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文公
邾文公（前？—前614年），名籧篨（qú chú）。以德政著称，是邾国比较有作为的国君之一。在位时间长达52年之久。
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将邾国迁都于峄山之阳，是邾文公顺乎民心之举，也是他的主要功绩之一。邾文公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衰败的时期，是封建制确立的前夜。当时，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势力单薄的邾国夹在齐、楚、宋、鲁之间，经常受战争威胁，尤其受鲁国的威胁更大，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局面，邾文公曾与宋、鄫等国结盟，共同对抗大国侵犯。为雪耻复仇，鲁僖公二十三年，邾国出师伐鲁，战于升陉。鲁国鄙视邾国，不设武备而御之，结果大败。邾国兵士获得鲁僖公的头盔，悬于城门之上，大灭了鲁国的威风。
邾文公晚年，健康状况欠佳，但迁都也成为邾国存亡攸关的大事。邾人非常担心邾文公的身体，认为“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听后对大臣们说：老百姓需要有国君，是让国君为民谋利益的，老百姓既然有利，我也有一份了，至于我的生命如何？这是天意，民既然有利，就应该去办。于是邾文公毅然将国都由邾瑕（今济宁市南5公里处）迁至峄山之阳。迁都后不久，文公病死。
峄山之阳地理形势优越，易于防守；周围河流纵横，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公定都后，减轻了战乱威胁，邾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邾国定都峄山之阳，也奠定了邹县古代行政区划的基础。后人颂扬邾文公迁都功绩，留下了不少诗篇，并建了邾文公祠（今已圮），以供后人奉祀。
孟母
孟子母仉氏（前？—前317年），战国时人，以教子有方著称。后人把她与徐母（徐庶母）、欧母（欧阳询母）列为做母亲的典范，号称“贤良三母”。
据文献记载，孟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教养长大成人。起初，他家居邹县城北的马鞍山下（今名凫村，现属曲阜市），附近是一片墓地，幼小的孟子便经常学着埋坟头、哭丧，有时抢人家的供果吃。孟母认为住在这里不利于教养孩子，就把家搬到了邹县城西庙户营。新居与市场为邻，市场上，行商客贾，拍卖喧啸，还有江湖骗子瞒哄欺人。孟子受环境的影响，又去模仿商人的样子，有时学着骗人。孟母认为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成长也不利，又把家迁到学宫之旁。邻居的孩子都去上学，孟子嚷着也要去，孟母答应了孟子的请求。开始孟子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背着母亲不去读书。母亲听说后非常生气。一天，孟母正在织布，看到儿子逃学回来，拿起刀子当着孟子的面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并说：我织布供你读书很不容易，这织布机上的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就无法织成。学问也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你学习和我织布是一样的道理，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才呢？经过孟母断机以教，孟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从此他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为纪念孟母教子之德，后人在其故里建起了“断机堂”（今已圮）。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皇帝又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以示褒扬。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战国时期邹国人，出生在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马鞍山下的凫村（今属曲阜市）。
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约在其祖辈时迁于邹。三岁，其父孟孙激去世，全赖其母仉氏教养。史书记有孟母三迁教子、断机喻学的佳话。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设俎豆，揖让进退”。15岁左右，他怀着对孔子的仰慕之情，赴鲁求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门人”，上承孔子、子思之学。
孟子近40岁时，学成后居邹为士，收徒讲学，门生中仅著称者就有18人，公孙丑、万章等都是他的高足弟子。当时诸侯混战、七雄争霸，孟子便又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孟子约在44岁（公元前329年）时，率领弟子，首次出游齐国；50岁（公元前323年）时游滕，次年回邹；不久，又“由邹之任”，拜访了代理任国国政的季子（季任）；随后由任至梁（魏）见梁惠王；55岁（公元前318年）时，由梁自范再次适齐。据史载，孟子游说诸侯名气很大，“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曾在二次游说齐国期间为其客卿数年，并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但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因而，对其“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其言”，其他各国也都未采纳。
到公元前308年，孟子已年高65岁，其政治思想仍无法实现，只好停止其20多年的游说生涯，象孔子晚年那样，退居邹国，从事教学与著述。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言，作《孟子》七篇，以诏来世”。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要求人们依“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最快乐的事。
孟子去世后，被安葬在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因其去世于冬至之日，邹人自此“废贺冬之礼，遂成俗”。
宋代以后，封建帝王不断赐于孟子封号：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封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同时，还建造了占地60余亩的孟庙，岁时祭祀。
韦贤
韦贤（前148—前60年），字长孺。祖籍彭州（今江苏省徐州市），至高祖父韦孟时迁居邹县。韦贤笃志于学，精通《礼记》、《尚书》等经典，尤长于诗赋，世称“邹鲁大儒”。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设立五经博士，极力推尊儒学，韦贤则以经书致仕。西汉时期，经学派别林立，学术气氛日浓。《易经》有高氏学、京氏学之分，《尚书》则有欧阳氏学与大小夏侯氏学之别。鲁地申公以治《诗》见长，传至瑕丘（今兖州县）江公，徒众最盛。江公为韦贤的老师，贤继承申公、江公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阐释，对《诗经》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形成自已的特色，史称韦氏学。韦氏学派的代表人物韦贤父子均显达于当世，受到皇帝的重用，成为“父子丞相”。
韦贤曾任光禄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长信少府等职。汉昭帝继位，韦贤曾为皇帝讲授诗篇，昭帝赐封他为光大夫詹事，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升迁至大鸿胪。汉昭帝死后，宣帝即位，因韦贤曾为先帝授诗，特别受到宣帝的尊重，赐爵关内侯。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丞相蔡义死，韦贤即丞相位，封为扶阳侯，食邑七百户。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韦贤以年老多病为由，辞掉丞相职位，告老还乡，汉宣帝赐给黄金百斤。韦贤死后，谥号为节侯。
韦贤有子四人。长子韦方山曾为高寝令，早丧；次子韦弘，官至东海太守；三子韦舜曾留守邹县为父亲守坟；小儿子韦玄成继承父业，专注于经学，是为韦氏学的重要代表，并以才学超群受到皇帝的重用，位至丞相。因此，邹县有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韦贤死后，安葬在他的故乡（今邹城市西韦水库东岸），解放前夕，其坟墓尚可辨认，今已夷为平地。
韦玄成
韦玄成（前？—前36年），字少翁，为西汉丞相韦贤第四子。
韦玄成年少时，聪敏活泼，勤奋好学，酷爱学业。如果外出，途中遇见知识渊博者，玄成总是邀之同行，尊为师表，用车载送，并趁机求取学问，探讨国事。其父在任时，玄成受赐为郎，常随武官骑射。玄成虽为相府子弟，出身显贵家庭，但在社会交往中，尤其注意平等待人，不拘门第。对出身贫贱者也毫不轻慢，对学识渊博者更是以礼相待，于是，他的声誉越传越广，深得人们的称赞。
韦玄成智力过人，才学出众，他曾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后又提升为大河都尉，并先后出任淮阳中尉、太常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汉宣帝之时，玄成曾受诏与当朝重臣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至石渠阁，杂论异同，阐发诗意，得到皇帝的赏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其父韦贤死，玄成痛苦欲绝，决意将世袭爵位让于兄。皇帝及文武官员高其气节，拜玄成为河南太守。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替代于定国为丞相。
韦玄成为相之始，国力衰竭，频繁的祭祀活动更加剧国家财力紧张。面对京室及郡国设置的数百座祖庙、陵寝、陵园，韦玄成及御史大夫郑弘等70余人上书，建议减少祭祀活动，把设在郡治国治的宗庙停止修缮，停止奉祀，只保留京室的祖庙供皇帝祭祀。建议被皇帝采纳，先后裁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及郡国宗庙一百余处。“皆不奉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确立了祭太祖之庙、祭近亲四庙的祭祀制度，国力不支的状况开始扭转。
韦玄成为相七年，虽守正持重不如其父，而文采过之。他嗜好诗赋，精通《诗经》，尤擅长于吟咏四言诗，他与父亲韦贤同是《诗经》韦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名噪当世。据《汉书本传》、《旧唐书·经籍志》等书记载，韦玄成著有《自劾》一书，《韦玄成文集》二卷，《戒示子孙》诗二首流传于后世。《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一书将韦玄成置于中国文学家之列，他是邹县历史上比较有建树的文学家之一。
龚遂
龚遂（生卒不详），字少卿，为山阳郡南平阳县（今邹城市平阳寺）人，以明经为昌邑王郎中令。昌邑王刘贺多有不正，而龚遂为人忠厚，刚正不阿，屡屡劝谏，刘贺不但不听，反而“掩耳起走”，并对人说：“郎中令最善于羞辱人了”。因而，国中僚属都惧怕刘贺，不敢轻易劝谏。汉昭帝驾崩，因无子，立昌邑王刘贺为天子。国丧期间，刘贺不履行帝王之责，无哀伤之容，却“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且“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龚遂力谏而无效。刘贺即位二十七日，终因荒淫无道而被废，另立刘询为帝，即天子位，是为宣帝。刘贺被废后，原有昌邑王府群臣二百余人受诛，唯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谏未堕其流而免死，只以髠发示众处置。
数年以后，渤海（今河北仓县东）郡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皇室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于是，宣帝亲自选拔能治之才。丞相、御史均举荐龚遂，遂当时已七十多岁，身体短小，相貌平庸。宣帝召见时顿生轻蔑之意，但龚遂陈述有力，诸多良策，正中皇帝心思，皇帝听后非常高兴，欣然采纳他“唯缓之，然后可治”以及安抚教化的主张，并启用他为渤海太守，加赐黄金，赠遣书籍。龚遂赴任至郡境，灾民便发兵相迎，致使不得入境。于是遂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布告发出后，官民对峙局面迅速缓和。龚遂不带兵卒，单车独行赴任，郡中翕然。龚遂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农民起义队伍看到龚遂的安抚教令，纷纷解散归田，民得以安居乐业。数年，渤海郡出现了一派升平殷富景象，诉讼案件大为减少。因遂政绩显著，拜水衡都尉，管理上林禁苑，皇帝愈加器重，后卒于官。
为记述龚遂的事迹，《汉书》专为其立传，并将其置于西汉循吏之列。
匡衡
匡衡（生卒不详），字稚圭，西汉经学家，祖籍东海丞邑（今苍山县兰陵镇）。至匡衡时，始迁居于驺县羊下村。
匡衡出身于农家，家境贫穷，但他自幼好学，不为家贫所误。匡衡年少时，经常给人家当短工而不取报酬，只是以借主人的书看作为交换条件。他的邻居比较富裕，为了学习，匡衡便将墙壁掏个洞，“偷”来邻居家的灯光读书，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凿壁偷光”的故事。
匡衡聪颖好学，精通《诗经》，尤其喜欢探讨诗句的含义。众儒生曾编出顺口溜，说匡衡“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当时，大文人萧望之、梁贺曾与匡衡对诗，匡衡谈吐有据，言语深美，深得萧、梁二人的赏识。于是，萧望之亲自上奏折，请求皇帝任用。
起初，匡衡应试射策甲科。按当时规定，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景科（即丙科）为文学掌故。由于匡衡投射甲科之策时“所对文指不应时令”，不符合命题主旨，故未中甲科，只是以景科身份为文学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因为匡衡政绩卓著，学识渊博，学者多有上书，认为他“经明不凡，当世少双”。长安令杨兴与乐陵侯史高更称他“才智有余，经学绝伦”，如果能“贡之朝廷，必为国器”。史高先辟匡衡为议曹史，后又向汉元帝推荐。皇帝对匡衡的才学早有所闻，因赐他为郎中，又迁博士、给事中。匡衡曾先后出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等职。汉元帝还曾让匡衡居于殿中为师，为朝内官员讲授诗赋，不少县官也前往旁听。建昭三年（前36年），丞相韦玄成病死，匡衡代之为相，赐封乐安侯。
