蔄氏溯源始末
蔄茂安
一、蔄姓由来
由于蔄姓的特殊性和蔄氏族人较为鲜见，使我从小对蔄姓和蔄氏祖居地充满了好奇和憧憬，而后来几乎从事了一生的史志专业，让我对蔄氏家族的了解和编纂家谱萌生了强烈的使命感。然而，由于蔄氏家族历史奇特而又悠久，人员分布极为广泛，加之我本身工作也十分繁忙，这项工作一直未能顺利进行。
蔄姓为造字作姓，少有字典刊登，就连《百家姓》中都没有此字。读高中时，我才知道蔄字能够在《康熙字典》里查到。这部编自清初、解放后有少许印刷的辞典，是通常人难能得到的。但我由此得出判断，蔄字不仅存在，而且在清代就有。后来，我随辽宁省市、县参观团前往文登考察工作时，特意到老家嶅山，并得到祖传《蔄氏家谱》。家谱开篇写道：“蔄氏一族于明洪武二年从云南迁至文登嶅山”。这就又把蔄姓来源追溯至元明以前。而后又查到宋代的《广韵》、唐朝的《唐韵》刊载蔄字，又把蔄姓追溯自隋唐以前。蔄字后又见自于三国时代的《埤仓》。这部由魏国大学士张揖编写的辞书这样记述：“蔄，姓也”。而遍查我国东汉以前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蔄字的记载，从而把蔄字的产生确定在“三国”前的东汉时期。可以说蔄姓产生自东汉，蔄氏家族是一个主要以辞书谱谍维系传承、繁衍发展起来的氏族，从汉至今已跨越近二千年。蔄姓是一个十分古老、奇特而又充满睿智的姓氏。
二、蔄字解析
蔄氏家族世代相传，“蔄”字是蔄氏先人为躲避官府追查而造。如今，由于蔄氏先人造字作姓刻意隐藏，造字人的身份已无从查考。但从蔄氏口口相传的族史中，以及“蔄”字产生的时间和文字结构来分析，“蔄”字应为东汉末年政权更替期间的士大夫所造。其一，造字作姓应为有较深文化造诣的官宦阶层。古代平民百姓多不识字，造字更不可能，既使是个别乡绅雅士遇有灾难而隐名埋姓，也不能造字作姓。其二，造字作姓，需要在辞典刊登以前的一个时期出现。造字开始时人数不会很多，寥寥几人的姓氏是不会被朝廷认可、并被收录编纂在典籍中的。而只会在延续一定时期后、氏族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被辞书收录。“蔄”字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魏明帝太和年间出版的《埤仓》一书。据此可以推断，造出蔄字作姓的时间应该在三国以前的东汉末年。其三，蔄氏先人造字为姓，不应是非局部的或临时性的产物，而应是在国家政局激烈动荡的年代产生的。《埤仓》收录“蔄”字的数十年前，恰是群雄逐鹿、狼烟烽起的东汉末年。从种种迹象看，造字作姓的蔄氏先人很可能是那些王朝覆灭后的东汉皇室成员或权贵人士，他们在朝代更迭后只能更名改姓、潜入民间，进而繁衍生存延续下来。
解析所造“蔄”字，上面为草字头，表明自己成为“草民”中的一员，而“草民”恰是朝廷权贵对黎民百姓蔑称的习惯用语。此时的民间也正是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好所在。“蔄”字的下面由“门”和“口”组成，口为人口，门为门路。框架结构设置独特、精当，充满睿智，意喻隐藏在民间的家人，定会门路畅通，人丁安康。而标音“慢”字，意喻更名改姓后更需行事谨慎，韬光养晦，进而假以时日，图谋大业。
三、蔄字的使用与推广
造字作姓并得以收入辞典，彰显了蔄氏先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雄厚的社会根基。但由于蔄字为造字，又只为姓氏使用，加之深藏其故的原因，所以在蔄姓传承和推广使用中存有许多困难。尽管从汉代已经出现蔄姓，唐代的《唐韵》、宋代的《广韵》、清代的《康熙字典》中也均有此字，又均为姓用。可是在此后的旧中国和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辞书却没有载有“蔄”字。特别是解放后发行量最大的《新华字典》、《学生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和最具权威性的《辞海》也没收录，给蔄字的使用带来不便。但在实际上，源自三国时代中原地区的蔄姓，历代王朝的辞典均予收录，并标以（慢）音，蔄氏家族也世代相传、延续至今。我于80年代便开始从事地方志和年鉴编纂工作，并长期在中国年鉴研究会担任地县工作秘书长一职。而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常务理事胡均又恰是负责出版《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和编委，我就于此捷径向其反映此事，他们均予应允并表示在今后再版《辞海》时给以刊出。但由于再版时间相隔很长，一时未能解决。而后，我听到国务院责成四川出版社编纂《汉语大字典》的消息。这部文字浩繁的大型辞书又引起我的注意，我当即给《汉语大字典》编纂处写信，反映蔄字的使用现状与困惑，希望能将蔄字收入其中。编纂处很快复函，告之“蔄”字将收录在《汉语大字典》中。回信说：“蔄字除注有màn（慢）音外，还有lòu（漏）和biàn（辨）两个读音，在即将出版的《汉语大字典》中，将尊重你们一族人的意见，蔄字将以‘慢’音出现”。这部收录56000多字的辞书于1986年出版，成为建国后第一部收录蔄字的辞书。而且标注蔄姓以màn（慢）为唯一读音，这对蔄字的使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此后，含有85000多字的《中华字海》收录蔄字。含有20000多个姓氏的《中国姓氏大字典》和40000多个姓氏的《中国姓氏书法大字典》也都收录蔄字，也都标注màn（慢）音。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和2012年分别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均收录蔄字，并标注“慢”音，这对蔄字的推广使用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值得说明的是，有个别省、市对蔄字予以简化使用，而这种作法与国家语委关于“姓氏不能简化”的精神相悖，因而不能进入规范字字库，微机不能输出此字，由此就给先行使用简化蔄字的地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四、人口状况
蔄氏家族分布广泛，但主要聚居区有四处。一处为山东文登，一处为河北滦平，一处为黑龙江七台河市。另外，散居在辽宁各地的蔄氏后裔人数也较多。然而，由于蔄氏后裔散居在祖国各地，相互之间鲜于联系，给编写族谱带来困难。1998年，我去河北丰宁参加全国年鉴会议返回途中，专程赶到滦平县碾子沟村会见蔄氏族人。2014年，我又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寻亲考察。我还于1982年、1998年、2014年三次前往文登老家祭祖探亲，从而对蔄氏家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据最新统计，蔄氏后裔在山东文登（嶅山村为主）约800人，河北滦平（碾子沟村为主）约260人，在黑龙江七台河市（以七台河煤矿为主）约100多人，而散居在辽宁各地的蔄氏后裔也有100多人。另外在云南、山西、吉林、北京、天津、上海、安徽、福建、广东、陕西、浙江、江苏、湖北、内蒙古、新疆及台湾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也有蔄氏后裔，总计2000余人。
