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学师范班
教学半年，寒假中王镇文来我家，说文登中学(初中)明年开设一个师范班，不用学费，只每年交十四元杂费，第一年交五元钱“保证金”，从家到城十里路可以“通学”(不须住校)，三年毕业后“保证金”发还。力劝我父母让我去报考，说以后教学就有保证了。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虽说没学费，可是每年十四元杂费也交不起。父亲从我十四岁盖了五间正房，那未动的三间东厢的北头，一直顶着正屋的门，又经过几年才把厢房也“翻新”了，于是欠下了债。那时是“利滚利”，父亲看得清楚，下狠心卖了五亩地，还了债，不受那“驴打滚”利息的祸害。现在仅仅可以维持家庭了，哪有钱再去读书呢？可是王镇文反复讲道理，陈述考师范对将来教学的好处。最后父母才勉强答应先去考考试试吧，考上再说，考不上正好。于是我去参加考试了，还考了第九名。父亲没法，就把我这半年教学剩下的钱再凑足杂费、“保证金”，也就让我入了文登中学师范班了。我能入师范，幸亏王镇文对我父母的力劝，他实是我的一个恩人！
这年冬天我结了婚，许满姐(参加革命后名许敏，比我大两岁)对我很好，每天早晨安排我吃饭入学，从来没有误过。母亲每七、八天烙十几个“火烧”(锅饼)挂在篮子里，每天带一个到学校当午饭。
1931年春，我入了文登县立初级中学的师范班，这是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这年初，单开了一个师范班，只收五十个学生，与中学八级同级。那时八级中有刘慕藩(刘汉)、于洪锦、丛琪滋(林江)、丛洪滋(陈琳瑚)、于振耀(于梦尤)、于松舟等，以后都参加了革命。师范班后来参加革命的，以前只知有倪本初(倪一文)、张熙灼(王曙东)。我每天早晨到学校，晚上回家，十里路上学，全无延误，只一次为大雪所阻，迟到半小时。
第二学期，训育主任于云樵在课外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自然科学研究社”“美术研究社”。我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听于讲课。他讲“社会发展史”到“共产主义”时，说：“我们是研究学术，不是别的目的。”讲述的问题，还是比较好的，他当时是国民党的左派。
9月18日，“东北事变”发生了。这是日本帝国义“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野心的实施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野蛮的军国主义的道路。事件发生后，全国义愤填膺，学校立即增加了军事训练，组成“学生军”，校长王远峰领导宣誓，群情激昂。每周有文山驻军派来古宗昌等二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可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却仍抱着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陷于敌手！
12月25日。城里发生了“红帖事件”。我早晨进城，但见城门半掩，看到城墙上贴着和地上散落的约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红贴，上面写着“全县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学生大罢课”等。后知这确实是文登中学几个进步学生组织的一次秘密行动，标语的主要内容还有：“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共产党万岁”等。于是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恐慌，干事长胡建民专到文登中学大礼堂讲话，意指文登中学有共产党活动，与于云樵争执起来，于云樵气忿地说：“难道我们连‘共产党’三个字都不准讲了吗?”
有一天到校，听同学讲：“昨晚钟(平山)先生讲的太好了！”据说讲中国戴不戴“红帽子”的问题。可是不久，钟平山先生被赶走了，我班的原道炳、盛福东同学也转学到北平去了。长久我不知道他们离校有政治背景，只知道原道炳同学学习不错，常到图书馆看书，他有一个自己写作的本子，自己题为《三寸不烂之舌》，还画了个红舌头。盛福东同学，是一个好运动员，那次在县运动会上跳高低栏时，跳得很好，但把穿的短裤胯裆的扣子都跳开了，生殖器都露出来了，我们玩笑地说：“真是有伤大雅呀！”直到1982年，见到烟台地区编写的革命回忆录中杨岫庭同志的《小城春雨》一文，才知道正是原道炳、盛福东等同学邀请新成立的第七乡师校长共产党员于云亭同志来校，成立了文登中学第一个党支部(钟平山委托于云亭)，宋澄同志(当时叫宋文山，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曾串通其事，可是我过去竟一无所闻。