在治国安民问题上，匡衡极力主张“礼让为国”，并主张首先从君臣做起，如不然，则“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要做到“民不争”、“下不暴”、“众相爱”，必须整顿吏治，使“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他还提出“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送，举异才，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苛薄之吏”等政治主张，这对医治千疮百孔的腐败政治无疑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汉元帝死，汉成帝即位。匡衡上书建议：“戒妃匹，劝经学，学威仪之则”。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建始四年（前29年），因奏佞臣中书令石显之事未成，请求谢职。汉成帝屡安抚，并赐以美酒、肥牛。翌年，匡衡封地乐安侯国与当地临淮郡发生土地争端，有人告发匡衡封邑多占土地四百顷，又因儿子匡昌醉后杀人，被捕入狱，匡昌的弟弟结伙劫狱营救。诸事并发，匡衡惶惶不安，免冠待罪。后免官为民，病死家中。
张俭
张俭（115—198年），字元节，为东汉名士，邹县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其先祖张耳曾因有功于西汉王朝的建立而被汉高帝封为赵王。父亲张成官至江夏太守，颇具政绩。
张俭青年时期即被举为茂才（即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称茂才），官府征辟他为官，则以病为由辞谢不就。延熹八年（165年），张俭任职山阳郡东部督邮，辅佐郡守督察纠举违法之事，履行诉讼捕亡之职。当时，大宦官侯览的家就在他督察的辖区之内。侯览依仗权势，大势聚敛，强占民田，残害百姓，侯览的母亲亦恃势妄为，称霸乡里。职低位卑的张俭不畏权势，毅然投书朝廷，揭发侯览侵吞民田，暴虐不法的罪行，请求诛杀问罪。张俭前两次的书信均被侯览同党扣押，最后一次上书竞落到被告之手，因此，两相结仇愈深。张俭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亲自带领属下抄没了侯览的资产，给侯氏家族以沉重的打击。张俭敢于抗暴的举动感动了受害的百姓，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士大夫阶层的不少人也纷纷来到他的门下，并予大力推崇，张俭遂“知名天下”。
侯览与张俭结仇后，终日耿耿于怀，但没有机会报复。后遇“素性佞邪”的朱并。于是，唆使朱并上告张俭，诬称张俭等人聚众造反，图谋社稷，“共为部党”，并指名张俭“为之魁”。汉灵帝不予明察，下诏捉拿“党人”，此案中，百余人被杀，六、七百人遭“禁锢”，这就是东汉末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作为“党魁”的张俭闻讯潜逃，凡他逃遁的地方，人们“莫不重其名行”，冒着抄家灭族的危险“破家相容”，加以收留，因庇护张俭而受牵连的有10余家。后在东莱人李笃的掩护下逃往塞外。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党锢”解除，“党人”一律赦免，张俭返回故里。朝中三公及大将军均征辟他入宫，请他出山，他总是辞官不就。建安初年，不得已而被征拜为卫尉。汉献帝初年，旱蝗灾害接连发生，百姓饥荒尤甚，张俭倾竭家产，赈济邑之难民，“赖其存者以百数”。张俭为官刚正不阿，同情民间疾苦，深受人们的拥戴，成为一代名士。为追念他的功绩，《后汉书》专为他立有传记，记述他的事绩。
刘表
刘表（142—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今邹城市西南部）人。
刘表为鲁恭王刘余的后代，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力强过人。他博识多闻，遇事擅执中庸，通晓事理。汉灵帝时期，外戚宦官专权，张俭联合本郡仕人及门生故吏，议论之，讨伐之，并把矛头直指以侯览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刘表与张俭、陈翔、范滂、孔昱、范康、檀 、岑晊等同是斗争的倡导者，被誉为“八颀”，号称“江夏八俊”。建宁二年（169年），皇室对参与斗争的“党人”大逮捕，杀掉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刘表闻讯潜逃，免于“党禁”之害。灵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党禁解除，刘表出任大将军何进手下的掾属，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诏为荆州刺史。刘表在当地豪强大族的支持下，占据今湖北、湖南一带。他采纳蒯越“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的建议，先后收降了江夏张虎，襄阳陈坐等兵众，杀掉不听劝降者，使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继而又打败孙坚和袁权的联合进攻，使其势力扩大到桂阳、揭阳一带，形成“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局面，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割据势力。李傕等人入长安，刘表派使者前往京师奉贡，李傕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并借予符节，号令军民。刘表据荆州10余个春秋，由于他招诱有方，威德并施，奸滑之徒为其所用，北方学士归者如流，不少平民百姓也前往避难。因此，在刘表割据的区域内，人们皆得“资全”，并出现了“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人们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与北方战祸交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相比，刘表的割据区可谓是一片乐土。在免受战争灾害方面，刘是有着自身贡献的。但由于刘表面对群雄割据，持守中立，“坐观成败”，“欲收天运”，“从容自保”，终非长久之计，最终也不能自保。刘表死后，次子荆州牧刘琮出降曹操，长子刘琦归附刘备。
王粲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东汉末年山阳郡高平（今邹城市西南部）人，出身于显贵家庭。
王粲的曾祖父王龚为汉顺帝时太尉，“有高名于天下”，祖父王畅，名在八俊，位至司空，与李赝同称为“天下高士”，成为“党人”的领袖，受到官僚仕大夫的拥戴；其父王谦为大将军何进手下的长史，名位显达。
王粲年少时博闻强记。有一天，他与人同行，路遇一碑，别人问他能否背诵这篇碑文，王粲看了一遍，当即背碑而诵，一字不差，随行的人无不惊叹。又一次，王粲看人家下围棋，不知叫谁给掀翻了，乱了棋局，王粲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把棋局恢复。下棋的人不信他摆得对，用手帕把棋局盖上，另换一局让他恢复。摆好后，两相对照，一般模样，无有一棋错位，下棋的人不能不承认他恢复的棋局。二、三百个棋子的棋面能一目默识，确非常人能为，此事被时人传为佳话。汉献帝西迁，王粲也随之徙居长安，深得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当时，蔡邕才学卓著，朝内官员无不敬仰，宾客盈门。蔡邕听说王粲来到，慌忙出门，“倒屣迎之”。蔡对诸宾客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17岁时，王粲在荆州避难，依附刘表15年。因粲身体瘦小，相貌丑陋，刘表不予重用，后归曹操。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接替父业当上了荆州牧，王粲凭着与刘琮的故有关系，力劝刘琮归属曹军。结果，曹操没用一兵一卒，没动一刀一枪，便获取了荆州宝地。因王粲劝说刘琮有功，任职丞相掾，赐爵关内侯，迁军谋祭酒。曹丕建魏称帝，拜王粲为侍中。因其强记博闻，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总喜欢邀王粲同行。曾丕、曹植也非常尊重王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王粲随军出征，途中病逝，终年41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
王粲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同时代的陈琳、徐干、阮禹、应玚、孔融、刘桢为“建安七子”，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他写的诗赋锻字炼句，风格清丽，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王粲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
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年），字公理，今邹城市西南部人。
仲长统少年时便笃志学业，他博览群书，治学严谨。20岁时游学于青、徐、冀州之间。大凡与之交往者，无不仰慕其才华。他秉性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时人称他为“狂生”。他曾一度归附袁绍的外甥高干，因见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善择人，断然离去。汉代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院，好士爱奇，听说仲长统才学非俗，招之为尚书郎，后至曹操帐下参议军事。
仲长统生活的年代，正是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时期。东汉朝廷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外戚宦官擅权，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面对社会现实，在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一种舆论合流，史称“清议”，或谓清议者为“党人”。党人以针砭时弊，抨击外戚宦官为已任，对社会上的恶势力大加挞伐，仲长统便是“党人”领袖之一。仲长统等人的“刑名法术之学”虽然难以挽救东汉末年颓败的总趋势，但在打击腐败势力、抑制苛暴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仲长统反对宗教神学的“天道”，他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否认天命，认为天下乱世其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所致。当政者“奔其私嗜，驰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及致于“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恕毒无聊，祸乱并起”。仲长统主张，要让社会长期稳定，必须经常调整施政策略，“革易时弊”，整顿吏制，奖励耕织，严禁令，察苛暴，行赏罚。同时，他还主张“因时而治”、“宽猛相济”，只有这样，才能铲除乱世根源，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仲长统著书立说10余万言，34篇，收录在《昌言》一书中。尤其他提出的“宽猛相济”的治国主张，颇受后世政治家的推崇。他是邹县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在当时以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王叔和
王熙（201—280年），字叔和，西晋高平（今邹城市西南部）人，后人习惯地呼其字而不呼其名，以示尊敬。
王叔和出身贫寒，自幼便有宏图大志。他熟读经史，贯通古今，尤其酷爱医学，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后被擢升为太医令，主持朝内医政。
王叔和任太医令之后，便着手整理古代的医学典籍。他发现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一书内容庞杂，眉目不清，况经辗转传抄，多有讹误、遗漏，不利于涉猎。他便校对、增补、编次，将其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书着重伤寒诸症的病理分析，并提出疗法，确定医方；后书则是儿科、妇科等杂病的病理分析和医方的汇集。由于王叔和的辛勤劳动，使《伤寒杂病》这一名著得以流传。
王叔和致力于医学事业，他研究方脉，并总结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著有《脉经》、《脉诀》、《脉赋》等书。《脉经》一书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的关系，归结为24种脉象，并作出详细的理论性叙述。王叔和非常注重医学实践，能够根据精微的脉理变化作出正确的疾病诊断。《脉经》一书还提出病有可发汁症和不可发汁症，可吐症和不可吐症，可疚症和不可疚症等，继承发展了张仲景的辩证论思想。王叔和总结的切脉方法为我国以后的中医诊断奠定了基础，为后世医学家所推崇。魏晋以前，我国采用的是“三部九候”切脉方法。王叔和根据自己的医学实践，创造性的提出“独取寸口”的新“三部九候”切脉法。这种方法，至今被我国临床诊断所采用，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叔和是我国魏晋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他的《脉经》一书先后传至日本、东南亚，十七世纪末传到欧洲，对世界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彬
唐彬（235—294年），字儒宗，鲁国邹（今邹城市）人。
唐彬出身官僚家庭，其父唐台曾任泰山郡守。幼年时期，唐彬便乐于弓马，喜于武功，好游猎，炼就一身武艺。他身体高大魁梧，疾走如飞，力强过人。然而，他从不逞强自翊，且具有经国大度，不拘小节，深受人们的爱戴。晚年敦悦经史，尤精通《易经》。随师受业，回家讲学，前往听讲的门徒总不下数百人。
起初，唐彬在本郡任门下掾小官，后被提升为本郡主簿。刺史王沈召集诸吏，议论伐吴之策，唐彬提出其良策，深得王沈赞赏，后迁为功曹，举孝廉，辟任为主簿。唐彬先后任邺县令、弋阳太守、监巴东诸军事、广武将军，又拜使持节、前将军、西戎校尉、雍州刺史等职。
晋武帝曾屡次征求拒吴之策，唐彬陈述其谋略，“甚合帝意，倍受宠幸”。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唐彬与王浚共同伐吴，唐彬为众军前驱，因其善设疑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帝孙皓将要投降，唐彬未至吴都建邺，便自称有病，以防入吴有争功之嫌。果然，先入吴都的将领争掠财物，后至者争功，唯唐彬有识，深得皇帝赞誉，征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之千户，赐绢之千匹。后来朝中有事，多请唐彬参议。
西晋立国后，北方鲜卑族不断侵扰边境，给西晋带来极大威胁。为使北境不受侵扰，由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平定侵犯。唐彬赴任后，一边整肃军纪，一边训练士兵，发展生产。经过数次作战，迅速平定了北方鲜卑族的侵扰，收复了长城失地，民族矛盾渐趋淡化，幽并诸州的边塞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凡汉魏以来征镇胡人犯境者，没人能与唐彬的功绩相比。元康四年（294年），唐彬任职雍州刺史，病死任上，谥号为襄侯，赐绢二百匹，钱二十万。长子官至广陵太守，次子唐岐官至征虏司马。
收复幽州之后，唐彬曾在当地广劝农桑，兼修学校，威德并施。在雍州为刺史时，他曾整顿吏治，招贤纳士，广交贤良，倡导清明，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为示怀念，两地百姓均曾为其刻碑记功，唐彬勇猛善战，智勇兼达，在西晋建立与安定北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西晋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邹县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
