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又名万敬亭、万明礼，1916年12月出生于东平县桂井子街一个贫民家庭。
万里的父亲在他不满两周岁时离家外出谋生，后来在山西阎锡山的队伍中任连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临汾一带同日军作战中阵亡，他一家靠母亲给人家拆洗衣被、做针钱活，并从事手工纺织维持生计。农忙时，母亲便带着他去农村拣拾庄稼，家境如此贫寒，母亲还是千方百计供他读书，从小学到初中。
1933年秋，万里考取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二师每届只招三个班，共120人，学制3年，万里是八级三班学生。入学后，万里就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倾向。他的同班同学李健曾回忆说：“1933年，我考入曲阜二师被分到八级三班。不久，我发现各班都有些进步学生，尤其是我班的万明礼（万里）和孙鸿业比较突出。孙鸿业是二师前师毕业后升上后师的。他亲眼目睹了1932年的大逮捕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师生的残酷镇压，因此，不多言政治。万明礼却不在乎。我们都爱好文艺，彼此相互接近，渐渐加深了了解。我们经常一起交换阅读进步的文艺书刊，讨论各自对学校当局的看法，共同商量对付措施。为了团结有同样爱好的同学，就以订阅进步刊物的方式，组成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在当时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和章程，也没有明确的宗旨和正规的入会手续，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以读进步书籍为纽带，相互维系在一起，相互交流，借以沟通思想。在后来的进步学生运动中，其成员大都成为共产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班的“读书会”成立后，又向其他班级发展。后来入校的九级，也出现了这种形式的“读书会”。鲁迅的著作，是这些“读书会”研读的重点。”
万里的姑姑万丹如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万里在曲阜师范上学，经常给我寄些《救亡日报》。我当时在东平城里书院小学教书，经常把《救亡日报》在教师预备室里散发出去，我把它偷偷地放在每个教员的粉笔盒里，他们上课前就各自拿走了。当时书院小学是国民党统治的，散发共产党的报纸必须特别小心。我当时虽然和万里保持联系，但他还没有谈到党的问题。他一年两次假期，每次回来，大都住在我那个学校里，他那里虽然不谈党的事，但可以看出他挺进步，说起话来总让人觉得有道理。”
曲师校史做过这样的记载：在八级、九级、十级的3个年级中，涌现出大批进步学生，其中“有八级的万明礼（万里）、刘清禄（安波）、李福如（李健）、袁凤彩（袁振）、丁鸿泽、孙鸿业……”共记录了3个年级中的30个人。校史编写组写到：“他们传阅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敬佩共产党和红军，向往革命根据地，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常常私下抨击杨书田（反动校长）的黑暗统治和国民党反动卖国的罪恶，秘密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万里在曲师已迅速成为革命青年学生了。
1936年5月，学校组织毕业生到济宁乡农学校集训，万里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济宁，见到了中共山东省委鲁西巡视员、同乡董临仪。董临仪向他宣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夏，党组织派万里到东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他应田大店小学校长、爱国知识分子田子珍的邀请，担任该校高年级国语教员。在田大店小学，他倡导成立了“读书会”，发动教职员工捐款购买青年自学丛书和《生活周刊》《中国青年》《中学生》等进步书刊，并把当时一些进步作家的著作介绍给师生阅读。他还组织学校师生演唱进步戏曲、办墙报，宣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的罪行。与此同时，他还先后介绍了田子珍等进步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积极宣传我党救国主张，万里、董临仪等共产党员于1937年倡导全县教师集资1000余元，在城内开办新文化书店，及时提供给师生一些进步书刊，这也是我党最初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场所。1937年8月，为了更好地领导七区的抗日斗争，万里、董临仪研究决定建立中共田大店完小支部，田子珍任支部书记。
万里在田大店小学的影响很深，全校9名教师，除一人跟随国民党外，其余均走向革命的道路。在学生中涌现出许多积极分子，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万里还积极争取有名望的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7年10月在马公祠小学一次就发展队员近30人。在三区清水坦、五区苇子河、七区田大店、八区寿张集等地共发展“民先”队员100余人，建立“民先”小组10余个，抗战期间，大部分“民先”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中共东平县工委成立，万里为书记，工委成员在万里家中召开第一次会议。为了更广泛团结一切爱国志士共同抗日，万里决定成立“东平县抗日救亡协会”，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带头参加了这一组织。最早参加的有：强仁普、于林甫、赵瑞甫、孙凯臣、崔幕冬、万丹如、李蕴石、杨献铃、林楠、李虹、吴鸣远、杨维新、周庆春、陈化民、刘仲羽、侯馨斋、梁昌武等。协会于11月中旬成立，强仁普任会长，孙凯臣任组织部部长，赵瑞甫任宣传部部长，陈化民任交际部部长。协会任务是发展党员，团结爱国人士，扩大抗日力量。至年底，协会会员发展到150余人。为了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全民抗日，协会主办了《抗日救亡周报》。
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问题，唤醒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入到抗战的行列，万里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成立“农民福利会”。田大店是东平城西南相距35公里的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由于地处东平、汶上、寿张、阳谷、郓城五县边沿的湖泊地带，傍邻梁山，东靠古运河，北面是东平湖，舟车不便，交通闭塞，出门多靠步行，文化很落后，当时受灾又最为严重。万里、田子珍等首先在田大店进行组织发动，动员贫苦农民80余人，成立了田大店村“农民福利会”。接着，五区苇子河周围10余村庄也相继建立起这一组织，发展会员200余人。