1932年，家里实在没钱，父亲不让续读了，我也毫无办法，只抱着自己第一个小女孩凤子痛哭。这时满姐安慰我：“不要紧，我还有几个钱(她当闺女时，秋天捡花生卖的体己钱)，先用完再说。”就这样用了她的钱，期中并向学校求助了三元钱，第二年上半年才继续读下来。正好下半年，山东教育厅每月发给我班学生每人二元津贴费(文登七乡师每月五元)，我后三学期才得以读完。
这年春，县党部干事长胡建民与文中校长王远峰因派系斗争(王是“改组派”，胡是特务派？)。胡向省告发：“校长王远峰终日养鸟栽花，不理校政。”意欲赶走王远峰等。但胡建民却与我班女同学△△拉拢鬼混，校长王远峰便借机发动全校同学游行，大闹县党部，学生自治会并发《快邮代电》揭露胡建民丑行，并将胡扭至文中大礼堂辩理，终于迫使胡公开登报声明，恢复王远峰名誉了事。但不久，王远峰、于云樵、戚简候(教务主任)都被赶走了。王远峰临别留言是：“思想不要落伍，行动应当注意。”换了个校长张俊昌，他提倡的“校训”是“敬业乐群”。这正是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提倡的口号，不知张俊昌是否与天津南开学校有联系？可是此人思想并不表现进步。
我班来的新班级主任、语文老师陈光祖，常讲一些寓意深的故事，如《北国之春》等。我们借此开始了演话剧，形成了学校俱乐部。学校大门外，常见县政府的衙役吹着洋号，押解绑赴西门外处死的囚犯，有人说是枪毙“土匪”。陈光祖老师便讲对“土匪”的认识，说这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并出题让我们作文。有时同学在班上向他提问：“什么是唯物史观?”他当场即做些解答。他给七级同学题写的《同学录》的题字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去吧，去吧，到农村去吧！世界是这样广大，到处可以为家。”自然，陈光祖老师冬天也被赶走了。
县城门旁常贴些县党部画的“共产党杀人放火”的宣传画。城门上有时挂着砍下“示众”的人头。也见县长贾锡屿在大堂上审问由南海捉来的渔民，他举着缴获的渔民们的长条图章，厉声嘶叫，以展示他“剿讨”的“业绩”！
我班南乡靖海卫一个同学殷锡恩，两年后就被县政府以“共产党”名义捉来处决了，他也走过自己曾读书的这座校门！
中学时期，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曾来校作过讲演，倒还文雅。省主席韩复榘“大驾”也光临文登城一次，但见韩将军前面开道的十数名武装大兵，人人手持明晃晃的上着刺刀的大枪，向前直刺着前行，似要对付随时出现的每一个刺客！韩复榘在文登城内大操场上讲演一番，一个沙博士陪同，只记得他尖声尖气地说的“无土不豪，无绅不劣”两句话。军阀刘珍年(驻烟台)的骑兵团也“光临”驻城一个时期，意图稳住文登局势。七乡师的党组织被文中一个工友(与党部有联系)去该校读书的张童华出卖后，于云亭被捕了。以后韩复榘的八十师、展书堂的大兵就经常在七乡师不远地方“嘭嘭嘭”地打靶示威，县长张里元也“光临”文中大礼堂讲话，声称《资本论》他看过，但是“不适合中国国情”云。
一个美术教员茅武娄，写得一手他的特有体的美术怪字，常写的条幅是：“得过且过”“自然而然”。
新教务主任力劝学生们：“不要做物质的奴隶！”
一年春季，学校组织到威海进行一次旅行，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参观了火柴厂、橡胶厂、火锯厂：参观了英国的航空母舰。但老师讲课中叹息：中国连一张印报的白纸，一个骨头钮扣，都不能自己制造，还得从外国进口！
三年终于毕业了，我曾决心：“将一生贡献给儿童教育。”
但在这过程中，满姐曾忧伤地对我说：“粮囤见底了！爹年纪老了，你看怎么办？”父亲也常说“腰腿不行，得找个小孩来帮一帮了。”可是父亲始终也没找一个小孩来帮。
1972年，我曾写出《中学之忆》一诗，是这一时期情况的综合，诗为：
念我父母辛，念我街邻苦。
发妻忧囤米，自不能继读。
多妹痛夭折，幼女疽庸死。
富豪行淫威，贫穷卧街路。
稍悟小翻身，绑赴西门死！
酷吏乘骏马，招摇哑街市。
红贴撒城门，党部热锅蚁，
逼令教员走，学生也开除！
“唯物史观”论，明暗不能止。
十、花石山小学
毕业第一年(1934年)就在文登城南侯家集乡的花石山小学(县立第七小学)教学了，月薪十四元，开始对家庭经济有点帮助了。
