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地方党史资料征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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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绪伦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果然如此,我早在1982年2月参加东平县地方党史的征集研究工作,至今已过去34个年头。刚开始进入这项工作的时候,如同大海捞针,从何着手,大家商量了个办法,本着先近后远,东平县找些线索,了解些基本情况,然后再逐渐扩大走访范围,逐个登门拜访,了解东平的革命历史,当时叫抢救“活资料”。这本身的工作过程又成了历史。
仅我走访的老同志就有100余人(可能有写重的,以笔记为准)。
李余积(地下工作者)、王元江(地下工作者)、解庆芳(旧军人)、强仁普、于一勤(于林甫烈士的儿子)、李晓璜(沟流人、联合会主任、组织部部长)、高明宇(东平早期党员)、杨海岩、徐维新、刘国华(五区人)、彭兴堂(五区人)、杜子俭(二区人)、孟晓东(后泊人、六支队特派员)、李晓村(二区人,武装部长)、石长茂(临湖集人,原八区区长)、王允平、孟洪九、赵玉昂、于东岱(于林甫弟弟)、田子甫、李敬堂、张效文、于志坚(于林甫大姐)、万丹如(万里姑)、侯敦(万里姑父)、郭刚(1943年东平武工部长)、田怀先(一中美术老师,万里老师)、赵法奎(魁)(赵县长的儿子)、张延积(肥城老干部)、隋长文(汶上县长)、强子正、侯庆选、赵彬、郑杰、郄晋武(东平县大队长)、郑忠民、崔宜斋、刘星(1938年在汶上工作,组织小部队)、张庆春、张剑霆、郑毓汉、陆文中、杜美印、胡国栋、孟子明、王虎文(东平抗日县长)、林茵如(林楠哥哥)、贾润卿、张玉清、井庆范、田耕、段毅超、李伯林、陆诗超、张广兰、郭东森、李鲁村、王汇川、赵佩渔、吕孝先、张中亭、刘冠英、井洪涛、张祚亭、毕德润、王啟珠、崔洁民、刘伯羽(刘仲羽的哥哥)、张映臣、李峥、井瑞文、杨岗、江明、杨光晨(原名杨献玲)、宫震(东平州城街道人)、董裕如(苇子河村人)、张子敬、田骏夫、孟凡石、王枫(东平妇联主任)、梁昌武(尚流泽村人)、张岫(张圈村人)、尚德范(尚流泽村人)、张谭、林楠(夫妇)、赵健民(早期党员,负责人)、万里 、边涛(万里夫人)、尹承伊(尹大鼻子的侄子)、邵汝群(王贺成)、徐树林、李炜、戈新、王传庆、孟昭臣、梁东峰、于东岱、郑锦绣、李佰会、王范、孙庆华、李蕴石、周持衡、于志刚、于志强、徐刚、郭少鲁、程建编、杨凤凰、李景伦、岳传科、王一夫、吴百川、宁新波、孙台兰、赵平原、颜景元、赵衍春、张云峰、王晓农、刘毅、孙哲、周君谦(梯门人)、袁振......
经过两个年头的征集资料,《东平党史大事记》初稿基本形成。 但因总未能听到万里同志最权威的审定,不能定稿。于是1983年10月14日由东平党史委主任王学臣带我进京欲见万里副总理。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万办许可,先形成一个材料交万办以帮助万副总理回忆,于是我在17号晚赶出了一个十八页的材料,名为《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于18号先到万丹如同志家,给他夫妇念了一遍。万老没有修改意见,立即给边涛同志联系,边涛说万里决定近期接见东平县委来人,先把写好的材料交府右街大红门。10月21日,王主任和我上午8:00来到怀仁堂大门口,万办孟晓苏秘书到门口接我们到万里副总理家,万里、边涛迎出门给我们握手,让到客厅,谈到8:50,孟秘书通知万副总理去开会。万里对我们说,你们的材料,我看啦,写得不错,我去开个短会,由边涛同志继续谈。边涛问,你们这个材料是在哪里写的?我说是根据两年来征集的资料临时整理的,她满意地说,你们这个材料,写的很简明扼要,很好!接着聊她所熟知的一些历史人物和故事。10:50,万里开完会又继续谈到12点多,回忆这次进京征集党史资料,征集到的史料固然重要,但征集史料的过程也有回忆的必要,它能一定程度地证实历史的真实性。

第二次进京日记摘录(1983.10.14-12.5)

1983年10月初,因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等着万里的回信,东平党史大事记不能定稿,决定我随王学臣主任再去北京一趟,最好能见到万里副总理。
