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变迁经历记》是姜克于1985年1月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共分“在旧社会”“胶东新生”“巍巍大泽山”等7章。姜克，曾用名姜继盛，1913年生，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任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参加过著名的雷神庙战斗。解放后，曾任湖南军区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干部部部长、海军旅顺基地防空兵部政委、后勤学院海军后勤系政委等职，1963年任海军工程部5903工程指挥部政委，1965年3月晋升海军大校，1977年离休。本期选录《变迁经历记》第一章“在旧社会”，真实地反映了1913~1938年间文登的风土民情、社会历史现状以及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文登的部分活动情况。个别字句略有改动。
第一章 在旧社会(1938年前)
一、我的家乡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文登县文登营村，可是我是1913年6月生于朝鲜木浦。那时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推翻了清朝帝国，建立了民国的第二年。一年前，我父亲带同母亲随着出外“闯高丽”的姑父到木浦，在那里开菜园、卖馒头，挣几个钱回来养家。我一周岁时，父母带我回到老家，再未外出，大概在朝鲜生活总不如家乡好吧！父母回家时，带回那时一面五色国旗，大概是华侨在节日里要悬挂的，带回一个挂钟，一个进门擦脚的小粗毡子和一条可供一个人铺的“马褥子”，一些在朝鲜用的碗碟和一个刻着“姜书声记”的小印章，这就是父母在外两年辛苦带回的新家产。
我村文登营，在文登县城东北十里，从村名可以知道是个驻过兵的地方。原来这里是明朝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建立的军事营地。村中已无城墙，却有一座石头城门，上刻有“齐东重镇”四个大字。村东三里路有个大校场，是以前练兵的地方。据说清朝每到练兵日，驻文登营在册的军人都穿挂起来(平时是散居的住户)，到大校场进行威武的演练。校场北头有一座姜太公庙，那里就是“点将台”。我上小学时，那里还有破垣残壁和姜太公泥像剩下的坐着的木桩。
我村四百多户，有些就是以前落户的军户，所以杂姓很多。
我的西邻，原有一家老人姓贾，以刷布为主。哪家纺了棉线要织成布，就请他去摆开长长的刷布阵势，他戴着老花镜，一根签子别在额角，细心地用大铃状的大刷子，一刷一刷地梳理贯到杼上的棉线，然后吃力地卷动机轴，再做下一段的梳刷。但他暇时，还用泥模做小孩玩具……阿福、老虎、鸡、兔等，涂上红绿颜色，土香土色地拿到市上去卖。
村西沟，有我外祖父家，张姓。早年分为五支，都兼打铁手工业，每家都是自家的三几个人，经常开炉叮叮铛铛打些锄镰锨镢等农具。开始各家炉火坚持经常，并较热烈，必是收入还可以。母亲常说起外祖父过年时用铁片做成的爆竹，拿到土地庙前燃放时，声音特别震响的喜悦心情。
西沟桥头，住着林家，全家约十口人，是泥瓦匠，常给人盖房子。其稍南，有于家的大林、二林兄弟俩，除了经常给人用木轮车推石头，再是伙同别人秋季打秋草。村南泊一带，有大片芭草场(芭草能盖房、能做篱笆)。他们用镰刀一砍，就砍倒很多，再用镰刀一拢就收了起来，又继续砍着前进，很快就割出一大行。他们象竞赛一样向前砍，别人很难跟上。但他兄弟俩的另外事业是帮人“抬大杠”。谁家死了人，他们合着十几人就去绑好抬杠，把死人抬到茔地。
西北台上的王家、贾家和西北隅的荣家、田家，则是吹鼓手，谁家死人，出殡的头一天，就请他们一家前去吹打“开吊”。当晚就到土地庙去“上庙”“送水”，大概是向土地爷去告庙之意。去时多用笙、管、九音锣，奏着《罗江怨》曲，回时又多是吹奏《山坡羊》，幽扬哀婉，声闻村野。这些吹手中，荣家的荣双成，各项吹奏尤佳，堪称“民间乐奏艺术家”。这晚，死者的姑娘们，生活略好的，往往凑几个钱，让吹手们“吹堂棚”，吹手忍着疲倦，彻夜给奏些小戏曲等。第一天“上庙”回来和第二天上午，都有“成服”大礼。他们吹着笛子，由四位旧有“功名”的(有些是花钱买的“功名”)“先生”，在灵棚两旁唱礼：“俯---伏---兴---！俯---伏---兴---！”几次跪拜之后，又有“入盥洗所”“净巾”等礼词，“孝子”就在灵棚旁摆着的水盆中，用一个指头蘸点水，然后在手巾上一擦，然后就“进香”“献祭”等，在笛声中完成“大礼”。这些吹手们的社会地位都被认为是很低下的。
西邻的于家中，辰大爷是非常老实本份的农民。一年勤劳，只冬闲时才能蹲在门外和别人一起“晒阳”(晒太阳)。辰大娘很朴实和善，我小时到她家玩，她把油炸的好吃的东西硬塞给我，这都是我妈妈不许可要的，她却说：“这是妈妈叫你拿的。”我拿回家，妈妈却未说(批评)过。他儿子于万清，我长大时常在一起玩。我吹箫，他弹“大正琴”，十分和谐，他高兴地说：“声音都到箫筒子去了！”