马邦玉
马邦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人，字荆石，祖居鱼台县池头聚村，至邦玉时迁居邹县城南安马庄，故又号寄园。
马邦玉幼年智力过人，七岁能属文，日读数千言。弱冠游江南，设教于萧县、宿县、灵壁县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选为贡生。他先后出任费县训导、单县教谕等职，后升任登州府教授，未到任而卒，终年64岁。
马邦玉兴趣广泛，博览众书，学识渊博，尤致力于诗赋、古文及金石考订之学。他从事教育多年，徒生遍鲁南。在单县任教谕期间，复创置学署，佐县令修理鸣琴书院，并建义学30余处，文教渐兴。单县人经他指授者，科第相属，当地人都把他作为非凡的师表加以尊崇，大府名门深奖异之。
马邦玉心怀坦荡磊落，务实迹而不徒虚名，他常说：“读书须蓄道德，能文章。若徒志功名，品斯下也”。他一生著述甚丰，计有《汉碑录文》、《金石寓目记》、《怀续堂文集》、《诗集》、《古意记存》、《寄园随笔》、《怀续堂诗古文集遗稿》、《历代纪年》、《法贴评语》、《名画记略》、《前哲格言》、《前事偶及》、《汉魏诗题词》、《韩诗弁言》、《王汪诗刊误》、《诗话拾余》等书。上述书目，大都有他的二儿子星翼收集辑录，部分著作已焚于兵火。
长子马星房与次子马星翼，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同榜举人。马星房，字伯府，号驺山。博闻强记，善书工诗，著有《驺山漫录》、《琅环丛书》及《 痴符》诗集。次子马星翼，字仲张，号东泉，与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为同年，并且关系至密，著有《尚书广义》、《诗经广义》、《论语辑说》、《国策补遗》、《名儒世系图考》、《峄阳随笔》、《凫峄旧闻》、《诗文集》、《诗话》等书。三子马星萁，岁贡生，号鲁川，嗜古好善，著有《孝悌忠信语录》、《诗草》、《金石续编》等书。
宋继鹏
宋继鹏（? —1863年9月），文贤教起义军领袖，邹县白龙池村人。曾任邹县田黄社社长，粗通文字。以诵经书符为人治病取得乡民信任，创立文贤教。以郭凤岗为教师，李八、李九、李奉钧、张树德、王存芳等为教友，从事传教活动。
太平军北伐过鲁，捻军的活动也波及到山东。清廷乃于咸丰三年（1853年）命各地办民团，宋继鹏遂以办民团的名义购买兵杖火器，建武装、授官职，定年号为“天纵”，秘密准备起义，附近州县民众纷纷来归。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邹县知县林士琦上书山东巡抚文煜，称宋继鹏“反状已著”，请派兵镇压。清政府忙于防捻，无暇顾及。十一月底，林士琦自率地方民团和县署衙役2000人分道进击，被教军打败。兖州镇守双龄、守备张鹏志率300人增援，亦被教军击退。十二月初六，败滕县民团于城前庄，败清兵于官庄，击毙守备姜长清、把总李佐清。起义由秘密转为公开。
次年春，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派都统西凌阿、副都统舒通额等大举来攻，并调泗水、曲阜、滋阳、济宁诸县民团助战。宋继鹏率3000教军，转战至邹西、济宁境，所至重创清军及地方民团。四月末，教军战败清军。清廷以鲁西长枪会声势大张，恐相联结，不得已许降。清军退去，教军出山割麦，并以防捻为由，西至点灯山，东至雨山一带，修墙浚濠，筑防御工事。八月，捻军入山东，宋继鹏乘势复起，联络幅军近万人，活动于曲、泗、滕三县之间。曾包围邹县、进逼兖州，与敌周旋二年，互有胜负。
至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清廷抽调部分军队监视直鲁边境降众向东昌转移。教军乘机占据邹境大部村寨，攻打邹城未克。适逢捻军李成率部北上入济宁境与教军联合，幅军首领刘双印、程四虎兵败，由峄县来投，一时声势大振，势力北至泰安西南之娄德镇，东入平邑、蒙阴境。但不久捻军又北上，余部李成二系李帛被攻灭，刘双印被捕牺牲，程四虎叛降清军，余部教军仍孤军奋战。
在此以前，有邹县举人董乾儒与宋继鹏联合，接纳教军据守峄山七大寨。此时南华观寨王朝栋被清政府诱降，开门放清军占峄山，教军稍挫。清廷又调淮军黄国瑞、郭宝昌部由峄县北上。僧格林沁亦由淄川开到。教军收缩在宝泉崮、凤凰山等处据险固守。激战月余，诸山次第失陷，郭凤岗、李八等被俘。教军南奔灵山、分距岗山、大步顶等处，至七月二十四日，教军万余全部战死，血染山谷，宋继鹏死于乱军之中，时年60岁余。先前诈降时见其形象者，说其老态龙钟且有一目失明。
唐传猷
唐传猷（1824—1900年）字晋嶶，号竹臞，今邹城市平阳寺镇邢村人。祖籍济宁，至猷时已迁居邹县四世。唐传猷年青时期，亦短时寄居济宁扁担街。
唐传猷幼年家境贫寒，其父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猷聪颖嗜学，酷爱诗赋，而且练就一手好书法。为维持学业，他不得不委身高门，趁闲暇之时，为人家书门匾、装点内室，取得一点报酬，接济生活。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便把写好的字拿到街上去卖。由于他的法书高雅脱俗，深得地方文人士绅的青睐，当时，济宁、邹县的名门望族大都悬挂有他的书贴。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捷拔萃科，考取贡生。翌年廷考高等，因成绩优异而仕事吏部，旋即升任主事，官居七品。光绪四年（1878年）受命至普陀峪（今河北遵化县马兰峪），为慈禧太后督修陵墓。以劳绩擢补吏部员外郎，加四品街。
唐传猷嗜好诗文，精于楷书，在他任职吏部主事期间，他的书法艺术就已誉满京城，名震都下。他曾与当时的诸多名家切磋书法技艺，探讨书艺规律，这样，更使他早已成熟的书法技术得以精进，更加练达。光绪皇帝的父亲奕暄闻知唐传猷诗文书法俱佳，便将其请进醇王府作书办，为醇王府撰文牍，书笺帛，译草贴，篆镜铭，并负责处理信札，或代撰奏章。唐传猷在醇王府供职10余个春秋，直至年老退职。唐传猷供职的时间，正是醇王府兴盛时期，达官贵族，学士名流，无不以攀附醇王府第作为一种时尚。在这样的环境中，猷得以结交众多高官名流。皇亲贵胄、达官重臣，纷纷向他求书。由于求书者甚众，无法满足要求，以致于大学士宝鋆因屡索未能如愿，令他终生失望。
退职后，唐传猷被儿子唐承烈接到四川，颐养天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终年77岁。唐传猷以书艺诗文著称，是邹县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并著有《松鹤堂诗集记事》、《私淑杂著》两书付梓行世。其独生子唐承烈，字冕周，以政绩显达于川、陕，官至四品。
唐承烈
唐承烈，清代晚期人，字冕周，为吏部员外郎唐传猷之子，幼年随父于京师就读，勤于学业。同治四年（1865年），因考试成绩优异，入内阁誊录馆仕事。后放外任，为四川马边厅同知，又抉泸州直隶州知州。终以政绩显达，官至四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腐败，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为其增开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为通商口岸。外商贪得无厌，窥其四川富庶，欲行轮利。英国商人立德乐·造固伦拟将轮船上驶四川。为维护四川内河航行权，总督刘秉璋多次据理阻英，但英商蛮横无理，不能奏效。总署得知后，令四川总督与其谈判，解决争端。四川总督刘秉璋素知唐承烈善谋略，有干才，乃使其赶赴宜昌，与英国领事就通航一事进行谈判。唐承烈以正义之辞，驳其谬言，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经往复辩驳，最终达成协议迫使英商就我范围。协议规定英国轮船不得进入四川境内，欲行商业往来允许其雇用我民船使用，暂行通航。谈判成功后，博得僚属赞誉升任宁远知府。宁远府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社会动乱不宁。承烈抵任后倾其力，廉其实，整顿治安，鼓励生产，使宁远府境内出现安定富庶的景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承烈调署成都知府，仅10日，成都教案发生。因英美传教士非法拘捕集会民众，残害百姓，引起四川人民的义愤。愤怒的群众捣毁成都及府州县教堂70余处。在各国公使的“抗议”下，唐承烈及四川总督刘秉璋、侯补道、周振琼及知县共9人以“弹压不力”被清政府革职。后委派唐协助“改土归流”，整顿章谷、朱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打击残害民众的土官，以推行流官制度。此间，唐承烈制订章程二十六条，既打击了土官头人，又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还消除了土司对当地民众的压榨，声威日著，再起，出补陕西知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太后逃往西安。此时，正遇其父病故，承烈不事父丧，而从公设支应局，随扈诸王大臣，接应两宫太后。诸王大臣及两宫太后滞留陕西近一年，建筑供给等费用不逾六亿，以节省闻于朝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唐承烈在开封被慈禧太后召见，擢补道员，又先后出任凤邠盐法道道尹，陕安道按察使，又加布政史衔，总办陕省统捐事宜。卒年57岁。
靳云鹗
靳云鹗（1881年5月—1935年7月），字荐青，北洋军直系将领。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
1898年，17岁的靳云鹗投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当炮兵，两年后，升为排头（即排长），并以学兵身份考入保定参谋学堂。毕业后，被任命为清军江北清江浦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参谋官。1912年，任北洋第二路备补军混成团团长、陆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初隶皖系。1918年底，经直系首领曹锟保举，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转投直系。
靳云鹗作为直系第一员大将曾被吴佩孚两次解职。因而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双方各存戒心而又相互利用。1921年发生“湘鄂战争”，靳云鹗奉命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汀泗桥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以官兵伤亡过半的代价而获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靳云鹗在保卫郑州之战中立下大功，然而直到1923年初，还是经曹锟说情，吴佩孚才勉强将靳云鹗提升为第十四师师长，按吴佩孚指令，在郑州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战败，但因靳云鹗部作为后援，实力得以保存。
1925年，靳云鹗任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之职，在河南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自认走马河南督军当无问题，殊料却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河南省长，心中颇为忿懑。吴佩孚不得已又加封靳云鹗为联军副司令。
靳云鹗主张联冯讨奉，吴佩孚坚持联奉讨冯，二人矛盾日深。1920年4月，靳云鹗奉命北上至保定后，吴佩孚于5月底到达石家庄，谴责靳云鹗“逼留保定，屯兵不进，虚糜军饷，贻误戎机”，免去靳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第十四师师长诸职，调任陕西军务督理。1926年8月，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下，吴佩孚又起用靳云鹗，升以节制陆海军的全权，还委任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但以于事无补，只得退守郑州。冯玉祥太原誓师后，靳云鹗同吴佩孚矛盾进一步激化。吴佩孚责令靳率军攻打潼关，而他借口饷械两缺，按兵不动。吴佩孚以“逼留不进，贻误戎机”为由，又一次解除靳云鹗所兼各职。靳云鹗象上次一样，拱手交出兵权。吴佩孚失败出逃四川后，靳云鹗由直系残部推举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反击奉军，终因作战失利，出逃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上将参议。
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靳云鹗被蒋介石委任为“两河宣抚使”，以瓦解冯军。后靳向蒋提出任河南省主席而未如愿，遂谢职回济南经营出租大观园事宜，直至病故。
唐仰杜
唐仰杜（1888—1951年4月29日），字露岩，回族，日伪山东省第二任省长，也是日伪统治山东时期任期最长的一任省长。
唐仰杜，今邹城市邢村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唐传猷为晚清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精于魏书，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书法家。父亲唐承烈，曾出任成都知府，也常以书法致趣。唐仰杜兄弟姊妹七人，他排行第六，五兄一妹。大哥、二哥均未成“大器”，四哥、五哥早亡，三哥唐柯三，民国初年曾任济南道尹公署道尹，后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妹唐秋岩书画艺术造诣颇深。唐仰杜一妻两妾，均未生子，只妻生一女。
唐仰杜毕业于晚清时代的“京师译学馆”，后中举人，为学部七品京官，性喜书画。1927年充任山东省卫生总局监理，以后又历任山东省财政厅科员、科长，山东省议会议员，济南市财政厅长等职。唐仰杜在济南有宅第两处，南关徐家花园107号和管家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驻华北日军开始进攻济南，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军务指挥、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畏敌如虎，下令炸毁黄河铁桥、焚烧省政府，率部南撤，日军于当月27日顺利占领济南。唐仰杜失节叛国，参于了1938年3月由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日本特务东鲁学校校长丰田神尚等扶持的伪山东省公署的组建、并被委任伪山东省公署财政厅长，后改为山东省财政厅长。在任财政厅长期间，唐仰杜对山东的“财政整顿”不遗余力，深得西田耕一总领事的赞赏。
1939年1月13日，第一任日伪山东省长马良在任职10余月后辞职，由马良和西田耕一保荐唐仰杜升任省长兼财政厅长。以后又先后兼任山东省“万字会”名誉会长、新民会山东总会会长、山东省保安司令、山东文化研究会顾问等职。
唐仰杜出任伪省长的6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出任省长后，他帮助日本侵略军组建各级伪政权，极力组建伪军，先后成立了“警备研究会”、警官训练所等机构，组建警备队、保安队达500多个中队、自卫团等各类伪军13万余人，配合日军专“以灭共为重点”工作。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先后协助日军在山东境内开展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共“清剿”、“扫荡”上百次，修筑大量碉堡、公路，对抗日游击区进行分割，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蚕食，并在日伪统治区推行“保甲连坐”制度。对于“治安强化运动”，唐仰杜同样不遗余力。1941年11月1日成立山东治安强化运动本部，唐仰杜自兼任部长。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即将开始前的一次济南道各县知事会议上，唐仰杜还强调：“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收效甚大，而各县知事、治安干部及治安人员，心存观望，敷衍塞责，不热心施行者，在所多有。治强运动，原为人民谋福利，力行灭共工作者，故必须彻底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杀害了大批抗日军民，制造了山东抗日战争期间最黑暗的时期。
