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机械变动
山西省洪洞县古大槐树处
增减 元末，东平人口锐减。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始，淮北农民大起义，元军残酷镇压，东平地处战场，人民惨遭杀害。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遣张兴祖下东平”与元军作战。连年战争，加之天灾、疫病，“淮以北鞠为茂草”。境内人烟稀少。元代在东平居住流传至今的仅有万、吕、梁、孙、陈等姓。
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元璋统一中国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屡徙山西‘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又徙“登、莱、青之民实兖州、东昌”。1370年（洪武三年）蔡庄店村刘姓最早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继之郑姓从青州迁入。以后迁入者渐多，人口始见增加。
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1400年（建文二年），“燕军薄东昌，犯济宁”，路经东平，攻城未破。1402年（建文四年），“春正月，燕兵陷东平，吏目郑华死之”。战争连年，人死甚多，幸存者竞相外逃，人口再次下降。
1403年（永乐元年）始，成祖朱棣多次从山西向山东移民，东平人口又趋上升。据20家族谱考证，其中17家从山西洪洞县迁来。至今在群众中流传着“若问老家是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歌谣。同期随明太祖、明成祖北上留居东平的官员，有唐营村的唐姓，王洼村的王姓，柳行头（①亦称十八柳行头。即东平湖老湖区内的十八个村庄。因常被水淹，露出水面的只有柳树头而得名。）的赵姓等。还有从青州所属各县迁来的王、宋、解诸姓。经过多次迁入和长期繁衍，人口大增。
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之后，人口继续上升。1771年全州有38613户，280287人，至1825年增至71390户，385053人。54年间增加104766人，年增率5.9‰。1840年后，清政府对农民起义残酷镇压，帝国主义入侵加剧，社会动乱，灾害频繁，疾病流行，人口下降。至1908年，全州有59820户，346028人，比1825年减少39025人，年均下降率1.2‰。
1932年，全县有75914户，413725人，比1908年增加67697人，年增长率为7.5‰。抗日战争期间，东平沦陷，人民惨遭日伪杀害，生产下降，人口减少。1940年区划调整，运河西3个区的4镇，45乡，367村划归昆山县后，全县有75494户，354029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回升。1948年全县共366732人，比1940年增加12703人。
建国后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出现人口出生第一次高峰。1954年比1949年增加21252人。1958年后，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左”的错误，育龄妇女疾病增多，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外流增加，人口减少。1959年比1957年减少29007人。1962年后，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人口又逐年上升。1966年出生人数为16802人，纯增12025人，年自然增长率为26.75‰。是建国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1963年后，总结了人口失控的教训，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1971年的人口增长率降为17.42‰。受建国初期人口出生高峰的影响，1975年进入结婚高峰。1978、1979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1979年提倡和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6.7‰。1985年降至3.32‰。
移民 1933年，黄河决口，县境西部被淹，灾民生计断绝。经民国山东省政府批准，县政府委派乡绅主办，组织第七区的灾民迁移。一部分迁至阿城、张秋镇就食，水退后即返故里；一部分迁至利津垦荒。移民行前由移民委员会发熟食10斤，到达目的地后，由当地供应每人每月粮食二升（约二十余斤），至麦收为止。1937年春，又一次向利津移民。前后两次共向利津迁民3千多人。赴利津的移民列入当地户籍，移民聚居的地方名为“八大组”。
建国后，从1950～1964年，先后组织了6次移民外迁和1次移民返迁。迁出22332户，108212人，返迁14200户，59156人。
1949年9月，临黄堤决口。遵照山东省人民政府指示，1950年8月上旬动员灾区群众5千余人，由脱产干部5人带领，至垦利、沾化落户。下旬又动员5千余人，由5名脱产干部带领，前往同一地区落户。两批共移出2756户，12223人。移民由本县发给每人口粮100斤，其它生产和生活资料由迁入地区供应，每人每月国家供应粮食40斤，直至移民的生产收入达到自给时为止。
1955年5月，根据省府、专署布置，从6个区动员移民701户，3341人，组成垦荒团，到黑龙江省的临口、遂陵、富锦、呼玛4个县落户。
同年9月，根据省委指示，从5个区选拔支边青年208人，由县青年团干部带领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定居。每人发安置费270元，粮食根据需要供应。
1958年秋，建成东平湖水库后，新、老湖区的151个自然村，16922户，82505人陆续迁出。其中2493户，10362人迁往黑龙江省，其余的分别安置在平阴县城关、店子、孝直以及本县大羊、接山、彭集、沙河站等8个公社。移民并入当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为安置移民，国家拨款建房27158间，社员自建834间。
