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颜钧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哲人。他自述其学源于王
阳明，直接于王艮、徐樾之传。颜钧作为“泰州学派”传人，他首先是王艮“大成学”的继承者和传
播者。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启蒙学派。它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由泰州人王艮创立，历时两朝，
风行天下，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艮于明朝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从王守仁（阳明）为师，学习、
研究“王学”，为泰州学派奠定了基础。王守仁死后，王艮自立门户，在南京、泰州等地传道讲学。
在此之前，他曾在安徽、浙江、泰州等地讲学，不少人前来求学、研讨，一时王艮的弟子遍布天下。
其后，他在家乡开门授徒，泰州学派正式形成。其中，王艮及次子王襞，二传弟子颜钧，三传弟子罗
汝芳、何心隐、王襞弟子李贽是主要代表人物。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以下层群众为主。由于泰州学派
不满于传统的儒家学说，敢于突破传统的规范，创造性地发展学术思想，富有鲜明的战斗性，所以学
派中许多人遭到封建政府的迫害，颜钧被充军，何心隐被杀，李贽被迫害在狱中自尽，书被焚烧。李
贽之后，学派活动渐少，但其思想影响仍在民间流传，深入人心。
颜钧自诩受传于王阳明“良知学”和王艮的“大成学”，并对二者“会而通之”，说他“日以阳
为明造，时以心为斋阳，上益神明，启师徒交震互发； 驯致大成， 错综理学之续余，直合夫邹鲁一
贯之道脉”，终于得到了“千古正印”（《颜山农先生》卷一《急救心火榜文》下引该本只注明卷数
及篇名），而他本人又要付衣钵于四方：“千古正印，昨日东海传将来；四方公凭，今朝江西发出去。”
（卷四《履历》）将儒学的传授看作禅家衣钵的传授，这是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
颜钧认为人性是一颗明珠，本无污染，人们可率性行事，纯任自然。故在给弟子罗汝芳宣讲时，
提出“制欲非体仁”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永远不会泯灭，如果人们时刻保有它，发扬它，
就无须从“制欲”着手，从而公开反对理学家一再宣称的“存天理，制人欲”的思想。他的思想在王
艮的基础上又有发展。颜钧具有“自立宇宙，不袭古今”的独立精神和创造精神。他将王艮的大成学
衍化为他自己的大中学，确是一种富有特色的理论创造。
所谓大中学：即其所谓“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
所以他称为“仁神正学”（卷三《大学中庸大易》序言），这是他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理论。他
自己说“大学中庸”四字是他“一生行动。”（卷六《耕樵问答·晰大学中庸》）《大学》、《中庸》
原系《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宋以前并不为儒者所重。自汉至唐，《大学》无别本；《中庸》别本虽
有数见，然未见传世。宋以后，义理之学兴，《大学》、《中庸》尤为程、朱一派理学家所推崇。朱
熹将其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朱熹说：“《大学》是
修身治人的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朱子语类》卷一四）又说“学问须以《大学》
为先……《中庸》工夫密，规模大。”还说《中庸》所以名篇，本是取“时中”之中；是兼已发而中
节，无过不及者得名（参见上书卷之二）。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以后，《四书》列为科举考试的课程，
已是成为必读之书。
颜钧的大中学源于儒学经典，而直接于王艮的大成学。颜钧从《大学》、《中庸》阐述儒学的基
本精神，并未超越前人，而他将“大学中庸”四字各自作为独立哲学范畴，并使之错综变化，则是超
越前人的理论创造。