同时，在经济上唐仰杜贯彻资敌封锁解放区的卖国政策。每年都通过各级伪政府、新民会等机构，调谴伪军武装，进行征粮、抢粮资敌。为了满足日军制造飞机和大量掠夺物资的需要，唐仰杜下令强抽大量民工，成立“轻金属公司”，以淄川县南定的矾土为原料制铝，并与日本陆军经济联络部长合议成立“青州特别行政公署”，专门大量征集周围各县的粮、铝、煤、铁等物资。唐仰杜还强迫山东各级、各界向日军捐献10余架飞机的款项。他在交卸省长之际，将日军赠送的50万元慰劳金，捐出10万元。1945年4月30日的伪《华北新报》头版新闻就载有“唐前省长，向盟军献机金10万元，已送交济南日军联络部”的消息。
在文化教育方面，唐仰杜协助日本侵略军推行奴化教育。在完成山东各级伪政权建设后，就会同日本文化界特务马场春吉成立“山东文化研究会”，并担任顾问。在他统治期间特别是前几年，几乎每天都派出许多宣传团到济南市各道、县进行“嘹澈局势”、“中日亲善”、“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伪化宣传。1939年5月26日筹建山东省新民总会时，唐即首任新民会山东指挥部部长，后继任总会长。其新民会的纲领是：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实行反共，复兴文化，主张和平；振兴产业，改善民生；善邻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在1940年7月18日的山东省甲种警官训练所第三届学员毕业典礼上，唐仰杜还有“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更应不忘仗义援助之友谊，与之紧密提携，以共向兴亚建设之大道迈进”的训教。
唐仰杜一心效忠日军，屡获日军表彰嘉奖。1941年7月3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署名发给唐仰杜“感谢状”一件，以表彰其在人力、物力上资助“圣战”之功；日本派遣军司令部赠给唐仰杜“指挥刀”一把、“银质奖牌”一个，并于1945年唐仰杜卸任省长前，特许其偕夏岚、秘书罗彦博等去日本观光考察一月余。
1945年2月18日，唐仰杜调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兼工务总署督办，携一妾赴任，驻中南海万善殿前东厢厅七间。
日本投降后，唐仰杜迁往东四马大人胡同31号租房。不久，被国民党北平行营督察处拘捕，后解送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审判，但迟迟未作出终审判决。
新中国成立后，由山东省公安厅将唐仰杜押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于1951年4月12日终审，以汉奸叛国罪判处唐仰杜死刑，同月29日在济南执行枪决。
靳云鹏
靳云鹏（1877年—1951年），字翼青，北洋军阀。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
1894年，靳云鹏18岁时，因生活所迫，投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新建陆军”。四年后，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深得该学堂监督段祺瑞的赏识和器重。后列为段手下“四大金刚”之首。1909年，经段荐举，靳云鹏调任云南清军十九镇总参议。1911年10月，蔡锷在昆明发动新军起义，靳云鹏率数营清军占据五华山抵抗。战败后化妆逃走。1912年秋，又经段祺瑞向袁世凯保荐，靳云鹏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升山东都督，授陆军中将。两年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家产也随之膨胀起来，除经营鲁大煤矿公司数家企业外，还有2.5万多亩土地。
在袁世凯密谋称帝时，靳云鹏曾参与14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登极，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密电各省，准备联名通电袁世凯取销帝制。因人告密，遭袁忌恨，1916年5月底被解职，但落了个“反对帝制”的美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内阁总理控制北洋大权。靳云鹏受段重用，委任为将军府果威将军、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要职。
1917年“府院之争”后，段重掌大权。靳云鹏借参战之名，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11月间又赴日考察，推行亲日外交。次年，靳云鹏升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代表北洋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三个丧权辱国条约。
段祺瑞下台，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后，靳云鹏于1919年初入阁，任陆军总长，暗中联络直奉两系，图谋组阁，徐世昌为平衡各派势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919年9月24日任命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在直奉两派通电支持和经参、众两院通过后，靳云鹏于11月5日正式受命组织内阁，并兼任陆军总长。
靳云鹏上台后，不堪忍受段祺瑞的非议与责难，力图摆脱控制，并想促成南北议和，又因段从中作梗而作罢。终于在直、皖争端中，于1920年5月10日通电“待罪枢垣，瞬经八月，才疏任重，无补时艰，近因患疾，迭请辞职，幸蒙批准给假，今日交卸”而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在直、皖之争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调停时局”为名入京，联直排皖，引起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愤恨，欲将其捕杀，幸因靳云鹏密报，张才得以幸免，并把持了军政大权。在张作霖推荐下，1920年8月，靳云鹏再度受命组阁，与张作霖、曹锟、徐世昌一起，召开“四巨头会议”，商定控制北京政权的大计。后又因派系之争，以及与徐世昌因财税及人事等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恶化；张作霖也以为靳云鹏偏袒直系，迫使靳云鹏于1921年12月11日再次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以后，靳云鹏一直在天津过公寓生活，致力于办实业。1926年底，张作霖重揽北京大权后，曾内定靳为内阁总理，却因吴佩孚反对而作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要靳云鹏出山维持华北局面，但靳云鹏提出日军须撤出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另外日本人也认为他下台较早，手中无有实力而作罢。靳云鹏晚年意志逐渐消沉，加入“居士林”，诵经念佛，直至病逝。
空峒
空峒（1880年—1967年4月30日），字逸云。俗家姓焦，名已佚，空峒是其法名。山东著名高僧、书法家、中医针炙医师。今邹城市郭里乡卧牛山村人。
空峒自幼随父逃荒到济宁，以制鞋为业。八岁患黑热病，经铁塔寺主持和尚复初治愈，遂舍在寺中为僧，拜复初为师祖。其师名真如，属大乘佛教禅宗曹洞派。空峒幼年好学，于焚修和精研佛学之外，兼通中医、针炙，擅书画、篆刻和音律。曾手抄复初所传《针炙医学》二十余卷。书法初临《圣教序》，后师承项文彦，皆得其精髓。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空峒19岁时接任铁塔寺主持，兼济宁僧正司僧正。在处理僧人中的人事纠纷及纠管僧人违犯佛规之事时，要求从严而态度和蔼。铁塔寺原来庙产甚少，以化缘为主要经济收入。空峒主事后，济宁市的士绅名流和富商大贾皆仰慕其人，不吝施舍。佛事活动也大量增加，他又亲赴北京向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次募化银洋五百元，使寺内经济拮据的局面有所扭转。于是先后将铁塔寺的大雄殿、天王殿、韦驮殿、声远楼、地藏殿以及北关的奶奶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
于佛教事务之外，空峒常义务为人治病。一次外出经过石门口街，遇一陈姓乞丐患腰腿疼不能行走。空峒询知，随至其住处，为他施行针治并开处药方，还出钱为他买药，乞丐病愈后曾到寺中叩谢。他还以化缘所得在铁塔寺内成立“乐善施医院”，聘请当地著名中医免费为穷苦人治病。同时，求他写字的人很多，远及枣庄、梁山等十几个县市，案头纸如山积。晚年只得将寺内一般事务交徒弟灵敏处理，他每天只听一次汇报，大量时间花在笔墨应酬上。
空峒佛学精邃，擅气功。每晚8时以前练功，室内不准他人进入。但于吃斋并不重视。曾说：“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起。”又作诗云：“先人留下诗一首，鸡鱼肥肉不离口。世人修口不修心，唯我修心不修口。”
1950年，空峒主动提出把铁塔寺东院让出供政府公用。并将保存的名贵佛像、名人字画、铁塔寺历代主持传影20余幅交人民政府保存。自已迁出铁塔寺，在南门大街173号开设“逸云针炙诊所”，自食其力。曾被推选为济宁市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冲击，致使精神失常。于1967年4月30日圆寂，终年87岁。葬于济宁城北三官庙东旅归园。
董渭川
董渭川（1901年3月10日—1968年9月15日），原名董淮，字渭川，以字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今邹城市城南关人。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营小工商业的家庭。12岁始在邹县县立小学、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读书，20岁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将来“教书授徒”，随于次年8月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部。1927年6月，国文研究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被分派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是年下半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负责视察中等学校。时值学生闹学潮，董由范文澜介绍加入一个进步组织，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利用“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身份，资助并安顿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南开中学学生林枫。1928年1月，董调任江苏省立东海中学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校内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播新思想，开展爱国宣讲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年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随后到南京、安庆、河北等地谋职。
1931年初，董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约至济南，任山东教育厅督学，同年7月改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在任6年。其间，他先是与同事在城内开展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类群众性活动，效果不佳。后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影响下，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强他们的体质，成效显著，受到农民的欢迎。1934年至1935年，董曾被派往欧洲十国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期一年。1937年，济南沦陷后，董去四川，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到1947年，先后任国立广西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1947年苏州爆发了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为首的“五·二○”学潮，董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保护学生。原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长蒋经国曾签发密电，对董“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可会同当地有关机关权宜处理”。董渭川被迫于1948年初由海路到北平，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
解放后，董渭川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学习委员会和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10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始，被当作“反动权威”扫地出门，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董渭川教授追悼会，取销对董渭川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并撤销一切处分，恢复名誉及原级别职称。
董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论著颇丰，尤其在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材教法等问题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现存其著述共有177篇，多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社会教育纲要》、《欧洲民众教育概况》、《中国文盲问题》、《家庭、教育、社会》、《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旧教育批判》、《欧游印象记》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和国家教委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列有专条，介绍了董的生平和著作。
第一章 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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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文公
