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区自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提出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过程，对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有了些克服，因此，各县群众运动有较普遍深入的开展。但群众观念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贯彻还是不够的。其主要表现在：
一、我们过去是站在群众之上来发动群众的，对群众的领导关系，多是站在指挥的地位上，实行片面的说服，群众是被作为一个“阿斗”来摆布的。领导者从群众之中来集中意见，服从群众多数来决定问题，是不大经常或不能这样去做的，因此就形成严重的包办代替。自从提出大胆放手强调相信群众后，由于过去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所纠缠，一般同志是不容易接受和转换的。以后由于某几个区或村放开手后，群众的确也能自己决定问题，解决问题，自觉地热烈斗争，完善地处理了斗争果实，因此大家才以为放手是可以的。但由于长期包办代替，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开始是“放手”不“放心”，对群众的行动，如履薄冰似的小心地注视着，稍有与自己所思所想不合者，即来“说服”群众，“启发”群众，仍叫群众回到自己所想的圈子里。这里所谓“说服”与“启发”，只是我“说”你“服”，我“启”你“发”，群众的意见是不能启发与说服我们的。因此就只有群众“服”与“发”，如不服不发，则进而包办，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限制。
提倡大胆放手的压力，使不信赖群众的行动和言论的确吃不开。有些地区真放开了手，群众真的自己运动起来，并干得轰轰烈烈，简直是翻天覆地，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文雅”与“有秩序”。这里就有部分干部(党政军民都有)觉得很不顺眼，他们看惯了旧秩序，对于在急烈地变化着、一向很听说的群众，这时也不如自己的意了，就对群众怀着仇视与气愤；对曾经压榨过群众、罪恶深重的被斗争的顽固分子抱着怜悯，于是大叫“过左”、“过火”、“不要统战”，出来对群众打“拦头鞭”，加以批评纠正，结果泼了冷水，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
二、有的把大胆放手了解为重罚大干，以为大胆放手是对党的政策大胆放手，以为向群众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即为包办代替，产生了领导思想上的“左”，公开宣布，今天的政策与法令有不适合群众要求的地方，只要群众想干啥就干啥，政策与法令是不能限制的，主张“头大帽子长”，把政策法令与群众对立起来，大有认为过去群众发动的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政策与法令限制了似的。因此在斗争中，个别村庄或个别地区发生不论错误罪恶大小，把开明分子与顽固分子分不清，把守法地主与一贯违法的地主分不清，以致对斗争对象的处理发生不适当之处。同时在斗争顽固分子时，让群众把自己的私仇与公愤结合起来，进行说理与报复，提高群众为一个自觉阶级的行动，彻底从政治上打垮他，是不够的。个别县份，又严重地发展到相当普遍地斗争中农，重罚中农，使中农恐慌，脱离了我们。
相反的还有少数干部，则产生另一种唯一的观点，把法治与民治对立起来，教条的为法令服务，不顾及目前群众情况与要求，不了解群众执行法令当中的某些毛病基本上与顽固分子故意犯法是不同的，不了解群众起来后有些过火是必然的，因此执法者应当为群众服务，某几个不适合群众大多数要求的法令，应加以修改。他们不严肃检讨自己的立场与群众观念，而抱怨群众与抗联，给犯法者以口实，以抵抗群众的斗争。
三、有的人在大胆放手后，以为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来领导群众(这是对的)，于是便跑到群众的外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只站在群众以外来观看(实际看不到真东西)。如一个干部说：“过去我们是演戏的，是导演的，今天是看戏的了。”正是因为是看戏的，所以有的跟着斗争，各村跑来跑去，就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教育组织工作，提高群众。在台子外边看到群众中一些弱点，不能纠正，心中光发急，背后检讨，群众则说我们为“事后诸葛亮”。纠正过急，则泼冷水；不吧，看不下去；教育吧，又因为对当时群众内部的情况、思想的变化、觉悟的程度不了解，只能拿几个干巴巴的原则来说，与具体事物距离太远，群众当然不能自觉地接受。因此就觉着“不包办即自流，不自流即包办”，整天在苦恼着。