后邻李姓两家：一家李三哥，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会使牛，每次耕种都是他掌犁；也会厨子手艺，哪家有婚丧事，都请他去帮忙；也喝点酒；好讲故事，能说今道古……什么“关公大战长沙”“赵匡胤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等，讲得眉飞色舞，引人入胜。两个儿子李义忠、李义山，我们一起上小学。另一家李有哥在县城给衙门做饭。有一年，我们几个小学生到城里看戏，他买一盘包子给我们吃。他有两个儿子叫满仓、连宝(李义宽)。生活贫困，老伴“有嫂”，经常出门讨饭维生。过了几年，李有哥的差事掉了，最后在家的日子不好过，上吊死了！数年之后，有嫂也吊死了！
村中的牟中英家、刘德山家，往往是村中办事的“会首”。如修路，由他们发令把黄土大路上被雨水冲出沟槽的地方再填上土。可是再来一场大雨，填的土又被冲走，沟槽还是沟槽。唱大戏，由他们请班子，组织搭戏台，搬戏箱、点戏。
我门前是个柳树行子，六七棵大柳树。夏天蝉鸣悦耳，人和牛中午在树下休息；牛摇着尾巴打苍蝇，人用草帽盖脸睡午觉。树行东，原有一个大湾，夏天，有些大孩子在浊水里洗澡，打澎澎。有时在湾里能捉到鲫鱼。树行南面是条小河，我小时在清清的河水里捉小鱼，放在鸡蛋壳里玩。有一年，一个孩子拿着一个成了化石的瓦垄蛤，说是在河里捡到的。另在小学时，同学传说毛家沟一带的某处黄土立崖上发现“龙骨”，被人采做药用，莫非这里和古地质有关？南山大路东侧，有大小两座和尚石塔，这里风景倒很宜人。
二、我的家庭
父亲姜书声，这是大名，只在上县城兑粮银时，听粮房喊，平时都叫“姜老祥”“祥叔”“祥大爷”等。
祖父姜文元，早故，我未见过，是在县衙粮房做“书笔”的(写缴纳粮银册子的)。据说有点学问，还颇通医道。我曾见到他遗下的《经验良方》小本，其中写着许多用中药治病的良方。另外见他一本毛边纸的杂记本，其中有“晋国天下莫强焉”的谜语；有《寻芳图》的回文诗……最中间是一个“芳”字，然后向大方框成“米”字形与四边相联，各行写满文字，不管纵横倒正地读，都能形成“芳”字结尾的一首五言诗。更有乾隆(或其他)皇帝私访时遇见一个美妇写的诗。那诗道：“登古道，过荒庄，谁家少妇碾黄粱？玉腕杆头抱，金莲步下忙；轻帚扫，慢簸扬；汗流粉面花含露，糠扑娥眉柳带霜。勤与俭，贤与良，可惜淑女配村郎！”可见封建统治者的心怀！祖父有恶嗜抽大烟(吸鸦片)，把田地多卖出，却把随田应缴的粮银留在家里，为了多卖点钱，因此家里只剩下十几亩地，却要缴纳七钱九分四厘重的粮银！
父亲不识字，却听过祖父读书(也许祖父教他读)。他常笑着背诵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吼(叟)！”就自己大笑起来！每年过年，别人向他道福“过年发财”时，他也总是说：“彼此！彼此！”
父亲留着辫子。留辫子的人在农村已经很少了，直到我上学前也还给我留着辫子。父亲每年冬天，到东山架山一带去搂草，每晚赶着毛驴回来，驴驮两网袋(盛草的麻绳结成的大四方孔相连的农具)草，他挑两网袋。回来卸下驴时，杂草粘满了他的发辫。直到我上学时，学校不同意还给我留辫子，也劝他不必留辫子，他才剪去辫子。
我们住着三间低矮碰头的破草屋，下雨直怕屋顶塌下来！有两间东厢房。那年东厢房屋梁折断，把父亲的腰压伤，其后全身浮肿，久日不消，最后经人介绍喝丝瓜瓤水；于是全身的浮水都由小便尿出来，病才渐渐地好了。
我家养着一头毛驴和后邻李三哥两家“搿犋”耕种。那年冬天，还替李三哥饲养一头小牛，一冬天攒了不少粪。经常养一头猪。猪肥时，总是卖给村东头姜生的床子上去杀。姜生弟兄每次来赶猪，都带一有大铁钩的长杆，把猪下巴钩住拉走。父亲总是劝他将猪赶走，不要用铁钩拉。有一次，我生病，母亲许了“愿猪”。我病好后，就请姜生弟兄来家杀一头猪，向天神还愿。那还愿的祭表上，写“备有愿猪一口”，但还有“鸣鸡一只”，这“鸣鸡”却只是杀猪人带来的一只干鸡脚，蘸着新猪血，在黄表祭文上叩一个鸡脚印！原来天公也会受欺骗的！家里每年养几只鸡，每在过年时，都杀两只公鸡，蒸得半熟，一只献在祖先供桌上，一只献在财神供桌上，这些供桌都还有鱼、肉、黄花、木耳菜等供品，外加几个点心小碟。过了年，便将鸡肉分次撕成肉条，招待拜年的来客；或偶而“请媳妇”(今年你请人家的新媳妇，将来人家会请你的新媳妇)，吃几次喷香的鸡丝面。
每年也吃一次水果，就是七月十五日。在家祭祖，要买一点花红、柰子等小水果(那时这里没有苹果)，还有一个不大的西瓜。供完之后分给全家吃。
父亲每年冬天买一点肉拿回家，母亲做一顿包子吃，用东菜园姚德叔送的大白菜做馅，肉切成小方块，做熟后又淌油又腻口，真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幸福的一次！父亲从不在街上买包子吃。他说：“在大街上买包子吃，把那钱割点肉，回家包顿包子，全家都可以吃上了。”
父亲每年自己做鞋穿。母亲也曾纺纱织布，可是后来威海卫(尚是英租界)界内草庙子集，大量收花生米外运，我家也尽量多种点花生。每年卖点钱，并从那里揣回点洋线、洋布，并能换回一袋大米来，生活便开始变样了。母亲也不纺线织布了，织了布拿到市上顶不住洋布。也不用豆油灯，开始用美孚、太古的洋油了。洋火(火柴也先是外国输入)也有了，父亲不用火镰、火石打火了。外祖父家的铁匠炉，一个一个都停业了，资本主义冲击着封建农村的大门了。帝国主义在抢占中国市场，掠夺超额利润！可是我父亲还是自己做鞋，穿布袜子，虽有卖的布鞋和洋袜子，也不买。