颜钧大中学的哲学基础，不是程朱派的理气论，而是陸王派的心性论。如他所说：“大中学庸，
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育。”颜钧认为， 天地间最可宝
贵的是人， 人最可贵的是心，故人是“天地之心”，心是“人身之主”，且此“心”无所不包，无
所不至，神工莫测，“默朕渊浩，独擅神聪；变适无疆，统率性融；生德充盈，润浥形躬； 亲丽人
物， 应酬日用，自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上引均见《急救心火榜文》）
颜钧从贵心论出发，强调人的主体精神与其能动作用，故以“自我”诠解“大学中庸”其说如下：
大——“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
学——“自我凝聚园神者，名为学”；
中——“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
庸——“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
此所谓“自我”即“心”，即认识主体。颜钧以此来界定大、学、中、庸诸范畴，使之均从属于
“自我”，从而显示心的至大至广，至园至神，至上至中，千变万化，妙应无穷。然而，此心并非无
所依归，而是“人人身有之”者。他又说：“吾心精神只是一片”，“亦惟在此片中融性命道德尔”，
“是故指一片之变化莫测曰神，聪明睿知曰精，生生无已曰性，分定不易曰命，一心直形曰德，曲畅
旁通曰道。”（上引均见《晰大学中庸》）他把精神、性命、道德融入大学中庸之中，也就赋予其大
中学以哲学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而且要使“大学”、“中庸”发挥其“自能”，具备各种功用。在他
看来“大学中庸”四字之中，“大以为学，庸乎其中。”大与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学与庸则为辅翼。
如他在《论大学中庸大易》一文中，讲“五在”、“四绪”，谓曰：“在故学乎其大也，则曰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在格物，心不在焉，如此而曰五在，昭揭其大以为学。庸乎其中也，则
曰率性，曰修道，曰慎独，曰致中和，如此而晰四绪。绪扬其中为时庸。”在其《晰行动》 一文中，
又说“大之方体”，体现在“明德”、“至善”、“知在格”、“意心身”、“家国天下”诸方面；
而“中之主宰”则表现于“天命性”、“道睹闻”、“独隐微”、“天地万物”之中。但要“识道识
心”又须“翼以学庸”，所谓“学之所以聚乎其大”正是“立生已生人生天下之大本也”，“庸之所
以承乎其中”乃是“达成已成人成天下之化道也。”颜钧在此虽未明言体用，实则以大中为体，以学
庸为用。可见“大中庸学”有体有用，自成体系，是颜钧大中学的首要特色。
颜钧像许多平民儒者一样，缺乏深厚的知识底蕴，因而难以构筑起较为严整的思想体系。但是颜
钧又不同于一般的平民儒者（如韩贞）是一位颇有理论思维头脑的哲人，颇能“心造”出自己的哲学
语言。 除上述“大中学庸” 外，“神莫”也是他的独家发明。现存的《颜山农先生遗集》中尚存有
《辨精神莫能之义》与《辨性情神莫互丽之义》两篇短文，讲论心学，虽然文字晦涩难懂，但有思想
特色，值得研究。
颜钧认为，人是天地的中心，“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所谓“人为天地心， 心帝
造化仁， 是仁惟生。”（《论三教》）又说，“心”有很高的灵性，“夫是心也，自帝秉御，浩渊
天性，神莫精仁，以为仁道。时适乎灵聪之明，为知格诚正之修，允端天下大本者也。”（《辨精神
莫能之义》 ） 在颜钧看来，“心”作为哲学范畴，可以一分为二：一曰性惰，二曰神莫。颜钧所谓
“神莫”，即其“精神与莫能”的复合词。颜钧说：“心之精神是谓圣，莫能载大，莫能载小为中庸。
无非立己达人，人人好仁无尚，心心知秉莫能，以遂精神，为时时、生生、化化、循环无始终也。”
（《辨精神莫能之义》）这样，颜钧又把精神莫能与大中学庸结合起来，赋予其大中学以精神力量和
神秘主义色彩。
颜钧的大中学宣传“急救人心” 的道德救世思想。大中学是平民儒学，故其与官方儒学不同，
不重在教人如何“做官” “治世”，而是重在如何“做人”“救世”，乃至表现出一种宗教救世精
神。颜钧比起他的老师王艮来，似乎更少理学家气象，更多宗教家色彩。他宣称要以孔孟救世，以先
觉觉后觉，自谓“破荒信，彻良知，洞豁乐学，始以耕心樵仁为专业。承流孔孟， 辙环南国， 继以
