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与文登
许建中
为创作电视系列片《话说文登》，我查阅了大量文登人文历史资料。正当浏览马季和于世猷在1963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给农民说相声》及于舟的《马季在山东》，汪景寿、曾惠杰的《笑星马季》等资料时，获悉了相声大师马季不幸去世的噩耗，同时也了解到文登百姓对马季相当缅怀的情况。于是，我走访了材料中提到的山村、渔村，采访了在文登工作过的烟台教育学院教授、知名作家安家正和与马季有多年交往的文登市文化馆老干部张辉城、丛树乐，从而理解了为什么马季把文登视为“第二故乡”，为什么文登父老乡亲对马季的去世如此惋惜、如此悲痛。
1963年3月24日，马季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山东省文登县，和于世猷搭档为农民演出。他们带着演出穿的长褂，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把相声送到村头街巷，送到田间海岸。起初，农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看到他们穿着大褂往那一站，以为是“说唐朝戏”的来了。但听过之后，都很感兴趣，都很想再听。在葛家公社演出时，有的观众喊道“再来5块儿！”在高村公社东方红（现金岭村）大队演出了12场次，说了大小30多个节目，还是没有满足乡亲们的要求。临走时，80多岁的萧大娘恋恋不舍地拉住马季说：“再说一块吧，下回你们再来我说不准赶不上啦！”在泽头公社演出，一个姓李的妇女头发剪了一半，顾不上剪了，急急匆匆跑去听。那时候，不论传统相声还是新段子，都比较长，四、五段相声就得说上近两个小时，有时说得喉咙发干，马季就对群众说：“你们稍稍等会儿，我喝口水再接着说。”小洛村有支长年在山上种果树的青年技术队，马季就专程上山，慰问演出。县文化馆为农民放幻灯，马季他们也随行，抽空说上几段。有时候，他们走到半路，被热情的农民截住，要求说上一段，他们有求必应，开始说时，不过三五个人，说到后来，早已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到海岛，赶上台风，他们就帮助渔民把船推到岸上，大家围坐船头，说上两段。晚饭后，农民喜欢找马季聊天，越聊人越多，聊着聊着，有人就喊：“把汽灯点起来，相声大会开始。”马季从来不推辞，又说上一场。
凡是马季演出过的地方，总有一些热心的群众兴致勃勃地议论头天听的节目，哪块儿不错，哪块儿不强。有不少群众不仅对节目的内容、唱腔、动作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而且对文艺工作者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这更激发了马季他们为群众创作和表演优秀节目的热情。
为收集挖掘创作素材，马季和于世猷一人骑一辆“大国防”自行车下乡。出发前，兜里总要装上两头蒜，渴的时候河沟里的水捧起来就喝，喝完了吃一瓣蒜，预防坏肚子。他们在走访中发现，地瓜（红薯）是文登的主要农作物，由于得了很严重的黑斑病，每年损失很大。正在老百姓束手无策的时候，高村公社辛格大队探索了一套防治黑斑病的好经验。他们马上创作了一个叫《黑斑病》的段子，拿到集市上去演，群众高兴地说：“太好了，又听相声了，又学东西了。”他们创作的以破除迷信为题材的《装神闹鬼》，根据聋子打岔的形式编成的《文登好》，同样很受欢迎。
在下乡的过程中，也会闹出“笑话”。一次，马季在翻过一个山头的时候，突然有人厉声喝道：“站住！”马季愣了，停住了脚步。原来马季戴了一顶农村少见的鸭舌帽，小战士把他当“特务”了。就是这次“被俘”，成了相声《游击小英雄》中绝妙的包袱。
“笑话”是偶然的，因为大多文登人都熟悉马季的笑脸。马季在文登很多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宋村镇寺前村的群众回忆说：“马季在他们村曾呆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白天和农民一块去地里干活，挑水、浇地，有不懂的、不认识的，就向农民请教。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错。”马季也从来不嫌弃农民不如城里人卫生。有一次，他在昆嵛山里柳林庄和农民王凤信聊天。开始时马季在蚊帐里面，王凤信在外边，马季怎么叫王凤信到蚊帐里，王凤信也不进，并且说了一句话：“俺庄稼人身上有味儿你不嫌弃吗？”马季摇着头把王凤信拖进蚊帐，一起躺着聊了很长时间。马季之所以和农民亲密无间，是因为他记住了张富贵对他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你脚下踩着一棵草，伸手拔掉，我们感到亲近，因为这像庄稼人一样关心庄稼，否则我们感到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
张富贵是先后获得“文登县劳动模范”“胶东区特等劳动英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称号的老革命，但他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在农村第一线，生活极为简朴。家里除一铺炕，最珍贵的是保存有中央文件的保险箱。耳闻目睹了张富贵同志的事迹后，马季很想创作一个作品，但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正好，两位画家来给张富贵画像，要求张富贵坐稳了以利于他们写生。可张富贵实在是坐不住，一会就出去一趟，不断为劳动生产奔忙，一连几天画家也没能画成。马季深受启发，创作了相声《画像》。张富贵勤勤恳恳，胸怀坦荡，对马季影响很深。马季的夫人于波曾这样分析马季性格的成因：“在马季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他的母亲，给予他坚强刚毅的性格；另一个就是张富贵，赋予他脚踏实地的朴实作风。”后来，马季到山东，必到文登看望张富贵；张富贵到北京开会，也必定前去看望马季。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30多年。
