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反理学思想家，“颜李学派”
创始人。
颜李学派是由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所创立，以经世致用，躬行践履为特点。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
哲学上反对理学家“理在事先”、“心外无理”之说，认为“气外无理”。强调“习行”与直接经验。
传习该学派学说的还有王源、恽鹤生、程廷祚、刘献廷及后来的戴望等。反映该学派学术思想的主要
著作述有《颜李丛书》、《颜氏学记》。
颜元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当时由于政治腐败，各种矛盾激荡沸扬，再加上异族侵入，人民生活
苦不堪言。为了寻求强国富民的道路，颜元苦学笃行，自强不息。他出身平民，学无常师，其学习完
全是一种自觉行为。他常说：“观自古圣贤豪杰，都从贫贱困苦中经历过，琢磨成，况吾侪庸人，若
不受锻炼，焉能成德成才？”
颜元长期务农行医，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广泛接触，使他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和生产实践的社
会意义，这对他思想的形成，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颜元的哲学思想，是在与传统理学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理学，是巩固封建王朝的一种唯心论，
为历代帝王倡导，取士立教，致君临民无不以理学为准。理学的内容非常繁杂，但其实质就是“存天
理，去人欲”，理学把封建伦理说成是“天理”，每个人都必须清除一世个人欲望而服从“天理”，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当万死。理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道轻艺，或只言道不谈艺。道，即道理；
艺，即艺能实践。理学培养的知识分子， 只会说空话， 而无实学。颜元二十四岁开始办塾馆教书，
名“思古斋”，自号“思古人”。最初他对宋明理学狂热信奉，常禅学静坐，闭门思过，极为虔诚。
当他发现误入岐途之后， 毅然与理学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为了表达自己实践第一的观点，将其书斋
“思古斋”改为“习斋”，自号“思古人”也改为“颜习斋”。习，即实践。颜元的实践首先从自己
开始，他学农、习医、练武……掌握了许多艺能，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气质与形象。为了深入了解
社会，五十七岁时他南游中州（河南）。当他看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现象后，更加坚定了彻
底反叛宋明理学的决心。他尖锐地批判朱熹等理学家“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
病人、弱人、无用人……”搞得国家“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鱼烂瓦解莫可收拾。”
颜元公然举起反叛宋明理学的旗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当时康熙皇帝以政治力量提倡理学，颜元
明目张胆的干自知是冒杀头之罪的。可是他毫不畏惧，绝不沉默，他说：“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
至也。然岂惧一身之祸而不言……”
为批判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颜元不畏艰险，奋斗不息。在他六十二岁时，不顾年迈，
赴肥乡主持“漳南书院”。书院设文事、武备、农、工、水、医诸科，类同当今综合大学，这在当时
是空前未有的。
颜元还富有改革社会的政治热忱，他主张以“垦荒、均田、兴水利”而富天下；以“人皆兵、官
皆将”而强天下；以“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而安天下。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有这种思想是
难能可贵的。
反对“虚学” 颜元从“事物之教”的立场出发，认为汉儒训诂、晋人清谈、佛道虚无、宋明理
学等一切无关实际的学问都是虚学，应置于摒绝之列。在理学盛行时代里，颜元也曾尊信理学，他先
学习陆、王之学，后又学习程、朱。二十五岁时，他体会陆王心学意蕴，作《大盒歌》、《小盒歌》。
《大盒歌》曰：“盒诚大兮诚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酿成盘古味，此中翻为叔季波。兴亡多少
藏盒内，高山拍掌士几何？此处就有开匣剑，出脱匣外我婆娑。”《小盒歌》曰：“盒诚小兮盒诚小，
小盒生意亦不少，个中锦绣万年衣，就里佳肴千古绝，如何捧定无失却，如何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
向谁觅， 返而求之惟孔老。 识得孔叟便是我，更何乾坤不熙皞！”他以“大盒”喻宇宙，“小盒”
喻“吾心”，阐释宣传了陆王心学的主张，深得陆王旨趣，陆王学者谓其“真陆王”。二十六岁时读
《性理大全》，知周、程、张、朱学旨。次年结识程朱学者刁包，苦志笃学程朱之学，“屹然以道自
任，期于主静存诚，虽躬稼胼服，必乘闲静坐。人群讥笑之，不恤也。”（《年谱》卷上）
但是，到颜元三十四岁时，对理学的态度发生变化。他说：“自三十四岁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
式遵《文公家礼》，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守也。 及哀杀， 检性理，乃
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关本旨也。”（《王学质疑》、《习斋记余》卷六）从此，他
走上反对批判理学的道路。五十七岁之前， “尚有将就程朱， 附之圣门支派之意。”（《年谱》卷
下）五十七岁南游中州（今河南一带）时，“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是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
方入一分孔孟，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同上）当时清廷以政治力量扶
持理学，程朱理学尤炽，故友人王养粹劝告说：“程朱何可倒戈，试看今日气运是谁主持？家读其书，