1959年9月，从黄花园、花篮店等公社动员移民1953户，9675人，迁往黑龙江省的亚尔赛农场、克山县、太康自治县、讷河县、齐齐哈尔等地。每人发路费24元，生活费30元，建房补助费60元，生产扶持费20元。
1960年6月，遵照省府、专署指示，动员一部分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青壮年去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当时隶属平阴县的花篮店公社50人，接山公社100人，大羊公社80人，水河公社30人。每人发棉被一床、棉大衣、棉袄、棉裤各一件。
1964年新建湖区人民公社，新、老湖区的移民先后返回故里。第一批13156人，以后又陆续返回46000人。为安置返迁群众，1966年修筑房台50个，总面积为126.55万平方米，修建新居民点。至1978年，湖区群众建起新房54704间，政府拨给安置经费2869.70万元，生产扶持款80万元，生活救济款1.3万元。
迁入迁出 清代，迁入的多因来县任职、经商、谋生，有的定居下来。迁出的原因与迁入略同。民国时期，来东平经商、谋生的减少，迁出经商、谋生的增多。因任职（或当兵）留居境内的很少。建国后，迁入迁出的多因工作调动、参军、婚入、婚出，大中专学生外出就学；老人迁往外地与子女共同生活等。1980年以来，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外地迁移回家的农民增多。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不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迁至县外。迁出的相对增加。1975～1985年，全县共迁出102032人，迁入90738人。其中1985年迁至外省的1388人，迁至本省外县的6192人；外省迁入的1381人，本省外县迁入的4739人。
外流 清代，外流多因生活所迫。每逢灾年，衣食无着的农民，离乡背井流往它地。一般的秋冬之际流往黄河北高唐、聊城一带和邻县丰收地区逃荒要饭，来年春耕、春种时回家，少数精壮劳力“闯关东”谋生。康熙初年，颁有“移民禁令”，流往东北的不多。1871年“移民禁令”取消，贫苦农民大量流往东北。1898年，大水灾之后，流往东北已成为破产农民的重要谋生之路。民国时期，外流人口呈增长趋势。1918年大水灾，农民大量外流。王洼村40户，210人，外流的30余户，150多人。没有外流的主要因为有捕鱼工具和船只，能赖以糊口。
建国后，外流的原因明显变化。一是建国初，有些高小毕业生投奔在城市、矿区和其它地区工作的亲友求学或就业；二是1959～1961年，一部分农民因生活困难盲目外流，多数去东北；三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地富子女为摆脱家庭成分盲目流入东北、山西等地；也有的由于其它原因而外流。1979年后，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稳步增长，盲目外流的人数大减。
山西省洪洞县古大槐树处
增减 元末，东平人口锐减。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始，淮北农民大起义，元军残酷镇压，东平地处战场，人民惨遭杀害。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遣张兴祖下东平”与元军作战。连年战争，加之天灾、疫病，“淮以北鞠为茂草”。境内人烟稀少。元代在东平居住流传至今的仅有万、吕、梁、孙、陈等姓。
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元璋统一中国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屡徙山西‘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又徙“登、莱、青之民实兖州、东昌”。1370年（洪武三年）蔡庄店村刘姓最早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继之郑姓从青州迁入。以后迁入者渐多，人口始见增加。
1399年（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1400年（建文二年），“燕军薄东昌，犯济宁”，路经东平，攻城未破。1402年（建文四年），“春正月，燕兵陷东平，吏目郑华死之”。战争连年，人死甚多，幸存者竞相外逃，人口再次下降。
1403年（永乐元年）始，成祖朱棣多次从山西向山东移民，东平人口又趋上升。据20家族谱考证，其中17家从山西洪洞县迁来。至今在群众中流传着“若问老家是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歌谣。同期随明太祖、明成祖北上留居东平的官员，有唐营村的唐姓，王洼村的王姓，柳行头（①亦称十八柳行头。即东平湖老湖区内的十八个村庄。因常被水淹，露出水面的只有柳树头而得名。）的赵姓等。还有从青州所属各县迁来的王、宋、解诸姓。经过多次迁入和长期繁衍，人口大增。
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之后，人口继续上升。1771年全州有38613户，280287人，至1825年增至71390户，385053人。54年间增加104766人，年增率5.9‰。1840年后，清政府对农民起义残酷镇压，帝国主义入侵加剧，社会动乱，灾害频繁，疾病流行，人口下降。至1908年，全州有59820户，346028人，比1825年减少39025人，年均下降率1.2‰。
1932年，全县有75914户，413725人，比1908年增加67697人，年增长率为7.5‰。抗日战争期间，东平沦陷，人民惨遭日伪杀害，生产下降，人口减少。1940年区划调整，运河西3个区的4镇，45乡，367村划归昆山县后，全县有75494户，354029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回升。1948年全县共366732人，比1940年增加12703人。