母亲生下我和弟妹八、九个，可只活下五个，其他多是一两岁便夭折。其中一个小妹妹，病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无医无药)，奄奄一息，父亲听人说：喝点染缸里的水，能好就早好，不能好就早……这个妹妹就喝了一小盅蓝黑带臭的染布水，不久就死了，我想起就心碎！
叔父姜书和(名生)，住村东头。常年与婶婶卖“火烧”(烧饼)为生。他有间南屋，过年期间，就开设小的纸牌赌场。我父亲常去玩，参加赌。赌得恋了，特别是输了钱时，总想“捞一捞”(捞回来)，就整夜不归。母亲急了，便同我打着纸灯笼，到了东街可以看见叔父门的地方，就让我自己前去，见我进了门，她才回去。父亲见我自己打着灯笼来，就问：“谁送你来的?”我按母亲教的话说：“我自己来的。”父亲急了，立刻同我回家，责怪母亲：“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叫他自己去找我？”从此父亲再也不赌钱了。
大姨家在村东六里沙河子村，只有两间正屋，东正间是厨房、磨房；西卧间被遮在别人家的西厢房头上，只有早晨和傍晚前的很短时间，太阳能上窗纸，余时屋内漆黑。姨夫周姓，是个老实近迂的人，初一、十五都吃斋(不吃荤)，期望能升到五台山去。我一个六岁的妹妹，被大姨接去住，可是不到半年，竟突然因病死去，被抬送回来，大姨悲痛欲绝！
外祖父一家，我是常去的，尤其舅父一家。舅父很黑，人称“黑官儿”，不识字，常笑嘻嘻地说：某某有老学的先生“下蛋”了(入了单级小学讲习所)。我小时，他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同父亲到城南三里庙子赶会。我十五、六岁时，到一家亲戚家赶“周年”(病故的人周年祭日)喝酒被人劝醉，是舅父把我接到他家，用少许缓性的“神仙酒”(黍米做成的甜味稍酸的酒)把我的醉“引”出来，过了两天，才慢慢好了。
止马岭河北柏果树底下村，是我另一外祖父家，于姓，是我父亲第一次结婚的岳父家。但那个“母亲”早死，无子，父续娶了现在的母亲，就一同“闯高丽”了。我母亲是这于家老人的“替头闺女”。母亲待老人犹如亲父一样，老人对母亲也如亲闺女。于家姥爷赶集时，常来我家，坐在条凳上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些家常亲切的话。母亲愉快地招待老人。
于家姥爷的孙子和尚和许家屯村许正顺老人的大女儿结婚了。在我小时于家姥爷又联系把我和许正顺老人的幼女订婚了，记得“下柬”(好象是男方向女方送订婚的柬帖)时，请几桌客，我要来回地向各桌问“壶好使不好使？”(即壶里还有没有酒？)我七、八岁时，在和尚嫂(也是姐)家里见过她的妹妹一次，但是开始未告诉我。她还是个小姑娘，穿着蓝衣服，坐在炕上抱着姐姐的小孩。我们未说话，和尚嫂只在旁边笑。
三、富户和神庙
我村富户，似乎首富是张仲森家。他是在外地做生意发财的是在大连，还是在别处?我未了解。但是他有一个日本儿子谦次。此人受过教育，绘画很好，画一副彩色的大轮船在蓝色的大海中，甚是自然逼真，钉在我们学校教室墙上，他也到学校来教图画。他随笔画一个书包，线条曲折流畅，一如实物。他中国话说得也很好，除了相貌白晰，仍是日本人样，其他和中国人差不多。张仲森还任村学校校董。他在外地见过世面，他讲：回答人们问路时，要说“向左”“向右”，不要说“向东”“向西”，因为人有时会转向的。他从外地回家时，很有气派，但他本人日常表现倒很谦恭。他在家盖了前后两大幢高大的青石瓦房，每幢六个烟囱向上都筑有各不相同的大盆花(以后环境不“静”，怕被“绑票”，又都专门把盆花打去)。他母亲出殡时，两席棚阁楼吹手，两个巨大的纸扎的“把门将军”和两个巨大的纸狮子摆在大门两旁，配合着巨大的白布牌坊。还有乡的保卫团的士兵给站岗。他日本儿子结婚时，两乘人抬的彩轿，由一骑马披红佩短枪的“保镖”作前导，当行至正演大戏的戏台对面时，戏台上立即停止正演的戏，而“加官”上场，展开手持“天官赐福”四个大字，递字的人高呼：“张老爷加官！”……彩轿过去不久，戏台上又即出现一个衣冠不新的小生，随着旁边高喊的人屈膝，高喊的人一手擎小盘托着小红包：“谢谢张老爷赏！”气派是很大的。他家雇两个长工(一个“把头”)，养两匹大骡子，家有一乘轿，谁家娶媳妇就让长工赶着骡子驮着轿，去帮人办喜事，也给长工找点好处。他老婆腿有病，不能走路，雇有一名丫环伺候。有说他在外有个日本老婆生了那个日本儿子。他新凿一个大石碾，许多邻人帮助挂彩拉回。他盖了碾棚，让村邻随时去自由地碾米面和粉碎喂猪的地瓜蔓等。
另有王德修家，也可能是外面有生意，居宅和家庭生活很阔气。他是本村的士绅。
地主富户，大概是在村东南一里许的营南陈家。那里的陈姓、牟姓，都有吃租的田产，并有“布谷堂”“△△堂”等堂号。出来的学生，都是“强人”一等，有时无缘无故打人一个嘴巴，并恶语骂人！村中有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学究陈景溪先生，头上顶着小发辫，在家招收乡绅子弟传授孔孟之道的老书籍。