这些现象，都是没有把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深刻地认识，这是由于领导上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不够，否定了包办代替的领导方法，但新的领导方法没有建立起来和贯彻下去。关于今后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有些县已创造了不少的经验，弱点是在不断地克服着，因此有些县里发动的群众确较深刻、广泛，主要的经验是：
一、从群众之上深入到群众之中，是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的中心关键。因为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中心意思就是从实际出发，通过群众路线，也即是发扬民主，服从多数的问题。但哪里是“实际”呢?群众多数人的要求与意见即是“实际”，就是要出发的地方。难处就在于我们不了解群众多数的意见是什么。所以常常犯主观主义。为什么不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站在群众之上，群众不给讲，或者我们不愿听，站在群众之外听不到。我们愿意了解群众多数的意见，要真正地站在群众之中。这里所谓真正站在群众之中，不但在形式上(这也必要)，而且在心里在意识上觉得与群众是完全平等的，不是群众的“上司”、“领导人”、“一切比他们强”，而是群众的忠实服务者，是受群众多数意见支配的。有了这样的群众的立场，我们才能真正站在群众之中，群众也就拿我们当他们中间的一个，群众才会对我们“不外气”，“自己人有啥说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随时跟群众学习，了解情况，知道大多数人的心情、要求、思想，这样才能从群众出发，有的放矢，领导的意见才是集中的群众意见，坚持下去才有充分的群众基础。
二、充分的群众酝酿，坚决地服从多数，是我们在群众之中最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才能解决不自流即包办的困难。酝酿就是群众的民主启发，也即是积极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变化与结合过程。没有充分的酝酿，中间分子以下的多数群众的要求不会明显，因历史与现在的种种原因，群众开始常常不能吐心腹话。假若我们深入他们之中，耐心地启发与诚恳地关心，再经过积极分子的酝酿，是可以大部分酝酿起来的。没有充分的酝酿，则统一自觉的共同行动不能形成，那就必然形成干部或少数积极分子的包办。大胆放手后的领导，如何促成这种过程，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个过程即是我们集中群众意见，我们思想与群众思想结合的过程。这种过程走得对，做得完善，就能克服我们的主观主义。
这种群众的酝酿，开始主要是交谈，干部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与群众，群众与群众，“商量商量”、“嘁喳嘁喳”、“闲谈”、“拉背场”，然后才是我们所习惯的小组会与群众大会。
我们的领导即在群众的酝酿中实现。在群众的酝酿中不断地了解情况，受群众的教育，群众启发我们，我们也不断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启发群众再来酝酿，如此不断反复，一步一步提高。群众的决定，即是我们的决定，也即是民主集中的结果。
但有时我们的意见与群众的意见发生矛盾，还有可能是我们的意见正确，多数群众的意见不正确(多数人意见正确是一般的，经常的，错是个别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是无条件的服从多数群众的意见，大胆地跟群众一块走，和群众一块做，把我们的意见还不断的在群众行动中启发，耐心地等待着群众的觉悟。如果是我们的意见不正确，就更应服从群众，在行动中来纠正我们的脑袋。我们不应当以为自己是工作员，是上级，因此自己的话是“圣旨”，认为服从群众意见就是“丢人”、“失掉威信”。我们除了真理与群众外，是没有不可丢掉的，在一向有统治群众思想的人看来，才会怕“失面子”与“损害威信”哩!