到8月16日，返回北京，马季在文登呆了145天。在145天里，马季他们演出了104场，表演了大小68个节目，这些节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到文登后新编的《装神闹鬼》《黑斑病》等，一类是《不可抵挡》《参军记》《雷锋》《婚姻与迷信》等现代题材的保留节目，一类是《相面》《拔牙》《学评戏》等传统经典节目，使文登数十万群众过足了相声瘾。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年轻人学相声的要求，他们还办了两个训练班，教授了《雷锋》《不可抵挡》《找舅舅》《空城计》《对春联》《八扇屏》《相面》《好记性》《装神闹鬼》《黑斑病》《一封信》《要彩礼》等12个节目，为农村俱乐部和部队培养了200多名业余相声演员。有这样的感情做基础，文登人民怎能不挥泪缅怀马季大师的音容笑貌？
1963年，是马季的“而立之年”。这一年是他人生年轮上的一道清晰烙印，也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传统相声长于讽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歌颂型相声，马季在文登深入生活创作的《画像》，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的歌颂型对口相声的新时代。
毛主席喜欢听相声，从文登回北京后，马季和于世猷一口气为毛主席演了40多分钟，演了《画像》《黑斑病》等3个段子。毛主席了解情况后说了句：“还是下去（深入生活）好！”虽然就是这么一句话，但使马季更加热爱相声事业了。文登这段经历，奠定了马季在相声界的地位，也为他事业的发展蓄足了后劲，难怪马季把文登视为“第二故乡”。
“文革”期间，马季和唐杰忠巡回演出来到文登军营和农村。大幕一拉，马季第一句话就是“我又回到家乡来了。”他们演出了《友谊颂》《猪尾巴根》等几个规定段子，群众又要求再说几个传统段子，其中包括有关部门明令禁止表演的一个传统经典段子。马季沉思片刻说道：“回家了，我就不管那么多了，我满足乡亲们。”
“文革”后，直到前几年，马季又多次回文登。有时在大水泊机场一下飞机就被人们围住，他常常毫不推辞地表演几个小段。由于年龄的关系，表演不方便，他就挥毫泼墨以表对“家乡”的情义。所以，很多文登人以能学说马季的相声和拥有马季的墨宝为荣。如今，只能闻声思人，悄然泪下，睹物思人，泪湿衣襟。
马季，请一路走好，“家乡”人民还将牵挂着你。
马季，请永远含笑，你永远是“家乡”文登的骄傲。
（载于《中国曲艺网》《威海晚报》）
从方言中找回历史
初钊兴
人类先有口头语言，很晚才有文字记载语言。所以，历史传递的渠道，一是靠书籍，一是靠口口相传。口传的历史也会不断消失的，所以要“抢救无形的文化遗产”。因为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除少数语音还保留在方言中，大部分古代语音已失传。所以后人往往用今人的口语和用字来理解传统地名，因而解错了原意，割断了历史。
一、“廒上”的误解
烟台市“高区”和威海市环翠区都有“廒上”村；文登市侯家镇西部有“廒上四村”：东廒、西廒、南廒、北廒。一般字典都有“廒，仓廒”的释文，所以村名碑和新修地方志均释为：“相传古时村边设有仓廒，故名。”这些村都分布在海边，为什么古人会在海边设“仓廒”呢？不可解。
原来，“廒上”是“鏊上”之误。“鏊”是一种铁锅，这里是熬盐用的铁锅。“鏊上”就是“灶上”。环翠区今有“皂埠村”，“皂”即“灶”的同音替代字。文登市侯家镇50岁以上的居民，至今叫“廒上四村”为“厫（liBo）上四村”，即“厫上刘家”“厫上邵家”“厫上于家”“厫上孙家”。“厫”是什么东西？就是平底铁锅。乡人至今打发闺女出嫁，必定要用“厫子”即平底锅，烙“喜饼”上百块，带到夫家去。“喜饼”质量特高，直径不过10厘米，厚不过2厘米，圆形。平底锅烙出的喜饼不走形，两面受热均匀。如果修志者留心方言和方音，就不会被同声替代字所误导。
清末《文登县志》载：“同治十三年（1874），盐民改铁锅熬盐为打滩晒盐。”用铁锅熬盐距今才122年，今60岁以上的人的爷爷，都见过；可他们的孙子们却把海边熬盐的灶户居住的地方写作“仓廒”之地。历史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啊。今人已很少知道，“灶户”是国家注册的，每县几口盐锅是有规定的，要纳税。《文登县志》载：“本县盐课摊入地丁，共解银二百七十六两六钱四分三厘。灶户馀票共银十七两七钱二分，由灶户完纳。计南北海额锅五十一面，每面秋兑馀票钱四百文……”
二、岳飞后代的命运
威海市境内岳姓村很多。可是，文登大水泊镇的“泊岳家”却被外村称为“泊■家”，文登营镇的“岳家口”被称为“■家口”。荣成市的“岳泊庄”，人称“■泊庄”。这样的例子很多。威海市桥头镇有“雅格庄”，《威海市地名志》：“相传元末明初，雅姓由文登县大水泊迁此定居，名雅格庄。”问题是大水泊附近并没有“雅”姓居民。我询问雅格庄现住北京90多岁的老干部韩力同志，他信告：“‘文化大革命’中，村东挖开一座元代的石坟子，发现一块石碑，碑刻村名为‘田家庄’。田姓何时灭绝已不可考。我年轻时，人们口称‘■家庄’，但写作‘岳家庄’。”“岳”为什么读作“yB”呢？多年没得到答案。前年，在荣成大岳家读到岳力主编的第五册《岳飞家史考》，才恍然大悟，该书24页载：“安徽涡阳县马店乡■（“岳”字“山”在上）庄村■典根、■永珍来信反映，该村有■姓村民七百多人，祖传系岳霆后裔从湖北黄梅经江西、山东辗转改姓来涡阳的。山东定陶县田集乡刘庄寨村■宗进来信反映：该村祖传为岳云之子岳申之后。当年保姆带着岳申逃难，流落定陶腊真寺至今。后裔分迁烟台■家楼，河南小坎等处。”1993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第一次收录这个“■”字，读yB去声。由此可知，威海境内的20余处岳姓居民，其中大部分曾改姓“■”，事过境迁，又改回“岳”姓，但已经在地方上流传开来的读音“yB”却保留下来，形成字与音相矛盾的现象。如此看来，《威海市地名志》关于“雅家庄”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只要把“雅姓”改为“■姓”即可。
世代相传的民族英雄岳飞被奸臣和昏君残酷迫害的悲剧已经864年了，想不到悲剧余波也曾在我们身边上演。但我们竟然长期蒙在鼓里，对此竟一无所知。
由此，我想到，“二十四史”记的只是统治者的历史，不会记载平头百姓的喜怒哀乐；从方言中找回历史，找回“乡土”文化，是多么重要啊！