邾文公（前？—前614年），名籧篨（qú chú）。以德政著称，是邾国比较有作为的国君之一。在位时间长达52年之久。
据《左传》记载，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将邾国迁都于峄山之阳，是邾文公顺乎民心之举，也是他的主要功绩之一。邾文公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衰败的时期，是封建制确立的前夜。当时，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势力单薄的邾国夹在齐、楚、宋、鲁之间，经常受战争威胁，尤其受鲁国的威胁更大，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局面，邾文公曾与宋、鄫等国结盟，共同对抗大国侵犯。为雪耻复仇，鲁僖公二十三年，邾国出师伐鲁，战于升陉。鲁国鄙视邾国，不设武备而御之，结果大败。邾国兵士获得鲁僖公的头盔，悬于城门之上，大灭了鲁国的威风。
邾文公晚年，健康状况欠佳，但迁都也成为邾国存亡攸关的大事。邾人非常担心邾文公的身体，认为“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听后对大臣们说：老百姓需要有国君，是让国君为民谋利益的，老百姓既然有利，我也有一份了，至于我的生命如何？这是天意，民既然有利，就应该去办。于是邾文公毅然将国都由邾瑕（今济宁市南5公里处）迁至峄山之阳。迁都后不久，文公病死。
峄山之阳地理形势优越，易于防守；周围河流纵横，适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文公定都后，减轻了战乱威胁，邾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邾国定都峄山之阳，也奠定了邹县古代行政区划的基础。后人颂扬邾文公迁都功绩，留下了不少诗篇，并建了邾文公祠（今已圮），以供后人奉祀。
孟母
孟子母仉氏（前？—前317年），战国时人，以教子有方著称。后人把她与徐母（徐庶母）、欧母（欧阳询母）列为做母亲的典范，号称“贤良三母”。
据文献记载，孟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靠母亲教养长大成人。起初，他家居邹县城北的马鞍山下（今名凫村，现属曲阜市），附近是一片墓地，幼小的孟子便经常学着埋坟头、哭丧，有时抢人家的供果吃。孟母认为住在这里不利于教养孩子，就把家搬到了邹县城西庙户营。新居与市场为邻，市场上，行商客贾，拍卖喧啸，还有江湖骗子瞒哄欺人。孟子受环境的影响，又去模仿商人的样子，有时学着骗人。孟母认为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成长也不利，又把家迁到学宫之旁。邻居的孩子都去上学，孟子嚷着也要去，孟母答应了孟子的请求。开始孟子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背着母亲不去读书。母亲听说后非常生气。一天，孟母正在织布，看到儿子逃学回来，拿起刀子当着孟子的面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并说：我织布供你读书很不容易，这织布机上的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就无法织成。学问也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你学习和我织布是一样的道理，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才呢？经过孟母断机以教，孟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从此他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为纪念孟母教子之德，后人在其故里建起了“断机堂”（今已圮）。元代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皇帝又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以示褒扬。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战国时期邹国人，出生在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马鞍山下的凫村（今属曲阜市）。
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约在其祖辈时迁于邹。三岁，其父孟孙激去世，全赖其母仉氏教养。史书记有孟母三迁教子、断机喻学的佳话。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设俎豆，揖让进退”。15岁左右，他怀着对孔子的仰慕之情，赴鲁求学，“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门人”，上承孔子、子思之学。
孟子近40岁时，学成后居邹为士，收徒讲学，门生中仅著称者就有18人，公孙丑、万章等都是他的高足弟子。当时诸侯混战、七雄争霸，孟子便又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孟子约在44岁（公元前329年）时，率领弟子，首次出游齐国；50岁（公元前323年）时游滕，次年回邹；不久，又“由邹之任”，拜访了代理任国国政的季子（季任）；随后由任至梁（魏）见梁惠王；55岁（公元前318年）时，由梁自范再次适齐。据史载，孟子游说诸侯名气很大，“凡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曾在二次游说齐国期间为其客卿数年，并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但由于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因而，对其“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其言”，其他各国也都未采纳。
到公元前308年，孟子已年高65岁，其政治思想仍无法实现，只好停止其20多年的游说生涯，象孔子晚年那样，退居邹国，从事教学与著述。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言，作《孟子》七篇，以诏来世”。
孟子的思想集中反应在《孟子》一书中。“施仁政，行王道”是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治国，认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重民轻君”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孟子是一个性善论和唯心主义者，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要求人们依“天命”行事，并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一唯心史观。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最快乐的事。
孟子去世后，被安葬在邹国境内（今邹城市城东北约12公里）的四基山西麓。因其去世于冬至之日，邹人自此“废贺冬之礼，遂成俗”。
宋代以后，封建帝王不断赐于孟子封号：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封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同时，还建造了占地60余亩的孟庙，岁时祭祀。
韦贤
韦贤（前148—前60年），字长孺。祖籍彭州（今江苏省徐州市），至高祖父韦孟时迁居邹县。韦贤笃志于学，精通《礼记》、《尚书》等经典，尤长于诗赋，世称“邹鲁大儒”。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设立五经博士，极力推尊儒学，韦贤则以经书致仕。西汉时期，经学派别林立，学术气氛日浓。《易经》有高氏学、京氏学之分，《尚书》则有欧阳氏学与大小夏侯氏学之别。鲁地申公以治《诗》见长，传至瑕丘（今兖州县）江公，徒众最盛。江公为韦贤的老师，贤继承申公、江公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阐释，对《诗经》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形成自已的特色，史称韦氏学。韦氏学派的代表人物韦贤父子均显达于当世，受到皇帝的重用，成为“父子丞相”。
韦贤曾任光禄大夫、大司马车骑将军、长信少府等职。汉昭帝继位，韦贤曾为皇帝讲授诗篇，昭帝赐封他为光大夫詹事，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升迁至大鸿胪。汉昭帝死后，宣帝即位，因韦贤曾为先帝授诗，特别受到宣帝的尊重，赐爵关内侯。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丞相蔡义死，韦贤即丞相位，封为扶阳侯，食邑七百户。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韦贤以年老多病为由，辞掉丞相职位，告老还乡，汉宣帝赐给黄金百斤。韦贤死后，谥号为节侯。
韦贤有子四人。长子韦方山曾为高寝令，早丧；次子韦弘，官至东海太守；三子韦舜曾留守邹县为父亲守坟；小儿子韦玄成继承父业，专注于经学，是为韦氏学的重要代表，并以才学超群受到皇帝的重用，位至丞相。因此，邹县有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
韦贤死后，安葬在他的故乡（今邹城市西韦水库东岸），解放前夕，其坟墓尚可辨认，今已夷为平地。
韦玄成
韦玄成（前？—前36年），字少翁，为西汉丞相韦贤第四子。
韦玄成年少时，聪敏活泼，勤奋好学，酷爱学业。如果外出，途中遇见知识渊博者，玄成总是邀之同行，尊为师表，用车载送，并趁机求取学问，探讨国事。其父在任时，玄成受赐为郎，常随武官骑射。玄成虽为相府子弟，出身显贵家庭，但在社会交往中，尤其注意平等待人，不拘门第。对出身贫贱者也毫不轻慢，对学识渊博者更是以礼相待，于是，他的声誉越传越广，深得人们的称赞。
韦玄成智力过人，才学出众，他曾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后又提升为大河都尉，并先后出任淮阳中尉、太常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汉宣帝之时，玄成曾受诏与当朝重臣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至石渠阁，杂论异同，阐发诗意，得到皇帝的赏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其父韦贤死，玄成痛苦欲绝，决意将世袭爵位让于兄。皇帝及文武官员高其气节，拜玄成为河南太守。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替代于定国为丞相。
韦玄成为相之始，国力衰竭，频繁的祭祀活动更加剧国家财力紧张。面对京室及郡国设置的数百座祖庙、陵寝、陵园，韦玄成及御史大夫郑弘等70余人上书，建议减少祭祀活动，把设在郡治国治的宗庙停止修缮，停止奉祀，只保留京室的祖庙供皇帝祭祀。建议被皇帝采纳，先后裁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及郡国宗庙一百余处。“皆不奉祠”，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由此而确立了祭太祖之庙、祭近亲四庙的祭祀制度，国力不支的状况开始扭转。
韦玄成为相七年，虽守正持重不如其父，而文采过之。他嗜好诗赋，精通《诗经》，尤擅长于吟咏四言诗，他与父亲韦贤同是《诗经》韦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名噪当世。据《汉书本传》、《旧唐书·经籍志》等书记载，韦玄成著有《自劾》一书，《韦玄成文集》二卷，《戒示子孙》诗二首流传于后世。《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一书将韦玄成置于中国文学家之列，他是邹县历史上比较有建树的文学家之一。
龚遂
龚遂（生卒不详），字少卿，为山阳郡南平阳县（今邹城市平阳寺）人，以明经为昌邑王郎中令。昌邑王刘贺多有不正，而龚遂为人忠厚，刚正不阿，屡屡劝谏，刘贺不但不听，反而“掩耳起走”，并对人说：“郎中令最善于羞辱人了”。因而，国中僚属都惧怕刘贺，不敢轻易劝谏。汉昭帝驾崩，因无子，立昌邑王刘贺为天子。国丧期间，刘贺不履行帝王之责，无哀伤之容，却“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且“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龚遂力谏而无效。刘贺即位二十七日，终因荒淫无道而被废，另立刘询为帝，即天子位，是为宣帝。刘贺被废后，原有昌邑王府群臣二百余人受诛，唯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谏未堕其流而免死，只以髠发示众处置。
数年以后，渤海（今河北仓县东）郡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皇室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于是，宣帝亲自选拔能治之才。丞相、御史均举荐龚遂，遂当时已七十多岁，身体短小，相貌平庸。宣帝召见时顿生轻蔑之意，但龚遂陈述有力，诸多良策，正中皇帝心思，皇帝听后非常高兴，欣然采纳他“唯缓之，然后可治”以及安抚教化的主张，并启用他为渤海太守，加赐黄金，赠遣书籍。龚遂赴任至郡境，灾民便发兵相迎，致使不得入境。于是遂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布告发出后，官民对峙局面迅速缓和。龚遂不带兵卒，单车独行赴任，郡中翕然。龚遂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农民起义队伍看到龚遂的安抚教令，纷纷解散归田，民得以安居乐业。数年，渤海郡出现了一派升平殷富景象，诉讼案件大为减少。因遂政绩显著，拜水衡都尉，管理上林禁苑，皇帝愈加器重，后卒于官。
为记述龚遂的事迹，《汉书》专为其立传，并将其置于西汉循吏之列。
匡衡
匡衡（生卒不详），字稚圭，西汉经学家，祖籍东海丞邑（今苍山县兰陵镇）。至匡衡时，始迁居于驺县羊下村。
匡衡出身于农家，家境贫穷，但他自幼好学，不为家贫所误。匡衡年少时，经常给人家当短工而不取报酬，只是以借主人的书看作为交换条件。他的邻居比较富裕，为了学习，匡衡便将墙壁掏个洞，“偷”来邻居家的灯光读书，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凿壁偷光”的故事。
匡衡聪颖好学，精通《诗经》，尤其喜欢探讨诗句的含义。众儒生曾编出顺口溜，说匡衡“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当时，大文人萧望之、梁贺曾与匡衡对诗，匡衡谈吐有据，言语深美，深得萧、梁二人的赏识。于是，萧望之亲自上奏折，请求皇帝任用。
起初，匡衡应试射策甲科。按当时规定，岁课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景科（即丙科）为文学掌故。由于匡衡投射甲科之策时“所对文指不应时令”，不符合命题主旨，故未中甲科，只是以景科身份为文学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因为匡衡政绩卓著，学识渊博，学者多有上书，认为他“经明不凡，当世少双”。长安令杨兴与乐陵侯史高更称他“才智有余，经学绝伦”，如果能“贡之朝廷，必为国器”。史高先辟匡衡为议曹史，后又向汉元帝推荐。皇帝对匡衡的才学早有所闻，因赐他为郎中，又迁博士、给事中。匡衡曾先后出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等职。汉元帝还曾让匡衡居于殿中为师，为朝内官员讲授诗赋，不少县官也前往旁听。建昭三年（前36年），丞相韦玄成病死，匡衡代之为相，赐封乐安侯。
