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华国 翰墨金桥
--------记著名学者文化使者于植元教授
于植元，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1927年5月生于山东文登大水泊村一世代书香之家。现为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名誉院长、古代文史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研会会长，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顾问，日本日中友好文化经济技术协力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终身会员，美国世界名人研究中心海外部顾问。
历尽坎坷 终成大道
在东方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上，曾记录下达摩(印度)、玄奘(中国)、鉴真(中国)、弘法(日本)等这样一些人物的名字。他们不但分别在对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摄入融汇中，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且各自以文化大使的角色，通过民族之间佛学教义、典籍翻译、语文学、音韵学、医药学及至建筑雕刻、书法诗词绘画等文化领域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对神秘而富魅力的东方文化体系的构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而历史在对二十世纪中的文化交流史上诸多杰出人物的记载中，又会毫不犹豫地写下中国学者于植元教授的名字。当于植元以中国古代文史教授广博的学问和精湛的书法艺术使日本朝野为之倾倒，并以十数度的出使而引发了从民间社团到数任首相与之深入而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当他的这一切被远在西方的英美两家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载入典册------是的，他正引人注目地继续着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文化使者的使命。
于植元的祖上自明末至清末，皆为书香之家，不但诗书画印，而且中医医药都承传为家学。济南“大明湖”的匾额即为其太祖于书佃所书，其伯父、姑母都是当时名闻遐迩的书画家。此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丰富的古文物收藏赋予他的知识眼界，以及祖母、母亲、姐姐对他传统文化的熏陶，都与他慧根早发的灵性相契合。更为幸运的是，他以可造之材被当时流落到胶东地区的三位著名学者-----原上海劳动大学教授、大书法家梁国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汤景麟及北京乾隆国舅府教师于季舫所看中。遂逐个接受学业辅导，使他在少年时代便得以学完中学及大学文史课程，诸如国文、古诗文、十三经、文字学、训诂学、诗词格律等，并开始潜心研习书法艺术。此一时期，他还投师于一个清末在东北作过捕快的名叫张凤田的老人门下练功习武。数年晨霜夜月的苦练，拳脚枪剑，诸般武艺，样样熟悉，招招精悍。日后在大连，曾有于植元单身制服四名扒窃歹徒的佳话广为流传。
1946年，刚满十九岁的于植元告别乡梓故里，飘然一身北渡大连，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教学学术生涯。然而，青春又不总是与锦绣作伴。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末，正当风华正茂在教坛和学术界崭露锋芒，先后写下了《关于鲁讯诗歌研究》、《鲁迅诗本事质疑》、《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研究的商榷》等书稿论文时，却两度罹受厄运。最后一次于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中被遣返回胶东故里。沉疴初愈后，他幸以自己的医术得到乡亲们的重视和保护，终而大难不死。如此坎坎坷坷，直到1980年。
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于植元积蓄已久的底蕴之焕发，人们于陡然间见识了这位学者难能的渊博与精深。作为古代文史教授，他学术上所跨门类之多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古代历史、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古代文字语言、古代文物、近现代文学、中日文化关系史、书法美学乃至满族文学等一结极为冷僻的学科，他皆渠勾水环，纳川汇海，泛自家一派汪洋波光。
那还是于教授刚刚恢复学术活动之初，在参加了辽宁省的一个学术年会后，他受命为第二年的满族文学研讨会提交论文。经多方查找资料，他不但写出了一篇极富发现价值的论文，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英和与奎照》这部满族文学研究的长篇专著。英和是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满族名臣。奎照为英和长子，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父子俩皆在文学上有突出成就。但唯一可查的《清史稿》对此几乎只字未提。于教授从其它史料入手，不但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英和的文学成就做出全面的评价，弥补了《清史稿》的不足，且发现并考证出《使青海草》为奎照诗稿，进而为满族发现了一位诗人和一部诗稿。此一成果，被列为满族文学的“重大发现”。