村南一里的营前村，也有有堂号的人家，并还留着以前竖立的一支未见挂旗的旧旗杆，不知是什么有大清“功名”的人家。
村西三里的漩夼村，有蒋成章者，是附近封建势力的主宰。有钱人家出大殡时，才能请得起他去做“点主”的人；他坐在一张挂红桌帏的桌后，在木神主牌的左右两侧，用朱笔画两个小圆圈，叫“贯耳”；最后在“神王”的“王”字上，加一个朱红点，就成了“神主”了。他与县内上层交往，都以文言会话；他反对任何改革，曾摇头晃脑，拖着长腔地批评有新思想的人；“那能行吗？不能行呢，吃包子得吃馅的！”他与文登县 字会及县里的头面人物是时常在一起的。城里几座烈女石牌坊和我村东大道边的一行妇女“贞节碑”，都是他与其先辈的“业绩”！
另，我村的庙宇特别多。
村东头山坡最高处，是玉皇大帝的殿堂，由上面庙台基至下面的庙，约有四、五十级石阶，约成五十六、七度的斜坡，我小时都不敢上下。下面由东而西，排列着“三官”(据说其中有老子、药王，这还有点意义)、“碧霞元君”“灵官”……等五、七家大小众神。大庙院外东头，是一个小的“土地庙”，里面塑有土地爷、土地奶奶、小鬼等。这庙虽小，两旁却长着两棵特大的白果树(银杏树)，干须四、五个人才能抱拢，高约比今日的几十层楼还高。按“桃三杏四李五年，要吃白果三辈传”的说法，这两棵大树，不知经过若干辈了？年年果实甚丰，果皮却烂手。这庙里住着一位老道，他以后收了一位唱戏的武生福禄当徒弟。
村里大街上有“关帝庙”。入门处是守门的“四大天王”，塑得特别威严凶悍。其西邻是“火神、马神、财神”的合庙。“关帝庙”后身高台深处，殿堂凡几，诸神庞杂，难记其详！但是那个塑在梁上的小神怪，每次都引起我的注目。此处还有一个三尺高的木牌，上刻一行金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似乎是大清皇帝的牌位，后据说是明朝皇帝的遗制，未单具供桌，却也未被除掉，还杂在诸神供桌上不显眼的地方，偷享人们的跪拜。这庙住着一位特别胖大的和尚刘九师傅，估计体重当在250斤以上。他后来招收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徒弟慈庆，也送在本村学堂里读书了。
再西，是毗庐庵，就是以后我们的学校所在。前山门是两座特大“把门将军”“哼哈二将”，威严可怖！正殿是弥勒大肚佛，袒胸歪坐，笑容可掬。后殿不知是什么神怪，早已搬没。所存以上诸神，也在民国九年(1920年)搬掉了。“拉庙”那天，母亲不让我到校参加，怕惹了诸神降灾！这庙里还剩一位刘仁和尚，在学校西厢住了好久，我们三、四个小学生偷吃他晒的地瓜干，我也被朱老师第一次打了手板：“你朝朝守规矩，今天你也……！”啪啪五七下。
又西北去，靠近荷花池的上坡，有一个什么庵，里面供着“送子娘娘”。也真怪，后来偏偏在这里办了几天女子小学！是文登城里一个70多岁的毕老先生任教，他暑假还给我们讲《幼学琼林》。
最西村边土岗上，一座大的坐西向东的庙宇，塑着“十八只手准提观音”。其右南向一座小庙，是“虫王庙”，一个年青的小将手握一条红头虫子，他是管降不降虫灾的。这两处都无僧尼，由邻近村民给他们看管门户。
以上各神庙，凡居处偏僻，并有丈许余地者，都存放着有些村民准备为他们老人送终的棺材，森森可怖！
这些众神，未见保了谁家平安，却在默默地管束着人们的思想！
四、乡民
全乡的人，大多数家庭是五、七口人，种着十几亩，至多二十亩地。多喂养一头牲口(驴或牛)，与别家“搿犋”耕种。养一头猪，是为了攒钱和卖点钱；自家不过年过节，很少吃肉，有时来客买点肉，尽量要肥的，也为着炼点油。平时吃饭，都没有炒菜，只有点咸菜。至多一个鸡蛋，放点虾皮、菜叶等蒸一小碗，叫做“盐酱”，全家人就着吃饭。对个别人吃饭有炒菜者，都称之为“那是祸不吱啦(用油)不吃饭的人！”还天天有讨饭的人到门，一天三、五起，男的在大门外喊着要；女的就拖着一根大棍，支拨着“汪汪”叫的狗到内门求要，多数是给一小块粑粑或地瓜，也有的干脆说：“下回再来吧！”有一个高个子叫杜仲的男人，却是每次跑到内门要饭吃的。据说此人以前是颇过好日子的，曾是“吃饽饽不吃皮的”！然而后来成了“披麻袋”的要饭客。但他的表现却是无忧无虑的样子，总是哼着“呼吁呀呀”的声调，走到人家内门来，就没皮没脸地向人讨要。他有一个“职业”，是“夹死孩子”，谁家的小孩死了，就找他用谷秸裹一裹夹出去埋，给他几个钱。张仲森的日本儿子结婚时，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斧头，还挂上点小红布，就到张家去，说是“送福”！自然就给了他一些好吃的。
秋天农活忙。家里生活困苦的男人，就到早市上卖短工，挣几个钱，还在外面吃一天饭。生活再穷困的就不知要寻什么别的出路了。
文登营街上，开始只有一家中药铺，叫仁寿堂，是瘸腿的初莱先生一个人经营的，也没有看病的医生，病人多是求别的懂些医道的人看病开方，到他那里买药。每年端午节前，许多妇女叫孩子到他处要“麝香”，他就会给一小包有香味的草药，孩子们带回由妈妈、姐姐们缝个有彩线的小香袋带在身上。“城门”里只有一家店铺。中秋节，掌柜就请几个伙计吃酒划拳，吆三喝四，增加了大街过节的气氛。幼时听说“划拳”的人，谁输了谁喝酒，感到很奇怪输了的人，反到得到酒喝，不是太便宜吗?
