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到山东
家居在兖州(节录)
王伯奇
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之后，于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移家山东，始在东鲁定居。直至公元756年(唐天宝十五载)即“安史之乱”的第二年春天，为避战乱，李白在江南让其门人武谔“冒胡兵以致之”东鲁，将他的两个孩子接往南方楚地，从而结束了李白在东鲁的家居。李白家居东鲁达二十年之久。对此，古今学者、专家的看法基本相同，如清代的王琦、现代的詹钅英和胥树人等。胥树人先生在《李白和他的诗歌》中说:“他于725年离蜀，727年定居安陆，十年后迁居鲁中……在鲁中住了二十来年。”
关于李白来山东的家庭住址，按《旧唐书·李白传》所言，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其实，李白的父亲“潜还广汉”，“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从来未作过官。对此，郭沫若认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那是莫须有的事，前人已辩其妄”。郁贤皓在《〈旧唐书·李白传〉订误》中亦说:“《旧唐书·李白传》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这更是毫无根据的杜撰”。另外，詹钅英、王运熙、李宝均、竺岳兵诸李白研究专家对此亦皆不承认。尤其是李白本人，他不仅从未提及“父为任城尉”之事，而且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家住任城，在李白诗文中，也根本看不出他家住任城的任何迹象。
“任城说”既不成立，李白移家山东的家庭住址，须作重新探讨。就此，细检李白诗文，李白如此告诉我们:
《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寄东鲁二稚子》云:“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送杨燕之东鲁》云:“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
《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云:“高堂依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
《赠武十七谔并序》，序云:“余爱子伯禽在鲁。”诗曰:“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
按以上李白自言，他到山东的家庭住址在“鲁”、“东鲁”、“鲁中”、“沙丘(城)旁”、“沙丘城下”和“鲁门东”。这些地名在当时的具体所指，经笔者考证:
一、“鲁”和“东鲁”皆指鲁郡或治城瑕丘
据《旧唐书·地理一》、《新唐书·地理二》及《山东通志》等志书所载，兖州从南北朝至唐代，时称兖州，时称鲁郡，兖州即鲁郡。李白所谓的“鲁”，是其对鲁郡的简称。将鲁郡简称为“鲁”，在李白以及与李白同时代人的诗文中，有很多例证。如:
李白《任城县厅壁记》云:“鲁境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其冲要。”按《元和郡县志》:鲁郡州境，东西三百三十一里，南北三百五十三里，管县十一。李白在此所谓的“鲁境七百里”即是当时鲁郡兖州所辖十一县的州境。其又在《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中云:“陇西李公，……五镇方牧，声闻于天，帝乃加剖竹于鲁，鲁道灿然可观。”所谓“剖竹于鲁”，是指李公(辅)为鲁郡都督(太守或刺史)事。这里，李白所谓的“鲁”系指鲁郡。
与李白同时代的苏源明，在《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并序》中云:“鲁之中都北入于我。”苏氏所说的“鲁之中都”，指的是当时鲁郡所辖十一县之一的中都县(今汶上县)，此亦将鲁郡简称为“鲁”。
至于李白所谓的“东鲁”，由于鲁郡兖州地处天下之东方或唐王朝国之疆域的远东地区，故而将鲁郡称之为“东鲁”，“东鲁”即东方之鲁郡也。李白《崇明寺佛幢颂并序》中，序云:“陇西李公，……帝乃加剖竹于鲁，鲁道灿然可观。”颂曰:“明明李君牧东鲁，再新颓规扶众苦。”要知，李辅所官乃鲁郡之都督，其所牧守或统辖的正是鲁郡十一县，而非是春秋时的鲁国旧域!李白又在《赠武十七谔并序》中，序曰:“余爱子伯禽在鲁”，接着又在诗中说“爱子隔东鲁”。李白于此两处，对“鲁”和“东鲁”的关系作了非常明白的等线式的说明，“鲁”即“东鲁”，二者皆是指当时的鲁郡兖州，而绝非是泛指春秋鲁国旧域。《魏书·地形志》“兖州”注云:“刘义隆治瑕丘，魏因之。……而南宋、北魏兖州刺史皆治瑕丘，但所领支郡各属县，举不列瑕丘之名，此《皇舆表》所以有县省名存之说也。”有鉴于此，由于瑕丘城自刘义隆以来，一直为州郡治所，所以“鲁”和“东鲁”(鲁郡兖州)有时指鲁郡，有时则是指瑕丘城。
鲁郡兖州，李白称之为“东鲁”，杜甫《登兖州城楼》称之为“东郡”，宋代王禹 在兖州《兴隆寺记》中称之“东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之为“东州”。四人对兖州的称谓均冠“东”字，相合即为东方之“鲁郡兖州”。
二、“鲁中”是确指鲁郡兖州治所瑕丘城
历代注释李白诗文者，对于“鲁中”一直未作明确解释。何为“鲁中”?从字义上可释为三:一可指鲁郡境域之内；二可指鲁郡境域的中心地区；三可指唐代鲁郡之治所或鲁国之都城。而李白所谓的“鲁中”窃以为当以第三所指为是。
《辞海》云:“鲁郡:郡，国名。”鲁郡即鲁国。在唐代，人们有时称鲁郡即为鲁国。如李白，《鲁东门观刈蒲》开篇便云:“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起句亦云:“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与李白同时的人殷 ，在《河岳英灵集》中，称兖州人储光羲即“鲁国储光羲。”稍后的顾况，在《监察御史储公集》里也说是“鲁国储公进士及第。”(见《文苑英华》)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从考·王昌龄事迹考》文中，亦谓“鲁国即兖州”。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兖州地在春秋鲁国旧域之内，唐代称鲁郡兖州为“鲁国”是沿袭古称。实际上，这种认为或说法是错误的。对此，李白《崇明寺佛幢颂并序》中有一极好的反证，序云:“鲁郡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者，盖此都之壮观，……所以山东开士举国而崇之。”这里所谓的“此都”，显然即是当时的鲁郡治所瑕丘城，所谓的“国”自然为当时鲁郡兖州。如果说李白诗中的“鲁国”是沿袭古称的话，那么，其在此称瑕丘城为“此都”又如何解释呢?
