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科举时期，邹县虽无明确的教育宗旨，但在儒学署明伦堂旁有“晓示生员卧碑”，内列条文就是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和实践方针，培养学生“上报君恩，下立人品，学为忠臣清官”，要求学生“隆重师儒，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养成“贤才”，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
废科举之后，教育宗旨及方针有了明确规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析》中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5端为教育宗旨。
民国初年，教育部第二号令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915年，袁世凯窃权称帝后，颁定“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7项为教育宗旨，但该宗旨仅实行1年，于次年9月废弃。1919年，教育调查会拟定教育宗旨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1929年4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教育宗旨是“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主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1939年，蒋介石在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训词中指出：“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在于国民人格的陶冶，但陶冶国民人格必须以一致的标准，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及《党员守则》，亦可作我青年学生一致信守的准则。全国各级学校应以‘礼义廉耻’作为共同的校训”。强令学校对学生进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教育。中华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教育宗旨屡次变更，在邹县影响较深的有3次：1912年的国民教育；1919年的平民教育；1929年的三民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邹县抗日民主政府贯彻执行“发展教育，为抗战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总方针。
1938年，邹县沦陷，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推行奴化中国人民的“早日奠定东亚共荣”的奴役教育方针。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解放区民主政府根据形势需要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政治教育重于文化教育”的教育方针。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是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重申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81年6月27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教育方针作了阐述：“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们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题词中明确指出“教育要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1985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要求从改革体制入手，对教育进行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