在治国安民问题上，匡衡极力主张“礼让为国”，并主张首先从君臣做起，如不然，则“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要做到“民不争”、“下不暴”、“众相爱”，必须整顿吏治，使“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他还提出“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送，举异才，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苛薄之吏”等政治主张，这对医治千疮百孔的腐败政治无疑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汉元帝死，汉成帝即位。匡衡上书建议：“戒妃匹，劝经学，学威仪之则”。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建始四年（前29年），因奏佞臣中书令石显之事未成，请求谢职。汉成帝屡安抚，并赐以美酒、肥牛。翌年，匡衡封地乐安侯国与当地临淮郡发生土地争端，有人告发匡衡封邑多占土地四百顷，又因儿子匡昌醉后杀人，被捕入狱，匡昌的弟弟结伙劫狱营救。诸事并发，匡衡惶惶不安，免冠待罪。后免官为民，病死家中。
张俭
张俭（115—198年），字元节，为东汉名士，邹县人。他出身于仕宦之家，其先祖张耳曾因有功于西汉王朝的建立而被汉高帝封为赵王。父亲张成官至江夏太守，颇具政绩。
张俭青年时期即被举为茂才（即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称茂才），官府征辟他为官，则以病为由辞谢不就。延熹八年（165年），张俭任职山阳郡东部督邮，辅佐郡守督察纠举违法之事，履行诉讼捕亡之职。当时，大宦官侯览的家就在他督察的辖区之内。侯览依仗权势，大势聚敛，强占民田，残害百姓，侯览的母亲亦恃势妄为，称霸乡里。职低位卑的张俭不畏权势，毅然投书朝廷，揭发侯览侵吞民田，暴虐不法的罪行，请求诛杀问罪。张俭前两次的书信均被侯览同党扣押，最后一次上书竞落到被告之手，因此，两相结仇愈深。张俭一不做，二不休，他又亲自带领属下抄没了侯览的资产，给侯氏家族以沉重的打击。张俭敢于抗暴的举动感动了受害的百姓，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士大夫阶层的不少人也纷纷来到他的门下，并予大力推崇，张俭遂“知名天下”。
侯览与张俭结仇后，终日耿耿于怀，但没有机会报复。后遇“素性佞邪”的朱并。于是，唆使朱并上告张俭，诬称张俭等人聚众造反，图谋社稷，“共为部党”，并指名张俭“为之魁”。汉灵帝不予明察，下诏捉拿“党人”，此案中，百余人被杀，六、七百人遭“禁锢”，这就是东汉末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作为“党魁”的张俭闻讯潜逃，凡他逃遁的地方，人们“莫不重其名行”，冒着抄家灭族的危险“破家相容”，加以收留，因庇护张俭而受牵连的有10余家。后在东莱人李笃的掩护下逃往塞外。
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党锢”解除，“党人”一律赦免，张俭返回故里。朝中三公及大将军均征辟他入宫，请他出山，他总是辞官不就。建安初年，不得已而被征拜为卫尉。汉献帝初年，旱蝗灾害接连发生，百姓饥荒尤甚，张俭倾竭家产，赈济邑之难民，“赖其存者以百数”。张俭为官刚正不阿，同情民间疾苦，深受人们的拥戴，成为一代名士。为追念他的功绩，《后汉书》专为他立有传记，记述他的事绩。
刘表
刘表（142—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县（今邹城市西南部）人。
刘表为鲁恭王刘余的后代，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力强过人。他博识多闻，遇事擅执中庸，通晓事理。汉灵帝时期，外戚宦官专权，张俭联合本郡仕人及门生故吏，议论之，讨伐之，并把矛头直指以侯览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刘表与张俭、陈翔、范滂、孔昱、范康、檀 、岑晊等同是斗争的倡导者，被誉为“八颀”，号称“江夏八俊”。建宁二年（169年），皇室对参与斗争的“党人”大逮捕，杀掉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刘表闻讯潜逃，免于“党禁”之害。灵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党禁解除，刘表出任大将军何进手下的掾属，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诏为荆州刺史。刘表在当地豪强大族的支持下，占据今湖北、湖南一带。他采纳蒯越“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的建议，先后收降了江夏张虎，襄阳陈坐等兵众，杀掉不听劝降者，使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继而又打败孙坚和袁权的联合进攻，使其势力扩大到桂阳、揭阳一带，形成“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局面，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大割据势力。李傕等人入长安，刘表派使者前往京师奉贡，李傕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并借予符节，号令军民。刘表据荆州10余个春秋，由于他招诱有方，威德并施，奸滑之徒为其所用，北方学士归者如流，不少平民百姓也前往避难。因此，在刘表割据的区域内，人们皆得“资全”，并出现了“起立学校，博求儒术”，人们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与北方战祸交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相比，刘表的割据区可谓是一片乐土。在免受战争灾害方面，刘是有着自身贡献的。但由于刘表面对群雄割据，持守中立，“坐观成败”，“欲收天运”，“从容自保”，终非长久之计，最终也不能自保。刘表死后，次子荆州牧刘琮出降曹操，长子刘琦归附刘备。
王粲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东汉末年山阳郡高平（今邹城市西南部）人，出身于显贵家庭。
王粲的曾祖父王龚为汉顺帝时太尉，“有高名于天下”，祖父王畅，名在八俊，位至司空，与李赝同称为“天下高士”，成为“党人”的领袖，受到官僚仕大夫的拥戴；其父王谦为大将军何进手下的长史，名位显达。
王粲年少时博闻强记。有一天，他与人同行，路遇一碑，别人问他能否背诵这篇碑文，王粲看了一遍，当即背碑而诵，一字不差，随行的人无不惊叹。又一次，王粲看人家下围棋，不知叫谁给掀翻了，乱了棋局，王粲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把棋局恢复。下棋的人不信他摆得对，用手帕把棋局盖上，另换一局让他恢复。摆好后，两相对照，一般模样，无有一棋错位，下棋的人不能不承认他恢复的棋局。二、三百个棋子的棋面能一目默识，确非常人能为，此事被时人传为佳话。汉献帝西迁，王粲也随之徙居长安，深得左中郎将蔡邕的赏识，当时，蔡邕才学卓著，朝内官员无不敬仰，宾客盈门。蔡邕听说王粲来到，慌忙出门，“倒屣迎之”。蔡对诸宾客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17岁时，王粲在荆州避难，依附刘表15年。因粲身体瘦小，相貌丑陋，刘表不予重用，后归曹操。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接替父业当上了荆州牧，王粲凭着与刘琮的故有关系，力劝刘琮归属曹军。结果，曹操没用一兵一卒，没动一刀一枪，便获取了荆州宝地。因王粲劝说刘琮有功，任职丞相掾，赐爵关内侯，迁军谋祭酒。曹丕建魏称帝，拜王粲为侍中。因其强记博闻，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总喜欢邀王粲同行。曾丕、曹植也非常尊重王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王粲随军出征，途中病逝，终年41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
王粲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同时代的陈琳、徐干、阮禹、应玚、孔融、刘桢为“建安七子”，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他写的诗赋锻字炼句，风格清丽，读后令人回味无穷。《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王粲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明代人辑录其作品，编就《王侍中文集》流传后世。
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年），字公理，今邹城市西南部人。
仲长统少年时便笃志学业，他博览群书，治学严谨。20岁时游学于青、徐、冀州之间。大凡与之交往者，无不仰慕其才华。他秉性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时人称他为“狂生”。他曾一度归附袁绍的外甥高干，因见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善择人，断然离去。汉代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院，好士爱奇，听说仲长统才学非俗，招之为尚书郎，后至曹操帐下参议军事。
仲长统生活的年代，正是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时期。东汉朝廷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外戚宦官擅权，农民起义的浪潮此伏彼起。面对社会现实，在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一种舆论合流，史称“清议”，或谓清议者为“党人”。党人以针砭时弊，抨击外戚宦官为已任，对社会上的恶势力大加挞伐，仲长统便是“党人”领袖之一。仲长统等人的“刑名法术之学”虽然难以挽救东汉末年颓败的总趋势，但在打击腐败势力、抑制苛暴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仲长统反对宗教神学的“天道”，他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否认天命，认为天下乱世其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所致。当政者“奔其私嗜，驰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及致于“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恕毒无聊，祸乱并起”。仲长统主张，要让社会长期稳定，必须经常调整施政策略，“革易时弊”，整顿吏制，奖励耕织，严禁令，察苛暴，行赏罚。同时，他还主张“因时而治”、“宽猛相济”，只有这样，才能铲除乱世根源，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仲长统著书立说10余万言，34篇，收录在《昌言》一书中。尤其他提出的“宽猛相济”的治国主张，颇受后世政治家的推崇。他是邹县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在当时以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王叔和
王熙（201—280年），字叔和，西晋高平（今邹城市西南部）人，后人习惯地呼其字而不呼其名，以示尊敬。
王叔和出身贫寒，自幼便有宏图大志。他熟读经史，贯通古今，尤其酷爱医学，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后被擢升为太医令，主持朝内医政。
王叔和任太医令之后，便着手整理古代的医学典籍。他发现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一书内容庞杂，眉目不清，况经辗转传抄，多有讹误、遗漏，不利于涉猎。他便校对、增补、编次，将其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书着重伤寒诸症的病理分析，并提出疗法，确定医方；后书则是儿科、妇科等杂病的病理分析和医方的汇集。由于王叔和的辛勤劳动，使《伤寒杂病》这一名著得以流传。
王叔和致力于医学事业，他研究方脉，并总结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著有《脉经》、《脉诀》、《脉赋》等书。《脉经》一书将脉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的关系，归结为24种脉象，并作出详细的理论性叙述。王叔和非常注重医学实践，能够根据精微的脉理变化作出正确的疾病诊断。《脉经》一书还提出病有可发汁症和不可发汁症，可吐症和不可吐症，可疚症和不可疚症等，继承发展了张仲景的辩证论思想。王叔和总结的切脉方法为我国以后的中医诊断奠定了基础，为后世医学家所推崇。魏晋以前，我国采用的是“三部九候”切脉方法。王叔和根据自己的医学实践，创造性的提出“独取寸口”的新“三部九候”切脉法。这种方法，至今被我国临床诊断所采用，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叔和是我国魏晋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他的《脉经》一书先后传至日本、东南亚，十七世纪末传到欧洲，对世界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彬
唐彬（235—294年），字儒宗，鲁国邹（今邹城市）人。
唐彬出身官僚家庭，其父唐台曾任泰山郡守。幼年时期，唐彬便乐于弓马，喜于武功，好游猎，炼就一身武艺。他身体高大魁梧，疾走如飞，力强过人。然而，他从不逞强自翊，且具有经国大度，不拘小节，深受人们的爱戴。晚年敦悦经史，尤精通《易经》。随师受业，回家讲学，前往听讲的门徒总不下数百人。
起初，唐彬在本郡任门下掾小官，后被提升为本郡主簿。刺史王沈召集诸吏，议论伐吴之策，唐彬提出其良策，深得王沈赞赏，后迁为功曹，举孝廉，辟任为主簿。唐彬先后任邺县令、弋阳太守、监巴东诸军事、广武将军，又拜使持节、前将军、西戎校尉、雍州刺史等职。
晋武帝曾屡次征求拒吴之策，唐彬陈述其谋略，“甚合帝意，倍受宠幸”。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唐彬与王浚共同伐吴，唐彬为众军前驱，因其善设疑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帝孙皓将要投降，唐彬未至吴都建邺，便自称有病，以防入吴有争功之嫌。果然，先入吴都的将领争掠财物，后至者争功，唯唐彬有识，深得皇帝赞誉，征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之千户，赐绢之千匹。后来朝中有事，多请唐彬参议。
西晋立国后，北方鲜卑族不断侵扰边境，给西晋带来极大威胁。为使北境不受侵扰，由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平定侵犯。唐彬赴任后，一边整肃军纪，一边训练士兵，发展生产。经过数次作战，迅速平定了北方鲜卑族的侵扰，收复了长城失地，民族矛盾渐趋淡化，幽并诸州的边塞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凡汉魏以来征镇胡人犯境者，没人能与唐彬的功绩相比。元康四年（294年），唐彬任职雍州刺史，病死任上，谥号为襄侯，赐绢二百匹，钱二十万。长子官至广陵太守，次子唐岐官至征虏司马。
收复幽州之后，唐彬曾在当地广劝农桑，兼修学校，威德并施。在雍州为刺史时，他曾整顿吏治，招贤纳士，广交贤良，倡导清明，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为示怀念，两地百姓均曾为其刻碑记功，唐彬勇猛善战，智勇兼达，在西晋建立与安定北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西晋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邹县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