但是这几年，由于军阀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及韩复榘与胶东的军阀刘珍年的战争，县衙里的赋税加重，名目繁多，田赋之外，附捐又有几十种，一年要按地亩册缴纳多次粮银，而且还要“预征”以后几年的粮银！农民早已不是“兑了‘皇粮’不怕官”，而是感到“苛政猛于虎”了！我家田赋又重七钱九分四！父亲被逼得说：“真是叫他治个染蓝(眼蓝)哪！”那时国民党统治，许多办公地点的门窗，都染成蓝色。眼见农村的变化也多了，后邻李有哥吊死后，要饭的老伴和儿子们辛苦卖包子一个冬天；但未几老伴也吊死了！东街杀猪一家的东屋的△△，也服毒自杀了！也间闻有的妇女生了小孩养不了，生下便投在尿缸里淹死的！满姐的一个大哥(堂兄)，因借了“驴打滚”的债，越滚越还不了，最后便“吃了大饭”就是请人吃一顿饭，然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归了债主，自己便拐着篮子出去讨饭维生了！真如我入小学第一年学的《新月》歌曲：“弯弯月子照当头，正是月初候；几家欢喜几家愁，对月思新旧！”也如戏台上一个小丑的一段“开场白”：“越热越出汗，越冷越打颤，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
私有的社会制度，黑暗的政治统治，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灾难中！
在教学第一年结束的寒假，我看了《中华教育界》的《普及教育专号》，上面介绍陶行知先生“小先生教学”的情况，甚为高兴。第二年(1935年)春，便也在花石山小学办起小先生教学来。因没有陶行知《老少通》课本，便自编教材，每日在课后教给小学生，他们便回去教自己的不识字的姐妹兄弟或父母亲属，如第一课课文是：
“上山去，上山去，一上山去就有事。”比较好教也好学。另如：“七月桃子八月梨，九月柿子乱赶集。”“桃三杏四李五年，要吃白果三辈传。”结合农村生活，教、学的人都愿教愿学。更结合“国耻纪念日”编写课文，进行爱国教育，为了牢记，还配以曲调，可用胡琴等乐器伴唱，也增加学习兴趣。如《“五三”惨案纪念》课文：
“小兰！昨天为什不上班?”
“昨天是个五月三。日兵强把我们济南占，蔡公时死，死得真凄惨！死得真凄惨！
又如《“五九”国耻纪念》课文，是用胶东常用的秧歌小调写的，课文是：“昨天是个五月九，民国四年水不流，袁世凯想着坐皇帝，(呛咚咚呛)日本强把二十一条求！”
总之，这次小先生教学，在学校周围的村庄，如下河、南寨、寨颜家、养鱼池、时家滩等是得到一些收获的。
在进行小先生教学中，我订阅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月刊，它不仅指导了小先生教学，更使我得到了一些新思想的启发与政治上的提高。如他写的《好汉歌》中说：“滴大众的汗，吃大众的饭，大众的事不肯干，架子摆成老爷样，可算是好汉！”他尖锐地讽刺了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喊出了人民大众的心声。我也以此做为小先生教学的教材。陶行知先生力主社会改造，他同进步人士组织爱国活动，并首先推行“手头字”，即相当于今日的简化字，《生活教育》即使用“手头字”印刷。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支持淮安新安小学儿童旅行团到全国旅行学习，并宣传抗日救国。他赞扬新安小学儿童旅行团的诗写道：“一群小光棍，数数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秋后，胶东共产党发起的“一一·四”暴动发生了。一支队伍到过汤村店子，那村的师范同学张熙灼说，他看见“胶东红军”的红旗了，但是其他情况则不甚了解，我们窃议：“看来将来共产党一定能成事。”
十一、威海文泉小学
1936年春，经文登中学师范班音乐美术教员丛香斋(也是文中俱乐部的负责人)的介绍，到威海卫私立文泉小学教学，(丛是本校校董之一)月薪21元。
这学校是威海有数的资产阶级小学，据说青岛市长沈鸿烈曾是本校的校董，这年沈到威海，军乐前导，“呜呜哇哇”路过校外时，学校曾专邀他讲话，校长徐惠卿是专员公署教育科的督学，经常不住校。校务是由教务主任梅先生主持，梅是一位专心办学又很服从的人。校董多是一些资产阶层的人物。这学校是保守的，对国民党教育也不特别重视。学生二百多人，多是如公安局长、专员公署秘书、海军书记官、盐务局、电报局各机关“老爷”“先生”的少爷、小姐及中上层市民和校董们的子女，少数才是较贫苦家庭的学生。教员七、八人，一个女教员，是市党部委员刘植敬的新婚爱人。
这年我又增订了《儿童新闻》《新儿童报》两份进步的儿童报纸，就把它作为学生的辅助教材，它是很好的儿童时事政治教育材料。
春后，由于《新儿童报》介绍“新文字”，又见《生活教育》上陶行知先生也介绍“拉丁化新文字”，我便很快地学会了新文字。我在花石山小学时，曾学会“国语罗马字”，开始看新文字读物，看过北平清华大学的《初级课本》及《Sin wenz》报，天马书店出版的叶籁士编的《拉丁化课本》以及《政治经济学ABC》等《初级课本》的下半本，完全是写着社会科学的小文。如《对上海的认识》《两个世界》《春天到了》等，是很好的阶级教育小教材。《SinWenz》报上，还登着人们对鲁迅的葬礼，还登载着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何梅协定》的各项条款，暴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卖国。这些对我政治上帮助很大。接着我就在学生中教新文字，并于假期中教会满姐和大妹新文字，他们以后就用新文字给我写信。