李白不仅称鲁郡兖州为“鲁国”，称鲁郡治城瑕丘为“此都”，同时他还称广陵郡扬州治所江都城为“扬都”；称济南郡齐州治所历城为“齐都”；称魏郡魏州治所元城为“魏都”。李白所称的这些“都”，均有诗证之，皆为当时的郡之治城，无一是春秋时的诸侯国之都。
《毛传》:“中国，京师也。”《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古人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国家的统治中心--京都，“都”即国之“中”也。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序曰:“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杜甫、白居易在此所说的“秦中”，即为唐代的京都长安。
郡，藩王之国也，郡之治城即藩王国之都，因而郡之治城同样可称为“中”，“鲁中”即鲁都。李白所谓的“鲁中”，是确指唐代鲁郡治所或鲁国之都瑕丘城，他是用“鲁中”代指瑕丘。与李白同时的韩 ，有《鲁中送鲁使君归郑州》、《鲁中送从事归荥阳》诗，据诗中人物、事情，韩 亦将鲁郡治城瑕丘称为“鲁中”。郡之治城称“中”，不仅瑕丘。高适《送郑侍御谪闽中》云:“谪去君无恨，闽中我旧过。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在此，高适不仅将唐代的长乐郡福州治所闽县城称作“闽中”，同时他还称“大都”，此“闽中”、“大都”至今仍为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高适称闽县城为“闽中”、“大都”，与李白称瑕丘城为“鲁中”、“此中”、“此都”二者完全类同。另外，唐人还将吴郡苏州的治所吴城称作“吴中”，会稽郡越州的治所会稽城称作“越中”，睢阳郡宋州的治所宋城称作“宋中”，将邺郡相州的治所安阳城称作“邺中”，襄阳郡襄州的治所襄阳城称作“襄中”，蜀郡益州的治所蜀城称作“蜀中”。此类例证在唐代人的诗文中很多，恕不赘举。
三、“沙丘城”即鲁郡兖州城或瑕丘城
李白集中，“沙丘”和“沙丘城”于《沙丘城下寄杜甫》、《送薛九被谗去鲁》和《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三处出现。据李诗可断，“沙丘”和“沙丘城”均在“鲁”和“鲁中”--即瑕丘。明代的杨慎认为“此沙丘当在鲁”，清代的王琦认为“此沙丘在鲁地”，郭沫若同志认为“此沙丘为李白在鲁中的寄居处”；郁贤皓先生亦认为“沙丘城，李白天宝三四载在鲁郡的住址”。这些说法多是据李诗而言，都不那么准确。
明万历二十四年于慎行《兖州府志》有载:“兖州府城城楼有四:北曰镇岱，南曰延薰，西曰望京，东曰宗鲁。”“宗鲁”门即瑕丘城之东门。明万历八年《兖州府志》记载:“沙丘，在宗鲁门外。”清代乾隆《兖州府志》卷十九亦载:沙丘，在城东二里。按明、清志书所载，“沙丘”在兖州(鲁郡)治所瑕丘城东门之外，是一个因地形而得名的小地方，显然不是沙丘城。
唐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云:“侧闻丰城戢耀，骇电之辉俄剖；沙丘 迹，蹑云之辔载驰”是引《列子·说符篇》九方皋于沙丘得千里马之典故，暗喻自己隐居瑕丘(兖州治所，亦称沙丘城)未得显达之现状。千马里“沙丘 迹”与骆宾王隐居瑕丘两事极为相似。1993年，在兖州城南泗河中，由于泗水干涸，出土一块北齐时的石碑，碑文有云:“若夫邑义人等，品第膏腴，琼华玉润，亭亭素月，明明景日。以大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岁次实沉(甲申)，于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夷，比丘尼之寺，率彼四众，奉为太上皇帝陛下……”此碑足以证明，在南北朝时，鲁郡兖州治城是称“沙丘城”的，其名是由城东门外的“沙丘”而得，确为行政地名无疑。再根据骆宾王、李白的诗文可知，直至唐代，人们犹有称瑕丘城为“沙丘城”的习惯。这里需强调说明，“沙丘”是沙丘，而不是“沙丘城”，二者不能混而为一，虽然骆宾王、李白都将“沙丘城”称作“沙丘”，那也只能认为这是他们对“沙丘城”的简称，正如以后人们称“瑕丘城”为瑕丘一样，未必非要带上“城”字。
四、“鲁门”即唐鲁郡兖州治城瑕丘城门
李白《赠瑕丘王少府》诗云:“毫挥鲁邑讼，目送瀛州云。”谓王少府审批瑕丘县的讼案为“毫挥鲁邑讼”。李白称瑕丘为“鲁邑”的原因，乃当时瑕丘城为鲁郡治城，故而也可称之为鲁郡城或鲁城。“邑”即“城”，所以李白在其他诗中，多称瑕丘城为“鲁城”，如其《鲁城北郭送张子还嵩阳》、《寻鲁城北范居士》以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中的“月出鲁城东”等。鲁郡兖州治所瑕丘城即称“鲁城”、“鲁邑”，不言而喻，李白所说的“二子鲁门东”之鲁门，即为鲁郡治城瑕丘的城门，“鲁门东”实为“宗鲁门”东或瑕丘东城门东也。有人将李白所谓的“鲁城”、“鲁门”说是指春秋时鲁国之都的曲阜城和曲阜城门，此说无异于刻舟求剑，不须置辩，智者自明!