农民一般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如有所需，到集市上去买。那时全县各集的集日是：一、七(每逢农历初一和初七)县(文登城集)，二、六汪疃，三、八草庙子，四、九营(文登营)，五、七泊(大水泊)。小贩就轮回到不远的集市上去出摊。集市上有时能买到鱼、虾，是从南海和北海贩来的。有一卖杂品的，兼有小唱本《武家坡》《刀劈三关》《小上坟》以及吹牛的《吹大气》等，还有“灯虎”(谜语)《万事不求人》(人们还叫皇历)，上面载着何日“不宜出行”“不宜动土”等，还印着黎元供、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之类“大人物”的头像。有的农民在山上打着野兔，就支起一口锅，在集市中卖兔肉丸子。
平时走村串街的小挑买卖也有。有摇晃着一铁片“哗……哗……哗”不断响着的补锅补盆的；有叫着长声“ 箩、卖箩”的(给人补箩面箩的)，有摇晃着好听的货郎鼓卖彩花、彩线的。冬天，有卖“糖球”(糖葫芦)的。腊月二十三快到了，要“过小年”了，就有“当当”敲着小锣卖麦芽糖和“糖瓜”的。“糖瓜”是把麦芽糖做得圆圆的像核桃大小的糖块，人们买了去，专为二十三日晚，供奉灶王老子，糊住他的嘴，让他上天去专门“言好事”的。可是，把他的嘴封住，岂不是连“好事”也言不得了吗？人们却没有当真地去考虑。有的农民收入短缺，就兼做些别的生计；有的农民闲时沿街卖包子；有的秋天为人放猪，一人赶着三、四十头小猪，口喊着“罗罗罗、罗罗罗”到刨过花生、地瓜的地里找食吃。小猪处理之后，就炸油条、麻花卖。清晨，炸油条的香气倒弥漫着静静的乡村。
五、小小的欢乐
乡民们一年有几次热闹和小小欢乐的时刻。每年三月三日，赶我村东三里路的金龙山庙会。这里是供奉龙王的所在。四月八日，据说是“老母”(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的生日，赶我村东庙的庙会。有好事的还可赶文登城南三里庙子的庙会，更有少数有兴趣或为“还愿”，去赶回龙山的庙会，因为这里是“李龙王”的老家，香火更盛。所有这些庙会，尽着地方大小，都满是人山人海。卖牲口的，买卖各种农具杂物的，饭棚酒馆也都有(其实这也是农村的交易会)。特别到中午时分，各大村庄的高跷、抬阁、旱船、竹马(三里庙子并有水道村的活马)，各种表演，十分热闹。鞭炮、火铳交杂鸣放，声震遐迩。赶庙会的，多是高兴而去，比较满意而回。可是在这一去的大路旁，却十数步一个地排列着一些严重的残疾人，缺腿少臂的、瞎眼的各色都有；有的用菜刀或别的铁片，在自己的胸脯上拍击，他们盘坐着，磕头至地，“爷爷、奶奶”地叫着，闻其声，见其形，惨不忍睹，有人就投几个铜钱去。但据说，他们也有“头”，他们弄了钱，除交“头”外还可以吃喝些好的呢！这也是一种可叹的社会现状！
我村有一年四月八庙会，曾同时唱着两台大戏。人们纷纷说：“文登营，大发楂，对台戏，捎架花”(“架花”即特别制作的高层焰火)。但“架花”这次是没有放的，倒是前几年金龙山庙会的一个晚上要放“架花”，人们都等到晚上观看。当夜幕降临时，由金龙山顶，一个火光伴着“叮叮”铃声(人们说是一个小毛驴驮着火种)，由接到“架花”顶端的铁线滑下来，燃着“架花”底层的引火线，我只记得一层有打秋千的，一层又似乎出现那时“人丹”广告牌上的那个有胡子的洋人形象。
我村每年冬季或正月十五，又多在大街的关帝庙前(庙前两支高高的大旗杆上，都挂着绣有“协天大帝”四字的大黄旗)，或在东庙处演一次大戏，以庆祝一年的收成和答谢神灵。生活能安闲点的(很少)，可以白天去看；一般人多是去看夜戏：六盏冒着油烟的豆油灯下，聚着一天劳动的人，稍微得点娱乐休息。那里的戏，主要是唱京剧兼演河北梆子戏。戏文中奖善罚恶是主流，对人们进行着传统的道德教育，但封建迷信、循环报应的成分也很多，兼有些淫秽不堪的表演，可是村中几个恶少，却偏在这些地方叫“好”！
一年，杜家泊村，还组织一次“跑黄河”，约半里平方的沙滩上，用秫秸和草绳界出多层九曲“回文”通道，每一回环转角处点着一支明烛。各村秧歌队就在通道中忽走西、又走东、忽走内、又返外，满场人流不断又互不阻妨。锣鼓喧天，灯火辉煌，人心鼎沸！若按路线走，能走一、两个钟头。但有些走得不耐烦的，就抬起所界的草绳，抄近爬出。人称“扒狗道”的！这戏玩倒很新鲜。
夏季的晚上，有时有说鼓书的，在关帝庙前乘凉说书，说些《胡家大上坟》《薛礼征东》等故事，一连数晚，吸引着不少人去听。艺人们描绘各种人物的语言表情，维妙维肖，深感人心。
往往每年能唱一次“头子戏”(大木偶戏)，这是“七人忙，八人闲，九个人不挣钱”的小剧种。几个人演唱着如京剧舞台上一样的戏，由一个、两个、三个人操纵着木偶，在台内表演。最突出的差不多是晚上的压轴戏《天河配》，演到结尾，闭了灯，用点着的一大串香火头在台内旋绕，形成一条火星翻滚的“天河”，把牛郎、织女就隔在两边。
还常有一种“一根扁担的戏”(小木偶戏)，一个艺人挑着担子，到了大街用扁担支起二尺见方的上部“舞台”，下面就用蓝布把自己围起来，一人在内敲着锣，招来人后，就吹着哨子“嘀嘀嘟嘟，嘀嘀嘟嘟”地表演着如老虎吃人，人打死老虎，把被吃的人从老虎嘴里扒出来一类的戏。
更有一次，夏天来了个唱“独角戏”的，自己搭起不很小的舞台，晚上挂上中间和上、下场门的红布帘。开场了，他左手挽一面大锣，是唯一的乐器，其他“胡琴”等都在他嘴里。他穿一件黑长袍，右手表演一切戏剧内的动作。他演四个龙套上场时，就从上场门一个一个地走出四次，分别站在台前左右四个位置，然后“主官”上场，更是从内撩袍端带地威严出场。唱词完全和京剧一样，自然唱的没有那么好。表演两个人对唱时，就一时转身唱这一角，一时又转身唱那个角。演审案时，就一时跑到桌后去“审”，一时又跑下跪着“受审”。特别演《铡美案》时，自己扛着铡刀上场，“铡”了陈世美，还表演出脖颈带血。一个人忙忙碌碌，万分紧张！演后，脱下他的黑长袍，拧出许多汗水来！