10月14日凌晨4:41到达北京东站,随着人流,我和王学臣主任背着沉重的背包挤出了北京站。灯火辉煌,仍驱赶不走黎明前的黑暗与清冷,我怕感冒,添了件绒衣,搭上103路无轨电车到动物园。这时天光大亮,在晃动的人群附近找到了322路开往动物园的公交车,4站到达农科院下车,在餐馆早点后到友谊宾馆,找王学臣主任的老同学,友谊宾馆负责人赵龙。 不巧赵龙刚出去,我们在接待室等到8点。赵龙把我们暂时安排在一个接待外宾人员的招待所,4人房间,每人每天5元,餐证每人一天1.5元,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只好先登记再想办法。
上午,我们到地安门贸易市场买了点绿豆去万丹如家,万院长身体不如去年,侯敦正在炉子上煎中药。他看过我们的介绍信后,对我们要求万里回忆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感到为难,并转告万里的话,他说他忘了,谁记得谁就写吧。我们不能强人所难,午饭后,学臣同志给万丹如啦起家常话,气氛比较活跃。告别时,我们请她再给万里的秘书联系一下,去年,留下的信不知万副总理看了没有,她欣然接受。
10月15日,我跟王主任到东海前沿68号林楠同志家里,林楠不在家,张谭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嘱咐我们搞党史一定要实事求是,写万里实事求是,才是对他真正的负责。这番话使我们感到,别人谈万里,众说不一,尤其是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第一任工委书记不谈怎么行,所以我们一定要见到万副总理。
住友谊宾馆食宿费用太贵,决定重新联系住处。
10月16日,我去找我中学时的同学现在卫生部工作的孟庆芝请他帮忙,给边涛联系,就说东平县委又派人来京请万里回忆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他答应给边涛联系,不过我们感到还是依靠万丹如同志为妥。
10月17日,早饭后我们冒小雨去万丹如同志家。脚下趟着水,鞋湿透了,坐332路到动物园,换107路无轨电车到北海后门,再换13路车到十条,赶到万丹如家。万丹如让老伴侯敦给万办孟晓苏秘书联系,当接通电话后,我和孟秘书讲话,孟说,我已经向万副总理作了汇报,他的意见是让万丹如同志讲一讲,你们整理好文字寄给我就行,我说侯老在这里,你是否给他说说这个意思。因为万丹如同志走路困难,不能来接电话,侯老和孟秘书谈了一分钟的话,他不太耐烦的喊,老万,还是你接电话吧!万丹如吃力地拿起话筒大声的说,万里不谈谁谈?要接见一下东平县委的同志,你们商量商量好了。
我们回招待所的路上,雨越下越大,在动物园前一个餐馆吃了午饭,回到宾馆招待所,王主任的意思让我整理材料交万副总理,帮助他回忆。
我连夜整理好了一个18页的材料,归纳了我们两年来征集到的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决定转万里审阅。
10月18日,上午9点我们又到东四七条南板桥胡同28号。侯敦同志告诉我们已给我们找到了一个较便宜的招待所,在体育场东路8号,刘星同志的女儿在那里工作。
当我把写好的材料念了一遍,万、侯老皆没提出意见,万老让侯老直接给边涛联系,接通电话后,我听到边涛说万里决定近期接见东平县委的同志,先叫东平来人把材料送到府右街大红门。
我告别了万、侯二老,到东四乘101路车到府右大街下车,从路东向南数第二个大红门(怀仁堂大门),门岗挥手让我们止步。我们说明来意后,一位门岗先把王主任领进接待室,后来又把我领进去。等万办孟晓苏秘书来拿材料,不大会儿,孟秘书给接待室来电话,说他有事暂不能出来,让我们留下材料,等星期五上午8点(10月21日)他来大门接我们。并说那天由边涛给我们介绍情况,只准我们笔录,不能录音,也不能照相。
晚上到孟庆芝处,他的孩子宁宁仅有7个月,感冒发烧尚未好利索,他告诉我,他已经给边涛同志联系上了,要求万里接见东平来人。边涛说万丹如给她打了电话,要万副总理见一见东平搞党史的同志,怪不得在万丹如家,侯敦给边涛打电话时,我在旁边曾听边涛说,东平来人又托人讲情了。
10月19日,早饭后我们乘302路车到终点站农展馆。这个地方我熟悉,早在1978年,东平农田基本建设取得辉煌的成果,在全国农展馆水利厅制作东平典型的版面时,我曾参加展览制作,书写版面,在全国农展馆展厅工作过几天。
这段路太难走了,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走走停停,原来三环路正在修筑,车只能靠一边走,交通受阻。本来我们可以乘332次车到动物园,然后换车到体育场东大街,要比乘这次车快得多,凡事真是欲速则不达。
到了体育场东大街8号,正巧遇见刘锐利同志在大门口,她热情地领我们去登记,住113房间。小厨上没有铁挂,不能锁,她找来了木工,给小厨钉上了个鼻,我们的包可以锁起来了。她说昨天就多次接我们没接到,我们深表谢意。这个招待所的条件虽然差些,但我们每天能省3元钱的住宿费,饭是零餐,也节约一点。