三、“营”“寨”并不都是“军营”和“兵寨”
自元、明以来，胶东沿海成为防倭的军事重地，留下众多的与“营”“寨”有关的村名与地名。如“文登营”“营前”“营南陈家”“孙家寨”“万家寨”“寨东周家”“寨颜家”“寨前杨家”等近百个村名。也许因为这类村名太多，人们便把一切带有“营”“寨”字样的村名毫无根据地傅会为与古代军营、兵寨遗址有关，搞乱了历史。
笔者曾为文登市汪疃镇祝家英撰修村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村名渊源考证。该村村名碑谓：“明万历时，祝姓由牟平城祝家巷来古军营遗址立村，称祝家营，演作‘祝家英’。”可是，无论调查文字记载还是口碑，这里都没有设军营的证据；又怀疑“营”字是“茔”字转来，查《祝氏家谱》，迁来以前，没有在这里建祖茔的记载。我一直留心此事，后来还是从内蒙方言俗语中得到启示。2003年第一期《读书》杂志载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的文章《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才顿开茅塞。李零教授当年插队内蒙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说“当地把村子叫‘营子’”。“大营子的娃娃见识广，胆儿大；小营子的狗见生人少，一见生人就恐惧，叫得特别凶，胆儿特别小。”再查《汉语大词典》：“营子：蒙古人对村庄的称呼。”这就证实李教授说得对。《说文》：“营，匝居也。”即环绕而居。《广韵·清韵》：“营，居也。”可见，营，就是村。蒙古人统治山东、胶东自至元初年（1264年前后，见《文登县志·刁通传》），到明洪武初年（1368年前后），共百余年，对当地文化风俗影响不可低估。由此可知，分布在我国北方的以“营”为名的村庄，绝大多数与“军营”是无关的。仅文登市就有祝家营（英）、小营（英）、大营（英）、于家营（英）等村庄，均与“兵营”无关。
再说“寨”。口语有“村村寨寨”，可见“村”“寨”同义。查《汉语大字典》，“寨”字第四义项为：“村庄；村落。多用为地名。如：龙驹寨（陕西）、金寨（安徽）、六寨（广西）、大寨（山西）。”文登境内的西寨、大寨、小寨等村名均与“兵寨”无关。
四、“礼格庄”与古代“封堠”
文登市高村镇有个“礼格庄”，位于古代文城通高村的官道西侧。奇怪的是，该村既没有住过“礼”姓，也没有住过“李”姓。这村名是怎么来的呢？久思不得其解。后来读日本高僧圆仁用汉文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259条，即唐开成五年三月一日条才得到启发：“……斋后，望西北行卅里，到蓬莱县管内望仙乡王庭村寺宿。入夜雷雨。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堠）子，行十里立二候（堠）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不定。曰（因）唤之为‘里隔柱’。”文登话四五尺高的“柱子”，一般也称作“桩子”。官道旁记里程的土筑“里隔桩”，是古代官道旁记里程的“封堠”，又名“堠子”，五里只堠，十里双堠。相当于现代的“里程碑”。唐韩愈《路傍堠》诗：“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描写的正是单、双相间的“里隔桩”。
原来先民来“里隔桩”旁居住，取名里隔庄，日久演作“礼格庄”。
《杨慎外集》：王子牟云：“禹治水所穿凿处，皆有青泥记其所，此封堠之始。”“黄帝游幸天下，有记里鼓，道路有记里堆。则堠起黄帝，非始于禹。”可知封堠“里隔桩”的历史何等悠久。如果没有唐代《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当时胶东方言的记载，我们今天很难了解“礼格庄”村名的源渊，也不知道古代“封堠”的尺寸和形制。
这是据古代方言词汇了解历史的一例。
五、“阳庭”“阳城”威海古老而美好的名字
今威海市环翠区有个“羊亭”镇，古称“阳庭”“阳城”。“庭”，宫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阳宫”或“太阳城”。时代变迁，人们已经淡忘了“阳庭”的辉煌历史，只管写起来方便，于是，“阳庭”简作“羊亭”。但方言毕竟为我们保留“yBngting”这个地名发音，让我们今天仍然能找回3000年前先民们心目中的“阳庭”或“阳城”。
请看《太平御览》卷五十一：“《三齐略记》曰：‘始皇作石桥，欲过海看日出。时有神人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阳城山尽起立，嶷嶷东倾，犹如相随行。’”
同书又载：“阳庭城东西二百五十里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造石城，入河（海）三十里。临海射鱼，方四百里，水变血色，今犹尔也。”
又载：“《齐记》曰：‘不夜城在阳庭东南一百二十里。淳于难称海童作妖城，古有日夜出见于东境，故莱子此城以不夜为名，异之。’”
这些记载，有神话色彩，不可全信，但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史实。
其一，阳庭有城，所以称“阳城”，乃至阳城以东之山又称“阳城山”，又称阳城东西更大范围的山脉西到昆嵛山，东到成山，统为“青城山”。愚以为，今“成山”之名，有可能是“阳城山”或“青城山”演变而来。
其二，“不夜城在阳庭东南一百二十里”之说，与实际距离并不离谱。“淳于难”是隋末文登守将，唐初率部降唐，升首任登州刺史（见清末《文登县志》）。海童不理解“有日夜出”的自然现象，称“不夜城”为“妖城”，也合乎情理。但清道光十七年（1837）腊月某日，文登县蔡官屯（今属荣成市）林培玠夜宿石岛。“约半夜，窗纸大明……启户视之，旭日已升。各散将归来，窗纸复晦，依然昏夜。逾数刻，鸡始鸣。是夜，有钓于海上宿舟中者，见三日并耀，光烛遐陬。诘朝有北方来者云：‘山外并无此异。’”由此，林先生感叹道：古时有日夜出，见于东境，看来并非荒诞之说（见林培玠《废铎呓》）。
其三，“莱子国”建于西周，春秋时被齐所灭（前602）。也就是说，“不夜城”建在公元前1047年后，西周灭亡的公元前771年之前，距今3000年左右。阳庭和文登界石镇的旸■等地名，还要早于“不夜城”。雍正本《文登县志·古迹》：“旸谷，在县西北六十里，尧命羲仲宾日处。”至今，此处有“旸■”“旸■店”“旸■后”等4村，村北有“旸谷山”。“旸■”“阳城”或“阳庭”，都是远古时，先民们视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是迎接日出的地方，所以这一带又有“朝舞”之古名（见《孟子·梁惠王），即“朝日乐舞”（见《孟子正义》），均与迎接日出的盛大礼仪有关。
