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中共东平县工委动员进步人士孙亚诚、郭复先、王儒林、杨敬斋、宋琴轩、陆占武、侯阁臣、张明伦、井怀义、张树春、王建安、唐朗斋、戴泮州；开明士绅林方斋、赵锡祉、安波亭等共同抗日。他们曾为抗日出枪、出钱、出物，筹备军需；有的参加抗日武装。1939年5月，陆房战斗后，地方开明士绅募捐了银元、布匹、马匹、粮食、药品慰问一一五师指战员。工商、教育、卫生、宗教界也涌现了不少先进人物。县城报恩寺和尚洪宝大师，经常掩护抗日干部战士，还动员小和尚参加抗日部队。
1946年8月起，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开明士绅采取了与其他地主相区别的政策。放下武器回乡的国民党军官兵，同样分得一份土地。1948年初端正政策，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安置了外逃返乡的地主、富农。鼓励发展工商业，活跃了城乡市场。
建国后，注意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工作。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党外人士占54%。1953年4月，对各界民主人士进行鉴定工作，比较优秀的33人中，有7人被选为人民代表，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1958年，由于“左”的错误，统战工作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统战对象当作专政对象，使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加强了统战工作。县委统战部除派员参加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外，同时，认真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统战政策。
落实民族政策 1979年以来，纠正了强迫回族群众养猪，强迫火葬的错误。在州城、宿城、黄花园、大羊、水河等集镇开设清真饭店，供信仰伊斯兰教的顾客就餐。县十届人大代表343人中，有少数民族代表2人。县一届政协99名委员中，有少数民族委员3人。
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将清真寺归还给回族群众管理，信教群众聘请阿訇主持宗教生活。对开斋、古尔邦、圣忌等三大节日，国家供应油、粮。对天主教、基督教继续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方针，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受到法律保护。在一届政协委员中，有宗教代表1人。同时纠正了宗教界人士的错案，补偿了经济损失。
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全县原定工商业者32人，股金11765元。1980年3月，县委遵照党中央《关于把工商业中的劳动者区别开来的指示》，开展了区别工作。定为劳动者的25人，仍为资本家代理人的5人，资本家2人。1982年，对原工商业者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和长期从事保管、会计、采购等工作的14人，恢复了干部身份，享受干部待遇。
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 全县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57人，其中师级1人，团级4人，营级2人，连排级12人，士兵38人。根据“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政策，对错判错处理的14人，一律纠正。其中恢复公职的3人；撤销处分、重新安排工作的3人；补办退休手续的6人；补发丧葬费、抚恤金的2人。1977年4月，为已故国民党爱国起义将领姚良臣开了追悼会。
落实台属台胞政策 全县去台湾人员62人，其中：师级2人，团级3人，县级1人。他们在大陆的亲属54户、216人。1980～1985年，对错误处理的4人，分别做了纠正。至1985年，已有11户台属与在台亲人建立了信汇联系。
落实港澳、侨属政策 全县有移居港澳的同胞22人，在家亲属22户；侨居美国、日本、朝鲜、菲律宾、新加坡、印尼、苏联等国的40人，在祖国的亲属40户。其中，有2人在50年代非正常死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3户的财物被查抄。1980年，对查抄的财物给予清退补偿，退还了私房；对非正常死亡的2人，按政策补发了丧葬抚恤费。至1985年，全县已有33户与侨胞建立了信汇联系，年汇入款万元左右。
县委注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先后曾安排党外干部担任副县长、正副局长等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认真贯彻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充分发挥党外人士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1984年机构改革中，选拔了一批有威望、有知识、有较强工作能力的非党干部担任行政职务。其中有副县长1人，人大常委副主任1人，常务委员4人，在县政府各局中非党副局长4人。县十届人大343名代表中，非党的代表163人，占47.5%。1984年始，县委、县政府不定期地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意见听取会，共同交流情况、讨论问题，增强了相互了解，密切了合作共事关系。
第四节 统一战线
