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发动阶段（1966年夏至年底）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 的社论，使境内预定要结束的“四清”运动，不得不增加“文化大革命”内容。“
四清”工作队领导各单位批判斗争“反学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 全县共错误地批
斗了一千余人。各学校开始批判“三家村”，批判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7月中旬至8
月11日， 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于文城， 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
200余名教师批成“黑帮分子”。“四清”工作队在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匆匆撤出。
8月8日， 中共中央《十六条》公布，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方式是开展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8月18日，毛主席
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 来， 师生思想动荡，各校“文革”领导小组统一成立红
卫兵组织， “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由于“左”的思想驱使，分辨不清“四
旧“的界限， 以至于毁坏文物古迹、字画古玩、古陶瓷器、古旧家具、京剧戏箱，
连老年妇女挽的发髻也强行剪掉，23户知名人士被抄家揪斗。文城的丛兰墓、申子
墓，城南的五里塔，郭家店村西的徐士林墓，圣经山上的混元殿、东华官的五华碑
等珍贵遗址、文物都毁于此时。仅县文化馆珍藏的3552件文物，除烟台地区博物馆
借支2273件外，其余1279件全部毁掉，其价值难以计算。11月15日，全县中等学校
推荐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代表1500人， 由县委派 干部带领进京，接受毛主席检
阅。同日，县工交系统职工在汽车三队大院召开成立红卫兵组织动员 大会。此后，
县直部门及厂矿企事业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在《人民日报》社论《红
卫兵不怕远征难》的鼓动下，青岛海洋学院、潍坊护士学校等外地红卫兵来境内城
乡“串联”，境内中小学师生，也赴外地“访问学习”，“停课闹革命”。
县委对来势猛烈、不通过党委逐级领导、变化莫测的运动，无所措手足，无法
领导和控制。 8月，成立由书记姜伯远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县委担
心搞乱运动，依惯例派了工作组到重点学校加强领导。但，派工作组的做法受到中
央的批判；改派少数联络员，又受到批判。县委担心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动员农
民、工人坚守岗位，动员学生不要大批进京，以减轻首都压力。但这些做法都成为“
压制群众运动”、 “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状”。10月份，境内的山东省劳动
大学二分校（校址昌阳农场）师生率先“炮轰”、“火烧”县委，要求县委交出原工作
组，回校接受批斗，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于种种压力，12月17日，姜伯远
代表县委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公开检讨，表示承担“派工作组”等“错误”的责任，
要求不要怪罪工作组的同志。但形势急转直下，县委、县政府等各级党政负责人，
均遭轮番揪斗，甚至昼夜不停；“文革小组”无法工作，全县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形
势失去控制。这时，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又煽动起极左
思潮和个人崇拜狂热。从1966年11月以后，一切文件、文章，均冠以毛主席语录；
讲话首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早、晚
要朗读或背诵几段， 称“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或“东方
红”， 田间插语录牌，临街墙上有语录板和标语口号，户户贴毛主席像和语录，人
人戴毛主席像章。
“全面夺权”和全面内乱阶段（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
1967年1月16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文城部分“造反派”抢占县广播站，
夺了宣传广播权。1月下旬，驻文登部队奉命介入运动，开始“三支两军”（即支左、
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
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2月1日，在驻军的支持下，
以县公检法系统“造反派”为骨干的“革命大联合指挥部”成立，当晚举行有万人参加
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宣布“夺取文登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3月1日，
成立以大联合指挥部为基础， 有造反派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与驻军代表参加的“三
结合”的“文登县革命委员会”。此后，文登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200多人从全国各地
杀回母校“造反”， 到处“煽风”、“点火”，其中20多人被革委会拘留过。当中央“四
一”指示下达后， 山东省革委又派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持外地回来的大学生和
当地反对“二·一”夺权的群众组织，从此，明显形成反对和拥护革委会的两大派：
井冈山派与二·一派。两派组织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都是在极
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为争当“核心”，主管“权力”，双方不断地发动宣传战，自命为
真正的革命左派，指斥对方为“保皇派”或“极左派”。各自寻求上级和驻军的支持，
争先恐后地“狠批走资派”。各级领导干部不论站在哪一方，都受到对方残酷的批判
和摧残。 7月中旬，抓住批判“二月逆流”和“反复旧”，以“王效禹划线站队”，井冈
山派得势，两派斗争更加尖锐。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下，先后发生攻
打一中，围攻农具厂、拖修厂、西南庄小楼等大型武斗，甚至抢夺民兵库存枪支弹
药， 致死人命。1968年2月，随着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等地区时的谈话记
录， 重申“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
部站出来”等主要指示的深入贯彻，经过驻军反复做工作，两派组织实行“大联合”，
但貌合神离，派性斗争不止。为稳定局势，根据上级的指示，县革委先后组织贫下
中农和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机关与学校、医院。烟台地区革委也派工
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文登。
“斗、批、改”阶段（1969年5月至1971年11月）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会后，“斗、批、改”运动全面展开。同年10月～12月，
中共文登县革命委员会及各公社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相继成立。 1971年1月，第四
届党代会召开，中共文登县委成立。从此，恢复了各级党组织活动。但县委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 不能摆脱“左”的思想指导和派性影响，在“清理阶级队伍”、“精简
科室人员”、 “整党建党”等运动中，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1969年11月，根据中共
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十条指示，全省掀起揭批“资产阶级政客”、原省革委会主任王