综上所考，李白所谓有关其在山东的家居地址的“鲁”、和“东鲁”，是确指唐代的鲁郡兖州；“鲁中”和“沙丘城”是确指唐代鲁郡兖州治所瑕丘城；“鲁门东”即瑕丘城的城东门外或“宗鲁门”外。由此可以断定，李白在山东的家庭具体住址在:唐代鲁郡兖州治所瑕丘城的东门之外，即今兖州火车站广场一带。
上之结论，李白在兖州的诗作以及李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事迹，同样可以有力证实。
据粗略考证，李白在鲁郡兖州所辖十一县的诗文数量，总计有51首，其中作于鲁郡治城瑕丘的就有39首，其余的12首分别作于任城(济宁)、曲阜、邹县、金乡、乾封(泰安)、中都(汶上)。这样，李白在瑕丘所作的诗文数量，与当时鲁郡所辖其余十县相比，呈现绝对的数量优势。在瑕丘的39首诗文，按内容而言，寄外诗为3首，道别诗3首，赏游、酬赠、抒怀诗为15首，而送客诗则多达18首。李白的51首诗文集中地作于鲁郡兖州地区，其中的39首诗文又集中地作于瑕丘，尤其是李白以地方主人身份送客所作的18首送客诗，这些异常的情况充分证明，山东鲁郡地区及治城瑕丘，是李白在山东的主要活动基地。
从李白在瑕丘所作的诗中，不难看出，瑕丘城东有很多他的活动事迹。“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说明李白的家庭和孩子在“鲁门东”；“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门东”证明李白去朝归处是“鲁门东”；他春于“鲁东门泛舟”；秋于“鲁东门观刈蒲”；“今晨鲁门东，帐饮与君别”，他早在“鲁门东”送客；“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他晚在“鲁城东”赏月。李白在鲁郡(瑕丘)的送客，也多集中地出现在瑕丘城东或瑕丘城东的尧祠、石门。如其在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送张十四游河北、送吴五之琅琊、宴别杜甫、石门送杜甫、鲁门东送孔巢父等人还山等等。李白天宝元年由鲁郡奉诏入京，离家时与其孩子相别，也在瑕丘城东的“沙丘”(即南陵)。由此可见，瑕丘城东是李白在瑕丘生活事迹最多且集中的地方，这里是李白的生活中心。
李白在鲁郡所辖各县的诗作分布，尤其是在鲁郡治所瑕丘的诗文数量和内容，以及在瑕丘的这些诗文所记述或反映出的李白生活的事迹，再次有力地证实了李白移家山东的家庭住址在唐代鲁郡兖州治所瑕丘城的东门之外，这与李白本人在其诗文中告诉我们的有关其移家山东的家庭住址“鲁”、“东鲁”、“鲁中”、“沙丘城”和“鲁门东”，完全相符。与李白所谓的“沙丘城下”、“沙丘(城)旁”和“二子鲁门东”的这些情况，亦极为吻合。
据以上所考，可作结论:李白移家山东，二十余年间，在李白诗文中从未发现李的家庭有任何迁移的迹象，他的家庭到山东后一直居住在唐代鲁郡兖州治所瑕丘城的东门之外。兖州，是李白一生中家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这里不仅有李白的家眷，而且还有其户籍和户籍口分田，兖州是李白的第二故乡。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已，在《史通·习俗篇》中有论:“作史者为人立传，皆取旧号施之于今，为王氏传必曰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必曰陇西成纪人，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且人无定所，因地而生(指生活)，……岂有历世百年，人更七叶，而犹以本国(指祖籍或原籍)为是，此乡(指现住址)为非。”清代学者卢文 在史家为人作传，断某当为何地人的问题上，亦认为当“以地著为断”，“地著”即家居或乡贯。本此修史之法则，故后晋刘 将“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写入国家正史《旧唐书》；明代李贤《大明统一志》将李白收入山东人物。明代于慎行《兖州府志》亦将李白入兖州人物志。李白，当为山东兖州人。
(原载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谢月兆与李白研究》)
李白寓家东鲁考辨(节录)
徐叶翎
李白在唐开元十二年(724)出蜀漫游。开元十五年(727)27岁时，故相许圉师许以孙女妻之。居住在湖北安陆北寿山。十年后，移家东鲁。
李白东鲁寓家，前人皆以为在任城，如宋祁《新唐书·文艺列传》、王琦《李太白年谱》、当代詹钅英著《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等。
此后大量有关著述和作品注释，诸家均持李白寓家东鲁，居于任城之说，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
其实只要细心注意研究李白的一些作品和他的东鲁行踪，寓家任城说，大可置疑。既然这是诗仙中年以后的一段漫长时光，就大有澄清这段史迹真面目的必要。
李白东鲁家居地点，应以他自己所说为据。他在几首诗中写道:
“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寄东鲁二稚子》。
“余爱子伯禽在鲁。”“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赠武十七谔并序》。
“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送杨燕之东鲁》。
“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沙丘城下寄杜甫》。
李白家的地点在:东鲁、鲁中、鲁门东、沙丘旁。是很清楚的。
李白将作品中的东鲁地名写作鲁国、鲁、鲁中、东鲁、鲁郡、鲁邑、鲁城、鲁门、瑕丘等等。