刘锐利的爸爸刘星同志是1938年初东汶游击队的领导人,现在成都,曾任四川省副省长。她妈是侯淑平,喊万丹如婶子,这次就是万丹如打电话让她安排的。刘锐利夫妇都是大学生,1961年毕业后,他爱人到空军医院工作,是一名外科大夫。她分到空军招待所当医生,今一年工资连升三级,为团级干部,心情非常好,性格开朗,对我们一见如故。
11月20日,为走访老同志时进行录音,我们买了录音机和磁带。 下午3点到了三机部接待室,我们递上介绍信,招待室的同志拿起电话联系,拨222号,一位同志从电话中热情地说,叫客人稍等,我马上去接。片刻,即从楼上下来40多岁的一位同志,他作了自我介绍。他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客气地领我们上楼,办公室一位老同志微笑着给我们握手,这就是久仰的赵健民同志,他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谈话,秘书给沏上茶。赵老问东平年景怎么样?每人合多少地?湖里的水大不大,地能种吗?东平搬城没搬城,为什么搬?王学臣同志作了回答。我正要作记录时,他说咱们谈谈东平地方党的历史吧,我问可以录音吗?他说可以,接着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晚,我即把赵老谈的丁家坞战斗部分整理出来。白天买的录音机派上了用场,而且效果特好。
赵健民家是冠县,他满面红光,花白头发,中等个子,衣着朴素,办公室铺着红地毯,桌子上放满了材料。他经历坎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10月21日,今天我们起的特别早,因为我们要在8:00以前赶到怀仁堂大门口,万办孟晓苏秘书还要到门口接我们呢。不到8点,我们到了大红门,门岗准时让我们进去,并告诉我们说向前直走。到中南海海边向右行,进了一个有岗的大门。原来这神秘的中央机关里边并不是想象中的大院。而是一个小院连着一个小院,大门口皆有门岗,唯独中南海里雾气腾腾,茫茫一片。正当我们沿海两岸南行,忽见一同志从南边大门中迎了出来,和气地和我们打招呼,领我们进了一个看上去是四合院,正房西墙上的一个门,主人迎出门给我们握手,一说话便知道这就是万里、边涛同志,我们坐在沙发上,万里同志招呼小刘给我们冲上茶。
因为原说边涛给我们谈情况,没想到万里亲自接见我们,这给我们一个惊喜,赶忙拿出了笔记本和录音机,边涛同志说,万里同志今天上午还有个会,抓紧时间谈谈吧,不要录音。万里没等我们说话,他就谈开了。从董临仪从东平发展党开始谈起,先后谈到高明宇、张广兰、陈伯衡、阎士元、王儒林、赵效三、刘伯羽、夏环吾、解抑峰、王相臣、强仁普、于林甫、杨敬斋、田子珍、赵瑞甫、马继孔、周持衡、郭洪涛、董君毅(段君毅)、孙光、张北华、刘海涛、陈本清、李斐卿、刁子言(邵子言)、徐运北、张金铎、刘星、石新安、侯馨斋、刘国华、尹鼎祚......虽不够系统,但涉及的党史人物不少。
8:50,有人来喊万副总理去开会,万里说,我去开会,你们的材料我看了,写得不错,我已经给边涛说了,叫她接着给你们谈吧,有些情况可问她。
边涛同志慢声细语地说,为什么没能及时接见您呢?因为万里同志从上海回来身体不好,昨天早晨留住他谈了谈,他实在没有时间回忆过去,他说不很清楚啦,于是她就和我们漫谈起来。
她说,万里是1936年5月由董临仪介绍入党的,董临仪早就和他有关系。万里1939年虽然离开了东平,但是领导范围扩大啦,你们一地委领导的材料也得找万里。
她先后谈到东平联系搞部队番号的事,东平与鲁西南工委、鲁西北特委的关系,汶上的小部队,东平“民先”的成立。万丹如、侯玉坤等人去延安的时间,泰西地委的成立,东平“抗日救亡协会”等。我提问了东平的几个历史问题,她说不了解,等万里回来问他吧。话题转到她自己身上,她说,我离休了,也不愿留东西。现在讲话没有稿子,万里同志的一些讲话是他自己起草,我们的秘书都不写材料,只忙日常事务。万里正准备起草一个农业纲领性的文件,机械化的问题,下了文件以后要稳定一段时间,现在他光看文件就来不及,把身体拖垮了。邓小平同志对他说,我们叫你们接班,你们别先去见马克思,万里他没有丝毫的名利思想。
10:50,万里开完会回来,边走边说,开了个短会,问谈的怎么样了,边涛说,来吧,还是得你谈。万里去了趟卫生间,坐在沙发上喝了口茶,想了想又谈到与李文甫、袁振、万晓塘、熊善隆、万丹如、王伟文等人有关的事。万里语重心长的说,你们收集大量材料后要分析一下,要多走访些老同志互相印证,党就是由无到有的嘛,山东聊城送的大本子党史资料我现在也没时间去看,昨天又送来军队上的一个本子,你们搞党史的要看。他话题一转,忽然问我们:你们县城是不是搬到后屯去啦,搬到那个荒山坡上去干么?你机关怕淹,群众不怕淹吗?东平城里几万人怎么办?也跟你机关搬!东平是个老城,搬城不如治水,如果很好的治理一下,我看不比大明湖“三面荷花一面柳,满城春色半城湖”的风景差。他越说越动感情了,边涛同志在一旁忙说,时间紧,还是谈谈党史方面的事儿吧!这时王学臣说,这几年城里群众的生活逐步提高,三中全会之后越来越好了。