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院与庶吉士制度
翰林院制度自唐朝创立，历朝有所因革损益，至明朝趋于成熟。明代翰林院集唐宋翰林院制度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翰林院制度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文化上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明代翰林院制度不仅设官置职较往朝更为完善，而且其庶吉士制度的设立更为后世所称道。此项制度的设立，拓宽了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渠道，保证了高级政治人才的来源和翰林官的素质，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明代翰林院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呈现出密切化和固定化的趋势，并连接了科举制度与选官制度，最终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特殊局面。许彬作为进士而庶吉士，进而成为内阁首辅的过程，正是这一特殊局面的注解。也正因如此，明代是翰林官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君主的东征北伐，还是朝政的治繁理剧、人事进退，都有翰林职官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身影。
一、创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权的前夕，便开始为明王朝的统治着手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帝的临政建立辅政智囊机构，以“备顾问于内廷”。《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1367)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这就是明代翰林院的雏形。其后，明朝276年统治的盛衰均与此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朱元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力。随着新皇朝的建立和稳定，政权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反而日益激烈。朱元璋深感如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势必危机新皇朝的统治。为保住皇帝的宝座，让朱家子孙世代享有大好河山，他决心在幅员辽阔的大明帝国内，建立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犹臂使指的统治政权。与此同时，翰林院于洪武二年(1369)获得正式的定制，置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其下还有直学士、典簿、待制、修撰、应奉、编修、典籍等。初时的翰林职官只是帮助皇帝阅读奏章、起草文书、备顾问的秘书而已，没有大权。但经过十多年的检验，朱元璋发现原来沿袭的政府体制有皇权旁落的重大漏洞。丞相统率百官，专决政务，虽对皇帝一人负责，但却形成架空皇帝的弊端。洪武十三年(1380)发生的丞相胡惟庸阴谋造反的廷变，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废除中书省，不设丞相。同年，朱元璋对中央官制进行较大的变动，把六部尚书与翰林掌院的品秩拉开。原本二者都是正三品，改革后，六部尚书品秩升至正二品，而翰林院则在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降为五品衙门，并革除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等。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即罢四辅官四个月后，设殿、阁学士，“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给予翰林学士以殿、阁学士的头衔和正五品官的待遇，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详诸司奏启”。其中，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翰林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这些殿阁大学士的职责是“辅导天子”、“备顾问”。纵观这些翰林职官出任殿阁学士的情况，有的固辞不任，有的虽然到任，却不久就因罪被贬，或者告老还乡。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朱元璋最终奠定明代翰林院制度框架，定正官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并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俱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孔目一人，未入流。史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庶吉士，无定员。这一年，翰林院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庶吉士制度也正式发端。《明史·选举志》中说到:“庶吉士之选，自洪武乙丑，择进士为之，不专属于翰林也。”
在明代翰林制度的创制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朱元璋对翰林的使用属于尝试性的。翰林职官对于政事，鲜有参与，仅仅是“侍左右，被顾问而已”。终洪武一朝，翰林职官仍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很难影响朝局。但总的来讲，翰林院的品秩在不断降低，但翰林学士反而得到不断的重用。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皇帝的御政思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为了集权，总是将中枢权力从既有权力机构向一个便于自己控制的新机构转移。换句话说:统治者只有不断地、反复无常地实现权力的转移，才能放心大权不至于旁落。也正因如此，洪武年间朱元璋对翰林院制度的创制，为翰林官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一支能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官场宦海斗争中左右朝局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历史的机缘。