李白将兖州(鲁郡)称为鲁国，如《鲁东门观刈蒲》诗中“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中:“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鲁”是鲁国的简称。
《旧唐书》地理一:“兖州，上都督府，隋鲁郡。武德五年置兖州。”唐代兖州(鲁郡)辖:瑕丘、任城、曲阜、邹县、龚丘、乾封、莱芜、中都、金乡、鱼台、泗水，共十一县，治所在瑕丘县，即今兖州。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有:“鲁城谓瑕丘，集中鲁城、鲁邑、鲁门、鲁中均指兖州(鲁郡)治所在的瑕丘县，今兖州。”
认定李白在鲁作品中地名的确指，是考证其东鲁家居的关键。《李白全集》中写在鲁城瑕丘的作品，初步辨认有诗四十余首，文二篇。这些作品中诗人家居附近的鲁东门、沙丘、南陵、尧祠、石门、崇明寺、泗水等丛出，作品中景物描写，以鲁门东至泗津一带为最多。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一诗，为李白移家鲁地时作，詹钅英先生系此诗为开元二十四年作，诗中李白写道:“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展望前途，来鲁地欲求:“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初抵鲁城，感觉敏锐:“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是道地的鲁城风光。
诗中之“汶上翁”和《嘲鲁儒》中的“鲁儒”，实即东鲁翁。作为被讽讥者，故有意称作“汶上翁”。《嘲鲁儒》结句曰:“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足见“汶上翁”就是“鲁儒”的同义语。“汶上翁”先嘲笑了李白，李白写《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回敬而未能尽意，继而又作《嘲鲁儒》，后诗正是前诗的续篇。无疑汶上翁和鲁儒都是鲁城中人，《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一诗作于瑕丘。
李白将兖州之水称为“汶水”之例他如:“思君若汶水”(《沙丘城下寄杜甫》)。“汶水起垂杆”(《送梁四归东平》)。古人将兖州和任城之水称为汶水之例甚多。这种互授通称亦如洙、泗汇流入兖州境称泗水，也称洙水。
据《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题中之“东鲁”二字，诗中“鲁人重织作”句，与诗中景物描写，系此诗作于瑕丘，应是对的。这样才能正确理解诗意。
沙丘，沙丘旁，沙丘城，李白诗中凡四出，《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中:“我家寄在沙丘旁。”《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送薛九被谗去鲁》中有:“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
曾有多位学者撰文考证沙丘所在，旨在觅得李白山东故家。或以为在临清、在掖县、在阙陵、在汶上、在河北钜鹿者，诸说不一，莫衷一是。
清人王琦早已指出:“此沙丘当在鲁”(应指狭义的鲁城瑕丘)。沙丘，必定有李白居家的多种迹象，必须经得住各种参证。
明于慎行《兖州府志》:“沙丘在宗鲁门外。”又“兖州东门，名曰宗鲁。”
清《兖州府志》:“沙丘在今府城东二里，故青楼地也。”
清孔尚任《阙里志》古迹:“李白故居在(曲阜)城西二十五里……泗沂交汇处，拥沙如山，呼为沙丘。”孔尚任同时代的曲阜颜伯 《沙丘诗》有:“柳色青青坝水头，千家歌吹绕沙丘”一韵。谓沙丘在泗河岸边。此位置略有差误，应西移三里。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沙丘城下寄杜甫》题解:“沙丘在兖州城东门外，即李白寓家之地。在兖州城东二里。”又“沙丘城指兖州(鲁郡)治城瑕丘”。
沙丘见于唐代人文章中者，如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侧闻丰城戢耀，骇电之辉俄剖；沙丘 迹，蹑云之辔载驰。”
1993年春天，终于在兖州城东南一里许之泗河岸边发掘出一块北齐造像题记刻石(暂命名《河清三年造像记》)。横式，高0.38米，宽1.41米，尾部稍残，存字26行，行8字，上有:“若夫邑义人等，品第膏腴，琼华玉润，亭亭素月，明明景日。以大齐河清三年(564)，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一段文字。兖州东关古沙丘的存在，赖此已昭然若揭。这是一块原置于佛院(疑即崇明寺)中的北齐刻石，这件最为可靠的证据，使沙丘之谜，彻底揭晓。
沙丘今尚存，在兖州东关九仙桥北，有块古碑上此桥原作“酒仙桥”。北邻沙丘，当是因为李白居住此地而命名。这里为唐朝时的鲁门东，距城中心之府址二里。中心处高于地面四米，呈明显的土丘。今称南沙岗，正北二里有北沙岗相对。李白故居在沙丘北稍东。东至尧祠、石门三里。天宝五载(746)诗人久病初起，到尧祠送别窦明府，“朝策犁眉马呙，举鞭力不堪。强扶愁疾向何处?角巾微服尧祠南。”可证二者之间距离。据《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可知古驿道至沙丘至李白故居的距离、位置。
沙丘南面今之中山路为唐代横穿城南的古驿道，此道越过金口坝即古石门路，经任城，至梁宋，通西京。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由此道西行。
李白在安徽宣州南陵写诗多首，前人曾将《南陵别儿童入京》和《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混列其中。以为天宝元年李白由宣州入京。