相传，蔄氏一族祖居云南。据《蔄氏家谱》记载：明初，蔄氏一族从云南迁至嶅山，原有两支。其中一支西去，以上仅为嶅山一支。而始自河南迁往云南和其他地区的蔄姓族人，或因战乱，或因灾荒，或因读音不清已难见踪迹，但约有数十万之众。一般情况下，古代姓氏人口按奇数发展计算，近两千年间的氏族繁衍至今可达数十万之众。如春秋时代的孔子后裔已有数十万人，而文登始于汉代的丛姓已达四十万之多，蔄姓的情况应当大体相同。但缘于古代发生的重大战事和严重自然灾害及其它不可知原因，人员锐减乃至稀少亦有可能。
从云南迁至嶅山的蔄氏一族，历经明清两个朝代的开拓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进入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蔄氏家族成员更展现出了罕见的聪明才智，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解放战争中，蔄氏一族有50多人参军支前，一些人光荣牺牲，一些人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蔄氏一族在文化素养上亦属上乘，清代就有太学生，这在有“文登学”美誉的文登市倍受推崇。目前，仅于解放前后从嶅山村走出来的蔄氏后裔，有军级、厅级及以下各级领导干部近百人，高、中级知识分子也达50余人，并有数十人在美国、英国、德国、挪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留学、定居。这表明，蔄姓人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有的还正向其他国家迁徙。
五、三点说明
1、辞书谱牒与蔄姓
和中华民族大多姓氏不同，蔄氏家族主要是靠辞书谱牒延续传承、繁衍发展起来的氏族。从首次载入三国时代的《埤仓》开始，唐、宋、明、清和现代辞书都收录蔄字，并注明仅作姓用，这在全国两万多个姓氏中是极为罕见的，并以此使蔄氏一族跨越十几个朝代、历经1800多年而经久不衰、繁衍发展。蔄氏一族的发展还与谱牒记录相关。从明初迁至嶅山的蔄氏一族，也已历经600余年。其间，于清雍正八年、嘉庆十九年和光绪十三年三次编修家谱，对家族历史予以详实记载。而地方辞书《文登市志》、《滦平县志》也对蔄氏一族发展变迁予以记录。如将作为地名的蔄山、蔄子沟分别记述为‘始于清初和清代中叶’，标明均由为嶅山蔄氏后裔所建。《蔄氏家谱》记载：蔄山系嶅山蔄氏近祖第四代开发，后因人丁不旺折回。只留下两座坟茔，命名蔄家坟山（简称蔄山）。蔄山是蔄氏先茔地，但并无蔄姓人居住。蔄山村因蔄山取名是在民国年间，演绎成蔄山乡、蔄山镇，更仅仅是近二、三十年中的事情，那种凭想像或道听途说认为嶅山蔄姓是从蔄山镇而来显然是极为错误的。而后又因在蔄山出土秦权（秤锤），网上由此引发蔄姓为秦皇所赐的言论，这更是不着边际的戏言。河北滦平蔄子沟系嶅山蔄氏近祖第五代的开发。不过蔄氏后裔在蔄子沟北边的碾子沟居住，也不在蔄子沟居住。
2、媒体宣传与蔄字
蔄氏家族的繁衍发展和兴旺发达，首先取决于蔄氏家族自身。由于几乎遍及全国的蔄姓后裔日趋活跃，他们中一些人或成为某个单位的排头兵，或成为某条战线的领军人物，在各个领域熠熠生辉、影响广泛，并通过媒体宣传使蔄字成为中华字海中较为活跃的一分子。而以蔄家坟山发展成的蔄山乡、镇，原为文登市倒数第一，现一跃而居文登市、威海市首位，山东省十大名镇，全国十大园林镇，又被国务院树为“蔄山模式”加以推广，使蔄字在中央各大媒体和省市宣传机构频频出现，这无疑对蔄字的使用是一个有力地推动。另外，对于这一古老奇特姓氏的宣传推介，作为现代信息手段因特网的作用也功不可没。于本世纪初紫光3输入法开始使用蔄字，使蔄字在现代便捷的网络信息中开始出现，对蔄字的推广使用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根在河南
山东嶅山为明初从云南迁来蔄氏后裔的祖居地，不仅《蔄氏家谱》记载，就是在明初从有“小云南”之称的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的800多个姓氏中也有迁徙蔄姓的记载，两者之间完全契合。那种把明初嶅山先祖说成是元代中叶移民，并经过荣城、蔄山等地再到嶅山的说法毫无史料依据。蔄字最早见诸于曹魏政权的《埤仓》，说明蔄氏先祖始自三国以前的东汉时期。而东汉和魏国的都城均在河南洛阳。被迫改姓的东汉上层人物当时应当在中原地区的河南一带。尤其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曹魏政权只是盘踞在黄淮流域的中国北部地区，并没能统辖全国。所说蔄氏始祖出自更远地区或边陲地带不太可能。清代编制的《蔄氏家谱》所记蔄氏一族从明初洪武二年迁至嶅山，仅记载着600年前蔄氏家族的一次迁徙。所记蔄氏一族从云南迁入，应该是经过从汉至明1000多年演变的众多蔄氏家族的一支，并不是全部，其根还应在河南。
(《中国地方志》期刊网12月4日载）
百年宗祠话沧桑
张晶晶 金津苇 于 怡
宗祠即祠堂，是供奉祖先和祭祀的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家族祠堂，更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延伸，它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也是后人对家族祖先长辈的缅怀和尊敬。
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宗庙为天子专有，建造祠堂是皇室的特权。宋代朱熹提出家族祠堂，每个家庭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直到1536年，允许民间建立宗祠，随着明代嘉靖皇帝“联宗立庙”诏令的颁布，民间建立宗祠终于获得合法的地位，从此，宗祠与家谱一起成为家族最重要的象征。位于张家产镇汤村店子村的张氏宗祠是张氏族人的象征和中心，也是我市保存较完整的家族宗祠之一，作为礼制性建筑，它是文化遗产的历史见证，在本地区现存古建筑中独领风骚，其延绵不息的祭祖活动对传承民俗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氏宗祠位于汤村店子村西南，是一处清代祠堂建筑，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至今已过百年。张氏宗祠是张氏后人为纪念张树甲所建。张树甲（1814－1879年）字耦堂，文登汤村店子人。自幼聪颖，博览群书，曾中过秀才，后屡次参加乡试不第，他仍不气馁，更加刻苦读书，冬映雪、夏映萤，不分昼夜，凡名家名稿及历科闱表，均潜心研究，广泛涉猎。对汉魏六朝以后各类经书、古诗词文章尤为钟爱。咸丰二年（185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张树甲参加乡试，名列全省第一，成为清朝登州府第九名解元，后人将其与吕璇、于霖逢并称文登三解元。丙辰年（1856年），与毕瀚昭同登进士榜，张树甲名列三甲第一百一十四名，被授户部主事。毕瀚昭因与张树甲同乡同榜，惺惺相惜，二人读书之余，交往甚密。