万里平静下来,思索了思索又继续谈到郭洪涛到东平的事。泰西特委的建立,他是怎样当的特委宣传部部长,还谈到1937年给鲁西南工委断线后如何到聊城找邵子言、徐运北给鲁西北特委接关系的经过。关于他的入党,田大店支部建立,他发展的几个党员,如何搞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怎样去鲁西区党委任宣传部部长,如何写《鲁西日报》社论,1940年8月和边涛结婚后如何办《冀鲁豫日报》,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一发而不可收,并且给提供了一些征集东平党史资料的线索。他要我们一定去找谁谈。当谈到田怀先同志时,他强调了一声,田怀先是我的老师,也是边涛的老师,他对边涛说,“咱们每年都去看老师,今年可别忘了去看田老师”,他如此尊师令人肃然起敬。这时,公务员小刘进来对万副总理悄悄地说:到午饭时间了。万里点了点头,接着说有个张云峰,原任合肥水利厅厅长。他夫人宫保真是我的表姑,知道我的情况,我姑万丹如最清楚我的情况,你们去走访一下她们,最知道我家史的是杭州的解广明同志。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文革抄了我的家,什么东西都没啦,我的好多柜子书又还给我啦,将来献给东平。(这成为我们1984年筹建党史陈列馆的原因之一)。12:10,万里说,谈到这里吧,你们在这里吃饭吧,边涛同志也说别走了,我们谢绝了留饭,张秘书、孟秘书派车把我们送回空军二所。
当晚我们到万丹如家,万、侯二老听说万里接见了我们非常高兴,并在他家给林楠同志打电话,她也很高兴,说从去年就想见,见不上,万副总理百忙中接见你们一头午,真是太难得了。是啊,我们应该珍惜这次接见,抓紧时间印证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
10月22日,上午去找董裕如住处。先到铁道兵司令部,又到五棵松铁道兵老干所,家中无人,传达说他没出远门,我们就等下去,11点钟,一位青年军官来到传达室。经他自我介绍,才知他是董老的三闺女女婿,下午请董老同志录音,印证了许多史料。
他拿出长征、抗日、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三个勋章。
抗日战争团级二级勋章一枚,解放战争二级勋章一枚,并介绍说,授勋章时很隆重,首长亲自发,是彭德怀元帅亲自授给我的二级勋章。
他虽然立过功勋,可现在仅是11级干部,250元的工资,从五十年代工资就没再升,因为1953年打老虎被整,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但他现在还是很乐观的,有空还写了一本厚厚的《苇子河村史》,虽然史料有些出入,但精神可嘉。
晚上,学臣同志对我说,咱们进京已接近10余天,走访了8位老同志,每个人的回忆都有新的资料,新的线索,特别是万里同志的回忆,更应抓紧时间去印证、搞实。
10月23日,今天是星期天,招待所两顿饭,我们已进京12天,忙得不可开交,一次公园也未逛过,为了赶时间,还要争取多走访几位老同志。
早饭后去林楠同志家里,林楠,张谭一块听万里接见我们的情况,张谭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搞党史实事求是,是对他最大的爱护”,林楠点头称是。我们要求林楠同志谈谈万里以及了解万里情况的老同志的情况。林楠说,我先给您谈谈我县早期参加革命的一位女同志的事。李蕴石是我的老同学、老乡、老战友。去年,回东平时专门到她家门口瞧了瞧,没进去细打听。就是小桥子街,那个地方没有大的变化,后边是看守所。我在大东门口县中上了三年学,总是从她家门口过,在小学就是同学,俺俩同岁,今年65岁了,她比我低一个年级,因为在皇华馆女子小学里,她的学习成绩特好,四年级跳班和我一个班了,她聪明、漂亮,文字写得好,我们一块儿考上县中,她是师范班,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她到县女子小学教书。我1935年县中毕业后到济南女师上学,暑假时我到女子小学找她玩,小学的课程她都教,她的文学好,爱好音乐,会乐器,抗日战争时期,她能唱很多抗日歌曲。
万里在县中比我高两年级,没说过话,成立“抗日救亡协会”时,我去万丹如那里,经常见到万里。
一天晚上,我到南栅门里路西文化书店里参加“抗日救亡协会”的会议。丹如、蕴石、陈秀也都去了,因离国民党县政府较近,会议是秘密性质的,于林甫主持会,陈伯衡也参加了这个会。会议决定搞抗日宣传。
1938年初,我和李红到聊城。聊城失守后,组织派人送我们到长清县六支队驻地,在那里我又见到李蕴石,她在支队队部工作,谈的非常亲热,她问我,你入党了吗?我说没有(我是阳历11月入党),她说,我入党了。