《南陵别儿童入京》是辞家之作，天宝初李白宣州无家，又无家人在。诗中描写北方秋季景色，诗人游泰山归家旋即赴京，若绕道千里去宣州，路线和行程时间都难以说通。
直到八十年代，詹钅英和他的学生葛景春、刘崇德才确切论定此南陵在山东兖州，是距鲁城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南陵别儿童入京》和《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均作于兖州。始知李白是由鲁奉诏入京去作供奉翰林的。
《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开头就写兖州月夜:“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鲁女惊莎鸡，鸣机应秋节。”后一韵与《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中:“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相似，为同地所作。
张卿到家中访李白未得相见，夜宿于南陵(实即沙丘)，作《夜宿南陵》，诗赠李白，李白以《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作答。同年秋，李白奉诏入京，作《南陵别儿童入京》，再次将沙丘(南沙岗)称为南陵，南陵即是沙丘。李白居住在鲁门东这段时间，许氏病故，次合刘氏，又合鲁一妇人，子女年幼，李白经常漫游在外，未曾迁居过，直到天宝十五载(756)他的子女离鲁之前，向无移家迹象。
李白东鲁作品，送客诗约三分之一，地点主要在尧祠。尧祠是与诗人东鲁行踪关联最多的景点。
尧祠何在?志书多有记载。《元和郡县志》:“尧祠在兖州瑕丘县南七里，洙水之右。”《太平寰宇记》:“瑕丘县尧祠在县东南七里，洙水之西。”此县城指尧祠正北之古负瑕城。唐以前志书多从此。
洙水发源于新泰县境，向西流经曲阜城北与泗水汇合，称泗水，金口坝一带古称泗津。尧祠在金口坝西北泗河岸边。
存世一千余年的尧祠，毁于战火中，元代以后，不复存在。李白作品，如《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秋日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等诗中记下了尧祠景观，青松古庙之前，“有女如花日歌舞”、“银鞍绣毂往复回”，是繁华喧闹的交通要冲，是鲁城东的胜地。
尧祠毁掉若干年后，明初或更早在旧址上建造青莲阁以纪念李白。清道光年间邑令冯云主持重修，张性梓赋《青莲阁落成》:
沉香亭子化为尘，花萼楼空草不春。
独有仙人留胜地，为开画阁映通津。
西江牛渚祠依旧，东鲁龙堤迹尚新。
儿女一龛香篆霭，夕阳流水护诗神。
阁内陈列李白及其儿女塑像，焚香祭祀，香篆缭绕，邑人志以怀念。
鲁郡东石门，因李杜游踪和吟咏于送别诗中而为世人关注，王士祯《居易录》：“孔博士东塘言：曲阜城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诗《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李白有《石门送杜二甫》诗‘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亦其地也”。这便成为以后注释李杜石门诗的依据。注家们均未注意到李杜石门诗都写于鲁城瑕丘。“秋波落泗水”，“秋水清无底”之水上石门不在石门山。天宝四载(745)李白在鲁郡东石门送杜甫西去咸阳。而石门山在兖州东北相距五十公里处，与杜甫西行方向相反。
《水经注》洙水:“又南迳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古人结石为门，跨于水上也。”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题解:“鲁郡东石门，谓鲁郡城东之石门。在城东南七里洙水上。”
石门今尚存，即金口坝，古代亦称金扣坝、金口堰、金口闸。桥堰聚水，水越石门，“石门喷作金沙潭。”这座横跨泗河上的石桥，左右连接驿道，称为石门路。
1993年4月，金口坝桥畔发现跪石人二尊，背后均刻有大致相同的题记二篇。一字大，七行；另一篇字小，十二行半，共二百五十多字，开头有大魏延昌三年(514)年号。文述兖州刺史元匡主持修浚河道，筑堰造石门事，有“深长渠于洙水之南，起石门于泗津之下，时裁三朔而绩立千秋”之句。后有“唯命题年月，纪时事书于四石人背。”可知石人原有四尊。其一清咸丰年间发现后移置于城内，今埋在金石馆旧址地下，仅存孤本拓片。康有为亲睹后，著录于《广艺舟双楫》中，命名《元匡造泗津桥堰石人题记》，又称《兖州金口坝水底石人》。
北魏守桥石人题字，揭示石门初建年代，确证金口坝即石门。
曲阜城东北石门山与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甫诗，与杜甫《郑瑕丘石门山宴集》诗实无关联，以往许多注释凡以石门山作石门者均误。
开元末年，杜甫的父亲杜闲任兖州司马。李白到兖州同年，杜甫也到此地省亲。诗仙、诗圣初次相聚，结为挚友，李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杜甫《登兖州城楼》，均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
翌年春，李白鲁门东泗水月下泛舟，作《东鲁门泛舟二首》。杜甫诗句“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桃花夹岸之春，亦即行歌泗水之春，杜甫也曾与李白一起泛舟春游。
天宝三载，李白出京还山之洛阳与杜甫再遇。李白不图富贵，毅然退隐，所表现出的傲骨，深令杜甫钦佩。故友重逢，杜甫作诗多首。