咸丰十一年（1861年）秋，张树甲正在家乡省亲，一部分捻军东进，张树甲与当地士绅共同谋划组织团练防卫，因为文登境南北临海，西有昆嵛诸山作为屏障，绵延境上有险可拒。于是他率领文登、荣成数万人合力防守，配备器械粮草。张树甲不仅亲临各山隘，而且赴石岛和俚岛等商贾云集之地，发动商人出钱资助团练。当时捻军抵达福岘、章皮横担、青山等关口，均被其组织的团练击退。捻军西退后，张树甲和工部主事毕瀚昭共同策划，组织农民在各关口依山势垒石而建防护墙，历时3年，在昆嵛山筑起南北至海，全长80余公里，高3米、宽1.2米的石墙，有“胶东长城”之称，现仍存有遗迹。后来，张树甲母逝服丧期满后回京供职，负责捐输、纳粮、库房，国子监等官署中收发公文，并督办通州粮运。在朝中有20多年名籍后，得补福建司主事，加员外郎衔。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树甲奉命赈济文安各县，除公款外，看到当地百姓疾苦，民不聊生，他又将自己所有积蓄倾囊赈济，帮助百姓摆脱困境。
张树甲为官清廉，爱护百姓，以改善民生为己任，深受百姓爱戴。他生平博览群书，因学问广博深得相国宝鋆器重，曾赠联云：“居心忠耿应知我，下笔恢奇最羡公”。著有《诗经论文》、《颐志堂杂著》等。精通地理学，绘制文登县地图，为准确描绘文登山川面貌、水文条件不辞辛苦，身体力行，足迹遍布文登各处，最终将文登县地图绘制得清晰明确如同指掌螺纹，纤毫不缺。无论是做学问、做官还是绘制地图，张树甲总是一丝不苟，事必躬亲，虽历经磨难但从未放弃，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后世子孙的敬仰。
张氏宗祠坐北朝南，气势恢宏，保存完好，是由门厅、正厅及两侧厢房组成的四合院，东西长18.9米，南北长28.6米，总面积约540.54平方米。门厅为四开间单檐硬山平屋，硬山面饰四兽；北正房五开间单檐硬山平屋，硬山面饰五兽，门前有石鼓一对，东西厢房为单檐三开间。建筑东西对称，北正房为祭祖殿堂，东西厢供贵客居住，西夹道内有厕所。于光绪二十四年开工建设，历时一年完成。宗祠大门上刻有张氏家训“两铭世业，百忍家风”八个字，此家训由明代末年“奇山守御千户所”军政掌印正千户张权（张氏八世祖）逝世前所留，告诫张氏子孙保持民族气节，要明事理，多忍让。历经百年的风雨沧桑，张氏家训一直被张氏后人牢牢地记在心间，从未忘却。祠堂内陈列着张氏族谱、祖先牌位，供后人祭祀和缅怀先辈。张姓作为我国使用人口最多的几大姓氏之一，一直人丁兴旺，生生不息，其家族后人一直在各行各业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文化大革命时期，张氏宗祠遭到破坏，屋檐上的吻兽被严重损毁。2006年，张氏后人我市企业家张锦卫及村民共同捐资对宗祠进行了全面修缮，损毁部分基本按原样恢复，另将院内地面铺上大理石。修葺一新的张氏宗祠建筑精美，技艺精湛，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作为新发现，并于2011年11月被评为山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2009年12月被公布为威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0月晋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百年的风雨沧桑仍历久弥新的张氏宗祠，如今继续发挥它传承家族文化的历史作用。作为张氏家族的象征，作为张氏后人的归宿，它傲然屹立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张氏后人，成为张氏家族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两铭世业，百忍家风：明朝末年“奇山守御千户所”军政掌印正千户张权(张氏八世祖)，眼见明王朝大势已去，忧愤填膺，逝世前留下遗训：张氏子孙要保持民族气节，不得为满清做官。并以“两铭世业，百忍家风”为治家格言，告诫后代，要明事理，多忍让。
“两铭”系北宋理学家张载，尝于学堂两牖，左书砭愚，右书订顽，后被理学家程颐改为“东铭”、“西铭”。
“东铭”全文：“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谋业。发乎声，见乎四支。谓非己心不明也；欲人无己以不能也。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失于声，缪迷其四体。谓己当然，自诬也；欲他人己从，诬人也。或者已出于心者，归咎为己戏；失于思者，自诬为己诚；不知戒其出汝者，归咎其不出汝者。长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西铭”全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存乎孝者也。违时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利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荣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领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主旨是想教育子孙后代，修身养性与“天地合德”才不愧为人。要经受“贫贱优患”的锻炼，主动去应付“政变”带来的“灾难”，以期达到“最高的成就”。
“百忍”是张氏家族的徽号。唐代有张公艺一家，九世同居共财，远近称颂。事情传到唐高宗那里，高宗亲自来探望。高宗向他询问保守家业、和睦宗族的诀窍，他只写了100多个“忍”字作为回答。高宗从中悟出了治国起家的大道理，深为感动，心满意足地起驾回宫。此后，张公艺家族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探访，便以“百忍”作为自己家族的徽号。
“百忍”是家风，无疑是张权千户留给后人的警示，要子孙在“忍耐”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祖先的遗训，在当时的态势下，确有保家和维护“气节”的作用。据考察《张氏谱书》可以验证：在“清”灭“明”后，直至乾隆中期，大约百年间，张氏后代多数习文，少数练武，无人出仕为官。
清代重臣 彪炳史册
文登大水泊于氏父子于得水、于成龙
许建中
在2015年新年戏曲晚会上，晋剧《廉吏于成龙》赢得了习近平、李克强等七常委和首都近千名群众的热烈掌声。
于成龙（1617－1684），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而于成龙曾在康熙皇帝面前赞誉另一个于成龙：“操守有余，不在庸才之下。惠政通变，足在庸才之上。才干超凡，庸才望尘莫及矣。”
近日，笔者发现另一个于成龙原籍为文登大水泊，他和他的养父于得水，都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穿越300年的历史烟云，于得水、于成龙的故事仍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可与卫青和霍去病相提并论的于得水
《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共4484卷，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在《清实录》中提到于得水的有两条，仅据此不足以展示于得水的全貌。好在2002年4月，在北京石景山区杨庄村西出土了于得水的墓志一盒，发现墓志铭文约2000字。我的新浪博客好友、致力于碑刻研究的“双塔邨人”先生，对此铭文进行了译释。现将译文照录，可从中了解于得水的有关史迹。