1939年3月17日,我离开了泰西六支队到鲁西区党委第一期学习班学习,跟鲁西区党委跑,一一五师过来后在泰肥山区活动,我们也去了那里,我又见到了李蕴石。我们几个女同志都改了名,我由林秀荣改成林楠,李蕴石改成李辉,陈秀改成李虹。我学了3个月,赶上了陆房战斗,晚上突围,我们过了津浦路出了鲁南。党校结业后分配我往泰西地委任妇委书记。1939年底,组织调我到长清县任县委妇女干事,给边涛调到一块。我调走后李蕴石任妇委书记,有时在地委开会时见面,因为是老乡,常开玩笑。
1941年春调我到北方局党校学习。我和蕴石分在一个大队,睡在一个炕上,一学就是半年,她当时还没有对象。结业后调她到济南,到蓟县任妇救会主任。1944年4月我调延安学习,路过蓟南,听说区党委整风,李蕴石因家庭关系复杂被隔离审查,不让见,我在那里呆了几天就去了延安。
建国初期,我们在北京一个招待所里见了面,她的腿断了,是太行山整风时上山砍柴受伤,把脚给锯掉了,给红军大夫老孙结了婚,儿子很小,后来到石家庄棉纺厂工作。
前年我去东平前,她又来北京了,接到我家住了一天,又送到万丹如那里去,因为她听老孙说万丹如身体不好,怕见不了面,所以专程来看万丹如的。
去年春节她给我来信说,东平老家人来信说你回了趟东平,责怪我回来没给她去信。后来她又给我来信说她伤残的腿又摔坏了,躺了两个月刚能下床。她信上说:我每年春节前都给你和丹如大姐去信,如果收不到信,就打听一下,我是否去了火葬场啦!没想到这个戏言成真。今年8月份,我收到石家庄棉纺厂的信,一看不是蕴石的字,我的手都发抖了,撕开信一看,说李蕴石去世了,我给丹如联系,发了个唁电。
蕴石患的老年性神经病,DDV中毒,他弟弟到丹如家去说,蕴石最近脾气不正常,老两口因看电视,常闹别扭、口角,她历史上又受了委屈,腿残了,认为活着没大意思……
蕴石同志很好,很坚强,工作积极、直爽。一生中在党内受了挫折,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都是找的。
1954年左右,《中国妇女》上发表过写李蕴石的一篇文章,我知道的情况就这些。
下午,林楠领我们到白塔寺路北223号院。她女儿张小林接待了我们,小林是搞清史的。我说东平县志办公室的杜主任要买清史稿。小林说,清史稿还没出版。我们要求看看林茵如的回忆录,林楠说,他现在还没写到抗日战争,再说,茵如不同意外传,要印得经过他的同意。
当我们谈到下步打算时,林楠说趁着天还不太冷,你们还是先到最北边去,并主动借给我们两件棉衣和一个帽子。
从10月24日至11月14日,我们先后到达沈阳、哈尔滨、天津、石家庄走访了周持衡、尹承伊、邵汝群(王贺成)、强子正、孙庆华等5位老同志。
11月15日下午回到北京,一边整理我县初期建党的情况,一边走访江明、杨岗、杨光晨、宫震、田骏夫、郭刚、董裕如、张子敬、徐庆选、孟凡石、王枫、赵法奎、梁昌武、刘琳、张岫、尚德范、万丹如、侯敦等老同志。直到21号终于整理完了《1936.5到1938.9东平县建党初期的情况》。
11月22日下午,到国务院西门送交报万里的材料,门岗看了我们给万里的信后让我们到接待室联系,警卫室的战士给孟秘书打了电话,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孟秘书来见我们,客气地解释说因为处理一个急件让你们久等了。他看了我们的信,特别注意后面我们的要求:一、要搞个录音存档,二、能否再见一面。我们看孟秘书面带难色,就交给他一盘录音带,说能否让万副总理谈一谈,带回他的声音。他说尽力而为,如果录不了你们也别失望。我们说,那就审材料吧,我们好尽快带回去,孟秘书说,这段你们太辛苦了,应该放松一下,星期五到警卫室来拿两张参观东南海的门票。
11月23日,今天是母亲逝世周年纪念日。重任在身,远在北京不能回去。北风怒吼,天气骤冷,我可怜的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本来我应该在家参加全家沉痛的哀悼活动,然而我却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首都忙着走访老同志,收集我县地方党史资料,最近几天恐怕不能离开,因为交万副总理的材料还未得到审阅的消息,趁这个空隙,我们不能坐等,而是尽量多走访与东平有关的老同志。是欲望,是无奈,是责任还是理智,我只有这样做。母亲在天之灵不会责怪我的。我父亲不会怪罪我的,妻子儿女不会抱怨我的,亲戚朋友可能不理解我,我只能用父亲曾写过的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来自我安慰。因为这次出差,我已经急病了两次,不能再病了。这期间我们没去公园,没逛商店,连天安门广场也未去一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搞的这样紧张,有谁相信呢。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追求名利,不追求享受,啥事要做到问心无愧可矣!