“威海”之名，起于明代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廷将文登县辛汪都三里划出，设威海卫，征集捕倭屯田军。它和反侵略，保卫海疆的历史连在一起，当然要铭记在心；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更加悠久而美好的名称“阳庭”太阳城的神圣和辉煌。
所以，我们由衷地感谢“羊亭”这个地名，为我们传递了远古先祖们的重要信息。
明清时期威海地区的驻军
三卫一营考
初钊兴
元朝置宁海千户所，明初因袭之，属莱州卫。洪武十年（1377），宁海千户所升为宁海卫，卫署在宁海州城（即牟平城）内州衙西侧。今威海市辖区山东半岛东端的军事防卫、主要是海疆防守，由宁海卫负责。
随着倭患日重，宁海卫难以承担西至烟台，东到成山头，东南到石岛、靖海、浪暖、大嵩漫长海岸线的守卫任务。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朝廷下令设立威海、成山、靖海三卫，皆隶于山东都司。明宣德二年（1427），为应援沿海卫所，明廷于文登县城西门里置文登营，辖宁海、威海、成山和靖海四卫。宣德十年（1435），文登营迁文城东10里，建土城。
明亡清起，沿袭明制。雍正三年（1725），裁山东都司，三卫一营改属登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撤成山卫，设荣成县；靖海卫划归文登县，威海卫先归荣成，不久改归文登；二卫改设巡检司，三卫终结；文登营仍归登州镇总兵统辖。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裁兵额，自是年起，将山东制兵，分限三年，裁减五成。二十四年（1898），巡抚张汝梅复奏请裁至二十四年所裁三成为止，其余二成，仍照原额存留。二十八年（1902），巡抚周馥奏请全裁制兵，改练巡警。文登营只留都司1人、兵4人。1912年1月18日，文登辛亥革命爆发，文登营都司杨飞鹏与仅有的数名兵卒逃跑，文登营解体。
以上是三卫一营兴废概况。以下分述三点。
三卫一营设置时间考辨
三卫一营、特别是三卫设置时间，地方志各持一端，长期不能统一。今人能见到的威海地区最早的地方志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纂修的《宁海州志》，其中文登部分是文登人丛兰之子丛磐提供的。此时距设三卫才150年，丛兰又是明朝的高官，按理说此志应该准确地记载三卫的设置时间。然而，在《建置第三·附》中，三卫皆记“洪武间置”，文登营“宣德间置”。这话没有错，但太笼统，让人失望。
今人能见到的第二部较早的威海地区志（不包含今乳山市，下同），是雍正乙巳（1725）《文登县志》。这是文登析置荣成县之前的一部内容比较详实的志书。但对三卫设置时间亦有回避，仅在《建置志·城池》记道：“成山卫城……洪武三十一年始筑石城”，据威海卫筑卫城较晚可知，设卫与筑卫城未必同年。“靖海卫城……卫治洪武三十年始筑石城”，这说明靖海卫设置早于威海、成山二卫，分歧已显。时“威海卫城……官民不由提调，故略之”。但该志卷六《官守志》成山、靖海二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千户，无一人是洪武二十至三十年间调任的。这使人有理由怀疑洪武三十年以前设卫的说法。该志对文登营的设置时间有矛盾：在“城池”条记为“明宣德二年建县西门内”，在“武备”条中却记作“宣德四年建文登营”。道光、光绪《文登县志》在“城池”和“武备”中皆袭之，二说并存。但清《一统志》为“宣德二年”；新修《文登市志·大事记》取此说。
今人能见到的第三种有关威海地区志是乾隆七年（1742）纂修的《威海卫志》。此时威海卫已撤消17年了。该志卷一载：“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析文登县辛汪都三里立威海卫。永乐元年建城。……总部系山东都司，兼辖属宁海州。”威海卫的设置与建卫城时间，一向无异义。但该志未涉及成山、威海两卫和文登营设置时间。
道光十九年《文登县志·第一卷》：“明洪武……三十一年，就宁海、文登沿海等处立卫所。”这本来是对的，但在《城池》中却沿用《雍正志》观点，说靖海卫城始建于洪武三十年。而修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荣成县志》更是标新立异，在第一卷中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置成山卫”，未列证据，把时间提前18年。从此，多种地方著作，袭用此说。
1996年出版的《文登市志·大事记》袭此记为“1384年（洪武十三年）析文登东端滨海地置成山卫”，又说“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魏国公徐辉祖于文登古名普安郡处建靖海卫。三年后筑石城”。后者所据，已难查考。
1999年出版的《荣成市志·概述》记作“于洪武十三年（1380）置成山、靖海两卫”。
可见，三卫一营中，成山、靖海二卫的设置时间，分歧很大。孰是孰非呢？
查《明史·地理志》“登州府文登”条：“南有靖海卫，东有成山卫，北有威海卫，皆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这里的“皆”字，语气极其肯定；“五月”，时间具体。它为什么这么肯定而具体呢？虽是“正史”，但“孤证不为定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还必须有另外的证明，才能正视听。