安身运世为事功”，“救人心火；以除糜烂。”所谓“救人心火”即是“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绕，教之
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上引均见《急救心火榜文》）颜钧在这里讲的“思虑嗜欲”，是专指
人们的名利心，并非把人们引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统理学教条。相反，他希望人们放落名利心，
尤其劝告青年士子不要“谜痼”科场，追逐功名利禄，要有勇气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明嘉
靖十九年（公元1504年）颜钧在南昌同仁祠向应试士子讲演“急救心火”时指出：“秦火之焰，虽焚
经而经存；心火之焰，不焚经而经亡。”秦始皇焚书，并未能焚绝儒家的经书，可是，儒者的名利心，
却能使儒家自身走向灭亡。故他主张依从“孟子放心之旨，乃将名利之心一切放落。”（以上均见卷
首何属乾：《颜山农先生遗集序》引《急救心火榜文》）他在《急救心火榜文》中提出“六急六救”，
其内容如下：
一、急救人心陷牿，生平不知存心善养性，如百工技艺，如火益热，兢自相尚。
二、急救人心奔驰，老死不知葆真完神，而千层嗜欲，若火始燃，尽力恣好。
三、急救人有亲长也，而火炉妻子，薄若秋云。
四、急救人有君臣也，而烈焰刑法，缓民欲恶。
五、急救人有朋友也，而党同伐异，灭息信义。
六、急救世有游民也，而诡行荒业，销砾形质。
上述“六急六救”反应出颜钧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弊端，同时也反映出颜钧一派平民儒者的道德
救世理想。
颜钧还提出：“体仁之妙，即在放心。”按“放心”二字最早见于《孟子》。孟子讲“放心”，
主要讲追求学问时，要专心致志，博学审问。朱熹《孟子集注》说：“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
则在求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
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故子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
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乃孟子开示之言， 程子又发明之， 曲尽其指，学者宜互膺而勿
失也。”程、朱解释孟子“放心”说，与历代诸家基本一致，即使如二程所说如求“放心”，“自能
寻上去，”也还是讲要把心收回来，使心系于学。颜钧则从心学角度发挥孟子“放心”说。在他看来
所谓“放心”，即：一是要能“自见其心”，“自信其心”；二是心不能有所系，不应有思想束缚；
三是此心要能顺应自然，不断自我扩充；四是“放心”与“体仁”相联系，与“制欲”相对立。应该
说，颜钧对于孟子“放心”说的理解，虽不尽符合原典精神，但他另立新说，超越传统，在当时程朱
理学处于官学地位的历史环境中，他这个说法也不失为一种观念的更新。
颜钧作为儒者，他坚守儒学的基本立场，但不排斥佛道。他有论“三教”一文，讨论了儒、佛、
道三教的形成，思想特征及其短长。他认为，三教都是至人原宗，口传心受，年惯积造，逐渐形成的。
但是三教又各有程级品第，“如曰圣学，则有御天造命，事天立命，畏天俟命，三级程造也，能此等
而上之，皆可神道设教，生天地人物而位育也；如曰佛教，则有上中下乘，最上乘之阶为四区也，亦
存乎各志灵员自造自巧自等而上之者也；如曰仙教，则有天仙、人仙、地仙、神仙四项之品第也。”
在他看来，佛道二教，虽然教义深奥， 群学之士也不易超越， 但他“总不如尼父之传，有《大学》、
《中庸》、《易经》之门阶阃奥，有默识知及，仁守庄莅，动礼成乐之学。”又说“宇宙生人，原无
三教多技之分别，亦非圣贤初判为三教为多技也。只缘圣贤没后，豪杰自擅，各揭其所知所能为趋向
……各随自好知能以立教，教立精到各成道。”于是三教各立宗旨分别。他指出，三教也有各自的短
处，如“习乎儒也，读书作文获名利；习乎仙也，符录法界迷世俗；习乎佛也，念经咀符惑愚民。”
但他又认为，无论是儒者竞名利，仙家迷世俗，佛徒惑愚民，他们又都为了自谋生路，“以遂衣食计”
的。
颜钧钦羡孔子开创儒学的精神，并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命，试图于理学之外重构儒学。其所作《邱