上午到中关村走访杨献玲(杨光晨)。
下午走访宫震。当我们回到二招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11月24日早饭后,我们乘113次无轨电车到宽街,下车后顺交道口北街到三机部南棉花胡同二楼郭刚同志家。郭刚和我们握手后说,您这么长时间没来,我知道您去了东北了。我们说,邵汝群、强子正同志给您捎好来,他非常高兴,问我们,他俩身体还好吗?他们这些老战友都非常关心对方的健康,当谈到杨岗、宫震,他更为高兴,还问我们见到田骏夫、戴秋岩、田怀先没有?最好访问他们一次。正准备录音,不料来了一位老同志,原来是徐庆选,比我去年见他的时候胖了些,他还是那样健谈,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总是十分肯定,使人听了感到可靠。但某些事却与我们原来掌握的史料不同,到底谁说得对,要想去伪存真,看来越走访的老同志多了越好,古人训兼听则明嘛。
12点多了,我们告辞了郭刚、徐庆选,约定下周一上午8点,到他家进行录音,徐庆选也要求为他录一首历史革命歌曲。
我们到崇文门吃担担面,坐地铁到五棵松站,上行70多磴到了站口。北行到金沟河干休所一楼二层西楼,按了三次门铃,董老的夫人开门了,她一看是我们,还是嘻嘻哈哈的让到屋里,她说去洗澡,并嘱董老不要为我们谈长了。
我把给他修改的他的《苇子河村史》给他,他说那么一大本子材料能压缩到这个样,一定费了很大的功夫,写的很好,很精炼。他要和我联名,并说我在东平是一个一般干部,你们印了发别有影响,这个片段是事实。我上强子正那里去过,谈过,我没给苇子河的其他老同志谈过,别出了不良影响,他历史上叫运动搞怕了。联名不合适,因为我是就他的材料改材料,历史事实基本尊重他原来资料,我说那就等访问一下其他老同志后,根据情况定吧,他同意。
从董家出来,到五棵松站口,不料遇到万学同志,因我们粮票不足,向他借了7斤全国通用粮票,回去还他。
11月25日早饭后,我们乘109次车到府右街,沿着高高的红墙南行,到国务院西门向门岗说明来意,他要我们到警卫室,因为一连来过3次了,警卫室的同志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只说了个万办孟秘书……他们就递过来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王学臣、吴绪伦同志收。拆信看,里面装着11月27日参观东南海81号门的两张门票,还有一张32开的白纸上写到:王学臣、吴绪伦二位同志,材料已经送阅,回音后再告,在你们走前,星期六可到毛主席纪念堂找杜向秀同志安排你们瞻仰一下毛主席遗容。走出国务院大门,学臣同志高兴地说,看来万总理还要接见我们一次,我说怎见得?他说孟秘书信上说“材料已阅”,阅后不给材料不是要当面给说说如何修改吗?我拿信给他说,材料已送阅,现在还没阅哪,你咋知道总理还接见?学臣又看了看信,松了一下子。但能参观一下毛主席的故居是难得的机会。那就先去找找81号门,以免后天来参观时找不到地方。走进南长街北行不太远就到了81号门,设有门岗,我们向里边望了望,什么也看不见,就匆匆离去。我们考虑到在京的时间不多了,晚饭后,到张子敬同志家去。
张子敬于1937年底,任单县县委组织部部长。他说孟子明同志谈的情况基本属实,这个部队番号对,但是不是孟子明弄来的,得问当时任县委书记的李毅同志,他着重谈了湖西肃托的事,在湖西肃托中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被杀掉了,他举起右胳膊给我们看,一个极大的伤疤,他说在湖西肃托时,他被拉出去刀砍,当刀将要切到他的脖子时,他举起右臂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刀削下他右臂上的大块肉,但没回头在削,当时没有丧命,幸存下来。令人听了心寒哪,战争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却被害于自己的同志手里,这是湖西肃托的惨痛教训。
11月26日早饭后,速往东郊民巷西口找杜向秀同志,我们只好按照孟晓苏孟秘书信上说的,如找不到杜向秀时,请问一问纪念堂东门的门警,门警看了信后说,杜向秀出发了,我们非常着急和失望,我已经两次瞻仰毛主席遗容了,可王主任这是第一次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啊。这时另一位战士说,你们可到东郊民巷西口找负责组织队伍的同志商量一下,我们走到一对对的人群中发现一位女同志在指挥着人们排队。我上前客气地问她,同志,请问谁是杜向秀同志,他接过信看了看说,她出发了,那这样吧,你们入队吧,接着把我们安插到行列里。我这次瞻仰毛主席遗容,纪念堂里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如果说有点儿变化的话,就是人们表情和水晶棺旁的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没再听到人们的哭泣声。
