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组 临时性互助组 1948年6月，邹县第二次解放后，部分村庄的农民，在农忙季节，自发地组织起临时互助组。互助组一般是春季组织，夏季解散，秋季再组建。1949年底，邹县临时性互助组发展到2072个，入组户数达11825户，14772人，有大牲畜3452头。 常年互助组 1950年春，中心乡后南宫村刘仰周组织起邹县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全组共6户，30人，有4个较强劳动力、90亩耕地、2辆二把手推车、1头牛。到年底，全村又组织起11个互助组，入组的土地、户数均占全村的30%。1951年土改后，邹县县委本着“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推广刘仰周互助组的经验，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全县互助组迅速发展，到1952年底发展到4342个，有27556户农民加入互助组，占全县总农户的36%。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9月，刘仰周在邹县建立起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为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24户，145人，527亩耕地，3具牲口，2辆大车，2辆地排车。该社建有3人组成的管委会，实行土地分级定产，按产折股，每百斤产量为1股；牲畜、农具作价入股，每23元为一股，年终按股分红。合作社提留5%的收入作为公积金、3%的收入作为公益金、20%的收入作为生产费用。到1953年，全社粮食亩产225公斤，比1952年亩增50公斤，人均收入增加一倍。1954年，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55处，1955年达到1675处，入社农户达到48485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7.8%。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9月，县委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批示”，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晓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带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南宫乡4个行政村的1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名为“晓光集体农庄”（后改名为晓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888户，3738人，10333亩耕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设立管理委员会，下分计划、财务、治安、民政、调解5个股。土地公有，取消按股分红，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报酬），评工记分，按劳付酬。1956年，推广“晓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社经验。是年底全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4处，入社农户达104185户，占总农户的93.6%，全县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社高级化。
在由初级社升高级社的过程中，由于领导思想要求过急，基本上是一轰而起，工作粗糙，群众缺乏思想准备。不少农民思想不通随大流，勉强入社，有些政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给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4日，邹县建立起第一处人民公社——城关人民公社。至9月6日，在短短的14天内，全县建立起13处人民公社，全部实现“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随着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县严重泛滥，自留地、山林、果园以及部分未入社的大中型农具和运输工具等全部收归公社所有。强调土地全面规划，作物按品种连片种植。劳动管理军事编制，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社员吃大锅饭，全县共办公共食堂4000余个，有99.5%的农户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民公社的建制，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加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全县农业生产产量疾速下降，粮食分配出现“空头”现象，社员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部分农民吃不饱肚子。
1959年初，邹县贯彻党中央郑州工作会议精神，开展整社，在某些方面开始纠正公社化带来的错误。1961年下半年，邹县开始宣传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食的分配原则，体制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逐步清除“左”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劳动管理上，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推行“大寨式”的劳动管理制度，取消劳动定额。强调“以粮为纲”，把发展多种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广大干部群众顶住压力，抵制“左”的干扰，坚持生产，使“文化大革命”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降到一定程度。
1981年，邹县开始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1983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全县展开设区建乡的体制改革工作。是年全县共设18个区，80个乡镇，889个行政村，结束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