也是同一时期，于教授应出版社之邀，为明清小说《后西游记》和《林兰香》做再版校订工作。他不但凭藉自己扎实的古代文史功底对这两部书作了准确可靠的校订，且又分别写出了万言校后论文。由于《后西游记》是一部流传不广的小说，所以有关它的评介论著极为少见。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简略地提到此书后，也只有“其谓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记》。而行文造事并逊”这样寥寥数字的评价。在关于《后西游记》的论文中，于教授从《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两者的成书方式、框架结构、人物刻画、思想主旨等的异同比较入手，对《后西游记》作了全面的分析后指出：《西游记》虽宣扬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而在具体的情节描述中，则极力排斥了道教。《后西游记》却强调了“但能有补即真诠”，对儒、释各家皆有所批判，又认定了各自的长处。尤其是对“装僧”们罪恶行径的自觉暴露，以及对宿命论的否定，都是《西游记》所不及的。因之，鲁迅关于《后西游记》“儒、释本一，亦同《西游记》”的说法并不符实。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具有特殊价值的论文，其意义不只是对鲁迅先生的论断作了有理有据的校正，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客观地对世人尚不熟悉的此书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一个空白领域进行深入扎实的考证研究，然后拿出权威性研究成果，这便是于植元教授的学术研究特征和水准。
跨出国门 誉满东瀛
考究历史，大磨难总是与大造化相倚伏。对于教授来说，历史在七十年代前设置于他的多是荆棘渊谷，在八十年代后为他提供的则是宏大舞台。他在本该灿烂的青春时代，潜心涉猎丰富的各门类学科的学问，刻意研习诗词书法。此时的于植元，正如《周易·系辞》中所谓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局面的到来，“藏器于身”的于植元终于被推上了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书写着一个民族文化使者辉煌的篇章-------尽管，这是为他所始料不及的。
1982年，于植元教授以中国书法家的身份首次跨出国门，随大连市文艺界代表团赴日本北九州市进行友好访问。此时的日本，对他尚一无所知。欢迎仪式过后，对方即邀请于教授参观他们馆藏的中日古代书画碑帖和文物，并突然要求进行“评价”。这谦和客气中的另一种用意，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此后的多次赴日访问中，此类“突然要求”都屡屡出现。而于教授每次都以宏富之识制胜，屡屡使对方折服。
一次，于教授应主人之请边参观书画精品边作“评价”。当看到一幅署名中国宋代皇帝赵佶的绢地花卉画时，他轻轻地摇摇头，并从绢地的出产年代、题字画押的风格以及画体特征等细微处，作出了“该画系赝品”的鉴定。日方专家的面部露出笑意，并连连点头称是。
接着，开始书法表演。日方书道联盟会长首先提笔写下了“金契兰结”四个字，之后，静观于教授的反应。只见于教授微微一笑，随即笔走龙蛇，书写了一幅短文。文中对日方书家用《周易》语所表达的美意表示感谢，继而写到：“因仍用《周易》之言以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于教授在众目睽睽之下于从容自如中表现出的汉学功底之深厚，反应之敏锐，书法之精妙，使日方书家眼界大开，叹为观止。当地新闻媒介当即对此事作了全面报道。书法家之外，对于教授“著名学者”的称誉遂不胫而走。自此以后，日方各界寄给于教授的邀请信纷至沓来------早稻田大学校长西田春夫、公明党总务长大久保直彦、自民党总务田代由纪男.......请于教授前往讲学。
“渊博的学者”，一位主持讲座的日本友人的确说对了事实。如果不是“渊博的学者”，于教授便很难对一件几可乱真的赝品作出鉴定，也很难对古奥庞杂的《周易》烂熟于心，并以其章句做出自如的应对，便不会在几度的文化交往中迅速被日本朝野所瞩目。
1985年春，于植元教授率大连市文化代表团又一次出使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受到异常隆重的欢迎。一支车头前插有中日两国国旗的豪华车队，驶向日本古都奈良的橿原神宫；警卫摩托车在前鸣笛开道，扈从在后压阵。橿原神宫是天皇家族的故宫，除其家族祭祖外，只有少数国宾方可进入。日方此次对中国学者于植元教授的这番国宾礼遇，是他数度访日所受礼遇的延伸。