于得水墓志铭译文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三等阿达哈哈番袭职四次加三级致仕、封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镶红旗汉军都统加四级于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工部尚书加三级前吏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总裁国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戊辰辛未甲戌文武殿试读卷、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提督江南学政、纂修三朝圣训、明史、甲子陕西正主考、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检讨、己未会试同考内翰林院弘文院庶吉士、年家眷晚生李振裕顿首拜撰文。
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二级前管理钱法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级、太仆寺卿、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国子监祭酒、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侍讲充实录纂修官、左右春坊赞善兼翰林院编修检讨、己酉甲子顺天文武乡试正主考、内弘文院编修、年家眷晚生李元振顿首拜篆盖。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门下晚生查升顿首拜书写。
古代建立功勋，成就大业，高举王侯的旗帜，声名传于后世的人，都有卓越的气概，非一般人可比。他们明白君臣父子的道理，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使人们称述，不忘他们的大名，与天地共存。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于成龙的养父于得水，就是这样的人，他能享此殊荣，应该说没有遗憾了。
于得水，字从跃，汉昭帝时期丞相于定国的后裔，祖先是辽东人。于得水的祖父于大恩以及于成龙的伯父于国忠，都因于成龙显贵而封为光禄大夫、上柱国、轻车都尉。于得水天生聪慧，品质超过一般人，与人相处，不动心机，不欺负人，答应别人的事情努力办好。他忠于君国，孝于父母。明朝末年，天下不太平，于得水持剑在豫镇参军，许公一见，大为惊奇，特别信任他。每当临阵作战，于得水英勇无比，决不后退，于是越级到府里任职。清朝定都北京之后，于得水劝许公归顺清朝，也不管许公答应还是不答应，于得水降了清朝。皇上授予他轻车都尉，准予世袭四次。继而随清军征讨湖北、湖南，取得云南，都是以勇敢和谋略著称，于是晋升副统帅，赐功牌，不一一列举。于得水拟订的作战策略以及取得的胜利，与唐代的大将郭子仪、三国时期的鲁肃不相上下，于是改封光禄大夫。
于得水的弟弟于国安，是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于成龙的亲生父亲。于国安和兄弟们商量，于得水现年五十九岁，还没有儿子，也没人过继，兄弟们就忍心他没有子孙吗？于是想把弟弟的儿子于化龙过继给于得水，于得水不满意。继而把自己的次子于攀龙过继给于得水，还是不满意。不久，于得水对于国安说：“我是想要你的大儿子于成龙，舍得吗？”于国安点头应诺，于是，于成龙过继给于得水。原来，于成龙在儿童时代，于得水就看出这孩子有出息。于成龙天生英俊，不用过多调教，就能成为有用之材，加之于得水教育有方，要求严格，经常面对面教诲，使其忠于国君，孝于父母，培养清廉的节操。
于成龙首次当官是在乐亭任县令，开始显露他的才华，人们说他贫寒而有品德，慈惠爱民，这些都是于得水教导的结果。不久，以逃犯连累百姓为由，于成龙被罢官，离职时，百姓拦住去路，恳求于成龙留下，高呼好官不能走。等到通州官位空缺，于成龙提升为通州太守，又以逃犯逃走为由，降职调用两次，都因皇上特旨留任，这说明不但恩德深入民心，而且高尚的节操也被皇上认可。这固然与于成龙应付各种事情的才能有关，也和于得水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不久，于成龙提拔为江宁道员，又特授直隶巡抚。于得水提示于成龙，问：“皇上三次提拔你，你明白其中的原因吗？”于成龙有一颗纯洁的心，非常勤奋，严于律己，带领属下，使官吏的作风像流水一样清澈，甚至多次受到皇上的宠眷，赐给御书手卷，有“始终如一”温和恳切的诏谕。皇上曾两次赐给钱币各一千两，衣料二十疋，并与于成龙共宴。继而有黄韁鞍御马、御貂裘、御袍褂及靴及绸缎的赏赐，又追加太子少保官衔，随侍皇帝南巡两天，赏赐羊、围场所获之兔，并赐宅第，可谓特殊的礼遇，真是书不胜书。皇上每次赏赐，于得水都有教导和训诫，其要旨是说：皇上的赏赐越重，报答也就越难，只有鞠躬尽瘁，方可报效万分之一。继而特升御史大夫兼镶红旗汉军都统，总督河道，爵位更高，而于得水的教导和训诫更加恳切。皇上命令于成龙为河道总督的命令刚下时，于得水书写“君恩臣职，运道民生，冰衡国帑，节用爱人，躬行表率”二十个字，交给于成龙，大意是说要报答皇上的恩宠，节约开支，爱护百姓。古代圣贤有过父训的论述，但和于得水相比就逊色了，于得水不但善教，于成龙还善于继承，而且得到了皇上的认可。辅佐皇上南巡归来，于成龙被召至乾清门，赏赐貂裘、貂被领朝服，而且到八旗巡视，可见于得水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诸如奉命赈灾、武殿进行的考试，无一不秉承于得水的教诲，于成龙父子可谓问心无愧了。
于得水原任三等轻车都尉、诰授光禄大夫袭职四次，加三级退休，追封都察院左都御史、镶红旗汉军都统加四级。他生于万历三十三年正月十四日（1605年3月3日）戌时（晚七时至九时），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1695年8月23日）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去世，享年91岁。于得水的发妻王氏，封赠一品夫人，继室宛氏，诰封一品夫人。于得水的养子于成龙任河道总督，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授为正一品官衔。于成龙发妻李氏，封赠一品夫人，继室周氏，封为一品夫人。于得水有三个女儿：长女为王氏所生，嫁给文林郎黎守明；二女为宛氏所生，嫁给顺天府平谷县知县郎秉和；三女也是宛氏所生，嫁给四川威州知州李天祯。于得水有四个孙子：长孙于永祯，在乐亭被匪徒抓获，不屈而死；次孙于永裕，袭祖父于得水三等轻车都尉之职，发妻是原任户部总督仓场侍郎马汝骥的儿子、时任山东沂州知州马云会的女儿；三孙于永褆，在国子监读书，聘原任广东潮州总兵副都统马云的侄女为妻；四孙，还在幼年，未订婚。于得水有三个孙女：长孙女已去世，原先嫁给贵州布政使董显忠的第五子、候选州同知董廷佐；二孙女嫁给通政使张吉□次子、在国子监读书的张瓒；小孙女还在幼年，未许配人家。于得水的美德和美好的风范，可和古人相比美，因此他的子孙必然为一代楷模，他的女儿、孙女，都许配有名望的门第，值得一写。于得水的识见与度量，高出一代，诚恳学《诗》，大力讲《礼》，真可与西周时期的贤臣方叔、召虎媲美，也可与西汉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相提并论。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1695年11月14日）午时，于得水葬于西山杨家庄。于成龙把于得水的生平材料交给我（李振裕），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和于成龙交往较深，因此详知他的家世，仅就于得水的生平写成这篇墓志铭。铭文如下：