我找到了《明实录》。这是明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自太祖到熹宗十三朝（建文附太祖，景泰附英宗，均经修成。崇祯朝有后人补辑本十七卷。本书篇幅庞大，保存有大量明代史料。过去未曾刊行，仅有抄本流传。各地藏本，卷帙互有出入，内容也间有详略。1940年，王崇武等据各地藏本加以校勘，有影印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抄本，共2925卷，装500册。今查该书《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七：“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甲寅，上不豫……丙寅，置山东都指挥使司属卫七：曰安东，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原来不仅威海、成山、靖海三卫同时设，而且山东七卫同时置。安东卫，在今日照市；鳌山卫，在今即墨市东40里；大嵩卫在今海阳县（东村）东南凤城。如此看来，乾隆年间所修《明史·地理志》“文登”条下关于“靖、成、威”三卫的记载，完全取之于《明实录》，可知三卫同时设于洪武三十一年是无庸置疑的。
那么，道光《荣成县志》根据什么将成山卫记作洪武十三年置呢？该志《职官志》“卫指挥使”首列“唐斌，南直宝应人，洪武十三年封。《文登县志》洪熙元年（1425）封。”修志者可能就是根据唐斌的家谱将成山卫记为洪武十三年置。究竟是雍正本《文登县志》记为洪熙元年对，还是道光《荣成县志》的“洪武十三年封”对呢？笔者认为二者都不对。家谱是后裔修纂的，因年代久远，凭口传难免有误记之处。据荣成市成山镇退休教师李继发先生考察唐斌后裔，现存家谱纂修时间没有早于清朝中叶的。笔者今年3月末收到乾隆间迁居东北的谭新民先生寻根的电话：家谱记载老家是“山东省文登县荣广都三里谭家疃”，“村后有狼虎山，村前有凉水庵”。查光绪本《文登县志》，只有“云光都”，没有“荣广都”。云光都三里，果然有“谭家”。可知先人口传，后裔据“音”定字，难免出错。何况在传抄过程中，还可能发生种种笔误。而一种说法一旦载入地方志，就会成为一方历史的依据，广为流传。修志不可不审慎啊。
三卫一营的规模
隋唐均置十六卫，各设大将军1人，将军2人。唐贞元二年（786），又各置上将军1人，统领府兵及掌管门禁、侍卫之事。明朝在各要害地区设卫、所，屯田设防。卫是卫指挥使司的简称，由都司或行都司率领，隶属中央五军都督府。防地一般可包括一府或数府。约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2（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每小旗辖10人）。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对威海地区的三卫来说，规模没有那么大。卫所军士有军籍，世为军户。一般卫所军士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征伐统之于将，无事散归原驻地。其指挥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卫所废置不常。据《明史·兵志》：“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又据《大明汇典》载，万历初有卫493，千户所359。兵额总数连屯田军在内，达279 万余人。明中叶后，屯田多被军官吞蚀，军士破产散亡。存者无战斗训练，仅供地主官僚役使，无能防卫。清初，卫所或裁废，或改置府州县，不复存在。
（一）明嘉靖《宁海州志》
“文登营，在文登县东北十里，宣德间置。设把总、指挥二人，千户、百户今无定员。马、步、旗军一千二百人。官，取之诸卫所；军，取之宁海、威海、成山、靖海诸卫。”由此可知，文登营的官兵，与包括宁海卫在内的四卫是联为一体的。
“威海卫，在州（指宁海州）东北一百二十里，洪武间置。以下各卫设官，皆与宁海卫同。经历司、镇抚司，左、前、后三所，亦与前同（即设指挥使一人，指挥佥事四人；经历司设经历一人，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三所各设正副千户、镇抚、百户）。京操军，春班七百八十四人，秋班五百八十四人。守城军馀二百二十四人。屯田七十四顷五十亩。屯粮八百九十四石。演武场在卫城东。墩堡十二：陈家庄、焦子埠、庙后峰、古陌顶、绕绕、麻子、斜山、磨儿、曹家庄、豹虎、峰山、天都。百尺崖备御后千户所，墩堡九：松里、曹家岛、百尺崖、芝麻岭、窦家崖、转山、老姑、望天岭、蒲台顶。辛汪寨巡检司，属文登县，有石城。墩一：辛汪。”军馀：明卫所军士家属中成年男丁。以三人佐边军一人。正军死亡或老疾，即由其补伍。又称为馀丁。又，清八旗佐领定编超额之壮丁亦称军馀。既不负担正丁之军役，亦不享受正丁之待遇，一般从事农业生产，不参加出征活动。威海卫四至：“北自卫八里至海，南自卫八里至接官亭，接文登县界，东自卫一里到海，西至卫五十五里至初村庄，接宁海州界。”（见光绪《文登县志》）三卫的面积基本相同，各120平方公里左右。在卫辖地内，卫指挥治军政，兼理民事，县衙无权干预。
“成山卫，在文登县东一百二十里。洪武间置。经历司、镇抚司，左、前、后三所。京操军，春班七百六十七人，秋班五百八十九人。守城军馀二百六十一人。屯田军馀二百四十人。屯田八十七顷。屯粮一百四十四石。演武场在卫城西南一里。墩堡十九：狼家顶、北峰头、里岛、固嘴、俞镇、马山、神前、祭天岭、报信口、堆前、歇马神、洛口、石础、北留村、张家、仲山、高础（“础”右“出”原为“屈”）、太平顶、夺姑山。寻山备御后千户所墩堡十五：长家嘴、古老石、黄连嘴、小劳山、杨家岭、丐山、葛蒌山、青鱼岛、曲家埠、胜佛口、大水泊、老翅、纪子埠、蒸饼山、青山。温泉镇巡检司，属文登县，有石城。墩二：可山、半月。”
“靖海卫，在文登县南一百二十里，洪武间置。经历司、镇抚司，左、中、后三所。京操军，春班八百四十九人，秋班七百四十四人。守城军馀一百一人，屯田军馀二百一十人。屯田一百四十八顷，屯粮一千四百二十五石。演武场在卫城西南一里。墩堡二十六：大湾口、浪浪、峰山窝、姚山头、青岛嘴、明光山、路家码头、长会口、赤山嘴、石脚山、狗脚山、瓜篓寨、起雨顶、葫芦山、店山、标杆顶、坟台顶、望浆山、憨山、孤西山、蒸饼山、唐辰顶、柘岛、铎木山、郭家口、石冈。宁津守御千户所，在文登县东南一百二十五里，洪武间置，设官与奇山所同（即设正副千户、百户、吏目一人、镇抚一人）。京操军，春班二百五十四人，秋班二百七十五人。守城军馀六十八人。屯田军馀六十六人。屯田五十四顷，屯粮六百四十八石。演武场在所城东。墩堡十七：孟家山、青埠寨、紫家寨、万口、芝麻滩、帽子山、崮山寨、高楼山、拖地冈、王家铺、大顶山、上（土）现口、龙虎山、慢埠山、龙山、固山、杨家岛。”