这年夏天，参加在威海中学举办的威海卫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除了由专员孙玺凤每周讲一次“总理遗教”及公安局长郑维屏派教官进行军事教练与思想控制外，只见于谷莺(公署路小学教员)偷看《冯玉样言论集》(骂蒋介石)，他对“受训”抱着应付态度，看到郑维屏借机怒斥一受训教员令跪下时，他暗地鸣不平。
暑期中，看到威中音乐教员田济川按着风琴自唱《青年进行曲》和《码头工人歌》甚为感动。回校后，便常到码头上看工人劳动情景，心里暗唱着《码头工人》歌，同情着他们。在天后宫墙角，见一位蹲在一边半避着人捧吃所带“粑粑”的劳动者，立时心跳起来：认为这同自己父亲一样！酸楚记忆，永存心底！
但这暑假中，却有公署路小学校长张建卓及我校一位教员等数人，到庐山去“旅行”，其实是到庐山受蒋介石的训练。他们回后大唱《铁血歌》：“……洪水祸西南，猛兽噬东北，……起兮起兮，努力杀贼！”但蒋介石却只对共产党这股“洪水”坚持“讨伐”，而对“噬东北”的“猛兽”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不“努力”去“杀”，反而节节退让，甚至不准宣传抗日，致使日寇得寸进尺！在1932年的“1·28事变”，他破坏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反签定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仅因爱国人士杜重远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触及了伪满皇帝溥仪，就给判了徒刑。1935年下半年，日寇控制了察哈尔，又指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组织，国民党政府竟还准备同意与日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进一步出卖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乃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于是，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可是国民党政府竟大肆镇压，打伤逮捕很多学生，全国震忿！
故这年中，我给学生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积极的抗日思想，曾在领导四年级学生每星期六下午的演讲娱乐会中，为学生制作的幕布上，写着一行大字：“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谁”。学生于洪涛写了一篇揭露日本人在威海鲸园内挖取花卉的短文，给介绍登在《新儿童报》上。另一特点，是幼稚的阶级教育，如在讲意大利小说《爱的教育》的故事中，象《贫民窟》等文和《新儿童报》《儿童新闻》中所写穷人受痛苦一类讲话中，都给说明社会的不合理，工人生活如何受痛苦，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将来合理的社会是怎样的……所以小学生们都很感动，一个时期，坐洋车、人力车上学的小学生不坐车了；有的小学生日记中也写着“打倒资本家！”下半年，这班升为五年级，一个贫苦学生阮利敬在他的日记本的皮面上，自己题本名为《变迁》。
就在秋后，教务主任梅先生找我谈话，说：“现在校董都不满意，说咱校有个李先生向学生宣传赤化。咱校没有李先生呀！听说只是你给学生讲格外的东西，学生懂得什么主义？以后你只专心上课就行了，别的什么都用不着给学生讲。”我心里有点受刺激，对这种“警告”有点愤怒，只口头上应付过去，我想：我决不会因此改变我的意向，相反，我要更坚决地干，只是以后注意些方式罢了。这以后，我就常找几个大些的学生谈话，特别是穷苦的学生。
“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扣，心中暗喜！一个学生从街上拾回来一张《张学良、杨虎成率西北将领发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小传单，我非常高兴！便叫学生把临街窗上的布幔拉下，然后把那宣传品迅速抄写在黑板上，给学生们读讲，说明张、杨的主张是对的。学生也都很高兴。但这也逐渐在部分学生中，形成与我疏远冷漠的态度，当我一次给六年级学生闲谈时说：“有些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那是造谣，共产党不是这样的。”那些平日学习表现不错的女学生，竟转身冷漠地走开了，有些并开始向我翻着白眼。
