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书
万里家风万里扬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对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已退休,但他对子女们的两个基本要求丝毫没有改变:“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虽是94岁高龄,但每当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时,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时为这两句话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伟大、神圣的事业,也是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无不遵循其“家训”,在极为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言教 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18岁的长子万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和众多知青一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万伯翱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围绕万伯翱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今后家里不会给他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动摇、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位于豫东平原的黄泛区农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他的纪念品。他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他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他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他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万伯翱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郑板桥有一首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乎情理了。在听从父亲的教导后,万伯翱愉快地留在农场。支部书记、大队长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气温通常高达38摄氏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拖拉机作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
由于他在农场始终牢记万里的话,埋头干活,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标题发表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知青日记选》,精选了他的18篇劳动日记。全国一些报纸都先后报道了万伯翱的先进事迹。一时间,万伯翱成了万众瞩目的小“名人”,被有关部门树为全国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给他写信的知青、同龄人也多了起来。一度他回信都付不起邮票钱了,农场会计见此说,你给那些要求进步的知青复信是经过党委批准的,不用你再买邮票了,就放到我这儿和公家的信一起发吧。谁知,当万伯翱在家信中提到此事时,万里回信告诫他说:“这不行,这太特殊了，8分钱的便宜不能占,还是应当由你自己来付这个邮费。”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斥为 “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由于他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万伯翱在黄泛区园艺场劳动的10年,是万里较为担心的10年,在这10间,万里先后给万伯翱去过14封信,这在万里所写书信的记载中是最多的,至今万伯翱还保存着那些信件。40年后,万伯翱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记者采访谈到这一切的时候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缓一缓,但万里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