年内也偶有“耍戏法”的(民间魔术杂技)来临，高高竖起一根四、五丈高的大杆，在上面表演吊脖子等惊险节目；场内演些喷火、花棒等杂技，常见其中有八、九岁的男、女孩表演。如在特别垫着一只凳腿的条凳上，后折腰下垂，一直坚持不动，而主演者却一直向观众讨赏钱的场面，真是状不忍睹！
此外，也几乎年年都有不定时的由“西府”(指济南以西)来的长长的人群。男女老少、携儿带女，破衣槛衫，往往是三、五百人，直到上千人的队伍。他们却不是来演戏卖耍的，而是真正“逃荒”“逃难”的人群，不是天灾就是黄河决口；他们说，他们那里是“一马平川”啊，受灾后没有办法才出来逃生的！于是每家都分派管他们吃一、两顿饭。
六、过年
乡民们一年最大的欢乐，要算是过年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一般家里都“请”了“灶王”一张木刻彩印的小画，画中是一个灶王爷，旁边是一个、而多是给配两个灶王奶奶，下方还有几个其他人物。画上部印着一年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节气，这是农业生产极有用的，画顶部还印一个黑色骑马的小灶王。各家把顶端骑马的“灶王”剪下来，放在黄表纸里，把“灶王”画贴在旧“灶王”画处。“灶王”面前摆上一碟“糖瓜”，然后黄表纸一烧，全家一拜，“灶王爷”就上西天去向玉皇老子汇报去了。人们是期望着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小年”之前，一般就进行一年一次的全家大扫除，清院室内高处旮旯的蛛网、尘土，“大年”就快来临了。
腊月三十日(“小尽”是二十九日)开始过“大年了”，家家都把祖先的木牌位“请”下来(一般平时放在屋梁上面等处)，也把“财神”(画)“请”出来(一般平时放在箱柜内)，分别两桌(按例“财神”是放在内房)，摆上供品，陈上香烛。祖先排位后面，有的还挂一张宗谱，上面写着十代左右祖先的名字；女辈则统称“其门某氏”，女辈是没有名字的。宗谱下方，还画些明朝以前达官贵人升堂入室过年的场面。财神桌上还放上一点铜钱，表示他有几个钱，将来肯分赠给这家人的样子。另外在院子当中，摆个“天地”牌位，写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众神之位”。这晚(除夕)半夜，“发纸”开始，首先向“天地”众神跪拜，然后向祖先、“财神”三叩首，对“灶王爷”也须跪拜一下。另外并给每一扇门都上一支香，答谢“门神”一年的辛苦，并祝愿一年的安宁。
夭折的子女，是不能上供桌的。我母亲在给祖先上完过年饺子后，另盛出一小碗，放在锅台上，让我死去的弟妹也回来过年！
子女们一般要向长辈磕头拜年，照例长辈就给孩子们几个“收岁钱”。
“发纸”祭拜完毕，全家吃过年饺子之后，男人们就提着灯笼，端着香纸盘子到村中各庙去烧香；真是“烧香要烧个到”，哪家“神仙”桌前都得一份香纸！但是气氛确很热火，熟人见面，少不了“过年发财”等吉利话；人香来往直到深夜。
过年是要说吉利话的。饺子破了，不许说“破”了，要说“挣了”(挣钱的意思)；吃蒜不能说“蒜(散)”，要叫“义和菜”。但有的不会说，想了半天倒说：“一伙蒜(散)？”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次日(大年初一)，邻居和相熟的各家，要互相拜年：向着这家祖先桌一叩头，就向这家家长拜年一揖，这家家长也在旁边施一揖作答。
初二祭祀一天，就把祖先木牌位用木盒装套起，祭品收拾下来，供桌还是照样放着，以备年后来客跪拜和“正月十五”再祭。
初三后，按次到亲戚家拜年，一般是包袱包着过年祭祀的一方糕、一个大饽饽、几个小饽饽作为礼物到各家做客。亲戚之间，得到一年的长叙，也是比较快慰的，自然有的也会诉诉苦。
初八、九以后，看亲完了，渐渐有各村的秧歌队互相来往，远远地吹着一支支长喇叭“嘀喔嘀喔！”再看到前面打着几杆褪了颜色的旗，这村就准备迎接了。这些队除了扮演些故事，如“闯关东”“西游记”，还有不大常用的“吹大气”(吹牛)等以外，还有旱船、竹马、花灯之类，起着欢娱热闹、联络友谊的作用，也交流些不多的生活信息。“二月二”到来，有的还演龙灯，这是“二月二龙抬头”，期望着雨水调和，农业丰收之举；有的还给龙头挂上红彩，还放些鞭炮，表示欢迎和吉庆。
“正月十五”是灯节，家家又祭祖和祀财神，并每家大门上挂一盏灯笼，一般各家还制作各种“面灯”，即用豆面捏成中间有个油碗，插上一支棉花杆，倒进豆油能点的灯将“猴灯”放在门旁守门；“鱼灯”放在水缸里，用水瓢漂起游动；“圣(剩)虫灯”放在粮囤里点着，并把家人的属相都做一个灯猪、牛、羊、兔等，一齐点起来，光焰掩映，油味薰鼻。大街上新设的商店，有的点上“走马灯”，有的还自做能一脚活动的“踢毽灯”等。有些人家除放些鞭炮外，还放几个“泥筒”(泥外壳的焰火)，放出绚烂的彩花，照耀着夜空。
正月十六日，是专门祀财神的一晚。这天过了，新年就过完了。
但是，有些“过难”的人家，年过完了“难”却是没有过完的！
七、小学时期
我九岁才入了本村小学，那是1921年，民国年了，学校就在本村毗卢庵大庙里，教室里的弥勒佛和前面“山门”的哼哈二将的泥塑还都没有拆除。开学时，校门前交叉挂着两面五色旗。父亲送我到学校。高年级教员王姑父王先生，他是我姑母的儿子的亲姑父，我也称姑父，他给我取学名叫姜继盛。这学校当时叫“作民学校”。