在参观了奈良唐招提寺等三座寺院后，主人即请于教授以“古都奈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为题作学术报告。面对满堂的学者、专家和高僧，于教授没有片面地去谈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这一众所熟悉的话题，而是以赴唐的日本留学僧弘法为例，在高度评价了其名著《文镜秘府论》的同时，对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反馈、逆输现象作了深入阐述。他指出，不少汉字的原始义在中国已经消失，而在日本仍是活的语言。如明代从吕宋输入中国的烟草名为“澹芭菰”，这个词至今在日本还得以保留使用。他以大量例证说明日本从中国学来汉字，又以汉字翻译了许多的欧美词汇，再逆向输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中的重要部分。这种客观而精辟的论述，不仅使日本学者耳目为之一新，增加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更体现了中国学者文化视野的襟怀和气度。
事实上，对于中日文化关系史，于教授只是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涉及。因之，其触类旁通的学术穿透力，便使日本各界不能不为之叹服。他在此一领域中的《弘法大师与中国书法》、《小仓城与黄檗文化》是两篇资料丰富翔实、结构宏阔缜密、论述精严透辟、富有雄辩性和发掘性的鼎力之作。
弘法大师虽然是日本的学问僧，但在其本国，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一直有失公允。于教授在《弘法大师与中国书法》的专论中，从弘法大师的简历、在日本文化史上的成就、留学长安时其书法与唐朝当代书法家师承的风格源流、具体的师承考证、弘法本人的书法美学观念及对其书法作品的具体分析等等角度，阐述了这位中日关史上的代表人物，对中日化交流及对日本文化的贡献。这篇论文在中日关系史年会上宣读后，立即得到与会日本专家的肯定。日本关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专家大庭修认为，此文纠正和弥补了日本学术界对弘法大师评价的不足与偏颇，具有重要价值。数年后当于教授 在奈良作了上述的那次专题学术讲座，附带提及自己的这篇专论，到散会时，日方专家即告诉于教授，他们已找到了这篇论文。而于教授也只是在此时才知道，此文早已被日本学者收进了他们编著的关于弘法大师研究的论文集中了。
1987年，世界各大新闻媒介报道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人用58亿日元买下了梵高的名画《向日葵》的消息。一时间，世界各地舆论大哗。这幅现代世界画坛上无以与之匹敌的艺术瑰宝，终而被重价易手于豪商巨贾，全世界文化人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是年岁末，日本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董事长后藤康男托人到大连，为于教授捎来了《向日葵》的照片，他才知道这一瑰宝原为此人所购。1988年，于教授随大连市文化教育代表团访日，后藤康男请于教授到到他的办公楼作客叙旧。之后，又委托公司欧亚部部长和中国室室长陪于教授到设在公司大厦第42层的展室观赏《向日葵》。鉴于这一瑰宝的价值，后藤康男曾做出规定，禁止任何人在画前拍照留影，而于教授此次却获得了破例的殊遇。诸如上述，足见于植元教授博大精深的学识在日本朝野中的深刻影响。
文化大使 金桥长架
后藤先生何以待于教授以超乎寻常之礼，他心中自有掂量。
1992年5月，已经卸去首相之任的竹下登因出席歌剧《李香兰》的闭幕式来到大连。欢迎宴会上，主客要人互递名片，最后当于教授也递上自己的名片时，竹下微微一笑：“咱俩还有这个必要吗？”这是两人的首次晤面，但双方默契的心神之交，频繁的文字之交，早已从七年之前开始，并在日本传为美谈。而最初的牵线搭桥者，便是后藤康男先生，对一位商界人物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值得夸耀的特殊资本。
那还是1985年初秋，慕于植元之名已久的后藤康男先生到大连拜会，并带来一政界要人的信，请为时任日本大藏相的竹下登书一条幅。于教授对竹下的为人、政治态度略有所知，遂书录了清人郑板桥的竹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以竹之节隐喻，示相知之心。竹下登得到这一条幅后非常高兴，特意挂在府中醒目的地方。
竹下登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且精谙汉学，酷爱书画。其室内有一幅题为“竹有上下节”的字画，他竟易动词序，释之为“竹下有上节”。当时身为大藏相的他正准备竞选首相，再“上一节”不就是首相了吗？其后，竹下的学生中川又赴大连，力请于教授手书一幅能嵌入竹下的名字，并含有龙年上任吉言，且字面典雅的条幅给竹下登，以壮竞选声威。这一要求，自然不仅仅止于书法，重要的则是字内机锋。于教授略加思索，随即写下了“能从竹下登龙门”这样一幅行草。由“竹下”而“登龙门”，“竹下登”三字按汉语音节读，则拆为主谓结构；串成句子，则连成其完整名氏。字面状物，竹林风啸；内中喻人，虹气顶冲。其章句与隐义契合之妙，使竹下登大喜过望，“为之雀跃”。五个月后，竹下果然荣任首相，日本各新闻媒介遂对此段插曲作了迅捷的披露和详尽的渲染。
