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泰安的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特别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和战乱的影响下，虽然有肥沃的泰莱平原和丰富的地下资源，并有大汶河东西贯通全境，但泰安的社会经济却发展缓慢，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
在长期封建剥削制度下，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沦为佃农为或贫雇农。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而贫雇农人均不足一亩，贫富悬殊甚大。由于贫富不均，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业经济中出现了多种经营方式和剥削手段。在土地经营方面，地主主要靠雇工或租佃经营，富农是半雇工半自耕经营，中农为自耕经营，大量的贫苦农民除耕种自己少量的土地外，主要靠给地主、富农当雇工或租佃土地维持生计。伴随以上经营方式，出现了雇工、出租、放债等多种剥削形式。雇工分长工、季节工、短工等，是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的重要方式，但得到的报酬却十分微薄。如一个长工按等级每年可得５００至１０００斤粮食（粮色为粗细各半或六四搭配，下同）；一个短工一般每天仅得３至５斤粮食。地主出租土地方式有包租制、分租制、定租制等若干种。收租办法有实物或货币地租。但不论哪种方式总是地主得大头，佃户得小头。佃户劳作一年，往往交上租子所剩无几，遇到歉收年，缴不上租子就会债台高筑。地主剥削的另一种主要方式是放债，多为放粮。穷人借粮，一般是春季借一斗，夏季还二斗，有的是春季借一升谷子或玉米，夏季还一升麦子。地主高利放钱，一般一元钱月息三至五分，若到期还不上，便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许多农民欠债无力偿还，被迫以土地和财产作抵押，有许多农民因无力赎回而失去土地，沦为赤贫。
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贫苦农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倾家荡产、逃荒要饭者比比皆是，甚至有的活活饿死，暴尸街头。封建的
土地制度，严重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无力增加农业投入，中农户也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加之千百年来一直沿用人工和畜力耕种，无力改善生产条件基本上靠天吃饭，更谈不上科学种田。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产品产量很低，致使农业经济常年在落后状态下停滞不前，广大农民长期处于贫困中。
泰安的工业素不发达。近代以来，才发展起少数酿造、榨油、编织、砖瓦、铁木器、造纸、制陶、制革、织布等手工业作坊。除少数大地主经营的作坊规模稍大些，大多数规模小、工艺落后。经营方式多为前店铺、后作坊，产品自产自销，赢利甚微。泰安县只有造纸业“尚称发达，每年生产除供本县外，尚能行销外县，但其抄造工艺均系民国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泰安县的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境内开始兴办了部分使用机械或半机械化的面粉厂、电灯泡厂、织布厂、缫丝厂、印刷厂等。其中泰安织布厂（即平民工厂）为官办厂。这是泰安县兴起的第一批近代化民族化工业项目。此后，由于军阀混战，兵匪为患，税捐重多，农民破产等，这些项目大都停产或倒闭。
泰安县的商业也较落后。清末时期，交通不便，庶民轻商，泰安城内仅有１８处商号，业务活动仅以本地自销为主。１９１２年津浦铁路建成后，泰安县的私营商业发展较快，境内外货物得以调节。１９２４年前后，泰安城、大汶口商户达近千家，从业人员数千人，一度兴旺。但此后战乱迭起，商业受到严重影响，日趋萧条。这一时期，泰安县的工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从业者未能形成产业工人队伍。
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后，山东路段有铁路工人1000余人，泰安火车站属于较大的火车站之一，并逐渐扩大了工务、机务、车务等铁路单位，加上大汶口、磁窑等车站，县境内铁路工人约在百人左右。同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矿业的兴起，泰安县及周边县的煤矿开采业发展较快。1911年军阀张勋等开办了“泰安县华宝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有了开采业产业工人。至此，泰安县形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雏形。由于产业工人遭受沉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度贫困，且无人身安全保障。在他们中间潜存着强烈的反抗旧世界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