头一学期，语文课本还是《国文》，如其中有一课文是：“儿持球，犬见之，疑为食物，对儿摇尾。”开始学的《校训》歌词是：“人生自离父母身，诚实……君不见华盛顿，斫树不欺亲。诚实，诚实，校训第一，勖哉我国民！”政治课本是《修身》，其中《尚武》一课，画着穿着民国军装的两队士兵，在炮火中向前冲杀的场面。到第二学期，语文课本才改为《国语》了。开始学“”等40个注音字母。
我班首任老师朱寿全先生，威海卫人，约30岁，是由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很会教学，也爱护学生，哪个学生在班上病了，都叫到他铺上去躺一躺。他会画画、做手工、会唱歌、注重体育。领导建立了单杠，领导学生用小皮球按足球规则踢。当时我们国家被外国人视为“东亚病夫”国，他便编了一支“体育歌”，并用舞蹈动作教唱。其歌词有：哥哥弟弟，运动要勤，人生体育最要紧。凡百事业，待我做，哪事不用我这身？有了这，强身体，才有那，健全的精神！……“病夫国”，可耻孰甚？到如今，是共和国民，哥哥弟弟，抖擞精神！……表现了他的强烈的强国愿望！他也常为学生家长画画方枕头两端的花鸟画等。学生和家长都对他印象很好。但是，却由一个学董开设的新商号(双合盛)，常邀他去打麻将，不久，他输了钱，二年以后，他就离校回威海去了，几年无消息。后来，我问那位校董知否朱老师以后的情况，他冷冷地说：“他在威海抽大烟了，犯了法了，被带上手铐在大街上游街了！”我真不敢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在朱寿全老师的爱护教育下，学习成绩不错，差不多每学期考第一。
在我一年级第二学期的秋天，文登县长要来校视察了。几支三尖的绿色、黄色大清龙旗闪过学校墙头。我们赶急进了教室。原来这县长是坐着几个人抬的大轿来的。两个长袍马褂戴礼帽的人物进教室了。他们走在课桌行间，前头的一个向一个同学的书上一指，问是什么字。同学李文宽站起来回答：“窗。”看来他满意了，不久就坐轿回衙了，完成了对我校的“光顾”！
第三学年的春季，由于父亲几年卖花生米剩了点钱，想把三间下雨就担心倒塌的低矮的正屋“翻新”一下，就找来人在东村三里处一个石窝子打点石头。中午，父亲去送饭，路上拾了一把小刀子，可以裁纸和削铅笔，父亲便给了我。第二天我带到学校，一个王△△同学，硬说小刀是他的，于鼎臣老师就让我中午回家叫父亲来。可我回家未敢告诉父亲，父亲却不知怎么知道了此事，便生气地到了学校，见于鼎臣先生还未说几句话，于先生就火了，对我父亲申斥不己！幸亏学董向四先生说和，我父亲才出来了。小刀给了王△△，父亲生了一肚子窝囊气！母亲也来学校外面说明情况，也被那个有钱的学生耻笑一顿。这学期结束，我列第四名。
学董向四先生，据说他是“反秃子”(推翻满清革命)时有名的人物，他曾掌着大旗，在城东五里碑处高喊：“大旗不倒兵不散！”不知他大旗所指究属何方？
联想到母亲常说“反长毛”(太平天国斗争影响到胶东)时，老百姓另一次“跑反”，母亲和外祖母家的人，跑到姥姥家南约二十多里的登登口村。史说登登口村边有个“棺材石”，每晚有仙女(或鬼怪)出来叫喊，后来村民把石棺顶劈开了，仙女也不再来了。至于“长毛”有什么劣迹要“反”，没听说过，当然“长毛”有何长处也未听说过。后来我教学时，路过登登口村，果见村西河边有那个劈了顶盖的“棺材石”。
五年级时，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纱厂工人顾正红，后是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文登中学的学生四人曾到我校演讲，宣传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暴行。以后这“五卅”特别是连同1915年5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签定的“二十一条件”的日子，都成为“国耻纪念日”了，那个《五九国耻纪念歌》写道：“今夕兮何夕？五月九，国耻纪念日！……”是专写日本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二十一条件”的！悲惋凄凉，励人永志！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惨杀了中国公使蔡公时和外交人员多人，全国增加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忿恨！
六年级春季(1926年)，我十四岁，天花大流行，我生了满身的牛痘。由于母亲一时不离的护理，我的大病竟痊愈。可是，那年因天花死的人实在不少！读完六年小学，毕业证书也发了，可是第二年我们三、四个已毕业的学生却又到校了，实是不知六年毕业，小学就读完了。因此我们几个人就又参加“复习”一年。
复习这年(1927年)，正是山东督军张宗昌布告号召种大烟，又提倡“读经”(读《四书》《五经》)的一年，王 先生给我们讲了上、下《孟子》，讲得很好，使我们能粗知其义，教我们懂得些古文和学作五、七言诗的知识。
1928年春，我们“复习”的学生，不能再“复习”了，入了本村崔五先生新设的私塾，专门“读经”。这老先生可是学问有限，只能自夸，给我们第一次出的作文题《茅屋论》，他给改写的第一句话“盛矣哉，今日之学堂也！”说这是“八股”很好的“破题”！对国内的战争纷乱，他传播赞语说：“有一人，头顶草，脚踩石，平定天下，必得此人。”这不是“蒋介石”吗？封建反动势力造舆论，就造到这些封建人物家里！
不知何时，听说张宗昌被“抄家”了，张宗昌被枪毙了。文登县在外的大官毕庶澄也被抄家了。过去他回家时，七、八个姨太太的汽车连串跑的威风没有了，说毕庶澄被枪毙了，棺材被送回家了。