天宝四载(745)秋，李白、杜甫到兖州北郭同访范居士。李白作《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甫作《与李十二白同访范十隐居》。据杜诗云:“屯云对古城”，知范氏庄在负瑕古城北泗河西岸，今范家林一带。杜甫写道:“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旧说以为杜甫四次到兖州，其实八九年间，均得与李白相聚，能看得出来，为趋庭之外，到此与李白相聚是他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天宝四载，杜甫离鲁西行，李白到鲁郡东石门送别，念及“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此别，二人未得再见。
李白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则先后写诗十余首，深深怀念李白。
诗仙、诗圣，被誉为星座般的两位伟大诗人，相聚、交谊，地点主要在兖州。
认定李白寓家东鲁居住在瑕丘(今兖州)之后，便可以将东鲁地名、其东鲁诗文、东鲁行踪，作对照参证，天宝年间的几首写在金陵的诗，亦为重要依据。如:
初到东鲁时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翌年春，泗水月夜泛舟作《鲁东门泛舟二首》。
深秋，“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在鲁东门外家居近处看到塘中劳者挥镰刈蒲，作《鲁东门观刈蒲》。
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徂徕山，李白不得同去，在尧祠饯行，“今晨鲁门东，帐饮与君别”。作《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是李白亲历的鲁门东之月夜。
天宝三载，李白赐金放还出京，“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门东。”归至家中，任城主簿为其接风，作《赠任城卢主簿潜》。
天宝六载，李白在金陵送杨燕返鲁，念及:“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送杨燕之东鲁》)。
天宝八载，居金陵已三年的李白，思乡愈甚:“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
天宝末，李白先从梁园接宗氏南奔。安史之乱起，他不能亲自北上，在溧水逢门人武谔，委托武谔返东鲁迎接子女。李白作《赠武十七谔》，诗中有:“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东鲁家居至此南迁。
读李白东鲁作品，不难有种种发现，如送客，总是李白送行他人，因其家在焉。在家写诗，诗中有家的背影在。
在鲁二十年间，是诗仙中年以后一段重要时间。此间隐居、入朝、还山、入道、信佛、求仙、交谊以及他的家中都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
开元到天宝，入京到还山，是李白思想和艺术升华过程中的分水岭。由此完成了作品中的飞跃，正值他寓家东鲁这段时间。
“天涯思乡路，江外老华发。”诗仙暮年，潦倒江南，感身世蹉跎，作《江南春怀》，思念着东鲁故家，和那儿荒没了的田园。
李白故于战乱年代，那时，子女流散，已再没有自己的家。作品又“十丧其九”，生平史迹之记载疏漏，在其传略史料中，苍白且多讹误，莫过于此二十年间。
80年代以来，李白研究日趋深入，其中，东鲁寓家研究引起了中国李白研究学会学者专家们的重视，促成“中国李白研究会‘李白在山东’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8月在兖州召开。兖州是李白的第二故乡说，从这次会议开始。
(原载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谢月兆与李白研究》)
从近年出土文物看李白在山东寓家地点
武秀
1993年春，泗河干涸，在金口坝附近出土了不少文物。现将与李白研究有关的4件介绍如下，并谈谈这4件文物对李白在兖州研究的实证价值。
一、北魏守桥石人
现征集到北魏守桥石人两尊(另有两尊，其中1尊存有拓片)，这两尊石人形状大小差不多，一尊高0.96米，宽0.59米，另一尊高0.76米，宽0.5米，两尊皆无头，颈部凿有方卯，此石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记载。石人背有铭文，铭文分别在背上及臀部。石人(一)背后铭文绝大部分剥损，在右肩后存“大魏延昌三年”6字。石人(二)背后铭文经三尊石人背后铭文对照补充，可识者150多字。从三尊石人铭文对照情况来看，背后铭文的内容相同，只是字的大小不同。从补充后的文字看，铭文记载了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兖州刺史元匡主持疏浚洙川(即泗河)，修筑泗津桥堰之事。从铭文中记载的时间看，是元匡疏河修桥功成之后雕刻了这四个石人置于桥的两侧作为守桥堰者。其铭文中“起石门于泗津之下”，“书于四石人背”等字，清晰可辨。由此而知，石人有四尊。现在我们征集到二尊，另外二尊，现知一尊埋在兖州驻军礼堂西南侧不远的地下。此处原是县衙门院中大坑，清咸丰年间，石人在泗河中出土，被运往该处的金石馆内，后金石馆被毁，石人就放置在坑边。解放初，我市的傅星伯先生拓下了石人背后的铭文，拓片现存徐叶翎先生处。“文化大革命”中，石人被推入坑中，部队填坑建起操场，石人埋在坑里。另一尊石人不知下落。李白在诗中多次提到“石门”。“石门”的确切位置坐落在何处?众说不一。石人背题“起石门于泗津之下”说明了石门建造于泗河的渡口之上。