马邦玉
马邦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人，字荆石，祖居鱼台县池头聚村，至邦玉时迁居邹县城南安马庄，故又号寄园。
马邦玉幼年智力过人，七岁能属文，日读数千言。弱冠游江南，设教于萧县、宿县、灵壁县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选为贡生。他先后出任费县训导、单县教谕等职，后升任登州府教授，未到任而卒，终年64岁。
马邦玉兴趣广泛，博览众书，学识渊博，尤致力于诗赋、古文及金石考订之学。他从事教育多年，徒生遍鲁南。在单县任教谕期间，复创置学署，佐县令修理鸣琴书院，并建义学30余处，文教渐兴。单县人经他指授者，科第相属，当地人都把他作为非凡的师表加以尊崇，大府名门深奖异之。
马邦玉心怀坦荡磊落，务实迹而不徒虚名，他常说：“读书须蓄道德，能文章。若徒志功名，品斯下也”。他一生著述甚丰，计有《汉碑录文》、《金石寓目记》、《怀续堂文集》、《诗集》、《古意记存》、《寄园随笔》、《怀续堂诗古文集遗稿》、《历代纪年》、《法贴评语》、《名画记略》、《前哲格言》、《前事偶及》、《汉魏诗题词》、《韩诗弁言》、《王汪诗刊误》、《诗话拾余》等书。上述书目，大都有他的二儿子星翼收集辑录，部分著作已焚于兵火。
长子马星房与次子马星翼，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同榜举人。马星房，字伯府，号驺山。博闻强记，善书工诗，著有《驺山漫录》、《琅环丛书》及《 痴符》诗集。次子马星翼，字仲张，号东泉，与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为同年，并且关系至密，著有《尚书广义》、《诗经广义》、《论语辑说》、《国策补遗》、《名儒世系图考》、《峄阳随笔》、《凫峄旧闻》、《诗文集》、《诗话》等书。三子马星萁，岁贡生，号鲁川，嗜古好善，著有《孝悌忠信语录》、《诗草》、《金石续编》等书。
宋继鹏
宋继鹏（? —1863年9月），文贤教起义军领袖，邹县白龙池村人。曾任邹县田黄社社长，粗通文字。以诵经书符为人治病取得乡民信任，创立文贤教。以郭凤岗为教师，李八、李九、李奉钧、张树德、王存芳等为教友，从事传教活动。
太平军北伐过鲁，捻军的活动也波及到山东。清廷乃于咸丰三年（1853年）命各地办民团，宋继鹏遂以办民团的名义购买兵杖火器，建武装、授官职，定年号为“天纵”，秘密准备起义，附近州县民众纷纷来归。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邹县知县林士琦上书山东巡抚文煜，称宋继鹏“反状已著”，请派兵镇压。清政府忙于防捻，无暇顾及。十一月底，林士琦自率地方民团和县署衙役2000人分道进击，被教军打败。兖州镇守双龄、守备张鹏志率300人增援，亦被教军击退。十二月初六，败滕县民团于城前庄，败清兵于官庄，击毙守备姜长清、把总李佐清。起义由秘密转为公开。
次年春，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派都统西凌阿、副都统舒通额等大举来攻，并调泗水、曲阜、滋阳、济宁诸县民团助战。宋继鹏率3000教军，转战至邹西、济宁境，所至重创清军及地方民团。四月末，教军战败清军。清廷以鲁西长枪会声势大张，恐相联结，不得已许降。清军退去，教军出山割麦，并以防捻为由，西至点灯山，东至雨山一带，修墙浚濠，筑防御工事。八月，捻军入山东，宋继鹏乘势复起，联络幅军近万人，活动于曲、泗、滕三县之间。曾包围邹县、进逼兖州，与敌周旋二年，互有胜负。
至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清廷抽调部分军队监视直鲁边境降众向东昌转移。教军乘机占据邹境大部村寨，攻打邹城未克。适逢捻军李成率部北上入济宁境与教军联合，幅军首领刘双印、程四虎兵败，由峄县来投，一时声势大振，势力北至泰安西南之娄德镇，东入平邑、蒙阴境。但不久捻军又北上，余部李成二系李帛被攻灭，刘双印被捕牺牲，程四虎叛降清军，余部教军仍孤军奋战。
在此以前，有邹县举人董乾儒与宋继鹏联合，接纳教军据守峄山七大寨。此时南华观寨王朝栋被清政府诱降，开门放清军占峄山，教军稍挫。清廷又调淮军黄国瑞、郭宝昌部由峄县北上。僧格林沁亦由淄川开到。教军收缩在宝泉崮、凤凰山等处据险固守。激战月余，诸山次第失陷，郭凤岗、李八等被俘。教军南奔灵山、分距岗山、大步顶等处，至七月二十四日，教军万余全部战死，血染山谷，宋继鹏死于乱军之中，时年60岁余。先前诈降时见其形象者，说其老态龙钟且有一目失明。
唐传猷
唐传猷（1824—1900年）字晋嶶，号竹臞，今邹城市平阳寺镇邢村人。祖籍济宁，至猷时已迁居邹县四世。唐传猷年青时期，亦短时寄居济宁扁担街。
唐传猷幼年家境贫寒，其父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猷聪颖嗜学，酷爱诗赋，而且练就一手好书法。为维持学业，他不得不委身高门，趁闲暇之时，为人家书门匾、装点内室，取得一点报酬，接济生活。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便把写好的字拿到街上去卖。由于他的法书高雅脱俗，深得地方文人士绅的青睐，当时，济宁、邹县的名门望族大都悬挂有他的书贴。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捷拔萃科，考取贡生。翌年廷考高等，因成绩优异而仕事吏部，旋即升任主事，官居七品。光绪四年（1878年）受命至普陀峪（今河北遵化县马兰峪），为慈禧太后督修陵墓。以劳绩擢补吏部员外郎，加四品街。
唐传猷嗜好诗文，精于楷书，在他任职吏部主事期间，他的书法艺术就已誉满京城，名震都下。他曾与当时的诸多名家切磋书法技艺，探讨书艺规律，这样，更使他早已成熟的书法技术得以精进，更加练达。光绪皇帝的父亲奕暄闻知唐传猷诗文书法俱佳，便将其请进醇王府作书办，为醇王府撰文牍，书笺帛，译草贴，篆镜铭，并负责处理信札，或代撰奏章。唐传猷在醇王府供职10余个春秋，直至年老退职。唐传猷供职的时间，正是醇王府兴盛时期，达官贵族，学士名流，无不以攀附醇王府第作为一种时尚。在这样的环境中，猷得以结交众多高官名流。皇亲贵胄、达官重臣，纷纷向他求书。由于求书者甚众，无法满足要求，以致于大学士宝鋆因屡索未能如愿，令他终生失望。
退职后，唐传猷被儿子唐承烈接到四川，颐养天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终年77岁。唐传猷以书艺诗文著称，是邹县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并著有《松鹤堂诗集记事》、《私淑杂著》两书付梓行世。其独生子唐承烈，字冕周，以政绩显达于川、陕，官至四品。
唐承烈
唐承烈，清代晚期人，字冕周，为吏部员外郎唐传猷之子，幼年随父于京师就读，勤于学业。同治四年（1865年），因考试成绩优异，入内阁誊录馆仕事。后放外任，为四川马边厅同知，又抉泸州直隶州知州。终以政绩显达，官至四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腐败，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为其增开汉口、九江、南京等地为通商口岸。外商贪得无厌，窥其四川富庶，欲行轮利。英国商人立德乐·造固伦拟将轮船上驶四川。为维护四川内河航行权，总督刘秉璋多次据理阻英，但英商蛮横无理，不能奏效。总署得知后，令四川总督与其谈判，解决争端。四川总督刘秉璋素知唐承烈善谋略，有干才，乃使其赶赴宜昌，与英国领事就通航一事进行谈判。唐承烈以正义之辞，驳其谬言，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经往复辩驳，最终达成协议迫使英商就我范围。协议规定英国轮船不得进入四川境内，欲行商业往来允许其雇用我民船使用，暂行通航。谈判成功后，博得僚属赞誉升任宁远知府。宁远府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社会动乱不宁。承烈抵任后倾其力，廉其实，整顿治安，鼓励生产，使宁远府境内出现安定富庶的景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承烈调署成都知府，仅10日，成都教案发生。因英美传教士非法拘捕集会民众，残害百姓，引起四川人民的义愤。愤怒的群众捣毁成都及府州县教堂70余处。在各国公使的“抗议”下，唐承烈及四川总督刘秉璋、侯补道、周振琼及知县共9人以“弹压不力”被清政府革职。后委派唐协助“改土归流”，整顿章谷、朱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打击残害民众的土官，以推行流官制度。此间，唐承烈制订章程二十六条，既打击了土官头人，又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还消除了土司对当地民众的压榨，声威日著，再起，出补陕西知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太后逃往西安。此时，正遇其父病故，承烈不事父丧，而从公设支应局，随扈诸王大臣，接应两宫太后。诸王大臣及两宫太后滞留陕西近一年，建筑供给等费用不逾六亿，以节省闻于朝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唐承烈在开封被慈禧太后召见，擢补道员，又先后出任凤邠盐法道道尹，陕安道按察使，又加布政史衔，总办陕省统捐事宜。卒年57岁。
靳云鹗
靳云鹗（1881年5月—1935年7月），字荐青，北洋军直系将领。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
1898年，17岁的靳云鹗投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的“新建陆军”当炮兵，两年后，升为排头（即排长），并以学兵身份考入保定参谋学堂。毕业后，被任命为清军江北清江浦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参谋官。1912年，任北洋第二路备补军混成团团长、陆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初隶皖系。1918年底，经直系首领曹锟保举，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转投直系。
靳云鹗作为直系第一员大将曾被吴佩孚两次解职。因而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双方各存戒心而又相互利用。1921年发生“湘鄂战争”，靳云鹗奉命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汀泗桥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以官兵伤亡过半的代价而获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靳云鹗在保卫郑州之战中立下大功，然而直到1923年初，还是经曹锟说情，吴佩孚才勉强将靳云鹗提升为第十四师师长，按吴佩孚指令，在郑州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进行镇压。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战败，但因靳云鹗部作为后援，实力得以保存。
1925年，靳云鹗任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之职，在河南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自认走马河南督军当无问题，殊料却被任命为没有实权的河南省长，心中颇为忿懑。吴佩孚不得已又加封靳云鹗为联军副司令。
靳云鹗主张联冯讨奉，吴佩孚坚持联奉讨冯，二人矛盾日深。1920年4月，靳云鹗奉命北上至保定后，吴佩孚于5月底到达石家庄，谴责靳云鹗“逼留保定，屯兵不进，虚糜军饷，贻误戎机”，免去靳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第十四师师长诸职，调任陕西军务督理。1926年8月，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下，吴佩孚又起用靳云鹗，升以节制陆海军的全权，还委任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但以于事无补，只得退守郑州。冯玉祥太原誓师后，靳云鹗同吴佩孚矛盾进一步激化。吴佩孚责令靳率军攻打潼关，而他借口饷械两缺，按兵不动。吴佩孚以“逼留不进，贻误戎机”为由，又一次解除靳云鹗所兼各职。靳云鹗象上次一样，拱手交出兵权。吴佩孚失败出逃四川后，靳云鹗由直系残部推举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反击奉军，终因作战失利，出逃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上将参议。
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靳云鹗被蒋介石委任为“两河宣抚使”，以瓦解冯军。后靳向蒋提出任河南省主席而未如愿，遂谢职回济南经营出租大观园事宜，直至病故。
唐仰杜
唐仰杜（1888—1951年4月29日），字露岩，回族，日伪山东省第二任省长，也是日伪统治山东时期任期最长的一任省长。
唐仰杜，今邹城市邢村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唐传猷为晚清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精于魏书，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书法家。父亲唐承烈，曾出任成都知府，也常以书法致趣。唐仰杜兄弟姊妹七人，他排行第六，五兄一妹。大哥、二哥均未成“大器”，四哥、五哥早亡，三哥唐柯三，民国初年曾任济南道尹公署道尹，后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妹唐秋岩书画艺术造诣颇深。唐仰杜一妻两妾，均未生子，只妻生一女。
唐仰杜毕业于晚清时代的“京师译学馆”，后中举人，为学部七品京官，性喜书画。1927年充任山东省卫生总局监理，以后又历任山东省财政厅科员、科长，山东省议会议员，济南市财政厅长等职。唐仰杜在济南有宅第两处，南关徐家花园107号和管家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驻华北日军开始进攻济南，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军务指挥、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畏敌如虎，下令炸毁黄河铁桥、焚烧省政府，率部南撤，日军于当月27日顺利占领济南。唐仰杜失节叛国，参于了1938年3月由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日本特务东鲁学校校长丰田神尚等扶持的伪山东省公署的组建、并被委任伪山东省公署财政厅长，后改为山东省财政厅长。在任财政厅长期间，唐仰杜对山东的“财政整顿”不遗余力，深得西田耕一总领事的赞赏。
1939年1月13日，第一任日伪山东省长马良在任职10余月后辞职，由马良和西田耕一保荐唐仰杜升任省长兼财政厅长。以后又先后兼任山东省“万字会”名誉会长、新民会山东总会会长、山东省保安司令、山东文化研究会顾问等职。
唐仰杜出任伪省长的6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出任省长后，他帮助日本侵略军组建各级伪政权，极力组建伪军，先后成立了“警备研究会”、警官训练所等机构，组建警备队、保安队达500多个中队、自卫团等各类伪军13万余人，配合日军专“以灭共为重点”工作。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先后协助日军在山东境内开展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共“清剿”、“扫荡”上百次，修筑大量碉堡、公路，对抗日游击区进行分割，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蚕食，并在日伪统治区推行“保甲连坐”制度。对于“治安强化运动”，唐仰杜同样不遗余力。1941年11月1日成立山东治安强化运动本部，唐仰杜自兼任部长。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即将开始前的一次济南道各县知事会议上，唐仰杜还强调：“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收效甚大，而各县知事、治安干部及治安人员，心存观望，敷衍塞责，不热心施行者，在所多有。治强运动，原为人民谋福利，力行灭共工作者，故必须彻底实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杀害了大批抗日军民，制造了山东抗日战争期间最黑暗的时期。
