升级；政府相关部门引进技术人才，加强农业知识培训，种养业实行标准化生产体系管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每年拨付一定资金，开展电商公益培训，提高全民电商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协会组织以适当方式筹集资金，组织电商企业、创业青年与生产主体对接，根据所需不定期开展培训指导，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让生产主体和电商经营者少走弯路、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 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