隅炉铸专造性命》（卷四）一文，即是他重构儒学的一篇宣言，他认为，“孔子一生精神，独造大学
中庸。晚创杏坛，聚斐居肆，肩承师任，陶冶己心人性，同修晬盎，自适乎左右逢源之身；各善立达，
诱掖乎家齐国风仁天下”，为后世垂范。所以他要继承孔子发展平民儒学，申言：“杏坛也，邱隅也，
创始自孔子，继袭为山农，名虽不同，岁更二千余年；学教虽各神设，而熔心铸仁，实无两道两燮理
也。 岂夫子慎独之至止， 大成之化工，真千古无及哉！”（按：《庄子·渔父》有“孔子游乎缁维
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的故事；邱隅，见于《诗·小雅·绵蛮黄鸟》：“绵蛮黄鸟，止于邱隅。”
也是比喻讲学处。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有教无类”，故儒学开创伊始就具有平民色彩。）颜
钧效仿孔子杏坛讲学，其目的是要开创其大中学。但是，由于颜钧学养不够，加上时代的变迁，佛老
的兴盛，故他将读书求学变成登坛修道，把孔子的杏坛变成了自己的道坛，并立有《道坛志规》。他
提出：“六道六洗”令人瞩目，所谓“六道”即是：
一、自立宇宙，不袭今古，此可以登道坛之人。
二、青天白日，人皆见仰，此可以立道坛之心。
三、肩任圣神，万死不回，此可以同道坛之志。
四、默识天性，以灵于视听言动，鼓运精神，而成乎晬盎礼乐，此为道坛之学。
五、孝弟谦和，修斩义利，此为道坛之德。
六、持载覆帱，善养不倦，此为道坛之教。
《道坛志规》鼓励学生应有自立和创造精神，要求学生有仪表，重德教，光明磊落，万死不回，
坚毅不拔，志同道合。所谓“六洗”，则是规定若干行为准则，如他要求老师本人（即颜钧）先洗去
自己的厌倦心以及“讲晰不明，引导不循”种种不足。又如所谓“言动毋违六道，违者急裁”等，类
乎戒条。
颜钧的大中学，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显得简浅、粗俗、神秘，但他却含有明显的平民性和深刻的历
史内容。颜钧深深同情受苦难的人民，在其《耕樵问答·急求溺世方》中，大胆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于
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大声疾呼：“今天下四十余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罚灭法，溢入苛烈。赋
税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颠覆生业。触变天地，灾异趵突，水旱相仍，达倭长驱，战阵不息。
杀劫毋厌，海宇十室，九似悬謦。圩野老稚，大半啼饥……近代专制，黎庶不饶，一民尺土。士仕以
上，朝市以下，俱未有一事一难，倘或侵逼，何士何市，何官何吏，亦尝苦辛，经操危虑，而皆知此
病痛险阻， 置思援拯 同恻恻耶？”他认为造成社会民生凋弊、满目疮痍的局面“责在君臣”，朝廷
应负责任。因此他提出“急急拯救”的方案，就是要求朝廷实行以下措施：
——大赉以足民食：诏蠲天下贡赋，三年免征，大苏民困。
——大赦以造民命：随领洗牢，恩赦一切，原恶重狱，均与其生。
——大遂以聚民欲，怨女、旷夫、漂流无告者，富豪士民量力周护，所欲与聚，在在人人而得所，
所谓匹夫匹妇咸被堯舜之泽；
——大教以遂民性：广搜学德智仁贤能者，均授孔氏心造，衍教四方，丕易人心，暮年归仁而有
成，数月悦服而尊亲。
这个救世方案，充满激情、理想和幻想。其中心思想是个“民”字，要求救民于水火，免除人民
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这反映出颜钧善良、美好的愿望。当然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他的这种愿望是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颜钧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他从未停止其醒世救民，乃至上书当道、为民请
命的活动。由此可见，颜钧大中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性，其历史光辉是永恒的。明中叶泰州学派揿起
的平民儒学潮，在中国儒学史、思想史上别开生面，其影响及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