从纪念堂出来,我给王主任商量去天安门广场东参观一下党史陈列馆,结果,买成了中国通史展的票,通史当然也有参观的必要,纵观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用去了三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地皇三年,赤眉军大战东平无盐。午饭我们没回招待所,在博物馆门口小卖部买了袋方便面包,吃完就进了党史陈列厅,接着又参观了朱德、周总理、刘少奇展览……灯灭了,讲解员催着我们要关门了,我看了看表已经4:30了。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伟人,心里既肃然起敬又十分悲伤。
11月27日,赶到81号门前排队,涌到大门口检了票,进门西行,穿过一门进入南海,顺着用塑料绳圈定的路线依次参观毛主席故居,广播喇叭中一个低沉的声调介绍着毛泽东同志1949年到1966年8月在丰泽园东院菊花书屋居住工作的情况。我贪婪的看着这无限神秘的地方,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的卧室里,床的里半边全是放着书籍,有的摊开放着,看来这是保持的原貌,这些书籍多为古籍,有《资治通鉴》《史记》《二十四史》等。
在门前我和学臣同志花1.03元钱照了一张二寸照片做纪念。
11月28日,上午到郭刚同志家搞录音,侯庆选同志唱了几首革命歌曲。
下午到万丹如同志家,顺便买了几斤桔子,丹如同志正休息,身体不好,情绪很低落,她说光准备死了。她已经摘除了一个肾,这个肾也有脓血。我们感到不能再因为工作麻烦她了。经侯老同意,我们给万办孟秘书去了个电话,问万总理是否看了材料,他客气地要我们明天下午再给他联系一次。
11月29日,早饭后乘110路公交车到灯市口,换111路到西外,沿16路线到电力学校,东新楼3单元301,轻轻地敲了敲门。一位满脸带笑的胖胖的老人给开了门,热情的拉着我们的手走进客厅,他的夫人热情的给冲上茶,这位老人就是我们东平七区第一任抗日区长田骏夫,已有78岁的高龄。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不住地用手拍打着我的膝盖给介绍情况,一口一个老吴老吴的喊着我,他在谈话中不断对他所涉及到的事和人在欲说又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能够脱口而出,使他十分高兴,夸我是人才,掌握的材料多,王主任也随着夸我,使我不好意思起来。他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我说我没大专学历,他转口说,老八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没有几个有学历的,不能迷信那个,大学生中牦牛敦也不少。并说你行,老吴你以后可能当个县委书记,我说,那您得当地委书记差不多,说得他哈哈大笑。我们之间没有丝毫的隔阂,他滔滔不绝地谈到田大店小学的情况,万里、杨启贤、董临仪、田子珍、田怀先、王端甫、夏环吾、解抑峰、杨海岩、孟晓东、唐启斋、陈伯衡、杨敬斋、段君毅、阎士元、郭复先、刘星、邹鲁风等数十人,还谈到“农民福利会”,政训处、湖西武装十支队,田子珍被害,十支队挺进队,七区动委会和区政府的建立等史料。
谈到中午12点,田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坚持走,他坚决不同意说:我已经几年没见到东平老乡了,你可不能走,咱们得多谈谈。盛情难却,我们在他家共进午餐。
下午风越起越大,回到招待所,大风怒吼。王主任给孟秘书打电话,孟说,万副总理将材料看了一遍,说这个材料写得很好,比他记忆全面的多,他准备再看一遍,你们不要着急,两天以后再联系。
我们决定要充分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尽量走访几位老同志。
10月30日,上午我去孟凡石家,坐13路车到十一条,换车到三里河,在河南饭店北一区建委宿舍20门8号,孟老不在,巧遇他二儿子刘明,托他找也没找到孟老,我们去埠外大街40号4楼4门4号,找王枫同志,也不在。下午复去找孟凡石,她谈到她的哥哥孟升,原名孟凡护,1938年参加革命,他一直在三区工作,1941年在清水坦开会被敌人包围,他突围跑到村外豆地里受了伤,被敌人捉去,英勇不屈,和刘仲羽同志一块儿被敌人枪杀于东平城北门外。她姐姐孟凯(孟凡玖),三区的妇女主任,和孟升一块儿在清水坦被敌人包围后,她藏在秫秸垛里,敌人走了以后她逃了出去。今年60岁了,13级干部。谈到下午5点结束,我们找到5路车去甘家口,到饭店吃过晚饭去王枫同志家。
王枫同志,河北新河县人,1922年生,1939年她到东平当县妇救会主任。她回忆了她在四区五区开展工作,以及她被确定为党的七大代表,1940年初去延安开会的过程。
