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大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表社论，首次提
出了“大跃进”。 1958年3月8日， 县委召开有乡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1958年全县工农业生产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五年内工业总产值（包括渔业
产值）年递增65%，1962年达到1.58亿元，超过1.5亿元的农业总产值。按当时的计
算方法，195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7.64%，实际上1962年工业产值
按原方法计算仅占农业产值的37.5%。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
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
方针。 遵照中央的精神，文登县委也开始批判“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提倡“插
红旗， 拔白旗”，争取1962年跨入共产主义。伴随着政治上的整风反右，全县范围
各行各业大跃进高潮很快形成。工业战线上，原有手工业合作社转升为国营企业或
合作工厂。 当年8月，省委要求各县实现轴承化，限10天“报捷”。“大跃进”形势越
来越逼人。6月，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声中，县委成立钢铁会战指挥部，
县政府成立文登县矿冶公司。从9月下旬至12月，3个月内，进行4次大规模的“钢铁
会战”。先后建起慈家、姜家庄、毕家店、马山 和“公安”、“红专”等炼铁厂，建钢
铁一厂、 辛旺庄坩埚大窑、文城炼焦厂、 （正文第553页）山炼焦厂，另有各种
小型炼铁炉、 窑3万余座。为了凑数，城乡居民的饭锅被砸碎“回炉”。所炼钢铁因
质量太差， 大都报废。同时，全县掀起群众性找矿、挖矿热潮，”白天红旗招展，
夜晚灯火一片”。1958年底，“大跃进”浪潮达到高峰。按照“边发动，边规划，边建
厂，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全县“乡乡有农具厂，营营有修配站，连连有修配组”。
自省委工作会议后半个月，即12月27日，全县新建厂（组）2154处，扩建厂（组）
168处，加上原有厂（组）1085处，共3239处，3.5万名工人。有些工厂生命很短，
有的未建成就“下马”了。
在“大跃进”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
误， 严重泛滥。 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挫伤， 经济损失惨重。1959年3月，县委在
《关于1958年大办钢铁亏损的处理意见》一文中披露：大办钢铁运动中，县内商业
系统赊销物资141万元， 银行贷款34.2万元，财政拨款166.35万元，县级工业单位
损失30.65万元， 各公社花费的人工、物料、粮食等折款696.38万元，向社员筹措
砖瓦、 木板、木杆、铁锅折款134.2万元，累计损失1203万元（1958年县财政总收
入940万元）。
人民公社化与农业生产大跃进
1957年，县委受“越大越公”思想影响，将原有570处高级社调整为379处，每社
平均327.5户。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
《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下达，省
委召开三级干部会， 人民公社化高潮迅猛掀起。8月27日至9月8日，全县实现公社
化，每乡一社，共成立21处人民公社。10月20日，文登县人民公社成立，县委改称
公社党委；各乡社为基层社。同年12月，因区划调整和公社撤并，全县设14处基层
社185个核算单位、223个生产大队、855个生产队。1959年3月，县人民公社撤销，
基层社恢复原名。 4月把核算单位增加到220个，平均每个单位568户。其中与原高
级社同规模的128处。 1961年春，以村为单位建生产大队。由于区划变动和内部调
整（详见《建置》编），至1966年5月，全县定为23处公社。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公社所有制，推行组织军事化、行
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按班、排、连、营编制，大兵团作战。兴办公共食
堂，实行“供给制”，“放开肚皮吃饱饭”，农民一日三餐排队领饭。工作“四到田”：
干部到田、开会办公到田、食宿到田、大字报到田。就是在村头干活，干部群众也
要食宿在田间。公社指挥生产，牲畜集槽统一喂养，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原高级社
的公有财产全部平调为公社所有。 1958年7月26日，县委再次修订生产计划，将全
县粮食亩产计划从500公斤提高到1000公斤（实际耕亩产量为154.5公斤）。1958年
秋，莱阳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进行粮食亩产“打擂台”、“夺帅旗”。20多个典型发
言， 由亩产2.5万公斤开始，一个比一个高，最后发言的文登代表，决心搞亩产20
万公斤的卫星田，夺了“帅旗”。村村挖猪圈底，田间熏土，亩施“万斤”肥。各级干
部种试验田、卫星田，深翻3米多，分层施肥，亩施麦种高达300多公斤。因违背客
观规律，大批卫星田实际收获很少，又不得不虚报浮夸（不虚报就会被拔白旗）。
由于全民办钢铁，地里庄稼不能按时收，损失严重。1959年春，县委贯彻党的八届
六中全会和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初步刹住“共产风”和“平调风”，将生产大队
定为基本核算单位。但下半年，又强调“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
“反右倾”， 部分敢于直言、批评“五风”的干部遭到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进一步推行高估产、高征购，“大跃进”又持续1年多。
“左”的错误加上严重涝灾， 终于导致1960～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出现全县
范围的严重饥荒， 社员全年人均口粮100公斤左右。全县人口继1959年出现负增长
之后，1961年比1959年减少6133人，下降34‰，死亡率高达25‰以上。1960年末，
县委成立救灾指挥部， 全力领导群众度荒，停办食堂，把解决每户1口锅当作政治
性任务来抓，尽快解决社员吃饭问题。实行包产到户，发动种“十边地”，大田间作
瓜菜等；大搞代食品，照顾水肿病人。1961年下半年，县委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
社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进一步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当年秋，农业丰收，饥荒解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共文登县委领导干部群众，破除迷信，打
掉自卑感，奋发努力，修成米山水库坤龙水库等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至
今仍是文登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文登现代工业，如电力、机械制造、建材等基础
工业，也是这时起步的。但是，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教训是经济建
设未能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仅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
斗争的群众运动的老办法领导经济建设，导致严重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