效禹的热潮，王效禹支持过的文登井冈山派失势。全县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分
批到泊岳家“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称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有“历史问题”和“
站错队”（指参加井冈山派）的干部受到重点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1970年2
月，开始“一打三反”，主要整不同观点的群众；工厂、农村学习解放军“创四好”。
1971年5月起，县委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开展“批陈整风”。批判“先验论”、“天才
论”。 6月，开始“批清”（批判和清查516分子）运动，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
组织大小头头，多次举办学习班，凡“站错队”的，人人要“说清楚”，写交代材料，
混淆了两类矛盾，加深了两派群众之间的隔阂。
这期间，按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整党建党，加上派性影响，一批合格党、
团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 甚至被“吐故”，一批造反起家的不合格党员被当成“骨
干”“纳新”，甚至进入党政领导岗位。但是，毕竟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对稳定
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作用。
这期间进行的所谓“教育改革”，损失严重。1970年6月，开始“实行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重视文化程度，
“走后门”成风。学校“开门办学”、“到社会大课堂”多，课堂教学大量减少，用测量、
会计课代替数学教学，以写新闻报导、诗歌，代替语文教学。中小学基础知识教学
严重削弱。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建国17年的教育状况和大多数
教师世界观做出了错误的估计， 教师成为改造的对象。1968年6月19日，接待首批
烟台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文登农村安家落户， 到1978年撤出，共接待5690
名知识青年，财政耗资284.5万元。
1971年11月， 开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571工程”纪要》，开展“批林
整风”。从此，“斗、批、改”任务，不再提起。
批判极左思潮和全面整顿阶段（1972～1975年）
1972年1月后，文登县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干部相继安置到领导岗位。
思想战线上，公开批判极左思潮，教育战线强调学习基础课，提高教学质量。1972
年6月24日， 县委召开大会，总结工业学大庆的经验，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
的增产节约运动，批判“制度无用论”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谬论，清产核资，
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设备管理维修、
安全生产、 经济核算等7项制度，扭转工业形势。农业上，重申《农业六十条》，
解决分配不兑现和平均主义，生产上推行耕作制度改革。每年冬春，组织大规模的
农田基本建设， 坚持农业学大寨，每年整大寨田十多万亩。1973年7月，驻军代表
撤出“三支两军”，标志着形势进一步稳定。
1973年10月，县委贯彻鲁发[73] 189号文件，在县社干部中纠正“批清”运动
扩大化的错误，为错斗的人平反，发还检讨材料，解决“亲一派，疏一派”的问题；
宣布”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又都不是一贯正确的”，坚决制止少数人
重拉山头的错误做法， 对消除全县两大派之间的隔阂起了重大作用。1974年1月，
全县开展“批林批孔”，中小学校学黄帅、“反潮流”、“反师道尊严”。极左思
潮再度泛滥。县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安定团结”，多数群众已厌恶
派性斗争，工农业生产均取得进展。
1975年，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根据毛主席提
出的“安定团结、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提出全面整顿的思想。3月中旬，根
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精神，全县工业战线开始整顿。10月，贯
彻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开始全面整顿。1976年2月，县委
提出“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号召，文登县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当年分别增加近2000万元，
递增幅度是10年来最高的年份。
整顿工作不断受到“左”的思潮冲击。同年3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运动，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家庭副业和自由市场视为“资产阶级法
权”和“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
“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6年）
1976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县展开，派性严重的造反头头
重新被任用。1972年批极左思潮和各条战线的整顿，均视为“回潮”或“右倾翻案风”，
极左思潮再次泛滥。同年夏，学习推广“哈尔套经验”，“赶社会主义大集”，动员群
众低价出售农副产品，市场萧条。
1976年10月21日，县城数万人集会，庆祝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各个领域开始拨
乱反正，十年动乱结束。
这一时期，县委坚持抓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其中也受“左”的影
响，但成绩是很大的。
1966年夏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文登地方组织一度处于瘫痪和
困难的境地。大多数干部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
限热爱和高度信赖，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而投身运动。但无休止的派
性斗争，造成人与人之间极深的鸿沟。“划不守的线，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
流不完的泪”， 干部群众吃尽了苦头。十年间，文化遗产惨遭破坏，工农业生产受
到严重影响。 全县停工停产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2300万元。“武斗”致伤315人，残
19人，死3人。无故被审查50多人。
1969年10月后，中共文登地方组织对某些“左”的错误做了抵制，在特别困难的
情况下，依靠富有优良传统的文登人民，始终坚持领导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
绩。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5倍，达到2亿元。先后建化肥、水泥、五
金、盐业机械、农业机械、自行车配件、磷肥、轴承、染织、氧气、汽车修理、轮
胎翻新、艺品、冷藏、预制件、石墨、盐业机械制修、盐化工、电器制修、人造板
等20多家县办工业企业。农业产值增长1.6倍，达到1.6亿元。粮食总产提高25.5%，
达到26万吨； 亩产提高51.3%，达到353公斤。1966年、1970～1976年，坚持农业学
大寨，整大寨田47.3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45.4万亩，完成母猪河改道工程及
19座小型水库工程，形成有效灌溉面积24.5万亩，农业技术改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