视图
1937年秋，中共东平县工委动员进步人士孙亚诚、郭复先、王儒林、杨敬斋、宋琴轩、陆占武、侯阁臣、张明伦、井怀义、张树春、王建安、唐朗斋、戴泮州；开明士绅林方斋、赵锡祉、安波亭等共同抗日。他们曾为抗日出枪、出钱、出物，筹备军需；有的参加抗日武装。1939年5月，陆房战斗后，地方开明士绅募捐了银元、布匹、马匹、粮食、药品慰问一一五师指战员。工商、教育、卫生、宗教界也涌现了不少先进人物。县城报恩寺和尚洪宝大师，经常掩护抗日干部战士，还动员小和尚参加抗日部队。
1946年8月起，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开明士绅采取了与其他地主相区别的政策。放下武器回乡的国民党军官兵，同样分得一份土地。1948年初端正政策，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安置了外逃返乡的地主、富农。鼓励发展工商业，活跃了城乡市场。
建国后，注意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工作。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党外人士占54%。1953年4月，对各界民主人士进行鉴定工作，比较优秀的33人中，有7人被选为人民代表，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1958年，由于“左”的错误，统战工作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统战对象当作专政对象，使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加强了统战工作。县委统战部除派员参加对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外，同时，认真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统战政策。
落实民族政策 1979年以来，纠正了强迫回族群众养猪，强迫火葬的错误。在州城、宿城、黄花园、大羊、水河等集镇开设清真饭店，供信仰伊斯兰教的顾客就餐。县十届人大代表343人中，有少数民族代表2人。县一届政协99名委员中，有少数民族委员3人。
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将清真寺归还给回族群众管理，信教群众聘请阿訇主持宗教生活。对开斋、古尔邦、圣忌等三大节日，国家供应油、粮。对天主教、基督教继续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方针，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受到法律保护。在一届政协委员中，有宗教代表1人。同时纠正了宗教界人士的错案，补偿了经济损失。
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全县原定工商业者32人，股金11765元。1980年3月，县委遵照党中央《关于把工商业中的劳动者区别开来的指示》，开展了区别工作。定为劳动者的25人，仍为资本家代理人的5人，资本家2人。1982年，对原工商业者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和长期从事保管、会计、采购等工作的14人，恢复了干部身份，享受干部待遇。
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 全县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57人，其中师级1人，团级4人，营级2人，连排级12人，士兵38人。根据“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政策，对错判错处理的14人，一律纠正。其中恢复公职的3人；撤销处分、重新安排工作的3人；补办退休手续的6人；补发丧葬费、抚恤金的2人。1977年4月，为已故国民党爱国起义将领姚良臣开了追悼会。
落实台属台胞政策 全县去台湾人员62人，其中：师级2人，团级3人，县级1人。他们在大陆的亲属54户、216人。1980～1985年，对错误处理的4人，分别做了纠正。至1985年，已有11户台属与在台亲人建立了信汇联系。
落实港澳、侨属政策 全县有移居港澳的同胞22人，在家亲属22户；侨居美国、日本、朝鲜、菲律宾、新加坡、印尼、苏联等国的40人，在祖国的亲属40户。其中，有2人在50年代非正常死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3户的财物被查抄。1980年，对查抄的财物给予清退补偿，退还了私房；对非正常死亡的2人，按政策补发了丧葬抚恤费。至1985年，全县已有33户与侨胞建立了信汇联系，年汇入款万元左右。
县委注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先后曾安排党外干部担任副县长、正副局长等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认真贯彻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充分发挥党外人士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1984年机构改革中，选拔了一批有威望、有知识、有较强工作能力的非党干部担任行政职务。其中有副县长1人，人大常委副主任1人，常务委员4人，在县政府各局中非党副局长4人。县十届人大343名代表中，非党的代表163人，占47.5%。1984年始，县委、县政府不定期地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意见听取会，共同交流情况、讨论问题，增强了相互了解，密切了合作共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