“民先”、“救亡协会”、“福利会”的发展，唤起了民众，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37年秋，国民党县政府以水灾严重不能开学为借口，停发了教师的工资。县工委发动“抗日救亡协会”向教育局进行了抗议，迫使其不得不先发了教师们一半的薪水。这次“索薪斗争”的胜利，初步显示了党领导群众组织的强大力量。
1937年10月，鲁西南工委成立后，东平同鲁西南工委加强了联系。11月，鲁西南工委派共产党员刘星到汶上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汶上县无党组织，刘星即到东平县同县工委书记万里取得联系。万里、刘星经常在一起研究关于建立抗日武装、筹备举行武装起义等问题。
当日寇进攻越过黄河时，国民党的统治土崩瓦解，汉奸、土匪乘机四处派粮要款，抓丁抢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搅得群众惶惶不安，人们各自畏缩在黑暗的草房里摇头叹息。此时，万里、刘星、田子珍等共产党员冒着被土匪抢劫和冰层塌裂的危险，夜晚来往于东平、汶上、田大店之间，研究对策，准备组建武装，以对付土匪汉奸和日军的进攻。
1938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东平、汶上一带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农民、三三两两以走亲访友为掩护，悄悄地向汶上县的永安寺集合，县工委书记万里、委员田子珍同刘星、陈伯衡在汶上发动了100多人，一起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东（平）汶（上）人民抗日自卫队”，刘星、陈伯衡、曹志尚为部队主要负责人。队伍成立后，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
1938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受中央派遣，率领一批干部来到东平，指示万里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迅速建立地下交通站。根据郭洪涛的指示，万里积极开展工作，在东平城里、靳口等地设立地下交通站。同年8月，他调任泰西特委宣传部部长。此后，他先后任泰西地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泰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地委、八地委书记。1946年1月，冀鲁豫七地委建立，万里任地委书记。3月，冀鲁豫七地委并入二地委，他调任二地委书记。
1947年初夏，万里调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1949年3月，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干部支队，他任支队参谋长，离开了战斗、生活的故乡。此后，他先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10月，随大军挺进大西南，不久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后来，奉调进京，先后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
从1958年起，万里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北京市的市政建设。这期间，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具体领导了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工程，取得显著政绩。1959年国庆节前夕，万里陪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赞扬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啊！”
万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全面整顿中国铁道。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层中试图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某种程度的纠正的重大努力，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和诸多改革的一次预演。铁道整顿作为全面整顿的重要一环，是由铁道部部长万里负责进行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铁路运输方面表现得最为严重，全面整顿也以铁道的整顿最为紧要和见效最快。针对当时受到“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的破坏活动，万里向铁道系统各级领导班子讲话，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是“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而是“面向保官”，“不敢同派性作斗争，不敢捅‘马蜂窝’，不敢摸‘老虎屁股’”。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当无产阶级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你不出头，不带头，怕将来再低头，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要求限期实行整顿。果然，有了中央的正确决定，有了广大干部的奋斗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不出几个月，就使生产下降、事故惊人、纪律松弛、堵塞严重的铁道，初步做到了“安全正点，畅通无阻”。当时铁道系统有些职工刷了大幅标语：“火车正点万里行”。这标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批邓联万”的不满和对邓小平主持整顿的拥护。
二是探索农村改革。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安徽、四川等省开始的。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体察民情，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掌握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
1979年2月，安徽省委决定允许肥西县山南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万里说，包产到户过去批了许多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可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当年12月，根据一年多的实践，他作了题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的讲话，强调：“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的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不是看它规模大小或公有化程度高低。”