现在可以将三卫规模作一比较：京操军，靖海卫最多，春秋两班1593人，次之是威海卫1368人，再次成山卫1356人；守城军馀，成山卫最多，为261人，次之威海卫224人，再次靖海卫101人；屯田，靖海卫最多，为148顷，屯粮1425石，次之成山卫87顷144石，再次威海卫74.5顷894石。各卫所辖墩堡，靖海卫连同宁津所最多，为43处，次之是成山卫，连同温泉镇巡检司共21处，再次为威海卫连同辛汪寨巡检司13处。可知靖海卫为时所重。京操军，即明代的“班军”：“班军者，卫所之军，番上京师，总为三大营者也。”（见《明史·兵志》）番，轮番。始于永乐十三年（1415），诏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拣选所部卒赴北京，以俟皇帝检阅。京操自此始。后来，渐失本意，“京操军”常被派去修黄河，做苦役，兵士多逃亡，被捉回来就要受重罚。正德年间，令中都、山东、河南分春秋两班，别为一营，春班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来年二月还。三卫京操军春秋两班总和4317人，除以2，求出常年留卫兵数为2159人，加上守城、屯田军1036人，共3195人，加上文登营马步旗军1200人，共4395人，仍少于一般卫的5600人。但同样的兵力，控制半岛海防，设三卫一营要比集中设一卫要有效得多。连同宁海卫1917人，登州府驻军达6312人。可知明代胶东东海海防之重。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仅记宁津守御千户所兵员数，而不记威海卫的百尺崖所和成山卫的寻山所的兵员数，后二者是否已经包含在所属的卫数以内呢？俟考。
从三卫守军和屯军的数量看，不符合“屯多于守”的规律。原来，“屯”与“守”的兵员要区别情况而定：“永乐二年（1404），更定卫所屯守军士，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平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皆屯多于守。”（《明史·兵志》）墩，建于沿海，相距10公里左右，利用天然高地，再用人力培土加高，俗称“烟墩”，遇敌情，墩兵夜晚在墩上举火，白天则燃狼粪使发细而高的黑烟，以向邻墩报警，墩墩相传，使卫所和上级机关很快知情。所以，战火遍地又称“狼烟四起”。多数烟墩至今清晰可见。堡，不是御敌用的，而是建在官道旁的“驿站”，用来“报信”、传递信息的。一般十里一堡，堡设简单房舍，可食宿换马；也有规模较小的墩台，也可举火发烟报警。
（二）清雍正《文登县志》
先说文登营。
该志记载较前志详：“明永乐六年（1408），倭寇成山，始置备倭都司，以节镇沿海诸军。”这应该是文登营的前身。“宣德四年（1429），建文登营，设把总一员、指挥一员，中军等官二十三员，旗军一千一百四十名。原额马四百一十四匹，正统间，调去京操马一百五匹，馀存营，立为马步二十二队。万历二十一年（文登营）改为守备府，设守备一员、中军一员、哨官二员。国朝（即清朝）顺治五年，设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六百名，马三步七。顺治十八年春，立中、左、右三营，设副将一员、都司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兵三千名，马三步七。”这是清廷为镇压栖霞于七、昆嵛山常和尚、文登张振纲的反清起义，文登营配备官兵最多的时候。“康熙五年，裁文登右营，只设副将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二千名，马二步八。六年，调拨中、左二营马步兵二百名赴泰安防守。十九年，裁左营，移为宁福营（址在宁海州城笔者），（文登营）只设副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六百六十名。雍正元年，兖镇调去二十二名，只存六百三十八名（马兵一百三十四名，步兵五百四名原注）。”“文登营明原额兑领策应卫所军器三万一千二百九件。国朝康熙十一年见存铁盔一百八十顶、铁甲一百八十副、大炮三十九位、鸟枪二百杆、铁子二百一十个、铅子二十二斤八两、火药三百一十八斤、火线五百二十条、大刀四十九口、短刀三十口、藤牌三面。”
次说成山卫。
“成山卫，明初，原设指挥一十七员、经历一员、镇抚四员，左、前二所千户一十六员、百户二十员，军馀一千八百五十一名。国朝顺治二年，只设守备一员。寻山所属成山卫。明初原设千户三员、百户十员、所镇抚一员，军馀一百三十二名。顺治十二年裁并入卫。”寻山所的设置规模，前志未记。成山卫“明洪武三十一年始创石城。周六里一百六十八步，高二丈八尺，阔二丈，池深一丈二尺。门四，楼铺二十四座，今俱湮圮。”“俱湮圮”之说不对，至今北门尚存，是一营三卫仅存的建筑。“成山卫屯二十二处：曰狄子巷、曰广粮、曰白峰头、曰白马、曰灰埠、曰黄埠、曰曲家埠、曰防饥、曰马安、曰兴安、曰茅子埠、曰九皋、曰蜊碴埠、曰青安、曰寻山所、曰葛家庄、曰冷家庄、曰长埠、曰马安（初：原文与前重复）、曰丰堆、曰金家庄、曰谢文庄。”“成山卫敦十座：曰白峰头、曰狼家顶、曰高础山、曰仲山、曰太平顶、曰大姑山、曰马山、曰崮嘴、曰俞镇、曰里岛。”“寻山所墩八座：曰青鱼、曰葛楼山、曰马山、曰杨家岭、曰小劳山、曰黄连嘴、曰古老石、曰长家嘴。”“成山卫堡九座：曰祭天岭、曰报信、曰堆前、曰歇马亭、曰洛口、曰石础、曰北留村、曰张家口。”“寻山所堡七：曰曲家埠、曰胜佛口、曰大水泊、曰老翅、曰纪子埠、曰蒸饼、曰青山。”“成山、靖海两所教场俱废。”笔者不厌其烦地、甚至不避重复抄录各类地名于此，旨在为读者提供辨别真伪的依据和不同时代地名的变迁资料。下同。
“靖海卫，明初原设指挥十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二员，左、中、后三所千户十六员、百户三十员，军馀一百三十二名。”该卫“顺治二年，只设守备一员。”“宁津所，属靖海卫，明初原设千户七员、流官历目一员、百户十员，军馀八百七名。国朝顺治十二年裁并入卫。”“明国公徐达创建。卫治洪武三十年始筑石城，周九百七十一丈，高二丈四尺。门四，后，倭乘西门入寇始塞，止三门，楼铺二十九座。池深一丈，阔二丈五尺。今俱湮圮。”三卫的城墙，数靖海卫城最长。说“徐达创建”，无据，徐达卒于洪武十八年（1385），岂能主持建城？相传，靖海卫原建于今人和集，因卫墙数建数塌，又改在槎山之西，原址遂称“卫改集”，很晚才改称“人和集”。“靖海卫屯二十六处：曰桃花石、曰刘家莹、曰长会寨、曰臻（榛）子沟、曰殿山院、曰古獐、曰古獐河、曰王家岛、曰五里岛、曰泊子、曰徭（窑）南泊、曰泊子（初：原文如此）、曰青勃罗顶、曰金家庄、曰峰山、曰五里寨、曰大圣院、曰瓜蒌寨、曰柘岛、曰郑山、曰管山、曰黑石埠、曰桃子山、曰狼狼、曰狼尾、曰草埠。”“靖海卫墩二十座：曰柘岛、曰铎木、曰郭家口、曰石岗山、曰唐浪顶、曰杵杵顶、曰瓜蒌寨、曰狗脚山、曰石脚山、曰路家码头、曰赤石、曰长会口、曰经土崖、曰明光山、曰青岛嘴、曰姚山头、曰峰窝、曰浪浪、曰大湾口、曰黑夫厂。”“宁津所墩八座：曰慢埠、曰龙山、曰羊家岛、曰芝麻滩、曰万古、曰柴家山、曰青埠、曰孟家山。”“斥山寨敦一座：曰田家岭。”“靖海卫堡八座：曰蒸饼、曰孤西、曰憨山、曰望浆、曰坟台、曰店山、曰葫芦山、曰起雨山。”“宁津所堡九座：曰帽子山、曰崮山寨、曰高洛山、曰拖地冈、曰王家铺、曰大顶山、曰土现口、曰龙虎山、曰崮山。”