取士立教，致君临民，皆是也。”（同上）颜元为匡时救弊，独行不惧，揭起反对批判理学的旗帜。
颜元从“习行经济”的“实学”立场出发，对宋儒“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理学尚虚主静进行
激烈批判。朱熹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颜元批判说：“先生正少个实，半日静坐之半日，固
空矣，半日读书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岁月；‘虚灵不昧’，空了此心，主一无适，亦空了此心也。
说六艺合当做坐， 只自幼欠缺，今日补填是难， 是空了身上习行也。 ” （《朱子语类评》）他
认为，“三事”、“三物”、“四教”是古圣先贤的学术统绪， 在尧舜时为“三事” ，周公时衍化
为“三物”，孔子时又衍化为“四教”，实质在于以事物为教。“孟子‘必有事焉’句是圣学真传，
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年谱》卷下）实学是“见理于事”，
落脚于实；理学却颠倒事理关系，将理事对立，以为做事妨害“尽心”、“存心”工夫，侈谈“无事
之理”，“废其事”而着眼于虚。而“无事则道统、治统俱坏。故乾坤之祸，莫甚于释氏之空无、宋
人之主静”，“无事之理”是危害社会的祸水，“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
（同上）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自南宋以来被标榜为儒学正统。 颜元却指出， 真正的“圣学”，在
于“开物成务”的“实学”，并不是宋明理学家静敬空谈的“虚学”，谓宋儒“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
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太上仓陆桴亭先生书》，《习斋记余》卷三）宋明理学家
是“专以心头之静敬、纸上之浮文冒认道统。”（《法乾》，《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直是孔门
敌对”。他断然把理学排除在道统之外。
颜元在把矛头主要指向程朱理学的同时，对陆王心学也进行了批判。他说：“王学诚有近禅，仆
亦非敢党王者。”（《阅张氏王学质疑评》，《习斋记余》卷六）颜元对陆王事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
但认为程朱、陆王两派学术本质不二，都是“镜花水月幻学”。“两派学辨，辨至非处，无用；辨至
是处，亦无用。盖闭目静坐、读讲著述之学，见到处俱同镜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尧舜正德、
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路径。虽致良知者见吾心真足以统万事，主敬著读者认吾学真足
以达万里，终是画饼望梅，画饼倍肖，画梅倍真，无补于身也，况将饮食一世哉？”（同上）对于陆
王“发明本心” “致良知” 的心学思想，颜元把它与程朱理学同视为“杀人”理论。他说：“吾尝
见宗王子者，指朱子为门外汉，吾不与之深谈，其意中尊王而诋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学而
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子？”（同上）
总之， 颜元重视“实事实物” ，强调实学，反对“空虚之学”，指出理学所谓“心传之奥”源
于佛老，反对理学先天气禀决定论、主静持敬的心性修养，反对理学家空谈性命、蔑弃人欲、崇道贱
艺、排斥功利等离事言理着眼于虚的思想观点，以理学为“杀人”理论，否认理学家的“道统”虚构，
比较广泛地批判了理学的基本观念。
振兴“实学” 颜元青年时期重视“六艺”的思想已露端倪，三十四岁之后沿着事物功派方向走
上实学道路。他曾将朱熹、陆九渊、陈亮三家学说加以比较，得出如下结论：“使文达（应为文毅，
指陈亮）之学行，虽不免杂霸，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不幸陆朱并行，交代兴衰，遂使学术如此，世
道如此。”（《读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评语》，《习斋记余》卷六）因此他继承陈亮“尚用”思想。
陈亮认为：“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年谱》卷上）颜元发挥说：“学向以
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年谱》卷上）强调应用“学问”，通过实践验证“学问”。
受陈亮思想影响，他提出“习动”以针砭理学的“习静”，“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
（同上），甚至把它与皇帝王霸事业联系起来，认为“三皇王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功之圣人也，
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 王霸之假， 正假其动也。”（《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他还继承陈亮
“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观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的
著名论点。
在宋儒中， 颜元最推许胡瑗， 曾说：“某论学宋儒主胡文昭，陈文达（毅）次之”，认为“惟
安定之学得孔子之正传”，主张儒者“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 以六德、 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
水火工虞之类教门人。”（《存学编》卷一）继承胡瑗重实学、强调“明体达用”、讲学分“经义”
与“治事”二斋的做法。
颜元思想转向事功之后，曾作《宋相辨》、《宋史评》，明确表示推崇王安石之学行。 他继承
了王安石重《周礼》 “乡三物”思想，并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中尤重“六艺”，认
为“德”“行”要通过“艺”体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四书正误》卷三）
颜元以为儒家真正的“道统”是尧舜“六府、三事”、周公“三物”、孔子“四教”的实学。关
于“六府、三事”，《尚书·大禹谟》谓即“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