战乱不断，绵延千里。
大好河山，英豪群起。
只有于公，美德粹冲。
能文能武，功勋独钟。
留连光景，无人与京。
帝王恩赐，代代峥嵘。
于公生平，崇如山岳。
于公去世，麟亡星落。
功在社稷，名垂汗青。
后世君子，欣赏此铭。
与“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齐名的于成龙
清代以前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叫于成龙的名人，但在清代康熙一朝就有两个叫于成龙的著名人物，他们曾同地共事，都官至一品总督，并且都是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廉吏。《清史稿》中记载：“同时两于成龙，先后汲引，并以清操特邀帝眷，时论称之。”在民间被亲切地称“天下第一廉吏”老于成龙，称另一位小于成龙，老于成龙获谥号清端，后世常称清端公于成龙，小于成龙获谥号襄勤，后世常称襄勤公于成龙。在他们曾经共事的直隶坊间还有民谣：“前于后于，百姓安居。”
《清实录》中有关襄勤公于成龙的记录有100多条，是记载较多的一位大臣。综合各种历时资料，于成龙的史迹非常清晰。
于成龙，原籍山东文登大水泊，1638年8月14日（清崇德三年农历七月初五），生于辽东盖州。其生父为于国安，养父为于得水。几经辗转，于成龙9岁时全家迁到河北省居固安县南房上村。少年时代的于成龙是在不断的移居中生活的，颠沛流离的艰辛造就了他体恤民生、关爱大众的品格。
于成龙20岁进入国子监学习，23岁毕业后考授吏部做笔帖式（文书工作），30岁进入仕途，开始了长达33年并数次沉浮的宦海生涯。于成龙富有传奇色彩的宦游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七年（1668年）始任乐亭知县到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离任通州知州；第二阶段：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升任江宁知府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离任直隶巡抚，这一阶段于成龙的威望达到第一个巅峰；第三阶段：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升任左都御使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离任总督衔直隶巡抚，这一阶段于成龙的威望达到了第二个巅峰；第四阶段：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复任河道总督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河道总督任上病逝。
于成龙30岁至40岁的十年中，曾经两度出任乐亭知县，一度署理滦州知州。在乐亭期间，他励精图治，修学宫，念恤民艰，劝开垦，锄暴安良，政通事举。据《如山于襄勤公年谱墓志铭》记载，康熙七年六月，乐亭大雨，滦河水泛滥到乐亭城下，深达七八尺。乐亭百姓农田受损，房屋倒塌。刚刚到任不久的于成龙越级向永平知府汇报并申请救灾，但知府不予理睬。回到乐亭以后，于成龙流泪召集乐亭大小官吏说：“抚字兹土，对此奇涝不上闻，如民牧何？倘请而得罪去官，何妨!”随即写信遍告各位巡抚、知府大人。直隶巡抚亲赴乐亭视察并将实情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命吏部发银赈灾，乐亭百姓方度过大灾。康熙嘉奖了于成龙实心为民的情怀，于康熙七年十一月提拔于成龙署理滦州知州。但是在第二年，滦州逃脱了一个重要囚犯，因逾期没有抓到，于成龙有失职过错，当降两级调用。乐亭人民喜爱于成龙，希望于成龙回乐亭任职，于是乐亭人顾明亮等人去北京景山上书，请求于成龙复任。后经吏部讨论后不准，并将顾明亮等人发配到尚阳堡。乐亭人王尔正等人趁康熙巡幸北京琉璃河之机，再次向康熙皇帝乞求于成龙复任。吏部讨论后仍然不准，也将王尔正等人发配到尚阳堡。康熙皇帝觉得此事蹊跷，为何百姓甘冒流放之险而乞求知县复官？便命直隶巡抚金世德核实。金世德调查以后列举了于成龙的十七条善政。康熙皇帝认为民心难违，善政可嘉，于是下旨令于成龙重新出任乐亭知县。
又据《乐亭县志》记载：乐亭有一恶棍梁某，依势横行乡里，骚扰地方，勾结土匪，为非作歹。康熙十一年十一月，于成龙不畏强暴，依法捉拿并将其斩首。土匪头子李六为给梁某报仇，纠集土匪67人袭击乐亭官衙。于成龙的长子于永祯与城防把总率众抗击一同被害。当时于成龙外出，回来后忍住悲伤，亲率兵勇攻击匪巢，立斩匪首李六并抓获土匪63人。乐亭匪患扫除，百姓赖以安宁。但因未获全部盗匪，吏部讨论应将于成龙降级调用，然而康熙皇帝否决了吏部的决定，再次令于成龙继续留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巡抚金世德赞誉于成龙“其强项不阿”，上疏举荐于成龙为通州知州。于成龙离开乐亭去通州赴任的那天，乐亭的绅士们在县衙饯行，乐亭百姓纷纷前来送行，“老幼拥马首涕泗长流不绝”。于成龙也流泪让大家回去，但是百姓“遣之不去”，有些人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了通州。据《通州志》记载：康熙十八年七月，通州以及三河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通州城乡房倒屋塌，一片瓦砾，灾民嗷嗷。在此灾难之际，于成龙以政声有誉晋升通州知州来治理灾后的通州。下车伊始就立即着手为灾民筹划操持生计，使百姓得到安置稳定。搭建简单席棚居住办公，以身作则捐献自己俸禄，不顾倒塌的衙署倡议先修复文庙（学宫）殿宇，供奉孔子圣像，以便通州学子有读书学习之处。其他利国益民的建筑，无不依次复建修整，尔后才重建州署厅房，通州士民感戴万分。于成龙通州为官三年，他建立和发展了义学，并且为城乡的贫穷子弟选择良师，使其能够免费入学，受到应有教育。他还善于整顿刑罚案件，严格遵照朝廷所定律条，公正断决公开审判，外县盗贼不敢入通州偷窃。
于成龙爱民如子，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甚至敢于冒犯曾经多次保护过自己的康熙皇帝。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有一次乘龙舟经过通州的一座桥，由于桥面较低龙舟无法通过，康熙皇帝命令拆桥过船。可是，当侍卫传旨时，于成龙却说桥不可毁。侍卫惊愕地问：“难道你要违抗圣旨吗？”于成龙说毁桥容易建桥难，可奏明皇上，体察民生艰难，应抬船过桥，康熙皇帝最后采纳了于成龙的意见。