二卫一营之外，还记载了文登县直辖武备：“文登县额设民壮五十名。雍正二年，知县王一夔捐置器械，团练技勇。”“温泉镇巡检一员，弓兵二十名。”“温泉镇墩二座，曰可山、曰半月山”。“新汪债巡检一员，弓兵二十名。”“新汪寨墩一座，曰新汪。”“文登县原设威远炮四十八位，碗口铜炮三十三位，佛狼机八位，火药并硝一千斤。年久无存。”
（三）清乾隆《威海卫志》
因为雍正三年，山东都司缺裁，威海卫改属登州府，“官民不由（文登县）提调，故略之”。雍正志未载威海卫及所属百尺崖备御所。乾隆七年纂修的《威海卫志》记威海卫情况较详。“威海卫，明设指挥二十员、镇抚二员、左前二所千户十员、百户二十员，京操春戍七百八十四名、秋戍五百八十四名，捕倭军登州营一百二十六名、文登营一百五十九名、守城军七十五名、种屯军二百二十四名、守墩军二十四名、守堡军一十四名。百尺崖所，明设千户五员、百户十员、守城军三十五名、守墩军一十八名、守堡军六名。国朝顺治二年，威海卫改设守备一员，左前二所改设千总二员、后所改设千总一员。康熙四十一年，后所亦裁，并入卫。雍正十三年，卫裁。”
“明设陆前营，马、步兵丁二百五十名。调防文登营马、步兵丁三百名。国朝调防文登营马、步兵丁二百五十名。康熙十九年新分宁海营，汛地改属，调防宁海营马、步兵丁一百五十名。雍正五年现存宁福营外委把总一员、马兵二名、步兵三十名。”“雍正六年，新设民壮三十名。”
“永乐元年建城，砖石相间。高三丈，阔二丈，周六里一十八步。动宁海、文登夫役，军三民七修之。门四，楼铺二十，池阔一丈五尺，深八尺。”在三卫中，威海卫城最高，拆得最晚（1955~1958），还留下清晰的照片。
“威海卫屯十八处：曰白露（鹿）、曰板桥、曰赤沟、曰陡阜（埠）、曰爬山（以上俱在文登境）、曰千金、曰冶头、曰瓦屋、曰武计、曰孤山、曰夏村、曰安子口、曰乳山、曰柳行、曰康家埠、曰孙营庄、曰杨村、曰浪暖（以上俱在宁海境，近有分属海阳者）。”
“威海卫墩九座：曰遥遥、曰麻子、曰斜山、曰磨儿山、曰樵子埠、曰陈家庄、曰古陌顶、曰庙后、曰朱家岭。”“百尺崖墩六座：曰望天岭、曰蒲台顶、曰百尺崖、曰嵩里、曰老姑顶、曰曹家岛。”
“威海卫堡四座：曰曹家庄、曰豹虎、曰峰山、曰天都。”“百尺崖所堡三座：曰芝麻岭、曰窦家崖、曰转山。” “威海卫，明设武库，贮甲胄、弓矢、大小炮、藤牌、狼筅、旗鼓、枪刀，各色军器。库废炮解，弓矢甲胄物化。国朝雍正五年，现存弓箭六副、鸟枪十四杆、红夷炮五口、过山鸟三口、小炮十五口、腰刀三十二把。六年，新设壮丁器械：鸟枪十二杆、长枪六杆、弓箭十二副。”“威海卫炮台三座、一在长嘴、一在教场头、一在祭祀台。”“威海卫教场在东门外”，“百尺崖教场久废。”
该志记“左所厅”和“前所厅”俱附卫治，“后所厅”在百尺崖所城内。皆“久圮”。由此可知各卫“所”的设置情况。
（四）光绪《文登县志》
雍正十三年，成山卫改设荣成县，卫城内称“成山卫村”，今称成山五村；又有“成山卫镇”的行政区划名。威、靖两卫撤销归文登县，在两卫原址设巡检司，各设巡检1名，弓兵20名。1930年设威海卫行政区，1945年设“威海卫市”，1948年后才省去“卫”字，先后成了“县”和“市”名。靖海卫撤消后，仅留下“靖海卫村”之名。“光绪九年，在原威海卫创办北洋海军，其后设提督一员，归北洋大臣节制，在刘公岛设行营以为提督办公之所；沿海置绥军四营、巩军四营、护军二营和鱼雷营，设机器厂，新建炮台五座。”光绪《文登县志》仅记到此。以下仅考文登营在三卫撤消后的情况。
该志卷一下《关隘》：“文登营在城东十里。《一统志》“明宣德二年建”。初在县西门内，十年迁此。（原）有土城，周三里，东、西、南三门。”与三卫城相比，文登营土城规模最小。《雍正志》就说“城久圮，唯余南门”。南门于1956年拆除，只存内外门额石刻，分别为：“齐东重镇”“东方名藩”。
雍正十三年后定制：“文登营副将一员、都司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三员，马兵一百三十名，步兵五百四名。乾隆四十七年，裁马守兵七十名。四十八年裁守兵二十八名。嘉庆二十一年裁拨曹州马步兵三十七名。道光十二年裁拨回疆马步兵十三名。七年，调赴烟台洋枪队马步兵九十一名。八年，暂行开除步兵五十五名。十三年，裁汰二成，和八年五十五名，共裁马步兵七十七名。今定制：马步兵二百十三名，存营汛马兵二十五名、步兵六十名。文登县汛马兵五名、步兵十七名。荣成县汛马兵六名、步兵三十五名。靖海司汛马兵四名、步兵三十二名。海阳县汛马兵四名、步兵二十五名。”“旧志载营中军器、火器等件，咸丰间征剿粤匪，发用殆尽，已经报销，故不复载，”该志失记的史实为：道光三十年（1850），拨登州水师前营东汛千总一员、后营把总一员及胶、莱、青等营战兵400名、守兵100名、船12只，组成文登协水师，并将文登营副将改为水师副将，兼管陆路。同治元年（1862），裁文登营马步兵13名归濮州营（见《文登市志》）。至文登辛亥革命爆发，文登营解体。今尚存同名村、镇。
（五）卫营职官等级
明代武职
指挥使：正三品。五年军政。由（省）都指挥使考察。与府、道平行。
指挥同知：从三品。
指挥佥事：正四品。
镇抚：从五品，所在卫考察。
千户：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所在卫考察。
百户：正六品，巡按下马，考察戒饬。
以上见乾隆《威海卫志》
清代武职
副将：绿营军官，从二品。在提督、总兵之下，参将、游击之上。
都司：绿营军官，正四品。在参将、游击之下，守备之上。
守备：在都司之下，初制正四品，康熙三十四年（1695）改正五品。
把总：基层军事组织“汛”的领兵官。在千总之下，正七品。有营把总、卫把总、守御所把总等。
以上见《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吕宗力主编，1994年北京出版社）
三卫一营战事举要