蔡沈注释说：“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也。六者，财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
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当为，故曰事。”“六府三事即养民之政也。……正德者，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
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所谓周公“三物”，语出《周礼》。《大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
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元认为：“六德即尧舜所谓正德也， 六行即尧舜所
谓厚生也， 六艺即尧舜所谓利用也。”（《寄桐乡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孔子“四教”，
语出《论语》。《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颜元认为，“四教”与“三物”
亦名异而实同， “孔子之‘文’ ，即周之‘六艺’，‘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总括周之
‘六德’也。”（《朱子语类评》 ） “三事”“三物”“四教”是古圣先贤的学术统绪，圣学真传
在于“有事”，实质在于以事物为教。“孔孟以前，理数醇，尚其实。凡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
皆实文、 实行、 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上太仓陸桴亭先生书》
《习斋记余》卷三）
颜元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为职志，力斥宋儒静
坐读书，空谈性命之虚学，完成了否定理学和向实学的转变，继承前人实学思想，创造、振兴了实学。
以实学育人 颜元非常重视经世致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民命”，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担荷圣道，转移风气。“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
人。”（《存学编》卷四）学生要求“真才真器”，不要爱慕八股科举的“虚尊虚贵”。“读得书来，
只谋举业，才就八股，便谓之才；才有寸进，便谓之成器。此宋元以来不可解之惑也。不知吾儒自有
真才真器，隐足以型俗后世，见足以致君泽民，如兵农礼乐，水火工虞之类，皆须探讨，使有其具。
不然，时文虽精，究将何用哉？”（《答齐笃公秀才赠号书》，《习斋记余》卷四）颜元开门授徒时，
注意以实学育人，造就经世致用人才。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以其教育思想为指导，身体力行，对
书院教育进行改革。厘订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书院建正厅三间，名习讲堂。东第
一斋西向，名文事斋，教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名武备斋，教授黄帝、
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第二斋西向，名经史斋，
教授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名艺能斋，教授水学、火学、工学、
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上悬“漳南书院”匾额（《习斋年谱》卷下）。在这别开生面的
书院中，颜元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古今”，“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等
（《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学生进行德、 智、 体的全面教育。在书院所设四类学科
中，颜元尤崇尚艺能。“凡为吾徒者，当先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不能，愿共
学焉”。他认为“道”即寓于“艺”中，理见于事中，应该“道艺一滚加工。”（《存学编》卷三）
颜元终生未仕，一生致力于批判虚学，振兴实学。在批判理学上取得相当成就，在振兴实学上获
得相当成功。其尚实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毛泽东在《体
育之研究》一文中称赞颜李说：“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
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较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其道乎？……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著名学者
章太炎、梁启超、钱玄同、冯友兰、侯外庐等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都有很高的评价。民国大总
统徐世昌，尊颜元为“师圣”，并亲自为颜习斋祠堂题匾“北学之宗”。
颜元生活在几百年前，思想上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局限与错误，如轻视理性认识，缺乏辨证观
念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作为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的地位。1965年学术界曾在北京召开颜李学派
研讨会， 1986年5月在保定又召开了全国颜李学派研讨会。许多著名学者对颜元的教育实践作了高度
评价，其中几位国外知名学者也提交了研究颜元的学术论文，称赞颜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往开来
的杰出教育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这充分证明了当代对颜元思想、学说和历史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