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丹如
“九·一八”事变以后，万里在曲阜师范上学，经常给我寄些《救亡日报》。我当时在东平城里书院小学教书，经常把《救亡日报》在教师预备室里散发出去，我把它偷偷地放在每个教员的粉笔盒里，他们上课前就各自拿走了。当时书院小学是国民党统治的，散发共产党的报纸必须特别小心。我那时虽然和万里保持联系，但他还没有谈到党的问题。他一年两次假期，每次回来，大都住在我那个学校里，他那时虽然不谈党的事，但可以看出他挺进步，说起话来总叫人觉得挺有道理。在这期间，他和于林甫的关系就很密切了，恐怕还不是党的关系。
193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万里通知我们到马公祠小学开会，我和书院小学的另一位女教师李蕴石一块去的。会上人很多，汶上县的抗日积极分子、大学生陈伯衡也来了。记得他还解释什么是抗日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开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就悄悄地回到学校。从那以后，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便参加社会上的革命活动了。
1937年秋天，因为东平西部发了大水，国民党县教育局停发了教师的薪水，万里发动“抗日救亡协会”对教育局提出抗议，进行斗争，最后终于发了薪水。“抗日救亡协会”还在县城南栅门里路西办了一个“新文化书店”，刘伯羽任书店经理。我曾问过万里，是不是叫“救亡书店”，他说是“新文化书店”，是和国民党县教育局办的“新民图书社”相对抗的。书店的资金是每个教员凑起来的。我和蕴石各拿了十元钱。书店里卖的都是进步书刊，我们有时在那里秘密开会。时局越来越紧张，“抗日救亡协会”还油印《抗日救亡周报》，我和林楠还投了稿子，还有个李虹，她是我的联络员，经常到我那里收集稿件。那时候国民党县长对抗日活动有反感，尤其是对抗日《救亡周报》更有反感，说没有注册，要查封。“抗日救亡协会”派我和另外三名同志去国民党县政府交涉。我们据理力争，国民党县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最后弄了个“不亦乐乎”。
在这个时候，万里就开始告诉我准备组织一部分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路费自己出。那时候我已有两个孩子，我爱人侯敦卖了些树，筹集了路费。走的时候，济宁还没失守，我们步行到济宁。万里被党组织留下坚持地方斗争，没能去，他嘱托了一个叫李干的同志领我们去延安。我们带上了流亡学生的袖章（坐火车不用买票），就西进了。孙传祥、孙传芬、李兰亭几人走了一路，我和侯敦、陈玉坤、杨海岩、王晓农几人走了一路。我们乘车先到了临汾，下车后，到临汾“民先”总队部联系去延安的问题。他们说，现在阎锡山和共产党搞摩擦，要争夺青年。我们准备在临汾设个大学、中学、小学，和他们争夺青年。当时领导人是薄一波同志。经过考试，我和侯敦考上了大学，于志强（于林甫的二妹妹）考上了中学；于志坚、于志刚（于林甫的大妹、小妹）考上了小学。从此，我们就各自上学去了。
上学之后，阎锡山也经常去讲话，我们也听不懂，都很反感，同学们也经常提些抗日的问题刁难他。在那里呆了三个月。临汾失守后，我们就分到战地服务团。这个组织大都是阎锡山的旧人员，有带太太的，也有吸大烟的，他们根本不抗日，纯属胡混。使我们极为不满，决心要奔赴延安，追求革命道理，学到抗日救国的本领和知识。在战地服务团时没有工资，来时带的路费也都花尽了，只剩下一块六毛钱，我和侯敦及另外的同志就租了一辆轿车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他们对我们进行了考试，我和侯敦都考上了。到延安去还要路费啊！还有八百里啊！没有办法，我们把行李、毯子卖了九块钱，步行去延安。
走了八天八夜，沿途老百姓还不错，住店也不要钱。在去延安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于志坚，问她“您从哪里来？”她说：“由临汾民大分配来的。”问她：“去延安不？”她说：“暂时不去。”她送给我们三元钱作路费。我们总舍不得陈玉坤啊，想叫着她一起去延安，我们又回去找她，玉坤说：“你们去吧，我以后去。”她送给我一元钱。1938年3月我们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我被编入抗大十大队（女生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学军事、学政治，毛主席还亲自给讲过课。六中全会后，各路的将军都到延安汇报工作。将军们都作了敌后形势的报告，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去敌后的信心也很大。我在抗大五月份入党，七月份转正。学习了十个月，组织上便决定我和侯敦回敌后工作。