据史料记载，金口坝为隋代兖州刺史薛胄所修，北魏石人铭文证明，在隋代以前的北魏泗河之上就有了泗津桥堰了。泗河在古代是一条重要河流，在这条大河之上，即便在北魏以前，也完全应有一座桥堰。郦道元《水经注》记:“洙水……又南迳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古人结石为门，跨于水上也。”这就说明了北魏之前，泗河上确有“石门”之类的建筑了，隋代薛胄所修金口坝是在原石门上改建的拦水堰。金口坝，有金扣坝、金水闸之称。金口坝是横贯东西古驿道上的行人大坝。驿道跨过金口坝西达长安，东往琅琊，泗洙汇流南去，金口坝也是通往京口瓜洲的水上交通码头。由此可见，石门即现在的金口坝，石人是守其桥堰的饰物，石门是大坝的一部分，坝上行人，坝口流水。所以李白在《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写“石门喷作金沙潭”，在送杜甫诗中有“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之句。
二、汉代跪石人
汉代跪石人高1.42米，宽0.47米，是尧祠内的石雕。关于尧祠，《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滋阳县志》均有记载。具体位置就在今金口坝以北的泗河西岸青莲阁处。尧祠是祭祀唐尧的神庙，建于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唐代为宴游胜地，金元以后不复存在。尧祠对于李白研究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李白在尧祠的送客诗达18首。关于尧祠的描写，李白在《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中写“尧没三千岁，青松古庙存”；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写“红泥亭子赤栏干”，“门前常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特别是李杜尧祠相会，更是千古佳话。此石人我们认为是李白诗中“门前长跪双石人”的石人。根据有四点:一是从石人的艺术风格上看是汉代的作品，线条简洁，雕刻粗犷，造型古朴，颇具汉代大家气象，这与尧祠的建造时间是吻合的；二是石人呈跪式，与李白描写的跪石人相吻合；三是从石人造型大小上看是门前饰物；四是从出土地点看，该石人出土于金口坝以北的泗河中，正是距离尧祠故址不远处。李白诗描写的尧祠中的旧物出现，是李白研究上的幸事。首先，李白、杜甫二颗诗仙、诗圣的煌煌巨星，在尧祠走到了一起，使尧祠成了一处文学圣地。尧祠不复存在，石人作为尧祠的一部分，秉承了二位伟大诗人的灵光，成了文化圣物。人们瞻物思古，追忆二位诗人，意味悠长。其次，李白尧祠送窦明府还西京是久病初愈，强扶愁疾，骑马前往尧祠的，说明了李白的家就在距离尧祠不远的地方。李白久病初愈，角巾微服送客，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来，由此推断李白家在兖州。
此石人是1993年3月在金口坝附近出土，被人运走，1994年5月从曲阜张村追回的，据坝头村一农民目睹，与此相同的另一汉石人埋在坝南不远的河中，只能待以后挖掘。
三、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
此碑是块佛碑，宽1.41米，高0.38米，有字26行，207字，后残缺。从碑底的石卯看，是镶嵌在某处。碑文的内容，赞美佛教的教义，描述庙宇的情形。文中有“大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等句。此碑的出现，对揭开沙丘城之谜，有十分重要的实证价值。李白移家山东二十多年，住在何处，李白诗中有记载，如:“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沙丘城下寄杜甫”。沙丘城到底指哪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处，成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唐代骆宾王的《上兖州崔长史启》、明清代的《兖州府志》、清代孔尚任《阙里志·古迹》中，都提出了沙丘的位置或沙丘城代指兖州城。但缺乏实证，显得无力。此碑的出土，说明了北齐时兖州就有沙丘城之称，揭开了沙丘之谜，为李白寓家兖州找到了铁证，王伯奇等先生根据李白作品和文字实物资料考证了李白寓家地点就在兖州市的原东关剧院北、火车站广场南侧一带。解决了李白研究中的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原载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中国李白研究》，本文作者作了删改)
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考释
樊英民
1993年泗河枯水季节，在兖州城东南里许之泗河内出土刻石一块。石高0.38米，宽1.41米，厚0.22米。上镌文字26行，每行8字，每字大约3厘米见方。文字前无标题，后端已残缺。现存文字除个别残泐外，保存完好，清晰可读。碑现藏于兖州市博物馆。
现在试将刻石文字句读如下。原石残泐的三字，尝试以意补出，附于阙号之后。并试对碑文略加注释。
盖惟三空明澈，六度凝清①，理协亡言，行侔实际②。逍遥无得无住□(之)所③，纵容一道一原之中④。挺志高悟，特钟玄旨；风仪韶峻，厥趣萧然⑤。汤汤焉， 焉，复何言哉⑥!若夫邑义人等⑦，品第膏腴⑧，琼华玉闰⑨；亭亭素月、明明景日。以大齐河清三年10岁次实沉11，于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夷、比丘尼之寺，率彼四众12，奉为太上皇帝13陛下、师僧父母14，俾闰含灵一切有识15。于是法堂魏魏，廊庑赫奕，磊硌而重叠，峨峨以连属16。又乃敬造阿弥陀连座三佛17。日轮将坠之彩，俄影18馀光之色，四大海水之眼目，五□(须)弥山之豪相19，夷徒花萼，道气消扇，尼□(污)琬琰，显美正观20。词……(下残)。
