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皇帝的“罪己诏”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主处治事情不当，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罪己诏中的“诏”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告也，从言从召。东汉的鸿儒郑玄为“诏”作注，谓之：“诏，告也”。告，告诉，对人说。《管子》一书中记载：齐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时，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齐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诉）君。齐桓公并没有以“君”为是，而是把“诏”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责怪、自省自己的“口谕”，与“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
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1916）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包括吕后）；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对于皇帝什么情况下颁布罪己诏，史家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君主处治事情不当
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晋武帝时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大理寺依法将其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二是天灾造成灾难
像“禹、汤罪己”就是。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琊，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三是政权出现危机
唐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仍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783），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
罪己诏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国如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这就是罪己诏的功用。
对于皇帝颁布罪己诏还有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无奈性
罪己诏既然为“罪”，这罪自在帝王。可帝王们是“金口玉言”“奉天承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最大的正确化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帝王们就是错了，除了少数帝王能检点自己外，大多数帝王是不会认错的。
据《唐史演义》记载：穆宗既葬宪宗，益事游畋，趁着秋凉天气，带了后宫佳丽，游鱼澡宫，浚池竞渡，赐与无节，且欲开重阳大宴。拾遗李珏，与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尚新，虽陛下俯从人欲，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丧，礼不可紊，合宴内廷，究应从缓为宜。”穆宗不听。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丰腆，足足畅饮了一天，既而群臣入阁，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略谓：“陛下宴乐过多，游幸无度，日夕与近习倡优，互相狎昵，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赏赐，亦当从节。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然内藏有余，总望陛下爱惜，留备急需！”穆宗自践位后，久不闻阁中论事，此次忽闻阁议，便问宰相道：“此辈何人？”宰相等答是谏官。穆宗乃令宰相传语道：“当如卿言。”宰相传谕毕，相率称贺。哪知穆宗口是心非，不过表面敷衍，何曾肯实心改过？尝语给事中丁公著道：“闻外间人多宴乐，想是民和年丰，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怀。”公著道：“这非佳事，恐渐劳圣虑。”穆宗惊问何因？公著道：“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照此过去，百职皆废，陛下能无忧劳么？愿少加禁止，庶足为朝廷致福。”穆宗似信非信，迁延了事。
不久，已是仲冬，唐穆宗又要出幸华清宫。此时韩弘已罢，令狐楚亦被免相，累贬至衡州刺史，另用御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御驾出巡，臣等应设扈从，乞赐面对。穆宗并不御殿，也无复音。谏官等又俯伏门下，自午至暮，仍然没有音响，不得已陆续散归，约俟翌晨再谏。不料次日进谒，探得宫中消息，车驾已从复道出城，往华清宫，只公主驸马及中尉神策六军使，率禁兵千余人，扈从而去，群臣统皆叹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闻车驾已经还宫，大众才安心退回。
可见，“罪己”对相当一些帝王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意，而是大臣们“逼迫”的结果；还有一些罪己诏，又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岌岌可危之时不得不颁“诏”的。
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这才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宋徽宗这才发布罪己诏，诏书中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宋徽宗为何要下这样一道罪己诏呢？一是出于无奈：朝廷危在旦夕，众臣一再“建议”，不能不为；二是积疾难返，无药可救。宋徽宗是个捡来的皇帝，又常以女人和诗为重，不听劝阻，自在享乐，一意孤行，致使大宋江山，面对兵临城下。但不管如何，宋徽宗还是下了罪己诏的，不过，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难免有些羞羞答答。
二是皇帝出演的一场悲喜剧
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样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少下。其中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的罪己诏，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皇帝的这一罪己诏实质上是“官场腐败大揭底”。
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拟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起草罪己诏而让皇帝印象深刻的。明代许彬就是其中的一例。明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许彬深谱圣意，一纸罪己诏洋洋洒洒，由此受到英宗的赏识。英宗复辟后，许彬被委以重任。但代笔罪己诏并不都像许彬那样幸运，惹来祸端的，张钧算一个。据史书记载，金皇统九年（1149），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皇帝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张钧处死。
对罪己诏的正面认识，史家也有许多观点
一、罪己诏是帝王们的“魅力型统治”。
钱穆先生在他的《黄帝》和《国史新论》中提到罪己诏时认为，中国古代帝王发布罪己诏的做法，是与君权对举的。西方学者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国帝王的罪己诏，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论相比较后认为，如果一个皇帝不能对自己的政过进行反省的话，他的魅力就会流失掉。
二、罪己诏是帝王们的“自我批评”。
李雪晴在《寻找那棵树――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君权神授”嘛，“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
三、罪己诏是一种“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具体操作。
汉朝王符在他的《潜夫论·明闇》中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唐朝的魏徵把这句话归纳成八个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四、罪己诏是取得谅解和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唐德宗颁发《罪己大赦诏》后，据史书记载，“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诗人李白写的那首“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君以明为圣”的颂扬诗对其做出了肯定。对罪己诏持赞成观点的人对崇祯皇帝临死前的罪己诏，不乏赞美之词，说朱由检“毕竟还有爱民之心，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史家还认为，朱由检“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因为，“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的发生，最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己诏’”，说他这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顾炎武认为，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并得出结论：“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的”。
五、罪己诏是一种滑稽的“自我鉴定”。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后关头（死与亡），有功摆的就摆功，没有功摆的就骂自己。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后者。清朝顺治皇帝十四岁就亲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亲政后，史书上说：“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诏，列举了自己的十四条罪状：没将国家治理好，老百姓没能过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亲养老送终，罪二；父亲死时自己年幼，未能替父亲服三年之丧，罪三；未与祖父、父亲的子孙们常叙叔侄、兄弟之情，罪四；亲近汉族文士，疏远满族武将，罪五；对人要求过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长，埋没了人才，罪六；姑息养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称职，却不能及时罢斥，罪七；国用浩繁，兵饷不足，只知让群臣商议减少俸禄，却不裁撤宫中费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损下，罪八；营建宫室，极尽精巧，却不体恤百姓之艰辛，罪九；董鄂妃逝世，丧葬过于排场，罪十；不以明朝灭亡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营私舞弊，罪十一；贪图安逸，接见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谊滞塞，罪十二；自恃聪明，不虚心纳谏，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错，却不能及时改正，致使过错越积越多，罪十四。有人认为，顺治检讨自己“触及灵魂，实属亘古第一人。”
顺治和崇祯这两个皇帝的死，尽管各有不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不断地下罪己诏，直到临死，也没有忘记下罪己诏。看来，罪己诏不管多么有“魅力”，多么有“轰动舆情”，但对他们的帮忙实在不大。有人认为：天灾与帝王们关系不大，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于所谓“外患”等等，究其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帝王也会“罪己”的。不过，这样的“罪己”，除了警戒后人之外，对那个皇帝，对那个朝代，是一点作用也没有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罪己诏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多少年来，尽管有人也谈起过罪己诏，“但是很显然，人们对‘罪己诏’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