“要吃米，找万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流行的这样一句民谣，表明了老百姓对于农村改革的拥护。一个“包产到户”的逐步推行，一个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两大改革有效地活跃了多年不振的农村经济，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推进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1981年10月在准备第一个“一号文件”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农委主任的万里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商品经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
1982年11月在同记者的谈话中，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万里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1986年7月，万里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著名讲话，指出：“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就没有科学化。反过来说，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由万里这篇讲话而引起广泛议论和注意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四大报告中，都被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着重加以解决的重要课题。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主张通过改革一步一步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在他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8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产品质量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工会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对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组织起草并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国家对香港、澳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对31件法律和6个决定的执行情况组织开展了53次执法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提出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督部门、司法部门工作，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他高度重视人大自身建设，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继续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完善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制度以及人大议事程序，制定了代表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等重要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人大工作规范化程序化。
1992年10月，万里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万里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万里对权利从容淡然。1992年下半年，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前夕，万里说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严格自律，对改进党的作风、惩治腐败坚定支持，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万里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万里的故居是中共东平县工委诞生地。东平县为了发扬优良革命传统，于1992年第一次修建县工委纪念馆。纪念馆占地面积360平方米，主体建筑包括大门、院墙和大厅一座。大厅建筑面积160平方米，共计5间，中间3间为党员活动室，东、西各一间分别为图书馆、陈列室。2007年，中共东平县委又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辟为党史教育基地。碑正面行书题刻“中共东平县工委诞生地”，背面记述中共东平县工委成立的过程。
2010年，为适应革命传统教育新形势需要，县委、县政府决定重修万里故居与中共东平县工委纪念馆。新纪念馆位于东平县州城街道十里宋街南段，总占地面积8200平方米，于2010年3月奠基，2011年6月22日建成开馆。万里故居，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30平方米，总体布局分为西院、东院，东院北面为菜园及柴棚，共有房屋17间。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西院堂屋五间，西屋四间，东屋三间；东院房屋两处，其中北屋三间，东屋二间。万里故居门额，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题写。县工委纪念馆位于万里故居北侧，主要建筑有主展馆、茶室、游廊、牌坊、耳房等，建筑风格上采取青瓦、白墙，庄重古朴、美观大方，具有清末民国时期鲜明的地方建筑特色，又兼有南方建筑风格的清新秀丽。纪念馆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60平方米，由序厅、星火东平、丹心热土、春秋万里等四个部分组成，以图片、资料和实物等形式，全面展示东平县工委的创建历程、县（工）委的革命斗争、万里的革命历程及不同历史时期为党和国家建设做出的丰功伟绩。
万里故居和县工委纪念馆建成开馆后，成为东平县全面介绍东平光辉的革命历史和万里革命业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感悟革命历史，传扬红色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万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前进的不竭动力。
姜广智 彭广德
（作者系东平县党史史志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