①、三空:佛家谓“空”、“无相”、“无愿”为三空。六度:即“六波罗密”，指布施、持戒等六种达到彼岸的方式。以“三空”与“六度”为对，又见于北周大象年间邹县铁山刻《石颂》:“六度常满，三空不缺”。
②、理协亡言:“理”为“事”之对，“亡”通“无”。“无言”又曰“无言戒”，理协亡言即真理在当然不要道理言论，又称“理在绝言”。行，行为，在此与“理”相对。实际，极真如之实理至于穷其极。
③、无得:即“无得正观”。无住:即无所住着，随缘而起。按此句所缺字似应为“之”字。
④、纵容:“纵”通“从”。从容为安逸舒纵之貌，正与上句的“逍遥”为对。一道一原，见《大集经·穿菩提品》:“一味一乘，一道一原。”
⑤、挺志高悟:“志”通“识”；挺志谓有突出见识。玄旨，深奥的道理。以下“风仪”句谓仪表风度之高洁绝俗。
⑥、 :勤勉不倦貌，又有美好义。此用以形容人之风仪。
⑦、邑义人等:北朝时所盛行的以一村一族为单位、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所组成的佛教组织名为义邑，从事修窟、造像、诵经等活动。其成员称为邑义。
⑧、品第膏腴:即门第高贵。《北史》卷二十六:“(宋)弁好矜伐，自许膏腴……”。兖州之唐《普济桥碑》叙瑕丘县令等后亦云:“并门地膏腴，器局宏远”。
⑨、闰:通“润”。
⑩、河清三年:公元564年。河清为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北齐书·帝纪第七》:“……夏四月，……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
⑾、实沉:星次名，在十二辰中属申。河清三年为甲申年。
⑿、优婆夷:在家奉佛的女子；比丘尼:受过具足戒的女子。四众:即四部众，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泛指出家在家的奉佛之人。
⒀、太上皇帝:北齐帝高湛。《北齐书·帝纪第七》:“河清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大赦，改元天统元年……于是群臣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
⒁、师僧父母:《明眼论》:“一度赴请之师僧，以其檀那如亲弟子。”师僧即我仰为之师的僧人，是由檀那而言。檀那即施主。父母：《梵网经》：“孝顺父母师僧三宝。”亦是施主的口吻。
⒂、闰:通润。含灵和有识指一切有生命者，又称为含情、含识等。此句指润泽、施惠于普天下生灵。
⒃、法堂:演说佛法之处。魏:通“巍”，高耸貌。赫奕:盛大貌，以下极写寺观建筑的宏伟。
⒄、连座:“连”通“莲”，莲座为装饰有莲花的台座。三佛即三尊佛，指弥陀、观音、势至。其中观音和势至虽为菩萨，然从弥陀，故皆称为佛。
⒅、俄影:“影”通“景”，偏西的日光。
⒆、四大海:在须弥山周围的四个大海。故下句“五”字后所缺之字似当为“须”字。须弥山又称妙高山，在四大海的中央。四大海中又各有一洲，故称五须弥山。眼目，指主要之处。豪相:“豪”通“毫”，即白毫相，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唐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刚普贤菩萨记》:“莲开慈颜，月满毫相”。
⒇、夷徒花萼:“徒”似为“途”之通假。夷途即道路。花萼生于夷途，即佛家所谓“步步生莲花”。“扇”应为“散”之通假字，道气消扇即佛道之气氛弥漫。尼□琬琰:“尼”应是“泥”之通假，残泐之字似应为“污”字。此句用《韩非子·说山训》“琬琰之玉，在泥污中”。显美正观:显有“彰”义，正观是相对于邪观而言，显琬琰于泥污，正是彰明中正之旨。
根据以上文字及初步的释读，可知此碑内容是施主造佛祷福之记。原来应是嵌于寺观壁上的石碣，此外当还有题额、题名等内容，惜已残缺，难以考知。刻石出土在今泗河大桥附近，可能是寺观毁坏之后被运来以修桥用；也可能寺观本距此不远，倾颓后落于河中。
此碑发现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弄清的关于沙丘城的所在问题。沙丘为城，史志缺载。唐李白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此外其它诗中言及沙丘者尚有多处。注家多谓沙丘城当在东鲁一带，但具体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有谓在今宁阳县者，有谓在今汶上县者，亦有谓在今临清者，聚讼不已，迄无定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书对此也语焉不详。近年多有学者认为沙丘即兖州，但未得确证。现在此石刻于兖州泗河出土，明言“沙丘东城之内”，则沙丘即古兖州(瑕丘)，此案遂定矣。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此石的具体年代问题:石刻上虽有“河清三年”字样，但文中又提到太上皇帝。按高湛于河清四年才禅位于其子高纬，河清三年尚无太上皇帝之称。按一般惯例，年款应署于文字之末，而此石后端已残，故河清三年并非刻石的时间。按高湛死于天统四年的十二月，故此石的刻制时间应在天统元年到天统四年之间，即公元565年到568年之间。
(原载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中国李白研究》，本文作者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