二、发展期
在建文帝的短暂统治时期，翰林学士逐渐得到重用。建文帝对翰林官制进行了微调。增设翰林学士一人、学士一人、文学博士一人，省去侍读、侍讲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待诏;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讨。罢除与翰林院职官无大区别的“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但设学士一人，待设无定员。文渊阁设典簿一员”。翰林学士黄子澄、侍讲学士方孝孺备受惠帝青睐。二者在对抗明成祖的起兵发难时出谋献策，“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事败后则宁死不屈，英勇殉主。经过建文帝的建设，翰林职官的职权已经超出了一般文书事务处理的范围，进入了政事机务的决策层，突破了洪武朝大学士不议机务的禁区。而翰林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为明代内阁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虽然获得了大明江山，取得帝位，但却无法收服效忠建文帝的文官。在朱棣准备登基的时候，连起草即位诏书的人都无法找到，只好从狱中请出建文帝的文学博士方孝孺。但方孝孺至死不从，乃至被株连十族。由此可见，即位之初的明成祖被笼罩在“夺嫡”的阴影中，面对相当尴尬的政治局面。为尽快扭转不利的局面，明成祖在继位后，仿效建文朝翰林官辅政的方式，组织其处理政事的班子。召集亲近于他的翰林学士进入中央决策层，参与机务。“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值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编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值，并预机务。”朱棣让解缙等人入值的文渊阁，是当时翰林院所管辖的办公地点，地处内廷。因此，“内阁”一词从永乐朝开始出现。此时的内阁已经初具议政咨询的功能，辅政的质量和决策的效率得到较大的提高。
明代翰林院制度在永乐朝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庶吉士制度得到逐步地完善和发展。纵观明代，内阁宰辅阁臣，十有八九出自于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大大地丰富了翰林职官的来源，并为明代高级官吏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孝宗实录》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甲辰”条记载:“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所谓庶吉士，乃“庶常吉士”之简称，最早见于《尚书·立政》。庶者，众也;常者，祥也。以此来形容有德善的为官者。庶吉士于永乐二年(1404)正式成为翰林院常制，《明史·选举志》中记载:“永乐二年……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是年殿试后，以一甲三人直授翰林官，选二甲五十人为庶吉士，其余进士分授科道或外任州县。自是进士分为三等:一等者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者为翰林院庶吉士，即取得翰林官之预备资格;三等者则委以他职。根据《殿阁词林记》卷十《文渊》载:“永乐三年正月壬子，成祖命学士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其英俊者，俾就文渊阁进学。”我们可以得知，在永乐三年，庶吉士的选拔制度和培养制度已经初步确立。
三、定型期
庶吉士培养制度的基本定制，大致是正统初年后的事情。根据《殿阁词林记》卷十《公署》记载:“庶吉士在外公署教习，始自正统初年。”这时候的庶吉士已经有独立的学习地点，“自是，庶吉士教习，与文华堂、文渊阁时旧规不同，其所拨给循故事耳。”弘治年，明孝宗接受徐溥①的建议，并明确了“今后内阁仍同吏、礼二部考选”，进一步规范了庶吉士考试制度。
明朝天顺朝后，翰林官庶吉士真正成为内阁阁臣的主要来源。《明史·选举志》中记载:“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②。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天顺朝可以说是翰林院庶吉士制度鼎盛时期的开端。天顺后，庶吉士不仅成为了翰林官的主要来源，并且广泛地占领了科道官的铨选优势。因此，后人在考察翰林院制度的发展时，就不得不密切关注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演变。
关于庶吉士的学习时间年限。一般史学家认为:庶吉士“三年学成”。但实际上并非这样的。明朝初年，有庶吉士在考取数月后就获得官职的，如《太宗实录》卷二三七、二三九，永乐十九年五月改韦昭等六人为庶吉士，七月分别除为检讨和中书舍人;也有肄业时间远远超过三年者，如据《太宗实录》卷一六二、二三四，永乐十三年三月改周崇厚等六人为庶吉士，十九年二月才除为中书舍人;且同科庶吉士往往不同时铨职，如据《太宗实录》卷一六二、二三九和《宣宗实录》卷七，彭麟等七人和李芳等二人，皆于永乐十三年三月改为庶吉士，铨职却先后在永乐十九年七月和洪熙元年八月。《国朝献征录》之“许彬传”载，许彬“初以文学名登永乐乙未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检讨，宣德中秩满升修撰”，也是一例。据英宗后诸朝《实录》，景泰后，庶吉士肄业通常在二年或二年半左右，一般不及三年，更少见超过三年者。且同科庶吉士，除病休、守制者外，也通常是同时考授官职。优者授翰林编修、检讨，次者授给事、御史，也有授为部属官者。
封建王朝的一切政治制度乃皇朝统治者的工具，明代翰林院制度也不例外。从这一点出发，又恰好说明了明代翰林院制度能在永乐年间得以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削藩促靖难，靖难促削藩，削藩促发展。整个过程中，翰林院职官无不参与其中，出谋献策。纵观明史，永乐帝不失为一个雄才伟略的君主，其凭借包括翰林院在内的政治工具，迅速走出以藩王起兵，夺侄帝位的阴影。在明成祖的励精图治下，永乐年间的文治武功是卓有成效的。
注：①徐溥（1428—1499）：字时用，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市）人。景泰五年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宪宗时迁太常卿兼翰林院学士。成化十五年（1479）拜礼部左侍郎，之后改为吏部左侍郎。孝宗时，晋升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居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卒，谥文靖。
②十九：十分之九，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