主要是反击倭寇侵扰，事迹可歌可泣。一代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留下矢志守卫祖国海疆的壮丽诗篇《过文登营》：“冉冉只帆度海崖，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平不见汉时槎。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当然，一营三卫还负责对内镇压民众起义和反抗。
永乐四年（1406），倭寇威海卫。指挥扈宁力守三日，都督统兵来援，倭始退。
明永乐六年（1408），倭寇成山头。掠白峰头寨、罗山寨等处。时成山卫建立不久，战斗具体情况地方志失记。明代胡宗宪在《筹海图编》卷七“山东倭变纪”写道：“永乐六年，倭贼袭破宁海卫，杀掠甚惨，指挥赵铭以失机被刑。寇成山卫白峰头寨、罗山寨及大嵩草岛嘴、鳌山羊山寨、阴岛张家庄，依次被掠。入于家庄寨，百户王黼死之。入桃花闸寨，百户周盘死之。”可知此次倭害之大。对赵铭的处罚，明永乐帝宣谕：“近有山东宁海卫指挥赵铭等领军守海，遇贼船数十登岸，并不上前设法擒拿，互相推调，致令伤害军民；又敢虚报杀获贼数，欺诓朝廷。已将各官分尸示众。今后守海官员人等，常操练军士，葺理战船，于紧关岛坞湾泊，遇有贼船到来，不许四散调开，或三五十只，或百十只，成综一处驾驶，并力攻取。如此，势力壮而贼易擒矣。”（见焦希程《宁海州志》）
永乐十四年（1416），倭舟32艘泊靖海卫杨村岛（应为今浪暖口之西的“洋村岛”）。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合山东都司兵击之。
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等起义军，往来山东，杀官军7000余人，攻入登州、莱州。
正德六年三月十三日，起义军攻入文登县城，营卫救援不得，县内大乱。朝廷调边将率边兵“围剿”，境内始平。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靖海卫，指挥使商祖尧等击退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船抵威海栲栳岛洋，为风所阻，泊岸，依山嘴，官军不能前。数日后，倭持刀出，官军获之。
嘉靖间，海贼王宪五据刘公岛造房53座，御史蓝玉率汛兵逐之，烧毁所筑房屋。
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十二日，清军攻破文登城；十三日，攻破成山卫。营、卫已无战斗力。
清顺治十八年（1661）秋，栖霞于七起义反清。十月十九日，响应于七起义的常和尚，自禅教寺率众聚于城后香岩寺和城西，张振纲自侯家集率众聚于三里庙、城东等处，攻城七昼夜，遭都司王允升所率骑兵突袭失败，张振纲中箭。
次年冬，昆嵛山常和尚所率起义军，遭文登营新上任的副将刘进宝乘雪夜偷袭而失败，常和尚自缢于青石庵，被碎尸示众。
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二十八日，营兵对军官克扣饷银不满闹事，刀伤知县。至十八年四月，带头闹事者被捕斩首，副将吴起龙令全营孝服迎尸，被总兵何传判处以绞刑。
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二十六日，因副将叶纪凌虐兵丁，营兵哗噪，火炮击碎辕门，聚文山呐喊放炮，知县亲自说服营兵回营。叶纪降职调用，“不法兵丁”亦置重典。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初六日，贼船4艘自东来袭2商船。文登登营副将、宁福营守备、登镇总兵均领兵到，相持至八月中旬，贼始扬去。
康熙四十三年，春荒，饥民数百聚黄山集，白天入大户抢粮。文登营副将张陈武夜率精骑百人，擒其首，余皆散。
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海贼抵鸡鸣岛，水师后营游击滕国祥率舟师捕贼。贼艇围攻纵火，国祥力战牺牲。一船50余人，仅余数名伤兵。朝廷命抚恤国祥，建祠荫子。
嘉庆三年（1798），海盗船泊于石岛、镆铘岛，登岸抢掠，居民惊窜。文登营官、兵巡御乃靖。
道光十五年（1835），有双桅夹板洋船一只驶入内洋，不久，抵威海口。知府、总兵率部驱逐出洋。自此年后，海贼屡劫商船，拘人勒赎，官军战多不利。
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十五日，英舰五艘侵入成山头海域，荣成告急。文登营副将瑞福率兵200名，与济南、青州和莱州部队，一同驰往援守。
道光二十九年（1849），官募广东艇船缉捕海盗，多所斩获。
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在荣成、威海海面上，军民与倭寇、海匪展开大规模海战，生擒海匪344名，打死若干名，登州水师后营经制外委范景增及民众戚惟达等42人牺牲。
咸丰元年（1851）八月二十一日，文登协副将陈连登奉命前往石岛海面迎击海盗。战斗失败，战船被抢去9只。陈被革职发配新疆。
咸丰十年（1860），洋船大至，始泊威海海口，夺民船为筏，遂由烟台入天津。
光绪三年（1877），饥荒严重，下冷家农民黄二男等群起霸埠口，阻止万家庄大地主外运粮食发国难财，遭到文登营兵的残酷镇压。
光绪二十年（1890）十二月，日本侵略军由荣成龙须岛登岸，二十五日陷荣成。次年正月破威海。正月十二日，日军南路，经杜梨花庄攻破文城，营兵和守城汛兵，没有抵抗力。
结语：三卫一营的兴衰，就象昨天的事，仿佛历历在目。朱元璋以武功建大明，得唐朝府兵遗意，设卫建营，不能说办法不好，谋划不精。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随着朝廷日益腐败，吏治不整，营卫之制也渐“异化”。明末，卫所军士，即使一诸生可役使之。崇祯三年（1630）兵部侍郎范景文奏：“祖制，边腹内外，卫所棋置，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后失其制，军外募民为兵，屯外赋民出饷。……岂可令有定之军数付之不可问，有用之军糈投之不可知！”他要求清除积弊，终无可救药，义军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阃门，禁军溃于城下。明遂灭亡。大清取代，改革营卫之制，安定天下。雍正末，裁卫练巡警。但“中兴”之后，政治重蹈覆辙，乃兵败甲午，元气尽伤。前车之鉴，不可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