1938年冬天，我们跟着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回山东，长途行军非常艰苦，过同蒲路时，山高雪滑，我的腿就是那时摔坏的。过京汉路时，四十里路的急行军，两个男同志搀扶着一个女同志，都是跑步。到鲁西后，原打算把我们分配到范筑先部队里去，因得到范将军殉国的消息，组织上决定不给鲁西北这么多人，我们大部分就留到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任民运干事了。
1939年春，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东平后，我和侯敦被派到东汶支队做民运工作。我到东平五区，在那里还有一个女同志叫王一芝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自卫队、农会、妇救会，发动群众挖抗日沟，组织妇女做军鞋，组织担架队配合部队作战。当时五区的妇救会负责人是梁昌武同志的母亲，她很能干。这年五月，通知我到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民运部开会，刚赶到陆房，人到齐还没开会，得知敌人围剿陆房，首长决定我们抓紧时间冲出去，在回来的路上就听到了炮声，陆房战斗开始了。
1940年初，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过津浦路往鲁东南进军，因我快要生孩子了，经组织批准留在地方工作。我到鲁西区党委报到后，就分配到妇救会工作。
1947年初，我在七专区任副专员时，到东平县去搞过土改工作，我和县委书记王玉珍、副书记王相臣，带领工作组进驻宿城。当时，政策有点左，缺乏调查研究，划成分不够准确，富裕中农和富农没有很好地分开，富裕点的中农也当作富农“革”了。拉“望蒋杆”、“刨蒋根”、“挖蒋苗”……打死的人不少。到分浮财时，国民党新五军就开始进攻了，地委决定我带着干部向后方转移，到了黄河北，就开始训练妇女干部。
回忆那时候做妇女工作的一些体会和作法，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例如，把妇女的整体利益和妇女的特殊利益相结合。群众有整体利益，妇女作为群众的一部分，被压迫得厉害，经济上、政治上没地位，解放和发动妇女必须考虑到妇女的特殊利益，否则就是取消主义。但要是违背了群众的整体利益，那样就会伤害整个群众的情绪，这就叫孤立主义。忘掉了妇女利益不对，过于强求也不对。要整体发动和个别发动相结合，必须从生产斗争中解放妇女。
最后，我谈谈我在东平搞土改时被选为“国大”代表的事。当时，国民党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党要派代表参加，我被指定在东平就选，县委书记王玉珍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县区、乡、村长、农会主席会议，要我作竞选演说，内容要代表民意。我就针对东平人民最迫切需要疏通清河门的问题进行了演说，同时还汇报了我参加抗日工作的情况。竞选演说后，反映还不错。我被选上后，还照了相。我回到了郓城（区党委所在地）然后到菏泽集合，冀鲁豫的民主党派代表、共产党的代表都去了，共两个女代表，另一位是河南省一个纺织厂的女工。组织上还叫我们两个女同志买了褂子，换上了新衣服，还给了我们一个警卫员、一支枪。因国共合作破裂，“国大”没有开成。
万丹如，女，汉族，1908年生，东平县州城街道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在中共鲁西特委领导下的东平县“小学教师联席会”任主席，并参加了东平县广大教员反对教育当局扣发薪金的“索薪斗争”等活动。当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并参与成立“抗日救亡协会”。1937年12月她与杨海岩、于志坚等11位同志到延安学习，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鲁西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生活改善部长、冀鲁豫边区第二分区抗日联合会分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先后担任平原省妇联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华北妇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和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顾问，市妇联委员，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90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