同时，在经济上唐仰杜贯彻资敌封锁解放区的卖国政策。每年都通过各级伪政府、新民会等机构，调谴伪军武装，进行征粮、抢粮资敌。为了满足日军制造飞机和大量掠夺物资的需要，唐仰杜下令强抽大量民工，成立“轻金属公司”，以淄川县南定的矾土为原料制铝，并与日本陆军经济联络部长合议成立“青州特别行政公署”，专门大量征集周围各县的粮、铝、煤、铁等物资。唐仰杜还强迫山东各级、各界向日军捐献10余架飞机的款项。他在交卸省长之际，将日军赠送的50万元慰劳金，捐出10万元。1945年4月30日的伪《华北新报》头版新闻就载有“唐前省长，向盟军献机金10万元，已送交济南日军联络部”的消息。
在文化教育方面，唐仰杜协助日本侵略军推行奴化教育。在完成山东各级伪政权建设后，就会同日本文化界特务马场春吉成立“山东文化研究会”，并担任顾问。在他统治期间特别是前几年，几乎每天都派出许多宣传团到济南市各道、县进行“嘹澈局势”、“中日亲善”、“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伪化宣传。1939年5月26日筹建山东省新民总会时，唐即首任新民会山东指挥部部长，后继任总会长。其新民会的纲领是：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实行反共，复兴文化，主张和平；振兴产业，改善民生；善邻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在1940年7月18日的山东省甲种警官训练所第三届学员毕业典礼上，唐仰杜还有“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更应不忘仗义援助之友谊，与之紧密提携，以共向兴亚建设之大道迈进”的训教。
唐仰杜一心效忠日军，屡获日军表彰嘉奖。1941年7月3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署名发给唐仰杜“感谢状”一件，以表彰其在人力、物力上资助“圣战”之功；日本派遣军司令部赠给唐仰杜“指挥刀”一把、“银质奖牌”一个，并于1945年唐仰杜卸任省长前，特许其偕夏岚、秘书罗彦博等去日本观光考察一月余。
1945年2月18日，唐仰杜调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兼工务总署督办，携一妾赴任，驻中南海万善殿前东厢厅七间。
日本投降后，唐仰杜迁往东四马大人胡同31号租房。不久，被国民党北平行营督察处拘捕，后解送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审判，但迟迟未作出终审判决。
新中国成立后，由山东省公安厅将唐仰杜押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于1951年4月12日终审，以汉奸叛国罪判处唐仰杜死刑，同月29日在济南执行枪决。
靳云鹏
靳云鹏（1877年—1951年），字翼青，北洋军阀。今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人。
1894年，靳云鹏18岁时，因生活所迫，投奔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新建陆军”。四年后，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深得该学堂监督段祺瑞的赏识和器重。后列为段手下“四大金刚”之首。1909年，经段荐举，靳云鹏调任云南清军十九镇总参议。1911年10月，蔡锷在昆明发动新军起义，靳云鹏率数营清军占据五华山抵抗。战败后化妆逃走。1912年秋，又经段祺瑞向袁世凯保荐，靳云鹏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升山东都督，授陆军中将。两年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家产也随之膨胀起来，除经营鲁大煤矿公司数家企业外，还有2.5万多亩土地。
在袁世凯密谋称帝时，靳云鹏曾参与14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登极，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密电各省，准备联名通电袁世凯取销帝制。因人告密，遭袁忌恨，1916年5月底被解职，但落了个“反对帝制”的美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内阁总理控制北洋大权。靳云鹏受段重用，委任为将军府果威将军、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要职。
1917年“府院之争”后，段重掌大权。靳云鹏借参战之名，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11月间又赴日考察，推行亲日外交。次年，靳云鹏升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代表北洋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三个丧权辱国条约。
段祺瑞下台，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后，靳云鹏于1919年初入阁，任陆军总长，暗中联络直奉两系，图谋组阁，徐世昌为平衡各派势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919年9月24日任命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在直奉两派通电支持和经参、众两院通过后，靳云鹏于11月5日正式受命组织内阁，并兼任陆军总长。
靳云鹏上台后，不堪忍受段祺瑞的非议与责难，力图摆脱控制，并想促成南北议和，又因段从中作梗而作罢。终于在直、皖争端中，于1920年5月10日通电“待罪枢垣，瞬经八月，才疏任重，无补时艰，近因患疾，迭请辞职，幸蒙批准给假，今日交卸”而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在直、皖之争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调停时局”为名入京，联直排皖，引起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愤恨，欲将其捕杀，幸因靳云鹏密报，张才得以幸免，并把持了军政大权。在张作霖推荐下，1920年8月，靳云鹏再度受命组阁，与张作霖、曹锟、徐世昌一起，召开“四巨头会议”，商定控制北京政权的大计。后又因派系之争，以及与徐世昌因财税及人事等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恶化；张作霖也以为靳云鹏偏袒直系，迫使靳云鹏于1921年12月11日再次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以后，靳云鹏一直在天津过公寓生活，致力于办实业。1926年底，张作霖重揽北京大权后，曾内定靳为内阁总理，却因吴佩孚反对而作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要靳云鹏出山维持华北局面，但靳云鹏提出日军须撤出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另外日本人也认为他下台较早，手中无有实力而作罢。靳云鹏晚年意志逐渐消沉，加入“居士林”，诵经念佛，直至病逝。
空峒
空峒（1880年—1967年4月30日），字逸云。俗家姓焦，名已佚，空峒是其法名。山东著名高僧、书法家、中医针炙医师。今邹城市郭里乡卧牛山村人。
空峒自幼随父逃荒到济宁，以制鞋为业。八岁患黑热病，经铁塔寺主持和尚复初治愈，遂舍在寺中为僧，拜复初为师祖。其师名真如，属大乘佛教禅宗曹洞派。空峒幼年好学，于焚修和精研佛学之外，兼通中医、针炙，擅书画、篆刻和音律。曾手抄复初所传《针炙医学》二十余卷。书法初临《圣教序》，后师承项文彦，皆得其精髓。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空峒19岁时接任铁塔寺主持，兼济宁僧正司僧正。在处理僧人中的人事纠纷及纠管僧人违犯佛规之事时，要求从严而态度和蔼。铁塔寺原来庙产甚少，以化缘为主要经济收入。空峒主事后，济宁市的士绅名流和富商大贾皆仰慕其人，不吝施舍。佛事活动也大量增加，他又亲赴北京向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次募化银洋五百元，使寺内经济拮据的局面有所扭转。于是先后将铁塔寺的大雄殿、天王殿、韦驮殿、声远楼、地藏殿以及北关的奶奶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葺。
于佛教事务之外，空峒常义务为人治病。一次外出经过石门口街，遇一陈姓乞丐患腰腿疼不能行走。空峒询知，随至其住处，为他施行针治并开处药方，还出钱为他买药，乞丐病愈后曾到寺中叩谢。他还以化缘所得在铁塔寺内成立“乐善施医院”，聘请当地著名中医免费为穷苦人治病。同时，求他写字的人很多，远及枣庄、梁山等十几个县市，案头纸如山积。晚年只得将寺内一般事务交徒弟灵敏处理，他每天只听一次汇报，大量时间花在笔墨应酬上。
空峒佛学精邃，擅气功。每晚8时以前练功，室内不准他人进入。但于吃斋并不重视。曾说：“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起。”又作诗云：“先人留下诗一首，鸡鱼肥肉不离口。世人修口不修心，唯我修心不修口。”
1950年，空峒主动提出把铁塔寺东院让出供政府公用。并将保存的名贵佛像、名人字画、铁塔寺历代主持传影20余幅交人民政府保存。自已迁出铁塔寺，在南门大街173号开设“逸云针炙诊所”，自食其力。曾被推选为济宁市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冲击，致使精神失常。于1967年4月30日圆寂，终年87岁。葬于济宁城北三官庙东旅归园。
董渭川
董渭川（1901年3月10日—1968年9月15日），原名董淮，字渭川，以字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今邹城市城南关人。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营小工商业的家庭。12岁始在邹县县立小学、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读书，20岁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将来“教书授徒”，随于次年8月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部。1927年6月，国文研究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被分派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是年下半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负责视察中等学校。时值学生闹学潮，董由范文澜介绍加入一个进步组织，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利用“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身份，资助并安顿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南开中学学生林枫。1928年1月，董调任江苏省立东海中学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校内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播新思想，开展爱国宣讲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年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随后到南京、安庆、河北等地谋职。
1931年初，董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约至济南，任山东教育厅督学，同年7月改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在任6年。其间，他先是与同事在城内开展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类群众性活动，效果不佳。后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影响下，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强他们的体质，成效显著，受到农民的欢迎。1934年至1935年，董曾被派往欧洲十国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期一年。1937年，济南沦陷后，董去四川，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到1947年，先后任国立广西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1947年苏州爆发了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为首的“五·二○”学潮，董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保护学生。原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长蒋经国曾签发密电，对董“积极侦察其行动，随时监视……可会同当地有关机关权宜处理”。董渭川被迫于1948年初由海路到北平，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
解放后，董渭川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学习委员会和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10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始，被当作“反动权威”扫地出门，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董渭川教授追悼会，取销对董渭川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并撤销一切处分，恢复名誉及原级别职称。
董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论著颇丰，尤其在民众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材教法等问题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现存其著述共有177篇，多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社会教育纲要》、《欧洲民众教育概况》、《中国文盲问题》、《家庭、教育、社会》、《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旧教育批判》、《欧游印象记》等。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和国家教委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列有专条，介绍了董的生平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