1937年春，我继续来文泉教学(规定月薪22元)。但开学不及一月，便因与警察局李督察长的女儿李蕙兰排的坐位她不满意，冲突起来。第二天，李督察长便派一名警察到学校取走李蕙兰和她弟弟书桌内的东西，说：“督察长说，学生不在这里念书了。”学校便紧张起来，我便自行到警察局去说明排坐次的情况，但是那李督察长(李秃头，人称“电灯泡”)蛮不讲理，大加训斥，并披起武装带，要我一同到专员公署辩理。幸亏同校两个教员来“说合”，才把我支出来。以后学校就将我解职了。校长徐惠卿就把我荐到“威海卫公立维新村小学”去教学。
在1936年中，我曾至威海天后宫，随一个武术老师阎宝山学拳(武术)四个月，这对我身体健康起了重要作用。师兄是庙主毕志修，武术很好，他1940年参加我军，1941年任威海一区区长，1942年入党，原来法名慈云，这时名毕云。在冬季敌人大“扫荡”中，英勇战斗牺牲。我非常怀念这位师兄！
十二、威海“维新村”小学
“维新村”原名于家夼(威海羊亭北三里路)。自从村里出了“中央军官学校”的学员丛大文和另外几个国民党员丛珠(某小学校长)、丛树五(《黄海潮报》编辑)、丛培坤(丛大文的侄子，学生)等，这村就被改名为“维新村”了。村中墙壁上满写着蓝地白字的“总理遗教”“委员长格言”之类。不过村庄仍是农村(距威海市20余里)，群众多很朴实，学校前任校长丛大文，大概以后又到“军官学校”或其他机关去做什么事，所以现在的校长是毕济乐了。但此时丛大文却又回来担任本校“名誉校长”。他经常穿着他那中央军校的绿色军装，佩着蒋中正赠的“成仁成义”的小宝剑，在城市走访上层人士，他也常与徐惠卿谈话，所以徐把我介绍到他这里，不知是否还别有用意？但我对徐的介绍还是很感谢的，我在此月薪18元。
毕济乐是个懦弱善服的人，校政还是丛大文说了算，毕未参加什么组织。一个教员王逢时，被丛大文拉入“民族复兴社”了，但他个人无什政治头脑，另外两个女教员，也无什政治认识。开学三、四个月，丛大文就与一个女教员发生两性关系，王逢时就跟着脚地讽刺他俩，我抱着不管的态度。
在初开学的全校大会上(乡村小学开学晚)，我讲到“读书要抗日”的问题，接着从大文就立刻出来对学生讲“国家大事，中央都有准备、有计划，不能轻言抗日，要忍辱负重”等，我内心极为不满。
在此校，我仍介绍《儿童新闻》《新儿童报》等给学生看，把这些报纸上的政治形势、抗日意见等，在日常教课中讲授。至于阶级一类的谈话，则比较注意方式，着重从书报中的问题联系讲解和个别谈话等，并在学生中教新文学。
在来校一、两个月以后，一次，王逢时与我闲谈时说：“丛先生(大文)见你很进步，叫我和你谈一下，希望你能参加一个团体。”我问：“什么团体？”他说：“我们这里有个民族复兴社……”我问：“你参加了吗？都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参加了，但是我不大懂，主要就是拥护蒋委员长，复兴中华民族……”这“民族复兴社”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它是拥护蒋介石的，就知道这与过去所听到的“蓝衣社”该差不多，反正是蒋介石的腿子，而蒋介石这个顽固不抗战、压制抗日运动的统治者，如何能复兴中华民族呢？我断然答复说：“我不愿参加什么组织，但我一定尽自己的责任，做救亡工作。”王表示他是盲目的，有惭愧之意，他以后再未与我谈此类问题。
大约又过去了一个月左右，即丛大文还未与一女教员发生两性关系以前。一天，他到我屋谈话，劝我参加国民党，但他没有谈王逢时与我谈话的事，也没谈“民族复兴社”问题，只是说：“我们青年做救亡工作，必须有一个方向领导，希望你能参加国民党。”但我心里想，国民党是腐败反动的东西，阻碍拖延抗日战争，真不知要把中国弄成什么样子！我要抗日革命，但我不赞成你们蒋介石国民党，所以我答复说：“我不参加任何党派，但我一定以一个公民的资格进行救亡工作。”他又谈了一下，我坚定地说：“我不参加。”他知道没有希望了，以后再末谈这个问题，但我与他一般关系尚好。
一次，我向他建议由学校订一份有黄炎培题写封面的《北方青年》刊物，我见其内容有“开放党禁”，主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及主张抗战等，但丛大文则说：“那是敌党的东西，我们不能订。”但我自己却订了几期，因为我尚不是共产党员，没有任何活动的证据，我是不怕什么的。但政治感情上，我坚决与他们是对立的。一次学校来了一个照“快相”的人，丛大文约我与其他教员共同照相，两次都因我歪着头，把照的相都作废了。
“七七事变”爆发了，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乡村情绪为之一振，新形势在迅速发展中。