三、在过去总结、检讨、纠正毛病、发扬优点与传达布置工作时，多是领导者站在上面来对下层“训示”的，这种办法也是包办代替、不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事实证明大胆放手后，群众自己做的比上面推下去的更好些。群众在每次行动后，自己检讨哪里办对啦，就表扬，哪里办错啦，就批评。群众自己的表扬是正确的，自己的批评也是中肯的有分寸的。这种自己表扬与批评的办法，比我们好的地方是具体，实事求是，群众很容易学得具体，改得具体。公认的好与坏，发扬与改正起来就带有更大的自觉性与积极性。群众公认的积极分子，就是群众领袖。
有些区里斗争中农与重罚较严重时，采取了各村干部联席会，各村报告了各村情况，由大家评议谁的好，谁的坏，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经他们自己热烈的讨论和检讨后，在各村的一些弱点就由群众自己纠正了，好的东西，群众也会自动地模仿起来，这样比我们去纠正人家力量大多了。我们常常总结一大堆缺点和成绩，经验和教训，在群众未做之前即防止“这”防止“那”，给群众划成一个圈子，群众执行起来也很不带劲。这主要是在于没有通过群众自己的思想变化、认识过程，与具体的榜样不结合，群众是奉命执行，不是自觉地执行。
最近县委与区委兴开了一种会议形式是——座谈会。这种会议形式是一种民主集中的好方式。会议多由下面的好坏典型的汇报开始，然后座谈，交流经验，并提出问题大家讨论，大家决定。我们提倡座谈中争论批评，许多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常常是解决得较深刻具体。会议的总结，仅把大家已决定的东西整理一下就完了。根据最近一年来的经验，这种领导方式是较好的。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一)民主，大家有言就发，无顾虑(因为没有总结在那里限制着大家)。(二)表扬与批评联系密切，而且是到会的大多数的批评与表扬，容易公认优点与纠正弱点。如一个同志在未开会前几次个别谈话，均不以为自己的决定有毛病，而在座谈会上，经大家发言后，就深刻认识了自己的毛病，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三)经验交流具体深刻。(四)思想便于统一。其弱点是：(一)开会时间长；(二)掌握不好，容易失掉中心。
四、大胆放手后，还要及时建立群众自己的领导。这个问题包括三个问题：(一)建立支部核心领导。特别以佃雇贫农成分为主建立支部。(二)树立佃雇的独立运动，形成农民运动的骨干。(三)培养群众领袖，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这三个问题是相结合的，都是不可少的。在此，前二者不谈，只谈第三个问题。
过去对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是长期被忽视了的，老是由上而下地委派各级领导机关，也是一种严重的包办代替。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就不能真正形成群众自己的运动，群众就不能很快很好地发动起来。不从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很好地集中群众的意见，我们的领导意见也不能很好地变成群众的意见并很好地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也不能很好地变成群众自觉的政策。由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经过群众自己的组织去掌握与控制自己，群众运动才能表现高度的纪律性，能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发现偏向和错误，也能及时纠正，纠正又不致于形成泼冷水，打“拦头鞭”。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与群众究竟有些隔阂，所以不能很好地做到这点。在各县工作中，群众运动起来，常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矛盾，在某些问题的决定与处理上，也常发现村与村、区与区的差异，解决这些矛盾与统一这些差异，经过自下而上建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是一种最好的办法。自上而下委派的群众组织，因对群众的困难与要求体贴不够，就不能很好地负起这种责任，这些问题，各县的特别是濮县的经验，告诉我们很清楚。群众领袖是群众行动与群众组织中的灵魂，没有群众领袖，群众运动就不能很好地开展与坚持下去。群众领袖在群众运动中，有头等重要的作用。
我们主张：群众有行动，就应该有组织，有组织才能行动，群众行动由一村扩大到一片村(所谓小区)，就应该有一片村的群众组织(小区委员会或小区代表会)，群众行动扩大到一个区一个县，就应该有一个区一个县的组织(区与县的委员会或代表会)。在群众运动中及时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濮县曾创造了很好的范例。濮县已经由小区到区到县建立了各级佃雇代表会，有些区已经正式建立了农民联合会，产生了大批的地方干部与领袖，这些干部与领袖大部分不脱离生产。自下而上地建立了群众团体的组织后，外来干部就可大批地调出，开展新地区工作。
由下而上建立群众团体的组织，要尊重它的独立性，显示它的领导威力。在八分区，现在为了发扬新的群众领袖的作用，强调提出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在县以下已提出“群众工作交群众团体”的口号。
总之，大胆放手是一种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是始终贯彻着群众路线的，即领导主要靠启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及靠多数群众自觉的行动的。因此，大胆放手执行中，必须有坚定的群众立场，更深入群众进行艰苦耐心的教育组织工作。党的政策是与群众利益更加结合，万不能了解为不需要政策，这是今天应当明确认识的。
(此时，万里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八地委副书记。本文原载中共冀鲁豫分局民运部1944年12月27日出版的《群运材料》；后载于1945年5月20日的《冀鲁豫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