康熙皇帝赏识于成龙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于成龙勤政爱民，主要是因为于成龙独到的远见。在乐亭任上，于成龙敏锐地察觉到“田与丁分”是产生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乐亭推行了一种能使“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这种方法简单有效，但是触及到拥有更多土地权贵们的经济利益，直到雍正时期才在全国强行推行“田与丁分”的政策。虽然于成龙的方法在康熙朝未能在全国实行，但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于成龙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和重用。
康熙二十一年，45岁的于成龙得到老于成龙的提拔请调，赴任江宁知府。在江宁任上于成龙廉洁勤勉一如既往，深得老于成龙的赞许。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嘱咐于成龙要学习清端公廉洁自律，当从侧面了解到于成龙果然勤政廉明，遂于年底升于成龙为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十二月抵达安庆任上刚刚两天，又受命专门督理下河（淮河、黄河下游），随即赶往下河地区，亲历下河各州县水情，问智于民。因主张筑堤拦水一派的反对，于成龙挖渠引泄积水的方案被否决，但于成龙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品格得到康熙皇帝的认可。康熙皇帝曾经对于成龙说“凡做官不好，纵本身漏网，子孙断不能昌盛。朕深信者，总督于清端、巡抚汤斌及尔三人耳。”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刚刚到任，于成龙便雷厉风行，废除累民弊政，弹劾失职人员，惩办贪官污吏。经过于成龙的治理，直隶吏治肃然，境内盗匪遂靖，百姓沉冤得雪，民众悦然欣慰，于成龙的威望也达到了巅峰。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于成龙五十岁加太子少保。奉上谕：“国家设官分职，原以绥靖地方，惠养黎庶。督抚为封疆大吏，表率属员，尤须才守兼优，谙练政务。方于吏治民生实有裨益。巡抚于成龙自为县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爱民尽职。遂从臬司超擢巡抚，简任以来，孤介自持，清廉益著，厘奸剔弊，扶弱锄强。境内谧宁，旗民允服，殊为可嘉，从优特加太子少保，以为廉能称职者劝。”
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叛乱至乌兰布通，于成龙第一次随康熙皇帝征讨噶尔丹，负责邮传要务驻防遵化。年底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俗称左丞相）兼镶红旗汉军都统。
康熙三十一年冬，河道总督报缺，于成龙受命于危难。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履任河道总督，在56岁时正式开创治河伟业。于成龙到任后遍阅两河，看到洪泽古堰“以一线危堤防茫茫万叠之波，岂能堪其澎湃？”于成龙率众将古堰的土堤拓宽并改建为石堤，从此“淮扬奠安，民乐有秋”。
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再次叛乱，于成龙第二次随军出塞征讨，负责督运大军粮草。康熙皇帝再次任命于成龙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统督运中路大兵粮饷，凡内外一应文武、大小官员，听其调遣，有六部不得掣肘。”
康熙三十六年春，为了彻底消灭分裂势力，已经60岁的于成龙第三次随队出征噶尔丹，仍然负责督运大军粮草。北上将近两个月，抵达外蒙戈壁阿尔泰山下的郭多里巴而哈孙，前方捷报传回，噶尔丹已死。便屯粮于外蒙，建城储粮，后来人们把储粮地叫做“于城”。于成龙此次督运为彻底消灭噶尔丹立下了赫赫战功，论战功加四级，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准袭两代。
康熙三十七年春，于成龙以总督衔第二次出任直隶巡抚。于成龙这次出任直隶巡抚的主要任务是治理浑河（原名卢沟，今名永定河），于成龙采取“疏筑兼施”的策略，对上游起自卢沟桥南良乡县老君堂下游(今北京房山区窑上村与任营村之间)至永清县朱家庄(今河北永清县小朱庄)长达145里的永定河段进行全面统筹治理，建立起京南百余里的永定河两岸堤防体系。当年，康熙帝赐名“永定河”，并在霸州建庙纪念。多年以后，康熙还经常谆谆教导其他河道总督：“治河效仿永定河之法”。
康熙三十七年冬，河道再度危机，淮黄颓敝已极。身体渐衰的于成龙再次临危受命。由于常年奔波，积劳成疾，于成龙身体渐渐虚弱，病态突显，但仍然每天奔波于河务，鞠躬尽瘁。康熙皇帝南巡见到虚弱的于成龙时十分惊讶，后派御医诊治并赐人参等良药。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六，于成龙抱病赴济宁，考核治河官员和将领。二月回到淮安河道总督署时已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弥留之际写下遗本仍念念不忘治河大业，二月二十七（1700年4月16日）溘然长逝，享年63岁。康熙皇帝闻听于成龙病逝悲伤不已：“于成龙才品优长，服官勤慎，屡经简任，实心办事，不辞劳瘁，宣力有年，历著成效，河道重务，正资料理，前因患病，遣医前往诊视，方期痊可，兹闻溘逝，朕心深为轸悼，应得卹典，著察例从优议奏该部知道。”
清代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于成龙去世后奉旨得谥号襄勤，根据古代谥号的含义：“甲胄有劳曰襄，亟征伐。勤者，劳也。”襄勤这个谥号总结了于成龙屡次出征，勤勤恳恳的一生。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于成龙灵柩回京入私第治丧。八月二十四日，葬于北京石景山杨庄养父于得水墓旁。于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于成龙著有《抚直奏稿》，存国家图书馆。
定海厅同知毕承昭
阿能
毕承昭（18131862）字曼年，号香南。山东省文登市文城东关（今文登市文山村）人。曾任定海厅同知、安徽布政使、代理巡抚，广东布政使、代理巡抚。
一、出身著名的官僚世家
毕承昭出身仕宦之家，毕家明初以避乱占籍文登,“为邑望族，世以文学显”。明清时期科甲蝉联不绝，仕途显赫，代有闻人。世祖毕钟姬，字亮四，岁贡，著《翰斋诗文集》。钟姬子毕解，明举人，由刑部观政外放单县教谕；钟姬子毕爵，明举人，著有《十世草堂今古文》《峨夕诗册》《载酒题襟》诸集。钟姬后裔毕高，明嘉靖中由指挥佥事，迁即墨守备，署泗州游击，官淮阳营参将；钟姬后裔毕宿森，清乾隆进士，历万泉知县，迁泽州府同知，历员外，晋郎中，官至袁州府知府；宿森弟毕宿庚，清乾隆举人,官清河知县。宿森子毕所诌，贡生，历福建尤澳知县，迁漳州府同知，出为台州府知府,迁宁绍台道,官至津州府知府。著有《茜堂诗稿》；宿庚子毕所密，为承昭祖父，清乾隆举人，官西安府知府；宿庚子毕所辑，由汝州州判迁桐柏知县，官至兴国州知州。承昭父亲毕以恒，任两淮新兴盐场大使，代理草堰场丰利场大使。承昭兄毕清昭（1799－1836）为扬州七才子之一，字玉年，号子豫、子玉，道光十一年举人，少聪敏，读书颖异，性孝友，工诗赋，与当时钱咏书、丁履恒等名流有唱酬，著有《子豫诗稿》，可惜英年早逝。弟毕钧昭，候补县令。从弟毕瀚昭，咸丰进士，由工部主事迁员外郎；从弟毕清昭，嘉庆举人；从弟毕茂昭，咸丰举人；承昭子毕世模，官金华水利通判。钧昭子毕世榕，官高邑知县。
二、毕承昭的一生