建国后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出现人口出生第一次高峰。1954年比1949年增加21252人。1958年后，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左”的错误，育龄妇女疾病增多，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外流增加，人口减少。1959年比1957年减少29007人。1962年后，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人口又逐年上升。1966年出生人数为16802人，纯增12025人，年自然增长率为26.75‰。是建国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1963年后，总结了人口失控的教训，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1971年的人口增长率降为17.42‰。受建国初期人口出生高峰的影响，1975年进入结婚高峰。1978、1979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1979年提倡和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6.7‰。1985年降至3.32‰。
移民 1933年，黄河决口，县境西部被淹，灾民生计断绝。经民国山东省政府批准，县政府委派乡绅主办，组织第七区的灾民迁移。一部分迁至阿城、张秋镇就食，水退后即返故里；一部分迁至利津垦荒。移民行前由移民委员会发熟食10斤，到达目的地后，由当地供应每人每月粮食二升（约二十余斤），至麦收为止。1937年春，又一次向利津移民。前后两次共向利津迁民3千多人。赴利津的移民列入当地户籍，移民聚居的地方名为“八大组”。
建国后，从1950～1964年，先后组织了6次移民外迁和1次移民返迁。迁出22332户，108212人，返迁14200户，59156人。
1949年9月，临黄堤决口。遵照山东省人民政府指示，1950年8月上旬动员灾区群众5千余人，由脱产干部5人带领，至垦利、沾化落户。下旬又动员5千余人，由5名脱产干部带领，前往同一地区落户。两批共移出2756户，12223人。移民由本县发给每人口粮100斤，其它生产和生活资料由迁入地区供应，每人每月国家供应粮食40斤，直至移民的生产收入达到自给时为止。
1955年5月，根据省府、专署布置，从6个区动员移民701户，3341人，组成垦荒团，到黑龙江省的临口、遂陵、富锦、呼玛4个县落户。
同年9月，根据省委指示，从5个区选拔支边青年208人，由县青年团干部带领到黑龙江省北安县定居。每人发安置费270元，粮食根据需要供应。
1958年秋，建成东平湖水库后，新、老湖区的151个自然村，16922户，82505人陆续迁出。其中2493户，10362人迁往黑龙江省，其余的分别安置在平阴县城关、店子、孝直以及本县大羊、接山、彭集、沙河站等8个公社。移民并入当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为安置移民，国家拨款建房27158间，社员自建834间。
1959年9月，从黄花园、花篮店等公社动员移民1953户，9675人，迁往黑龙江省的亚尔赛农场、克山县、太康自治县、讷河县、齐齐哈尔等地。每人发路费24元，生活费30元，建房补助费60元，生产扶持费20元。
1960年6月，遵照省府、专署指示，动员一部分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青壮年去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当时隶属平阴县的花篮店公社50人，接山公社100人，大羊公社80人，水河公社30人。每人发棉被一床、棉大衣、棉袄、棉裤各一件。
1964年新建湖区人民公社，新、老湖区的移民先后返回故里。第一批13156人，以后又陆续返回46000人。为安置返迁群众，1966年修筑房台50个，总面积为126.55万平方米，修建新居民点。至1978年，湖区群众建起新房54704间，政府拨给安置经费2869.70万元，生产扶持款80万元，生活救济款1.3万元。
迁入迁出 清代，迁入的多因来县任职、经商、谋生，有的定居下来。迁出的原因与迁入略同。民国时期，来东平经商、谋生的减少，迁出经商、谋生的增多。因任职（或当兵）留居境内的很少。建国后，迁入迁出的多因工作调动、参军、婚入、婚出，大中专学生外出就学；老人迁往外地与子女共同生活等。1980年以来，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外地迁移回家的农民增多。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不少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迁至县外。迁出的相对增加。1975～1985年，全县共迁出102032人，迁入90738人。其中1985年迁至外省的1388人，迁至本省外县的6192人；外省迁入的1381人，本省外县迁入的4739人。
外流 清代，外流多因生活所迫。每逢灾年，衣食无着的农民，离乡背井流往它地。一般的秋冬之际流往黄河北高唐、聊城一带和邻县丰收地区逃荒要饭，来年春耕、春种时回家，少数精壮劳力“闯关东”谋生。康熙初年，颁有“移民禁令”，流往东北的不多。1871年“移民禁令”取消，贫苦农民大量流往东北。1898年，大水灾之后，流往东北已成为破产农民的重要谋生之路。民国时期，外流人口呈增长趋势。1918年大水灾，农民大量外流。王洼村40户，210人，外流的30余户，150多人。没有外流的主要因为有捕鱼工具和船只，能赖以糊口。
建国后，外流的原因明显变化。一是建国初，有些高小毕业生投奔在城市、矿区和其它地区工作的亲友求学或就业；二是1959～1961年，一部分农民因生活困难盲目外流，多数去东北；三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的地富子女为摆脱家庭成分盲目流入东北、山西等地；也有的由于其它原因而外流。1979年后，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稳步增长，盲目外流的人数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