还在竹下登求字之前，即有于植元与池田大作之间文友交往的佳话在日本广为传扬。1983年获得联合国和平奖的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八十年代中期，一本《跨越21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话录》的中文版，在中国的知识界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池田大作先生于此时特意托人到大连，恳请得到于教授的墨宝。“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于教授以书写的杜甫《春日怀李白》条幅相赠，表达了一个中国学者同样的交流愿望。于教授与池田先生的友谊至此缔结。1985年6月，于教授在日本创价学会总部受到池田大作及全体要员的隆重欢迎，他又特地以喻示中日友谊的“金桥首架”条幅书赠池田先生。此后，池田大作在寄赠于植元的《池田大作选集》自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中国一千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文化、思想、教养、学术的老师和老前辈......如果本书能有助于中国的诸位理解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两国之间金桥的力量，我将感到莫大的高兴。”是的，学者间的交往从来都是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于教授在此赢得的不只是友谊，更为自己的民族赢得了深挚的敬重。
不唯如此，于教授还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的身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赢得了另外一个国度数任政府首脑的倾慕。他的书法文化活动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岸信介，通过其姑爷、时任日本外相的安倍晋太郎来华访问之机求字。
中曾根康弘，派日中友协常务理事村井隆到大连，带回了于教授为其书写的“根深叶茂”条幅。
宇野宗佑，到大连访问时求字，于教授即兴赋诗，并书写为中堂-----樱花时节春如海，好友随春一到来。结谊愿传千万代，金桥长架不分开。
1991年3月，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福田赳夫得知于植元正在日本访问，遂委托其属下联系，并延请于教授于自己的办公室会晤。谈话中，福田向于教授询问了有关我国近代大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佑任的经历，并以其壁上所挂于佑任书法“为万世开太平及我辈之任也”询及文句出处，于教授乃以“系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之语”相告。然后，福田老人又在一张纸上写下“赳夫”二字，刚欲说话，于教授遂明白其意曰：“我知道了，你是问你名字的出处。”便立即在另一张纸上写出了《诗经》上的“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句，并予详细解释。此时的福田老人虽已耳背语迟，行动不便，但送别时仍使劲地以手势表达这次晤谈的愉悦和对于教授的钦佩。
“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交往政治家，而是使政治家以学者的身份与你交往，如此融洽，你是第一人。”------一位熟知的日本政界要人对于教授如是说。诚如此言，于教授与诸多日本政界名流，譬如日本政界元老、自民党最高顾问、日本国会参议院前议长木村睦男，便是在十多年为增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谊的活动中结为挚友至交。
若干年来，于教授的书法在日本一直呈洛阳纸贵之势。这固然在于他书法艺术的精湛，也同时在于他深厚的学问功力转换出来的文化使者素质，使他能够根据求字者的身份、职业、心态题写富有深刻寓意的文字内容。诸如他分别为“佳能”和“精工”两大公司题写的“唯佳方能”、“精为上工”，竟被两家公司奉为经营方略。日本许多团体和商社因此竟对他的书法产生了讨吉利的迷信心理。1986年，日本与大连搞合资企业，日方签定合同的条件中有一条为：由他们向大连赠送一套贵重物品，大连则回赠他们一幅于教授的书品。
出则鸿儒巨辩，归则抱拙守朴。这风靡日本书法，既非于植元的主业，更非他立身之本。尤其是在书法的商品化和书坛的商业化风气日渐浓重的情况下，他更为恪守自己的书品而避离其外。而作为古代文史教授，他则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著书立说和授业解惑之中。正是这种深厚的学问、学识以及熔铸于其中的人格修养，才洇染了他那富于书卷气的文人书法。其书品字体圆润古拙，笔意高古，尤以拳头大的行草长幅见长；其章法布局常于含蓄委婉中纵情歌啸，或山溪明月，或晴空鹤唳，意动神随，气象万千。而日本文化界正是从他的书法中看到了一位中国学者，看到了一种笔底河汉，气墨氤氲，可遇而不可求的学者书法境界。故此，日本最权威的书法专刊《书道艺术》一九八八年一月号，在“现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专栏中，对于教授的书法艺术成就作了专门评价，誉之为“传统谱系的继承者”。虽然在我们这个书法大国书家如云，但这个自有其标准尺度的刊物所认定介绍的中国现代书法家迄今为止不到三十人。
鉴于于植元教授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大影响和卓越贡献，几年前，日本有关机构特赠送给他五吨贵重的日文图书，从日本空运到大连以示答谢。于教授对养育他的胶东故乡有特殊的感情，打算把自己一生研究和积累的成果、资料及日本赠送的图书捐赠给故乡，以尽报国和恋乡之情。故乡的有识之士，专门组成民间社团法人------威海于植元书法艺术联谊会，打算集资筹款建馆，善加收藏。
在我们漫长而多难的世纪之途中，文化安熨着我们这个世界，并成为人类最终的方向和指归。而那些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使者，因此便足以接受我们的敬意。
(原载《人才》杂志1993年12月号。作者 燎原 编者 林毅)
责任编辑 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