承昭幼随父、兄长在扬州读书，道光丁酉拔贡，道光二十五年（1845）授浙江桐庐知县。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任定海厅同知3年，代理宁波知府。九月，定海直隶厅甬东庄东港浦以赵安荣等为首的渔船户，曾禀请定海厅同知毕承昭批准，在该地立了一块《太平碑记》，旨在一旦发生海上意外事故，可以按章办事，以解决舵工水手亲属与雇主之间的种种民间矛盾和纠纷。
咸丰二年（1852），鄞县田赋分红、白两封，白封征赋重于红封，知县冯翊下令除官户外均征以白封，因税捐过重，民愤怨。鄞县周韩村（今属朝阳乡）人裁缝周祥千（？－1852）与周维友、翁烈松等联结乡民，赴县请愿，求平粮赋。冯翊不准，诬他结党煽乱，笞责下狱。
5月19日，乡民大哗，拥入县城，见冯翊兵械守门，遂怒毁其门，捣毁器物，冯翊逾墙逃。巡道罗镛闻变急请提督发兵弹压，途遇乡民，轿毁，被拥至府城隍庙评理。知府毕承昭赶到，放出祥千，并假意应允出谕平减。
嗣后，民众数千人据东乡的石山衕与官府对抗，浙江巡抚不听毕承昭劝说强行发兵“围剿”，民众败而进山。知府毕承昭委托鄞县知县段光清全权处理此事。段光清单骑驰往，陈说利害，暴动群众方得解散。据《大清实录咸丰朝实录》载：“谕内阁、椿寿奏、捦获鄞县枭徒首要各犯、地方安谧一折。据称鄞县枭徒，以俞能贵为主谋首恶，与张潮清狼狈为奸，又有该犯族人俞武相为羽翼。经该署抚、督饬司道派令署宁波府知府毕承昭、署鄞县知县段光清等，先将张潮清拏获。俞能贵俞武相并伙党一百余犯，仍潜伏石山衕。经该府县委员营弁，督带兵勇，会合东乡绅民团练，驰往围拏。”因功升任宁绍道台，任内关心民众疾苦，慎理冤狱，人称“毕青天”。咸丰三年八月晋升安徽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咸丰四年（1854）改任安徽布政使，代理巡抚职。
时，农民起义军攻势凌厉，清军军营十数里外都是起义军营垒。毕承昭内筹军粮，外驭悍卒，支撑残局，镇压起义军。补安徽建平县知县马新贻（1821－1870）以山东同乡之谊，约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与马同榜进士）持帖拜其为师。他鄙视李鸿章之为人，只收马新贻为门生。在毕承昭的提携下，马新贻平步青云，在第二年即任安徽建平县知县，记名知州，署理安徽合肥县知县。第三年任安徽安庆府知府，第四年改庐州府知府，记名以道员用。赐花翎。到同治七年（1868）直至两江总督、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咸丰九年（1859），毕承昭调任广东布政使，代理巡抚。5月，英法两国官员正式向广东巡抚毕承昭要求租借广州城外的西濠及沙面等处，建筑商馆房舍。毕承昭以西濠居民甚多、难以迁徙为由，拒绝租借西濠，却答应租借沙面水旁官地。6月30日（五月二十日）以毕承昭署广东巡抚。7月，英法两国官员继续胁迫两广总督黄宗汉答应签约租借沙面。由中方负责筑基填埋，筑基填埋的28万两白银，从当年攻打广州的“赎城费”中扣除。咸丰十一年（1861）9月3日，沙面筑基填埋等工程全部竣工，英法两国强行租借沙面。毕承昭以母老辞官还乡。时捻军席卷大半个中国，他和叔兄瀚昭等乡绅串通地方当局，据昆仑山为险，强征文、荣及牟平东部民众，日夜提防捻军东进。后病故于家中。
三、毕承昭与“宁波碑”
在美国著名的“华盛顿纪念塔”上有块碑，碑上刻着“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华盛顿纪念塔，坐落在美国国会大厦和林肯纪念堂之间，塔呈方尖状，高169.3米，奠基于1848年，是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物。在建塔的过程中，美国曾向世界广征纪念物，因此在纪念塔5级至10级的内壁墙上，共镌刻有188块由个人、团体、各城市、各州和其他国家捐赠的用各种文字书写的纪念石，其中第10级内壁上的中文碑，就是1853年传教士帮助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一块高约1.6米、宽约1.2米的花岗岩纪念石碑。碑文书法工整挺秀，内容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晚清名臣、学者徐继畬（1795－1873）所著的《瀛环志略》部分：“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镕镕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继畲在得到道光皇帝“纂书进呈”的口谕之后，奉派专办厦门、福州两口通商事宜，虚心求教于外国人，编撰完成了亚洲东方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碑上刻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字样。当时宁波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是美国传教士在华的总部。1865年2月22日，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医师玛高温（1814－1893）写给布伦特的信中，明确写道：我已经荣幸地将一块捐赠的花岗岩石碑送到了你们那个崇高而虔敬的纪念碑处，那块石碑是在我的提议下，由中国宁波美国传教使团的基督徒们所准备的。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1853.7.12），宁波碑诞生的当时，任宁波府知府的是毕承昭。依照毕承昭的政治履历、立场主张和目光胆识，据宁波市文广新闻出版局文物处徐建成《“宁波碑”的细节考说》认为，毕承昭有可能是徐继畲儿子的学生，也是有可能做赠碑决定这件事的。
1862年5月，这块石碑的碑文才由曾经长期在中国行医传教和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头等参赞及全权委员的伯驾医生（Dr.Peter Parker）译成英语，而美国国家纪念碑学会的期刊则在1864年3月7日的一条消息中才首次提到了由中国人捐赠的这块石碑。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蒲安臣等人与这块“宁波碑”的行为，说明是具有外交性质的行为。
（《舟山日报》2012年12月22日载）
亲见日寇弃尸逃窜
王桂云（原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七十年前的今天，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这不禁勾起我少年时的记忆。我如今虽已是耄耋老人，但日寇侵我中华、肆虐我的故乡文登县城的惨景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记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9月，日军飞机多次侵入文登城上空侦察骚扰。1938年3月17日日军飞机侵入文登城上空，投弹四枚，炸毁崭新的文登中学教学楼；此后，并到四乡多次轰炸和扫射赶集人群，多人死亡。1939年3月8日，傍晚，侵威海日军百余人，由铃木率领，侵入文城西北柳林村，次日晨自西门侵入文城，沿西门里大街杀抢，烧民房333间，午后撤离。4月21日，日军百余人由峰山侵入文城，逐户抢掠，烧民房150间，近午撤离。