但是有些私塾还在开着。1929年春，我们二十余人，又在村东庙下面的客屋里，新开了王鸿宅先生的私塾。这老先生还有些“学问”。我们跟他读《左传》《诗经》。这时作文、作诗，讲究“气魄”要大，故意要用什么“龙”啊、“翰”啊……自然好景不长。秋天，县里一位穿着雪白中山服，提着文明棍的视学委员毛义亭来了，向他恭恭敬敬递上一张名片，这私垫便结束了。
张宗昌提倡种大烟的“业绩”，使有些人也种了一阵子。我西邻新搬来一家董步云老人，专卖大烟。以后大烟被禁止了，他还是偷偷卖，经常烟味薰到四邻。一次烟味正浓时，捉大烟的来了，他与烟客慌忙收拾一阵，捉烟的进来，他指天起誓说：“我若卖大烟，不是俺爹爹妈妈养的！”自然捉烟的人，很容易地从炕洞里掏出他的烟具来，把两个人都带走。自然，花点钱，他们也回来了，捉的人可以以后再捉。
八、“文明戏”等
离开了王鸿宅的私塾，我却借到同学牟树奎(星五)的一本《孙中山演讲集》。他讲的《三民主义》看后很开眼界，特别他提到中国受到列强剥削，每人每年要向外国缴纳一元大洋的“人头税”以及其他论述，确实增加一些新知识。
这年“双十节”，我村绅士王德修居然办起“提灯会”来了。找来了几个纸匠，大扎各种形式的灯：鱼灯、鸡灯、桃子灯、梅花灯，方的、圆的、扁的、长的，各色都有。召集我们几个能写字的同学，按他抄的单子照写：什么“工界”、“农界”、“商界”、“学界”，口号约有二十多条，其中有一条是：“打倒赤、白色帝国主义！”当时不知是什么意思，也都照写。“双十”之夜，点上蜡烛，敲锣打鼓，在不大的大街上走了一趟。
县城里演起“文明戏”，我特意去看。第一次看到在台上说笑的是剪了发的女学生。节目演出有《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歌剧，有《一块铝》《不识字的害处》《捉私塾》等话剧。县党部干事刘植敬编写了一出“无皮县政府”压迫农民的话剧，他自演那被压迫的农民。可是剧演完后，他也就成为文登县政府监狱里的一名“囚徒”了。他即以“囚徒”的名义写文章表示抗议。
1930年上半年我被我村校长王 先生找到学校帮助抄写公文。这时，学校每向教育局办事，都要按《公文程式》缮写“呈”文，因此“等因、奉此”的文信不断，我就帮助抄写。
这时学校才开始提倡男女合校，大唱《打倒列强》、《黄花岗上草青青》等歌曲；学校办起了童子军，那时童子军三条誓词中，还有“扶助农工”一条。可是以后就没有这一条了。
县里成立“农会”。农会干事(农会负责人)于竹卿(人称“于竹竿子”)在成立大会上讲：“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咱乡熊还有个乡熊会儿……”这是他对这个组织的“开场白”！(“乡熊”，是诬蔑农民之词。)
农民是不被尊重的，农民生活是困苦的。农村里没有毛巾，洗脸多是在房门旁挂一方白色或蓝色的小方布，一家人和来客洗了手脸，都到那个小方布上去擦干。没有香皂，所以有些人挖苦有的青年结婚到女家去，偶见专备的香皂，以为是点心吃下去，回来却说：“媳妇好娶，外国点心难吃！”以作笑谈。县城里也未见牙膏，农村偶见学校教员使用牙粉。农民一般是不刷牙的，可是正是这般困苦淳朴的农民，贡献着整个社会需要的粮食、衣物等生活用品。
我七、八岁时，除担负背着妹妹玩，还能帮母亲刷锅洗碗，冬天还能做烀粑粑、地瓜的饭。只在一次农田拔草时，一时脑子分散，象是呆着玩，受到父亲训斥。在校读书，除了收庄稼农忙，要请几天假，帮父亲赶驴向家搬运外，在十四、五岁后，每年夏天暑假都要脱掉鞋袜“上山”帮助父亲锄草，一个假期完全锻炼好赤脚走，并习惯在苞米田里苞米叶子的划割和汗透衣衫。十五、六岁能挑整整一担水，也可以不放下水桶，直接由肩上将水倒入缸内，也能扛起满满一“口袋”(当地的五大升)粮食，从场上扛到家。秋天每当傍晚赶着毛驴到谭家庄东新买的薄草场去搬父亲割下的细毛干草时，都是唱着郑板桥的《道情》歌，愉快地走着，也迎接那“月上东山”的晚景。每当清晨，顶着星光，戴着露水，到田间劳作时，感到那山壑真是可爱；特别是秋天的早晨，看到远远田野的村庄上，覆盖着长长的一片白烟，更感到“浓烟深庇野人家”的美妙田园情趣！
王 先生的儿子王镇文(王焕)在烟台八中(高中)读书，给我寄来两本新小说，记得一本是《三弦》。我第一次领略新小说的写法，我很欣赏其中一些优美的句子，这对于我以后到中学师范读书时能写新作文，并常评为首卷，起了重要作用。下半年，我被王 先生的侄子王岐峰(县教育局视学委员)介绍到大水泊东南的河清村小学教学。学校刚办了才半年，学生仅二十余人，邻村有教员于范五(人称、也自称“烦人物”)、黄肇亨等，他们尚会教学，也有些社会经验。于范五指着墙上贴着的国民党要人的相片说，△△是“改组派”，我也不清楚什么是“改组派”。
秋天，来一骑自行车的人，递出一张名片是：“文登尚武武术学校校长尹铜镖”，好个有名气的人！便热情相待。但他的“学校”在哪里？只听他笼笼统统说了一阵。他并自吹会看病，会画鹰。一、二天内便被约为“把兄弟”。后来却见他打一个“三番子”小辈的人，毫不讲理地逞威风，才知他是“三番子”辈数较大的家伙！他是大水泊人，我为他到大水泊买药，药店的人问：“是谁开的单子？”我说：“是尹铜镖。”那店伙计说：“哦，小心！”我问：“小心什么？”另一个店伙计说：“没什么，要你拿好，走吧！”以后才知道他是一个不务正业、到处招摇撞骗的流氓！我被他骗去十多块银洋。他的恶习，也给我极坏的影响。我也从他处拿来一块手表，这成为我以后入文中师范班，三年“通学生”，无一日迟到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