丛大文要回南京去了，急急办理党员登记，要带去做成绩吧？教员们都奉命在填表，丛大文拿一张表对我说：“请你填一张吧！”我看是国民党员登记表，我马上拒绝了，我说：“我不填这个，我不参加。”他只得把表拿回，但他却又叫校长毕济乐来劝我填表。毕说：“你填个表怕什么，我都填了，反正人家叫我填，我就填，我们还不是和过去一样？”我答复说：“你填你就填吧，我是不填的。”我想，参加国民党是不能强迫的，我不参加也不至于不能教学，这样终于过去了。
十三、吴镜心先生
当我在花石山教学时，认识侯家集邮局一位职员王象卿(1944年在胶东行署战邮总局工作，改名王光)。该人很进步，据他入伍后谈，他就是在侯家集邮局经常阅看我订的《生活教育》而有了些觉悟。1936年，他到上海要找工厂做工。1937年春后，他同一位吴镜心先生一起由上海回到文登侯家集。他写信告诉我，我于春假期间，便去看他们。
我到他们那里时，他们刚从回龙山(胶东有名的李龙王的老家)打了神像回来，他们把“龙母”的头打下来了。他们日前还烧了花石山南山上群众披红挂彩的“盘龙松”，以此想叫群众不信神。
吴镜心是一个30岁以内的青年，高个子，戴近视眼镜，穿着朴素的旧西装内衣，打着黑领带，他很善于诱导人认识问题，他故意问：“你说，修大路好不好?”我说：“好啊，方便交通。”他说：“不好，日本进攻中国，就能利用大路。”他很和蔼与耐心地解释问题，态度很稳重。
晚上，吴与我谈话后，希望我给他介绍几个“朋友”。我体会那意思是叫我给他介绍几个思想进步或是革命的人。可是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只谈到了张熙灼，我说，他也很幼稚。
他们计划在这里开办一个“民生织袜厂”，招些好的工人，教育他们一同研究问题，并打算买一个无线电收音机，每晚召集群众听新闻，以训练民众。他们这时已有一架织袜机。白天，谈话之余，王就织袜子，吴就倒线。
第二日，我去找了张熙灼来，我们共同住了两三日，吃饭时，吃着他们亲手做的小“饼子”，感到格外香甜！
吴拿书给我们看，他的书很不少：张仲实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柳 的《街头讲话》以及《立报》……等等。他还有一种《思想月刊》，他说：“这是托派的刊物，我要研究一个苏联正审讯的△案，看看哪是真理。”(那时大概正是苏联审讯英国技师的“大破坏”案？各种报刊上议论纷纷)。这本书我没特别注意，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很大的反革命敌人。
据吴谈起他的家庭时，说他父亲在津浦铁路上做事，他本人以前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飞机上收无线电，月薪也很高。当某一次飞机上载某一汉奸要到某地，他立即发报给某地的人们，准备飞机降落时拿掉这个汉奸，但因飞机中途风向变了，改地降落，他恐事泄被捕，便于飞机降落时自己逃出来了。他说，他参加过“各救”(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
吴晚上自己睡在一个铺上。他不马上睡下，而是坐着思考事情，继而就写信，写得很久才睡。
我回来时，向他借几本书，我借到《大众哲学》《街头讲话》《政治经济学讲话》三本。他特别向我介绍《立报》，叫我订阅，但他说《立报》是陈立夫办的，其实不是。他会新文字，并会点世界语。我从他处带回一本《世界语读本》。以后我们就用新文字通信，他的署名是吴志恒。
我回校就订阅《立报》。《立报》确是很好的报纸，上面除介绍《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更介绍有红军和八路军的情况，如几位红军领导人的情况，“红小鬼”和红军的军民关系，八路军的“抗日大学”等。在此前后，我并买过《新知识百科全书》《新知识词典》《苏联版画集》，儿童读物张天翼的《秃秃大王》等，以后还订过《文化新闻》。这些书刊都给我以前进的帮助和鼓舞。
麦假中，我又到王象卿、吴先生处。他们的民生织袜厂已正式组织起来，并增加了鞠廷扬、杨树森、颜德祝(以后都参加了我军)几个伙伴。他们织的袜子，特别印上红色商标；还代卖几种药品。这时吴希望能找上共产党的关系，打听到昆嵛山能否找上他们？但是我却不知道这些情况。
五、六月间，我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参加其函授学习。接到讲义，每天学习，并常与北平清华大学新文学研究会通讯。
在我自修世界语时，吴先生与王象卿果然到昆嵛山去了，带着代卖的药品，去找共产党，自然未有结果而回。他们回经威海鹿道口，距维新村七、八里路，招呼我去谈一下。吴说：“在这里我们找不上关系，工作没有领导，我打算到延安请一个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当天他们就回去了。