1940年2月17日，实施春季大“扫荡”的500余日军，窜到文城西南10公里的郭格庄一带，国民党地方部队闻风丧胆，大部分溃散逃跑，其余的向日军投降，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1940年2月18日晨，日本侵略军骑着高头大马占领了文登城。日本军队在文城烧杀掳掠五天之后，主力于2月22日撤离，留下一个中队驻守。
当时，文城分“老城”和“新城”，原来的旧城为“老城”，主要驻着伪军、伪警察、伪组织和伪县政府的人员。日军在“老城”东南约500米处原军阀毕庶澄的老宅子和文登乡村师范学校单独修筑了据点，叫做“新城”，日军全部驻在“新城”。“新城”城墙高两丈，外有铁丝网、壕沟，设有五个碉堡。大门向西开，门外是南北大道，道西是日军的操场，也是杀人场。大道原是农民上山下泊的要道，自日军盘踞后，从此通过走在岗哨前，必须敬礼，否则轻者挨一顿打或罚跪，重者就有生命危险。日军杀人的方法很残忍，是把人绑在木桩上当刺刀靶子，再叫狼狗撕咬，最后连尸骨也没有了。所以此处也就阴森森地断绝了行人。
同时，日军在四乡：大水泊、汪疃、草庙子、高村、张家埠、二龙山、九里水头、七里汤、回龙山、因寺桥、三里庙、登登口、北店子等重要村镇和交通要道建17处据点，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包围，造成敌我占区犬牙交错的形势，对抗日占区进行“封锁”、“扫荡”和“蚕食”。
驻文日军及周边日军，在文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营南惨案：1942年3月26－27日，驻威海、文城日军，血洗营南陈家，集体枪杀群众120余名，烧房屋千余间，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营南惨案”。相继制造了长会口、柳林、孔格庄、葛家等十多起惨案。
除了驻军，前来的“扫荡”的日军也坏事做尽。1942年11月8日，日军对胶东地区实行冬季大扫荡，30日，日伪军进入文登境内，采用“网围”的办法，实行步步逼进、密集平推的“拉网”大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扫荡，共杀害文登干部、群众187人。
几年来，日军杀害无辜群众1139人；致残332人；被捕2276人；强征劳役工2236986个；抢去粮食5583402斤；抢去牛驴骡马45891头，猪、羊6880头（只）；烧、炸毁房屋15330间；其他物资不计其数。根据1946年文登、昆嵛两县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日本侵略军在文登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英雄军民英勇抗击日寇。文登县于1940年3月6日，在青石岭建立文登县抗日大队，共400人，自卫团、游击小组等农民武装也迅速发展，至1941年7月，全县自卫团共有120个大队82274人，游击小组61个，农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作战，困扰敌人，开展游击战，成为一支抗战生力军。
我抗日军民奋勇抗敌，先后于1940年、1941年拔除了大水泊、高村、墩后、因寺桥、回龙山等六处据点。这时，文城以南、以东、以西为我解放区或游击区，文城以北为敌占区。文城“老城”驻着五个伪军中队和一个伪警备大队（三个中队），共有800多人，还有伪警察、伪组织和伪县政府的人员200多名；“新城”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一个宪兵小队、一个机关炮小队和一个便衣班，共200多人。
与此同时，我军还把政治攻势做到“新城”。1944年春，日本樱花节前后，东海军分区敌工股组织日本人在华反战同盟的成员小林清（被俘日军机枪射手）、石田等，多次在“新城”的东北角，利用有利地形，向日军喊话，并留下樱花树、彩灯、苹果、鸡蛋（上面写着宣传口号）、书画、慰问袋等“礼物”，放出带宣传品的气球，使“新城”的日军军心浮动。
有一天夜间，喊话结束时，石田还用日语为碉堡里的日军唱了这样一首歌：
秋天明月分外亮，清冷寒光照村庄。我离别后的家乡老屋啊！倾斜了，变成了破烂的房。
明月偏西挂树梢，寒风凄凄树叶儿响。年老父母种稻又插秧，依然忍饥受饿度时光。
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着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
石田悲伤凄厉而又缓慢的歌声，一下将日军官兵带进了无限的辛酸之中。当小林清、石田离开据点时，日军士兵齐声高呼：“谢谢你们！请等一等，现在欢送你们，请注意！”霎时间，机枪、步枪齐鸣，无数子弹朝半空飞去！
小林清、石田明白日军小队长的意思，明天他就可以以此为借口向上司汇报：“把来喊话的敌人打跑了。”
1944年8月24日，胶东军区的部队发起了攻打水道的战斗。攻克水道的同时，攻打文登城的战斗也在进行中。军分区主要领导带领部队西去攻打水道时，在“家”留守的政治部主任张少虹建议和敌工股副股长郝香斋等，把文登、文西、荣成、威海四个独立营集中起来，以文登城为目标，把它围困起来，寻找战机，攻克文登城。给四个县的独立营下达了命令。
浴血奋战解放文城：25日晚上，内线赛有勇从日军那里获悉：日军60多人，伪军200多人，带着轻重机枪，26日早晨要去威海。我指挥所得到这一消息后，命令集结在洪水澜一带的威海独立营，在杨家产至申格庄这段公路上，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同时，调文登独立营二连参加这次伏击战。文城里的鬼子极度恐慌，连忙向驻威海的日军求援。
8月30日，日酋吉山率200多名日军，乘8辆卡车到了草庙子据点，走公路怕被地雷给炸了，就把卡车停在草庙子，经小路步行进入文城“新城”。张少虹率荣成独立营，从城西北赶到敌人的前头，切断敌人的退路，和文东独立营一起夹击敌人。当荣成独立营赶到西北柳林村的时候，已是午饭过后，听到从城里跑出来的四个老百姓说：鬼子们为了运走在撤退时抢劫来的财物，强拉人民当劳力，替他们运东西。从上午开始，城里的二鬼子就胡乱打枪，还闯进老百姓家里抢东西，“新城”的日军都集结在大操场上。沿着城北公路，急忙向威海逃窜。
文城解放当天，东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少虹、东海敌工股副股长郝香斋、荣成独立营营长周文茂、文登独立营营长刘剑秋与副政委刘进，敌工人员于云海等在文山玉皇庙前留影
于是，张少虹命令荣成独立营马上派一个班，迅速占领城北郊后寺北山，用机枪猛扫集结在操场上的日寇。枪声一响，集结在操场上的日寇即刻乱成一团，一部分日军嚎叫着抢占后寺北山，掩护日伪大部队逃出了文城向北乱窜。日援军见大部已被全歼，慌忙抢走部分伤兵和“尸臂”（只割下死者的左臂），向威海方向狼狈逃窜。
战斗过后，我同几个同学，赶到后寺战地，见到在农田里，有一只前腿被打断的高头大马，旁边趟着一具截掉左臂的鬼子军官尸体。我心想：说不定这鬼具尸体，就是当年骑着高头大马占领了文登城的那帮日本侵略军呀！
1944年8月30日，文城回到人民怀抱。成为山东省首个光复的县城。先期解放的文登，为支援全省和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年相继是荣成、栖霞等县城获得解放。
责任编辑 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