12月1日,上午经联系,东平县第一任抗日县长赵瑞甫的儿子,现任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赵法魁派车接我们去。他对赵县长的传略没有修改意见,但是给提供了几位老干部的线索。他还把他一直珍藏着的赵县长的遗照,以及赵县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一支自来水钢笔,交给我们带回去。
下午到林业部宿舍梁昌武副部长家,这是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梁副部长很热情的让我们坐到沙发上,他坐在对面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满脸堆笑的给我们介绍他知道的情况,并亲自给我们削着山东烟台苹果,他夫人坐在旁边帮助回忆梁部长母亲的革命事迹。
12月2日,早饭后,我给侯敦同志去电话,侯老说他昨天已经告诉了孟秘书,对东平党史报的材料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要我直接给孟秘书联系。我把电话拨到万办,正好是孟秘书接电话,他说万副总理又将材料看了一遍并签了字,现在总理太忙不能搞录音了,你们今天下午到西门警卫室给我打个电话,我把材料交给您。我立即将这消息告诉了学臣同志,他很高兴,在我们弹尽粮绝、归心似箭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完成了任务,可以回东平了。
因为梁部长昨天给张岫同志联系好,我今天头午去访问她,她老伴热情地将我们让到屋里,他名叫苏怀志,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张岫同志胖高个,一只假眼(右),左前额一个凹坑,是1939年一次突围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成重伤,我对她肃然起敬。
她家是韩圈人,现年61岁,1938年入伍,1939年和孙磊、梁昌武一块儿随一一五师去的鲁南,接着她谈到1940年春天,在鲁南红山被敌人包围,突围时炸瞎了右眼,炸伤了左额,1942年在湖西时右肩胸前的弹片露头了。1977年,前额上的弹片也露头了,现在肺里有手指肚大的一块弹片,身上还有许多处弹片,她诙谐地说,叫他们和我同归于尽吧!
她出生入死,1958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去年补办离休手续,享受正营级待遇。
下午到西直门火车站买到12月4号的预售票,硬座到泰安。
在国务院西门警务室,万办孟秘书将万里签字的《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交给我们,并说,万副总理说这个材料整理的很好,他很满意,要求我们印刷后给他寄一份,并说以后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收集万副总理的东西互相交流。
12月3日,到航空学院第14住宅2单元2楼,找到我县家尚流泽的尚德范,他是我县“108口”事件被捉又被放出来的一个,他现在实际上是跟他爱人当“家属”。他的工作单位在济南,因为他的孩子都在北京,所以他来北京来度过晚年。他1924年生,1938年,15岁入党,1942年任五区区委组织委员,因叛徒韩德林出卖,彭集区被捉了“108口”,这里边有党员,也有积极分子,也有干部家属,我家通过解庆云找焦元绅花钱保了我出狱,出来后到汶上李官集我姐姐家住。东平县委强子正领我去见汶上县的组织部部长苏里(离休后住泰安)。在那里发展党员,动员参军。1944年调汶上县大队模范二连任指导员。时间不长,通过东平县敌工部长郭刚调我回东平工作。
下午到东直门,总参招待所找吴思,门警说,坐车出去了,不知啥时候回来,无奈回招待所,晚饭后张子敬家无人。乘110次车到运动场。又转乘113到十条,到万丹如同志家辞行,丹如同志身体很虚弱,有朝不保夕之感。昔日的巾帼英雄,老了遭如此病灾,也不能怨老天不公,而是她本人付出的太多了,年轻时就落下了病根。
12月4日早晨,复去农丰里五单元407找张子敬同志,还了他的湖西肃托的材料,并把孟子明回忆的湖西肃托的材料提供给他。上午去存小件,准备到林楠同志家辞行,顺便送还小林在我东北之行时借给我的帽子。结果几个小件存放处都写着“已满不存”,作为首都火车站,这点服务能力都极其有限。与将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不相配。只好我在候车室看行李,王主任去林楠家辞行。
当晚,火车在夜幕中向南疾驰,但仍觉得特慢,长达51天的首都之行,见到了万里等30余位东平的老同志,征集到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万里审定了东平建党初期的情况,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得坐着睡着了。一觉醒来,车已经到达泰安站。

(根据手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