“七七”抗战爆发后，吴先生和王象卿却被文登县政府逮捕了，说是回龙山老和尚告发了(因砸掉“龙母”头)。年底才取保释放出来，但是吴被驱逐出境了。当时听许多人传说：吴、王受审时，义正辞严地回答审讯者，使审讯者闭口无言。我入伍后，听天福山起义被捕的同志(与他一同坐监的)说：吴、王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并给同狱难友教新文字，表现很好。
吴以后给我来一信，是由连云港寄来的，信尾署名“何日平”，说他即到浦口，战后即永不知其消息。
吴镜心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以后到哪里去了？都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是革命青年。他给我不少启发，特别通过他介绍的进步书报，和他表现的追求，使我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
十四、离开我的家乡
“七七”事变后，群众情绪非常高涨。我每晚在学校办公室里给村中群众读报讲解，办公室经常挤满了人。每当听到抗日胜利消息和明晰的抗战道理时，群众不时发出掌声和欢笑声。我几次带领学生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宣传，我们带着用白漂布画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义勇军进行曲》的号声一吹，歌曲一唱，群众就都来了……
一次，王先民(王逢时之侄，抗战入伍，改名王大伟)到学校来。他是从北平流亡经山西回威海原籍凤林集的。他听王逢时说，我会新文字，特来与我商谈开展威海的新文字运动问题。通过他，我与威海城内黄姑庵短期小学(龙王庙小学)教员王政安联系起来(他也搞新文字，以后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并认识了徐业昌(王先民的姐夫，抗战后入伍，以前曾参加过地下工作)。因为维新村小学我的学生李化鲲升学到威海中学，袁时若、赵冶民(后都参军)两教员发现他会新文字，他二人便亲自骑自行车到维新村来看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专来访我，而于他们到校时，我骑车子回家了，这是参军后他们讲起的事。
又一天，海军教导队郝中队长(六中队)、周军需官来访学校。校长介绍我与他们接谈。他们热心抗战，对旧统治不满，想联合进步力量组织抗日。他们说，他们有400多支枪，希望发动好的群众，武装起来，并与昆嵛山(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联系起来。此事，我曾报告过王政安。在天福山起义、岭上事件后王政安在狱中写出一封信，于 带信到羊亭找我，计划接洽这批枪支问题。可是传话的人说，来人正在羊亭与一公安局的人一起喝酒，我恐有变，校长毕济乐说，他先去看看，情况对，我再去接头。校长去时，见带来的信上写着“姜吉生先生”(这是王政安从我给他的新文字信上“姜继盛”的译音)，校长也怀疑起来，就说学校没有此人，也没有姓姜的，把于 顶走了。直到入伍后，王政安同志才说清这件事，深悔这件事末联系好。
秋后，威海教师、学生组织“流亡团”呼声极高，他们都打算往国民党的后方“流亡”。于是我同王先民、王政安计议，打算到延安去，准备联合自己知道的人，一起骑车子走。徐业昌为我们打算：让我们经青岛而日照、而洛阳；如果路费不够，可在洛阳军官学校学习一下，据说这学校能再转送延安；或做“战地服务团”，在那里工作一个时候，然后转到延安。计划已定，我便回家去约王象卿、张熙灼等人，但没有找到张熙灼，只同王象卿一起到了王政安处。在回威海的路上，想到与父母妻子分别了，我就要到延安了！当眼泪涌现时，又迅速被慷慨激昂的情绪催过来，酸甜交织的心情奔驰着，大踏步地前进了。
我们正热心勃勃地计划出发，突然在这天晚上，王政安向我说了许多道理：“我们要革命必须到延安吗？胶东不久，那些县官老爷等也都会逃跑的，胶东就成了新无政府状态，我们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胶东就需要很多革命者……”从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开始知道王政安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时，他不正面回答。我觉得我们已经找上道路了，就不需要到延安了，便于第二天，分别去说服了王象卿、王先民，即决定留在胶东工作。于是计划首先组织剧团，作抗日宣传。我回校后，即油印了《布袋队》的剧本，并翻印了《黄海潮报》上署名“亚盛”写的两篇动员抗战革命的文章，编为《动员起来吧，小学老师们！》
一天，我偶然在王逢时宿舍发现一卷国民党迫害上海被捕的“七君子”(沈君儒，史良等)的油印文件，诬告说他们“吃苏联的面包，拿苏联卢布”等。我抽出一份，送给了王政安同志，但以后剧团未组织起来，王政安同志已不在威海了。
十二月下旬，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政谊(孙端夫同志，因他原是山东省政训处总部干事，故人都称他“孙干事”)骑车子来校访我，以名片介绍后，他说：“第三军在文登发起了，里面多是“CP”“民先”分子，王政安也在那里，希望你将来帮助工作。我非常愉快地答应。他约我本星期日到他处参加时事讨论会。
星期日，我骑车子到了政训处参加时事讨论会。这次会约二十余人，有于谷莺、王人三等同志参加。开会前，孙端夫同志告诉我：“散会后，有位王先生要和你谈谈。”会后，他就把我介绍给王明光(即孙明光，原名孙玺祺，是专员孙玺凤之弟，开会时，他就坐在开座谈会的套间屋里)。当时我认为这必是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首先问我：’“你愿参加革命吗?”我说：“当然愿意。”他说：“你不怕苦吗?”我说：“吃苦是毫无问题的。”以后他就谈到“第三军”的情况；并说：“周军需官、郝中队长都加入‘民先’了。”最后我问他：“我可以参加民先吗?”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是不容易很快参加的，故我可以首先参加“民先”，从工作中慢慢使党了解。因我已在王政安同志处看到“民先”出的铅印小报《齐鲁先锋》，感觉非常好。但出乎我的意外，王明光说：“你就不必参加这个组织了，你可参加进一步的组织。”我觉得这必是我的情况，王政安同志已报告了党组织，心里很高兴！最后，他给我一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告胶东人民书》，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字样与图章的“告书”一类的传单，我非常高兴！我走出来，孙端夫同志又交给我一张“登记表”说：“你回去填一下这张表吧。”我看其内容，即以为是“党员登记表”了，我高兴万分！把表谨慎地带在身上，并问孙端夫同志：“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他说：“你在那里组织民众自卫队吧。”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给在羊亭的政训员王△△，共同进行自卫队工作。
我回校后，秘密地填好了“登记表”，“介绍人”还是填了王政安，但是入伍后，有的同志说，那表还不是“党员登记表”，而是“民先登记表”。待我以后见到王政安同志时，他承认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已将我的情况报告给在威海的党组织了。(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1956年3月14日结论“姜克同志确系1937年11月在山东威海卫市由王政安(王力平)同志介绍入党的。”)
在与羊亭那位王政训员联系办自卫队事，他已办交待手续去了，便计划与这半年认识的孙强扬(孙家疃人，在苏联海参崴工作过，入伍后又叫孙北详)和本村几位住过苏联的农民丛荣滋、丛芳滋等四、五人组织个基础，并计划寒假不回家，与邻校一个教员邢乐天(他说过去曾参加过秘密工作)及本校校长毕济乐等，一同开展自卫队工作。
1938年新年，我们在校组织学生演出话剧《保卫卢沟桥》《打回老家去》等。我们命名这个小剧团为“全民剧团”。可是本村国民党员丛瑷珠却向他们的《黄海潮报》登稿，说他村的“国魂剧团”演出《保卫卢沟桥》云！并在放假前，丛瑷珠即扬言：“下期不能留这先生！他是共产党，要到延安去，不断跑威海，还教新文字……新文字是共产党的文字！……”但校长毕济乐却说：“他不留，我留，你只管准备在这里干，校长是我当的，你也只管活动，反正我不大懂，但是我一定帮助你！”但是，我知道校长是做不了主的，而且我已经决心参加“工作”了。日寇也必将在威海和胶东下地，它是绝不会允许你照常教学和照常生活的。只有坚决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才能生活！生活！
放假了，我未回家。一月十四日，我到威海政训处去，并找见王明光。正好，王明光对我说：“你回去带几个忠实可靠的人来，明天上午10点以前要赶到。”什么任务他没讲，我也没问。第二日便与孙强扬、丛荣滋、丛芳滋四人一起到了威海。就在这天1938年1月15日下午3时，“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又一次在威海联合里10号孙端夫的住处和专员公署起义了！我在此，踏上革命的新的征程，也离开了我的抗战前的家乡！
责任编辑 王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